近来常蒙读者寄示关于批评本刊或记者个人的言论，记者一方面对于指教者之殷切，不胜感谢，一方面对于指教者的诤言，亦无不虚心考虑，尽量容纳，间有出于别有成见，则听诸社会公判，不愿多所词费，或系出于误会，则亦根据事实，径函解释。最近又承一位热心读者寄示某报一张，中有一文，题曰：《（生活》周刊之今昔》，劈头就说：

邹韬奋主办之《生活》周刊，以立论之清隽犀利，年来甚受普遍的读者欢迎，闻其销数已达十余万份，骎骎乎与新、申诸大报相埒，邹韬奋亦由一清贫之文人，一跃而为大红特红之时代名人，筑洋房，拥艳妻，出入以汽车代步，举止豪阔，匪复吴蒙。

该文接下去就引记者在本刊第十六期所作《艰难缔造中的〈生活日报〉》一文里所提起的本刊最初艰苦备尝的一段事实，引了之后，接着说道：

于此足见邹氏之得有今日地位（此处原注：月入数千圆），未尝不惨澹经营，历尽坎轲者，而该周刊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之成绩，信不能不令人叹服……

记者看了这两段话，初觉既是出于误会，本想径函答复，略作解释，继而觉得该文含有两点颇重要，似有提出申论的价值：一是公私经济的界限；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值得以个人私利为对象而向前努力？

该文一方面叙述本刊的发达，同时即接着断言记者“筑洋房，拥艳妻，出入以汽车代步，举止豪阔”，是直好像本刊的公款收入就是记者私人腰包的丰满，公私经济是可以没有界限的。其实本刊的收入须用于本刊自身的事业上面，与记者私人的腰包并未发生联带关系。就事实言，记者在未接办本刊的五六年前，半天在一个中学校里教英文，半天在一个教育机关里编译丛书，现在所得的月薪，比较五年前当教书匠时代的每月收入比较一下，还少十只大洋（本刊除月薪外并无分花红的办法）。记者是否因本刊的发达而在个人经济上发了财，是不辩自明的事实。讲到我个人数年来的负担，有大家族十余口的牵累，有小家庭六七口的牵累，还须帮助一个弟弟求学，家里一有病人，我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幸而自己曾于公余译了两三本书，有些版税拿来贴补贴补，否则早已索我于枯鱼之肆。讲到“妻”，确有一个，“艳”不“艳”，我自己无须多辩，不过这个“妻”我已娶了七年，我“主办”本刊迄今不到六年，就是“艳”也不是靠着本刊的发达才“艳”起来的，这也是不辩自明的事实。讲到“筑洋房”吗？我所租的是单幢两层楼的屋子，和一个也有家眷的亲戚同住，他们住在三层楼，我和“艳妻”以及两男一女，五口子就住在二层楼的一间卧室里，“豪阔”到那里去？至于“代步”，我只有常常对不住我的两腿。我常对我的“艳妻”说，我不过是家里的一个帐房先生，每次领得薪水到家，涓滴归公，她当着我的面前就支配给我看，这样若干，那样若干，常常不够，看去已十分省俭，我又无法叫她紧缩，官署可以裁员，我又未便把那个儿子或家中人裁出去，只得说等到有版税拿时再说，所以我的“艳妻”常拿“版税”两字和我开玩笑，因为我两手空空，一来就拿“版税”做盾牌。这种种属于个人的事情，我原不愿说来糟蹋本刊的篇幅，不愿说而又说了一些出来，是要说明公私经济应有严格的界限。本社平常对此点异常注意，凡与社中公事无涉的信件，记者向来不用社中的信笺信封，不耗费社中一分邮票，即其一例，不但记者如此，本社各同事都如此。我们的帐目，每半年必经过会计师的严密查核，公私经济绝不容有丝毫的含混。愚意公私经济须严分界限，这是任何事业的基本条件，本社同人不过尽其分所应尔罢了。至于所谓“大红特红之时代名人”，记者的工作专注于本社事业的范围，绝不藉本刊为个人有所活动，“红”与不“红”，“名”与不“名”，非所愿问。

记者不以自己为穷苦，亦毫无怨怼自己穷苦的意思，且鉴于天灾人祸，万众流离，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同胞遍地皆是，我每自愧其享用之已为过分。非谓“穷苦”本身之有何可羡，惟当此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每念大多数同胞水深火热之痛苦，实不胜其歉疚愧怍，在我们个人方面多一分刻苦，也许可少一分不安，少一分罪戾。由此也可略略说到第二问题，即我们如为社会公共福利而努力于一种事业，把它看作社会的事业，而非个人的事业，便觉值得奋勉；若不过为个人私利而孜孜，便感觉人生之毫无价值，所以我们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