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九年春假，余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侨大创办人王淑陶，与君毅旧识。此校创于香港，迁来广州。其时共军已南至徐州。余念于人事素疏，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惶迫。同事许思远上海送行，谓，君暂避甚佳，盼九月能在此重晤。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也。
及共军渡江，上海战事日紧，政府大部分机关已迁至广州。一日，应行政院长阎锡山邀，晤之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两党党员。以学校教授资格者，惟余一人。余即席发言，谓，当抗战时，军队占最前线，政府居中指挥，教育界知识分子最在后方，惟受蔽护。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余意仅盼政府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惜是日会场中，无人提及此层。余亦仅发一场空言而止。
又一日，在街头，忽遇老友张晓峰。彼乃自杭州浙江大学来。告余，拟去香港办一学校，已约谢幼伟崔书琴，亦不久当来，此两人乃余素识。又一人治经济学，余所未识。今亦忘其名。晓峰邀余参加。余谓，自一九三七年秋起，屡荷浙大之邀，仅赴遵义作一短期停留，有负盛情，每以为憾。此次来广州，本无先定计划，决当追随，可即以今日一言为定。晓峰又告余，近方约集一董事会，向教育部立案，俟事定再告。但此后不久，闻晓峰已得蒋总统电召去台北矣。
又一日，余特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询其此下之行止。适是日寅恪因事赴城，未获晤面，仅与其夫人小谈即别。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辞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龙车站，坚邀其返。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中未再往访，遂与寅恪失此一面之缘。今闻寅恪因红卫兵之扰，竟作古人。每一念及，怅恨无已。
又一日，与君毅同去广州乡间访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入室弟子也。十力只身寓其一学生家。余两人留一宿。十力亦无意离大陆，后去北平，闻其卒于沪上。又梁漱溟时在重庆，余与某君晤，顷已忘其名，由其作书劝漱溟来粤，亦未得复。又罗倬汉陪余同去访寅恪，后余在港办新亚，屡函促其来，亦拒不至。又杨树达，余晤之于广州中山大学，亦不久离粤返湘。如此之类，难于缕举。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
二
余在侨大得识同事赵冰，一见如故。秋季侨大迁回香港，赵冰夫妇与余偕行，余即宿其家。后乃借一中学校教室，暑假无人，余夜间拼课桌铺被卧其上，晨起即撤被搬回课桌，如是为常。
嗣又得教育部函邀孔子诞辰作公开演讲重返广州。乃闻幼伟书琴两人已抵港，进行创办学校事，而余在香港竟未获与彼两人谋面。校名为亚洲文商学院，由幼伟约其友人刘某为监督，派余任院长。余去函声明，决践宿诺，返港共事，惟院长一职，万不愿任。一则人地生疏。二则粤语英语均所不习，定多困难。三则与监督刘君素昧平生。恳幼伟书琴另商。不日，幼伟书琴特嘱晓峰原邀之第三人治经济者返粤，携幼伟书琴函，面告一切，促余速返港。迨余抵港，晤及幼伟书琴，乃知依港例，申请创办学校，必由监督一人出面负责。刘君夙居香港，与幼伟熟稔，故请其任此职，俾便与香港教育司接头。并谓院长一职，亦已正式立案，成为定局，极难临时更动。此后校中一切事，彼两人必尽力应付。余见事已如此，只有勉允。
不久，幼伟忽得印尼某报馆聘其去任总主笔。书琴力劝其行，谓狡兔三窟，香港新校究不知若何维持，幼伟去印尼亦可多得一退步，港校事彼当加倍尽力。余见彼两人已同意，亦无法坚留幼伟。而赴广州面促余之某君，亦留粤不再返。于是亚洲文商之开学，实际乃由余与书琴两人筹划。有时书琴夫人亦在旁预闻鼓励。余即邀在广州新识之张丕介，时在港主编《民主评论》，恳其来兼经济方面之课务。又商得君毅同意，彼随侨大来港，恳其兼任幼伟所遗哲学方面之课务。书琴则任教务长一职。于一九四九年之秋季十月正式开学。时并无固定之校址，只租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之课室三间，在夜间上课，故定名为亚洲文商夜校。又在附近炮台街租得一空屋，为学生宿舍。
开学后不久，丕介偕其在重庆政治大学之旧同事罗梦册来晤面。余抗战时赴重庆，曾与梦册在政大有一席之谈话。至是亚洲文商遂又获一新同事。又君毅旧友程兆熊，亦来港，亦聘其任教。惟彼不久即离港去台，在台北代为亚洲文商招生，得新生约二十人左右，由台来港。亚洲文商在港新生仅得约四十人左右，至是乃增至六十人之数。
余在港又新识一上海商人王岳峰，彼对余艰苦办学事甚为欣赏，愿尽力相助。遂在香港英皇道海角公寓租赁数室，作为讲堂及宿舍之用，安插自台来港之新生。而余等则在日间赴香港上课，夜间则仍在九龙上课。时为一九五○年之春，即亚洲文商学院开办之第二学期。余与君毅暂住九龙新界沙田侨大宿舍，两人轮番住炮台街宿舍中，与诸生同屋。
三
一九五○年之秋，岳峰斥赀在九龙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楹，供学校作新校舍。余遂商之监督刘君，拟改学校为日校。刘君似以此一学年来，学校事皆由余接洽主持，彼不欲再虚膺监督之名。乃告余，亚洲文商乃彼所创办，不欲改日校，亦不愿将校名相让。当由君另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创办新校。余遂赴香港教育司另请立案。其时书琴夫妇亦因台北来邀，离港而去。新校遂由余一人主持。
学校自迁桂林街，始改名新亚书院。桂林街乃在九龙贫民区中新辟，一排皆四层楼，学校占其三单位中之三四两层，每单位每层约三百尺左右。三楼三单位中，一单位是学生宿舍，另两单位各间隔成前后两间，得屋四间。前屋两间向南，各附有一阳台，由丕介君毅夫妇分居。丕介后屋一间，余居之，君毅后屋一间，为办公室兼余及张唐两家之膳堂。四楼三单位共间隔成四间教室，两大两小。梦册夫妇由岳峰另赁屋居之。
同事亦大增，吴俊升士选本为教育部高教司长。教育部自广州迁台北，彼亦来港，别与数人创一学校，而为况极冷落。至是遂来新亚任课。又介绍该校同事任泰东伯来任英语课。东伯曾任西方某团体英译汉书事，与余为新识。刘百闵罗香林亦来任课，两人皆旧识。张维翰莼沤在滇相识，曾邀余至其家午餐长谈。余极赏其屋宇精雅，花木幽茜，有诗人之致。至是亦在港晤面。彼谓，君艰苦创学校，恨无力相助，愿义务任教国文一课，以表同情。梁寒操新相识，亦来任国文课。卫挺生曾于某年暑假在庐山晤面，彼询余留学何国。余告以年幼失学，未获进国内大学，更无出国机会。彼谓与君虽初见面，然君在商务出版之《论语要略》特在家教子诵读。我两人实如故交，幸勿过谦。余谓此乃实语，非谦辞。彼谓，君未受新式教育，于《论语》一书，以如此新的编纂，表达如此新的观点，更非常情所能想像。至是亦在港再晤，来校任经济方面之课务。又陈伯庄，在重庆相识，曾书柬往返有所讨论。至是亦再晤面。彼家近桂林街，喜围棋，余亦已破戒，遂常至其家对弈。彼亦来校任社会学方面之课务。兆熊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诚辞修有戚谊，其返台时，辞修留其居台。但兆熊仍返港，愿与余等同甘苦，来校继续任课。学校无法为彼安排住处，乃举家住郊区沙田。为省交通费，往返十数里，每日作长程徒步。又有杨汝梅，在大陆金融界负盛名，与余为新识，亦邀其来校任教。
当时在香港学校任教者，例必详列其学历资历报教育司。时香港教育司亦特聘国内流亡学人某君任秘书，见新亚所聘各教授，均系国内政界学界知名负时望者。论其人选，香港大学中文系远不能比，新亚遂因此特受教育司之重视。某日，教育司长高诗雅亲来巡视，适余不在校，见楼梯口有新亚书院大学部一匾，嘱移去勿悬室外。香港惟有一大学，即香港大学。居民皆径称大学堂，不闻有称香港大学者。自不能破例许人另立一大学。然教育司于新亚特多通融，有所请乞，皆蒙接受，甚少为难。殆亦震于新亚之教授阵容有以使然也。
新亚又另组董事会，请赵冰为董事长，亦在学校任课。其他如寒操等，皆邀为董事，多粤人所推敬。而赵冰为香港大律师，尤受港人重视。香港律师职务名利兼高，惟大律师占极少数，业务亦冷落。香港除英国法律外，亦兼行大清律例。赵冰于此方面，乃一人独擅。然登其门者，如夫妇父子等涉讼，赵冰必先晓以大义，详述中国伦常大道，劝其自为和解。或竟面斥，不啻如一番教诲，使来者难受。余常亲往其事务所，赵冰每一人寂居，携便当充午餐，门可罗雀。得其允为辩护者，数十案中难得一案。故虽为香港政府所重视，而其家境清寒，不仅为律师业务中所少有，亦知识分子中所稀见也。故新亚董事会亦先与学校有谅解，专为学校法律上之保护人，而绝不负学校经济方面之责任。
学生来源则多半为大陆流亡之青年，尤以调景岭难民营中来者占绝大比数。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间之楼梯上者。遇余晚间八九时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脚踏襆被而过。或则派充学校中杂务，如扫地擦窗等，可获少许津贴。而学校亦并无一工友，仅一厨师治膳食，由岳峰家派来。一人管理一切文书缮写，由广州教育部流亡来之某君任之，此人亦得暇旁听课业。有好许学生，一俟其家在台定居，即中途离校而去。至如香港居家者，因见学校规模穷陋，应考录取后，亦多改读他校。否则亦随例请求免费，或求免一部分。总计全校学生不到百人，而学费收入则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
其时学校经费日形窘迫，而同人课务则不甚烦重。不得已乃规定钟点计薪，任课一小时受酬港币二十元。同人坚持余必支最高薪，乃任课十时，月薪港币两百。依次而下，至港币八十一百不等，然仅为一时维持之计。
时贺光中负责港大中文课务，屡来访谈，劝余去港大兼课。余力拒之，介绍罗香林去，亦仍兼新亚课务。又由在港之美国亚洲协会介绍菲律宾大学文学院长某君来见。告余，彼校获美国协款，须成立一东方学系，拟聘能任中国课程而纯粹以英语教授之中国学者三人，一人聘自台北，两人拟在香港遴聘，请余代为推荐。余念新亚在艰困中勉维岁月，薪给难供一家果腹，得有此机会，同人中尽有能胜任者，向外推荐，扬播中国文化亦于国家民族前途有益。因告某君，此事当代为尽力。惟中国规矩，教师当由学校主动聘请。今贵校依西方例，须愿去任教者先自具函向学校申请。倘余所推荐之两君，或为此拒不前往，余亦无以勉强。倘贵校肯依中国例，先具聘函，余必当从旁促成其事。某君请提两人姓名，当归后商之。余所荐一为卫挺生，一为任东伯。某君归不两月，又来港，携学校聘函，并谓亲来面呈，以表郑重。两君去，皆于聘期满后获续聘。挺生后赴美国，东伯则仍回新亚，随又转来台北。挺生曾热心详考徐福入日本故事，逮其在美后，犹曾来书讨论。则其时新亚拥有许多国内来港之名教授，已为外国人所知也。今两君均已逝世矣。
新亚初创时，又设一公开学术讲座，每周末晚上七时至九时在桂林街课室中举行。校外来听讲者每满座，可得六十人至八十人左右。学生留宿校内者，只挤立墙角旁听。有一老者，每讲必来，散会后，仍留三楼办公室闲谈。乃知其为江苏南通籍沈燕谋，与胡适之同年出国留学，在美学化学，归国后协助张謇季直在沪办工厂。以其余暇，浏览古籍，方专意陈寿《三国志》。在港无事，交谈既熟，遂成至友。盖余等之在此办学，既不为名，亦不为利，羁旅余生，亦求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此讲会能对社会得何成效，亦所不计。而海外逃亡获交新友，亦枯寂生命中一莫大安慰也。
四
旧识张君劢，又在香港相晤。君劢又提旧议。谓君今当知追悔。彼方欲约集民社青年两党及其他人士流亡在港者，共创一新党，勉余加入。余言，君积年从事政治活动，对国家自有贡献，鄙意向不反对。特今日局势大变，欲在国民党共产党外另创一新政党，事非仓促可成。鄙意宜邀合数人，作精详之商讨，从根本上草创一救国家救民族之百年大计。先拟一新政纲，然后本此政纲再邀同志，创建新党。此新党之党员，宜少不宜多。此新党之活动，宜缓不宜急。务求培养新精神，贮蓄新力量，作久远之打算。不宜在眼前只求经济充裕，声气广大。流亡无出路者人数何限，骤谋乌合，仅增扰乱，何期贡献。倘君有意先邀集此会议，余亦愿陪末席，供献刍荛。忽一日，在茶楼又晤君劢，彼告余最近即拟赴印度，已曾以余意转告诸友，盼随时同商大计。余言，前所告者，乃创建新党之根本大计，余虽未获与君深交，然亦略知君之为人，故敢轻率妄言。但此决非筑室道谋之事，与余不相熟者，纵不以迂愚相讥，余又将从何处发言。姑俟君印度归后再谈可也。此后在港，即闻有一第三党之酝酿，并有美国方面协款支持。屡有人来邀余出席会议，余终未敢一赴其会。一日，方将成立第三党中之某君来访，告余，有意与余共同办学。新亚经费彼可独力支持，并由余一人主办。彼只求再办一新亚附属中学，与新亚采同一方针，同一步调进行，余亦缓却之。彼后乃办一杂志，约梦册主持，梦册辞新亚职务。其时新亚同人生活难求温饱，余亦正求为同人介绍生路，遂无法挽留。
王岳峰之经济能力有限，亦尽能为新亚顶押一新校舍，又维持其前一两月之日常经费，以后即不再能供给。新亚已达山穷水尽之绝境，同人等皆盼余赴台北，倘获政府支援，或可再维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