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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新亚书院(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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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之冬,余以新亚全校同人力促赴台北,期获救济,少维年月,再谋发展。某日,乘飞机抵台北,已有数人奉蒋经国先生命来机场迎候。是夕,宿火车站近旁之励志社。翌晨,即蒙蒋总统召见午宴,由张晓峰陪赴士林官邸。是日,适大陆派伍修权赴美国,出席联合国讲演。总统在市区总统府开会未归,电话来官邸,嘱稍待。总统夫人陪坐,命煮汤团充饥,并与余谈伍修权事。余谓伍修权此行决无成果。夫人言,当持反对意见发问,俾君畅言,幸勿介意。如是往返问答,总统府亦屡来电话。逾午刻,总统返。即设午宴,席间总统垂询新亚事。余所最受感动者,所进米饭乃当时之配给米,甚为粗糙。念总统高年亦进此米,余等稍涉艰难,何敢直率以告。遂趑趄以他语搪塞。

隔日之晚,行政院陈辞修院长亦在其官邸招宴。同座者仅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孟真一人。余与辞修院长乃初识,是夕所谈多由孟真与余畅论有关前清乾嘉学术方面事。又一日,经国先生招宴,所进亦属配给米。又一日,谒教育部长程天放于其官邸。时教育部官邸尚在台大左外侧市郊僻处,一切设备极简陋。自念国难方殷,何忍以新亚处境渎陈,遂亦绝口不谈。

又一日,居正觉生招宴。觉生乃抗战时期重庆旧识,询余新亚事。谓,闻君创办此校极艰辛,此来亦向政府有所请乞否。余详告经过,并谓依理应向教育部陈述。然观教育部之拮据,亦何忍开口。觉生言,君幸稍待,我当为君作一安排,再以相告。越日,觉生告余已为代洽,某夕在天放部长寓邸餐聚,届时总统府、行政院、中央党部均有负责人列席,可共商之。是夕,余在席上仅陈在港一年半之观感所及,供政府作参考。乃述及新亚事,谓最渴需者,各位任课人之钟点费。最低以每小时每月港币二十元计,再加其他紧急开支,全校每月至少需港币三千元,勉可维持。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言,今夕陈院长因事不克来,新亚事明晨转达,行政院应可承允协助。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雪艇继言,此来得总统面谕,行政院协款几何,总统府当从府中办公费项下节省出同额款项相助,遂定议。惟行政院协款须留待提出立法院通过,约需待明春始可作正式决定,总统府款则立可支拨。余言得总统府协款,目前难关已可渡过,此后当续报情况。此夕之会遂告结束。后余亦再未向行政院提起对新亚协款事。

余此来目的已达,群劝余作中南部之行,略观台湾情况。北大旧同事陈雪屏,时长台湾教育厅,派一员同行,俾沿路接洽,在各中学作讲演。余之此行又别有一私事。前在无锡江南大学曾撰《庄子纂笺》一书,遍检群籍,犹有近代著作两小书未见。此来,询之中央研究院,悉皆藏有,乃设法借出,携以南行。至台南工业专门学校,即此后之成功大学,其校长官邸移作宾馆,屋舍宽敞,有园林之胜。余得一人借宿馆中,环境清幽,日夜展读此两书,选录入余之《纂笺》中。旬日完工,《纂笺》一书遂得成稿。

余又去凤山,在陆军官校作讲演。总司令孙立人邀余至其屏东寓邸,乃前日本空军军官宿舍。楼屋数十座,尚多空置,未经派定居家。余告立人,总统府秘书长王雪艇告余,万一香港有变,政府派船去港,新亚学校可获优先第一批接运来台。学生可转各学校肄业,惟教师及其家眷未蒙提及。此处多空楼,君肯暂留数座备济急否。立人问需若干。余答,有四五栋即够。立人允之。余此行为新亚前途乃得一大解决。归后告诸师生,皆欣慰万状。

余又去冈山海军官校。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适因公去台北,由副总司令马纪壮接待。余又去彰化,爱八卦山之幽静,一人独宿一空楼,历一星期始离去。适永清返冈山,邀余再去,又留宿数日。永清偕余去澄清湖,其时尚为一荒湖。两人坐沿湖草地上,欣赏湖景。遥望湖中一山,永清指以告余,君肯留台,可在此湖中山上定居,真读书胜地也。海陆两官校皆近,君可分别去讲学,振作士气,亦大佳事。余答,新亚师生在惶栗不安中,余不能不归去共患难。此湖如在仙境,仅可留余梦想中矣。时海军官校有大鹏剧团正上演,每夜必往观赏。适齐如山亦来,畅谈平剧种种艺术特胜处,亦此行意外一快事。

余此来又得意外两收获。先在台北省立师范学院即此后之师范大学,由刘真白如院长邀,作系统讲演凡四次,总题《文化学大义》,由及门杜呈祥整理,即在励志社写定,付正中书局印行。又由国防部总政治部之邀,由萧政之来洽,续作七次讲演,题为《中国历史精神》,由及门杨恺龄整理讲辞,再加改定。先由印尼某报社印行,嗣后再在台重印。自念一九四九年初离大陆,至是重履国土,旧识新交,日有接触。痛定思痛,语多感发。余对国家民族前途素抱坚定之乐观,只望国人能一回顾,则四千年来历史文化传统朗在目前,苟有认识,迷途知返,自有生机。余此两次讲演大意只在此。

又在各学校之讲演辞,择定题目撰写成文,归纳为《人生十论》一书。要之,在真实遭遇中吐肺腑话,与以往多作学术性论文有不同。书生报国,仅能止此。自悼亦自惭矣。

一九五一年之夏,香港大学中文系新聘英国人林仰山为系主任。一日,偕及门柳存仁来访。柳存仁乃北大学生,抗战时转上海,曾在某杂志连续撰写《北大人》数篇,其中一篇专述余在北大授中国通史一课之情形,颇获传诵。余抗战期中返上海,存仁偕余访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余来香港,存仁亦在港某中学任教。后在某次宴会中,有人当存仁面告余,某年旧历元旦彼去存仁家拜年,存仁方杜门读余《先秦诸子系年》,乃其手钞本,亦一奇也。存仁后去澳洲,任某大学教授,精治道藏,与余常通函,报告其研究所得,至今未绝。林仰山久居中国,曾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日军来,拘入集中营。在拘禁中,亦读余《先秦诸子系年》。他日出其书相示,多处有批校,知其亦用心甚至。

仰山邀余至港大任教。余答以新亚在艰困中,不能离去。仰山坚请,谓,君不能离新亚,来港大兼课,事无不可。余答,新亚事万分艰辛,实不容余再在校外兼课分心。仰山谓,君来港大,不仅港大诸生同受教益,并港大中文系一切课程编制及系务进行亦得随时请教。又谓,港大近得美国在港救济知识分子协会一款,可聘任若干研究员。君可否兼任港大研究员名义,时间可无限定。余为其诚意所感,答,愿在必要时参加港大中文系集会,贡献意见,惟以不任职,不授课,不受薪为原则,仰山无以强。

林仰山来港大主任中文系,贺光中辞职离去。罗香林、刘百闵皆改聘为专任。两人皆新亚旧同事。百闵并在余来台时,多方尽力为新亚谋渡难关,与余情意犹密。故余屡次去港大中文系出席会议毫无拘束。仰山又定同系诸教师每月必有一宴集,轮流为主人,余亦必被邀参预,但终不许余为此项宴集之主人。

某年,港大中文系创有东方研究院《东方学报》之出版,余为特撰《孔子与春秋》一篇,仰山刊为首篇。后余去伦敦,尚得彼中治汉学者之称道。以后此篇收入余著《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一书中。又仰山来商,余之《先秦诸子系年》,愿否由港大出版部重为出版流传。适余此书在抗战期中颇有增订,遂以最后定本与之,由港大出版部重新排版付印。

又一九五五年夏,港大赠余博士学位,闻亦由林仰山与高诗雅两人之动议。十余年后,中文大学成立,余正求辞去新亚院长职。翌年夏,林仰山亦年届退休,将返英久居,乃嘱罗香林与余新亚及门弟子余秉权时亦在港大中文系任教,分别来转达仰山意,欲于其退休前,先向学校提议,聘余为中文系教授,征余同意。余告香林秉权,此次辞职,新亚同人皆表反对,正在商榷中,若余先接新聘,将很难对新亚同人乞谅。故余必于正式辞职后,再作他谋。翌年之夏,仰山夫妇离港,余亦往码头亲送之。顷仰山已逝世多年,异国友情,亦良堪悼念。

是年美国人艾维来香港主持香港美国之亚洲协会职务。初到,即来访,谓在美有人介绍,故特来访。艾维尚年轻,直率坦白,一见如故。谓初来一切摸不到头脑,但知余创新亚之艰辛,他日有可能,必尽力相助,遂常来往。

又是年因余在台北受张晓峰编纂《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之约,允写《中国思想史》及《宋明理学概述》两种。返港后,每于夜间灯下,先写《中国思想史》,于五一年八月成书,翌年十一月在台北出版。余又于五一年冬再赴台北,因前一年来台,在台中得识台籍数友。彼辈意欲余在台办一新亚分校,来函告余已选定校址。港方同人亦以新亚在港困顿无发展,倘在台办分校,或可获新生机,遂又促余行。余抵台后,即去台中,观察所择地址。在郊外,离市不远。背临山,草坪如茵,溪流纵横,地极宽敞,旷无人烟,将来宜大可发展。时刘安棋驻军台中,告余,学校建筑可派军队任之,于地价外又可省工资。君应急速从事。

余返台北,即向行政院长陈辞修报告。辞修告余,政府决策不再增设大学。余谓,多增大学,毕业生无安插,固滋不安。但为长久计,大学毕业高级知识分子恐终嫌不够。余又谓,闻明年美国教会将来台设立一新大学,不知政府何以应之。当时台湾称大学者惟台湾大学一所。此国外教会所拟来台创办之大学,即翌年成立之东海大学。辞修言,此事容再思之。

余既未得政府明白应允,而滞留已数月,拟即归。何应钦敬之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来邀作讲演。余择《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题,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共讲五次,是为余在台北有系统演讲之第三次。他年此书及去岁所讲《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香港大学定为投考中文系之必读书,因此香港中学生多诵此两书,至今不辍。

余讲演方毕,忽又朱家骅骝先来邀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作一次讲演。依例该会按月一讲,自该月十五至下月十五为一期。时适在四月初,骝先云,三月份讲会尚未举行,恳余少留在十五日前作一讲。余允之。不日,骝先又来云,顷一法国某君过此,不克多留,拟将君讲期让之。四月十六日为四月份讲期之最先第一日,恳君即移是日讲演,幸君再稍留。余亦允之。不日,骝先又来告余,谓常借用之讲堂共有几处,不巧是日均不克借用,顷借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之惊声堂,乃为该堂第一天使用日。届时当派车来接,余亦漫允。及期,余忽觉心神不安,骝先派车未到,余径自雇街车去,适该车夫不识地址,过门不停,驶尽一街,乃知有误,回头再觅,始得。上讲堂已误时,听者盈座,楼上座位亦满。有立法委员柴春霖,约友数人游士林花圃,诸友乘原车赴阳明山,春霖独云,需听讲演,一人雇车来惊声堂,坐楼上。余讲辞已毕,待听众发问,前座有人先离去,骝先见春霖在楼上,招手邀其下楼来前座。余方答问者语,忽屋顶水泥大块坠落。盖惊声堂建筑方竣,尚未经工程师验收,提前使用,乃出此变。时余与骝先骈肩立讲台上,余一手表放讲桌上两人间。泥块直击余头部,骝先无恙,即桌上手表亦无恙,余则倒身泥块下。一堂听众惊声尽散,忽有人忆余倒台上,乃返,从泥块中扶余起。一人见余头部血流不止,乃以手持笔记本掩之。出门漫拉一车,直送附近之中心诊所。余已不省人事。但尚闻一人言,我乃代表总统来慰问。又闻一人云,彼已死去。盖春霖坐前座,被泥块击中胸部。彼本有心脏病,送来医院即气绝。余与春霖不相识,始终未睹其一面,然春霖不啻为余而死,每念此事,不胜惋然。又闻人云,今当送君移手术室。余既一切不知,乃能闻此三语,亦心理学上一稀遘之经验也。

过一宵,晨醒,漫问余在何处。旁一女护士云,在医院中。余忽忆及有一讲演,未去出席,奈何。女护士告余,讲演已毕,乃来此。余竟全不记忆。稍后,乃渐忆起,直至屋顶泥块下坠前,余方作何语,亦记及。此下则全由别人相告,即头部痛楚亦不自知。若果从此死去,则生不知何由来,死不知何由去,真亦人生一大糊涂,亦人生一大爽快矣。是日为一九五二年之四月十六日,余五十八岁,诚为余此后生命中最值纪念之一日。

余在病中得新亚同人来信,知香港政府新定法令,凡属私立学校,其为不牟利者,须据实呈报,由港政府详查核定。余遂函嘱由新亚董事长赵冰代劳一切。结果得港政府认许新亚乃为香港当时唯一独有之一所私立不牟利学校。此亦新亚一难得之荣誉也。

余之赴惊声堂讲演,先有前在成都华西大学一女学生郭志琴在门口守候,陪余进入讲堂。及余被泥块击倒,志琴外尚有前在苏州中学旧学生杨恺龄,及其夫人邹馨埭等数人护送余至中心诊所。馨埭挤上车坐未稳,不意车忽驶动,掉下车,受轻伤。此后病中问候者不绝于户,惟彼等诸人则晨夕来侍病。及余能出院赴台中养病,由志琴一人陪余同车往。旧日师生一段因缘,不谓至是仍有如此深厚之影响之存在,是亦人生大值欣慰之事也。

余伤未深入脑部,余清醒后,医生即来告余,此下三日无变化,静养即可速愈。又田沛霖亦在前座受伤,与余同进医院。医生言,君病断无危险,但不能早痊。及余出院,沛霖则尚留院中。

余在台中住存德巷,台北广播公司一空宅中。《历代政治得失》之讲辞,即在此改定。又常向台中省立师范图书馆借书,所阅尽南宋以下文学小品。他年余著《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篇,自谓稍有发明,则皆植因于此。

余在存德巷养病时,适新亚学生胡美琦服务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日来相陪。前后约共四月,余始转台北、返香港。而余之头部常觉有病,阅一年后始痊愈。

翌年,一九五三年初夏,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卢定教授来香港,约余在其旅邸中相见,苏明璇陪往。明璇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其妻系师大同学,曾亲受余课。又明璇曾在台湾农复会任事,北大校长蒋梦麟为主委。及是来香港美国亚洲协会任职,故与余一见即稔,常有往来。据一九八○年卢定来香港参加新亚三十周年纪念之讲词,知其当年来港前,先得耶鲁大学史学系同事瓦克尔教授之推荐,故卢定来港后,余为其相约见面之第一人。瓦克尔曾在一九五二年先来香港,后又来港任亚洲协会事,与余亦甚相稔。是晨,卢定告余,彼受雅礼协会董事会之托,来访香港、台北、菲律宾三处,以学校与医药两项为选择对象,归作报告,拟有所补助,俾以继续雅礼协会曾在中国大陆长沙所办医院及学校两事未竟之业。彼谓,君为我此行首先第一约见之人,如有陈述,请尽直言。余答,蒙约见,初无准备。君既负有使命,倘有垂询,当一一详告。卢定闻余语,面露喜色,随于衣袋中掏出两纸,写有二三十条,盖事先早书就者。遂言,如我所问直率琐碎,幸勿见怪。余答,尽问无妨。

卢定首问,君来港办学校,亦意在反共否?余答,教育乃余终身志业所在,余在大陆早已从事教育数十年,办学校自有宗旨,决不专为反共。卢定又问,君办学校曾得台湾政府补助,有此事否?余答,蒋总统乃以与余私人关系,由总统府办公费中拨款相助,与政府正式补助性质不同。卢定又问,以后倘得他方补助,能不再接受此款否。余答,此项补助本属暂时救急,倘新亚另有办法,此款自当随即请停。卢定又问,倘雅礼能出款相助,须先征港政府同意,君亦赞成否?余答可。以下卢定逐条发问,余逐问回答。自上午九时起,已逾中午十二时始问答完毕。三人遂出外午餐。卢定又随问余对宗教之态度。余答,余对各宗教均抱一敬意,在余学校中,耶回教徒皆有,并有佛寺中之和尚尼姑在校就学者。但余对近百年来,耶教徒来中国传教之经过情况则颇有不满处。卢定屡点首道是。余又告卢定,余决不愿办一教会学校。卢定亦点首。惟卢定言,雅礼倘决定对新亚作补助,仍须派一代表来,俾其随时作联系。余谓此属雅礼方面事。但此一代表来,不当预问学校之内政。卢定亦首肯。

相晤后数日,卢定即去台北。返港后,又约相见。卢定告余,彼不拟再往菲律宾,已决以新亚一校为雅礼合作对象。并嘱余,分拟年得美金一万、一万五、两万之三项预算,由俾携归,俟董事会斟酌决定。余遂写一纸与之,定年得一万则另租一校舍,一万五则顶一校舍,两万则谋买一校舍。卢定见之,大表诧异,云,闻君校诸教授受薪微薄,生活艰窘,今得协款何不措意及此。君亦与学校同人商之否。余答,君与余屡见面,但未一至学校。余因指桌上一茶杯云,如此小杯,注水多,即溢出。余等办此学校,惟盼学校得有发展,倘为私人生活打算,可不在此苦守。如学校无一适当校舍,断无前途可望。请君先往新亚一查看。一日,卢定私自来新亚,遇及两学生,在课室外闲谈而去。适新亚举行第二届毕业典礼,在校外另借一处举行,亦邀卢定前往观礼。卢定来,礼成,留之聚餐,与诸同人分别谈话而去。后新亚三十周年纪念,卢定演词中谓,是夕见新亚学校师生对余一人之敬意,深信此校之必有前途。

卢定临别前告余,彼返美后,雅礼董事会定于新亚有协助。惟君对此款,仍当作学校日常开支用,至于校舍事,容再另商。又约一美人萧约与余见面,谓彼亦雅礼旧人,今居港,有事可约谈。及卢定返美后,来函云,补助费按年贰万五千美元,又超原定最高额之上。但萧约延不交款。一日,萧约来校告余,天热,教室中不能无电扇,已派人来装设。余因语萧约,谓君告余雅礼款已到,今延迟不交,岂欲新亚先拒台北来款否?此事决不可能。苟余得雅礼协款,再谢辞台北赠款,始有情理可言。如欲余先拒受台北赠款,以为获取雅礼协款之交换条件,以中国人情言,殊不妥当。萧约道歉,即送款来。时为一九五四年之五月。新亚乃具函谢总统府,时总统府秘书长已易张群岳军。赠款乃从此而止。

同时艾维来告,有关校舍事,卢定在离港前曾与彼相商,当另作筹措,幸勿为念。余初来港,人心惶乱,亦曾为新亚经费多方向大陆来港商人辗转请乞。其稍有关系者,亦曾出力相助。惟所开支票,既不列受款人姓名,亦不列付款人姓名,若恐他日或因此受累。余亦遂不敢以此扰人。余初次自台北返港,教育司即派人来邀余到教育司一谈,云有人向政府告密,谓君实去广州,非去台北。教育司因受政府嘱,不得不邀君亲来解释,此亦政府礼待之意,务恳原谅。余适有台北返港证一纸留在身边,乃携赴教育司。司中人以咖啡点心相待,欢语移时,屡表歉意。如此类事,不胜枚举。及是时局渐定,然新亚得雅礼协款已普遍流传,欲再获他方协助亦成难事。或有疑新亚不获中国社会同情,乃始终仅赖雅礼一方协助,此一层在余心中常滋惭恧,然亦无可语人也。

卢定离港后艾维又来访,语余,新亚既得雅礼协款,亚洲协会亦愿随份出力,当从何途,以尽绵薄。余告艾维,新亚创办乃因大陆遭剧变促成。余意不仅在办一学校,实欲提倡新学术,培养新人才。故今学校虽仅具雏形,余心极欲再办一研究所。此非好高骛远,实感迫切所需。倘亚洲协会肯对此相助,规模尽不妨简陋,培养得一人才,他日即得一人才之用,不当专重外面一般条例言。艾维深然之。谓愿出力以待他日新机会之不断来临。乃租九龙太子道一楼,供新亚及校外大学毕业后有志续求进修者数人之用。新亚诸教授则随宜作指导,是为新亚研究所最先之筹办。时为一九五三年之秋。

是年初秋,余胃病又发。初在成都华西坝患十二指肠溃疡,直至到无锡江南大学始渐愈。至是,又剧发。经常州中学旧同学费保彦子彬诊治。子彬乃武进孟河世医,曾义务为新亚校医,历年师生病,多经其诊治。余病稍愈,遂移住太子道研究所,经某西医调理,并日常在太子道九龙塘往返散步,但迁延经久不愈。新亚一女学生,其父亦西医,屡言欲来为余诊治,其家住香港筲箕湾。余告其女,余病已渐愈,路远幸勿来。一日,其父忽至,言非来为余进药,乃特有一言相告。因云,彼在日本学医时,识一日本老人,常相偕远足登山,壮健异常。老人言,汝乃一中国人,何来此学西医。我曾患内脏各部分病,经东京第一流三大医院诊治,皆无效。改服中药,乃有今日。女父又言,彼今乃于业余兼习中医,然尚无自信。所以特来欲相告者,十二指肠在身体内亦仍有用处,万勿听西医言割去。余深谢之。后其女赴英留学,其父则迁家南美洲,不通音讯,并其姓名亦忘之矣。

一九五四年暑,余又去台北,是年为余之六十岁。台北学人特有一宴集,在座之人分别献杯,余素不能饮,台大校长钱思亮代余饮酒酬答。又应经国先生邀在青潭青年救国团作连续讲演,每周一次,前后凡四讲,讲题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是为余在台北作有系统讲演之第四次。美琦陪余在每次讲演之前一天下午,赴碧潭一小茶楼,面临潭水,撰写翌晨之讲稿。又是年秋,有章群何佑森两人赴香港研究所。顷章群任教香港大学,何佑森任教台湾大学,是为新亚研究所最早之第一批。美琦亦于是年暑毕业台北师范大学后,重又赴港。

一九五五年秋,余又应教育部之邀去台北。时日本已三度派人来台访问,教育部组团答访,部长张晓峰聘余为团长,凌鸿勋为副,一团共七人,有邓萃英黄君璧等,去日本凡一月。所至以东京奈良京都三地为主。时美国麦克阿瑟驻军始撤,日本初获自由。余等一行所接触日本政、军、商、学各界人士甚不少。言谈间,涉及美国统治往事,每露嗟愤之情。然社会风气已趋向美化,则有不可掩之势。

招待余等之主要人物,即先来访台之人。一前田多门,曾任战时内阁副首相,为主要战犯,与其首相广川在狱中同囚一室。其人与余交谈最密。一日盛会,邀余僻坐,谓日本并非一耶教国家,但近年来,每逢耶诞,贺卡遍飞,各家客厅书房悬挂张贴贺卡,以多为荣。如此风气,前途何堪设想。彼询余蒋总统在大陆提倡新生活运动之详情,谓拟组一私人集团,亦在日本作新生活运动之提倡。但此后则未闻其详。余第二次赴日,适前田拟赴欧洲,在医院检查身体,未能见面。此后即闻其逝世,每常念之。其第二人乃宇野哲人日本一老汉学家,与余一见如故。第三人乃一科学家,与余接谈最疏,今已忘其名。

其时日本朝野对华态度显分两派,一亲台湾,守旧偏右,尤以昔日侵华主要人物为主。一趋新偏左,则以后起人物为主,倾慕大陆。尤其是青年,都想去中国大陆留学。学界亦分两派,东京偏左,京都偏右,俨成对立。余等游京都附近一名胜桂离宫,一少女在门外收票,随身一册书,勤读不辍。取视,乃东京一名教授在电视播讲华语之课本。问其何勤读如此,答,为去中国大陆留学作准备。同行者告以余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可去留学,既方便,亦可得优待。此女夷然曰,乃香港耶?竟不续语。

余在京都大学作一公开学术讲演,气氛极融洽。东京大学亦同样有一讲演,一堂济济,然率中年以上人,不见有青年。盖主事者早有安排。一新亚女学生,适亦在东京。余开讲后,忽闯入,满座惶然。待见此女学生先来讲台前向余行礼,知系相识,乃始安然。某夕,在一学术界公开大宴会上,有人发言,谓台湾仅有吴稚晖一人而已。其言辞偏激有如此。

余等初至东京,各大报纸亦不作报导。离去前,郭沫若一行方将自大陆来,各大报大事登载宣传。余等在日本,亦卒未闻有一人曾对往日侵华战役吐露其忏悔惭作之辞者。此实彼邦自明治维新以来,承先启后,惊天动地一大转变。何以在彼邦人心中乃卒未见有一深刻影响之表现,亦大堪作一问题思考也。其实即此以可见彼邦受西化之影响已深,无怪余此后屡去日本,见其变化日亟,而此行所遘景象,则亦渺不复睹矣。

一九五四年秋季,新亚自得雅礼协款,即在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较桂林街旧校舍为大,学生分于嘉林边道及桂林街两处上课。雅礼派郎家恒牧师来作驻港代表。余告以雅礼派君来,君之任务,雅礼当已交代明白,余不过问。学校事,已先与雅礼约定,一切由学校自主。君来乃学校一客,学校已为君在嘉林边道布置一办公室,君可随时来。双方有事,可就便相商。家恒唯唯。但数月间,家恒袖来介绍信已三四封。余告家恒,学校聘人必经公议。外间或误会新亚与雅礼之关系,凡来向君有所请托,君宜告彼径向学校接头,俾少曲折。家恒亦唯唯。

又一日,艾维来告,卢定返美,即为新亚建校舍事多方接洽。顷得福特基金会应允捐款。惟香港不在该基金会协款地区之内,故此事在美惟雅礼,在港惟彼与余两人知之,向外务守秘密,以免为福特基金会增麻烦。余初意拟在郊外觅地,屡出踏看。遇佳处,又因离市区远,各教师往返不便。而大批造教授宿舍,则财力有限,又妨学校之发展。最后乃决定在九龙农圃道,由港政府拨地。建筑事均交沈燕谋一人主持。忽得港政府通知,港督葛量洪不久即退休,在其离港前,盼能参加新亚校舍之奠基典礼。遂提前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七日举行新校舍奠基典礼,而建筑则于五六年暑后落成迁入。

某日,福特基金会派人来巡视,极表满意。余询其意见。彼谓,全校建筑惟图书馆占地最大,此最值称赏者一。课室次之。各办公室占地最少,而校长办公室更小,此值称赏者二。又闻香港房租贵,今学校只有学生宿舍,无教授宿舍,此值称赏者三。即观此校舍之建设,可想此学校精神及前途之无限。余曰,君匆促一巡视,而敝校所苦心规划者,君已一一得之,亦大值称赏矣。

嗣后学校又有第二第三次之兴建,此不详。

一九五五年春,哈佛雷少华教授来嘉林边道访余,沈燕谋在旁任翻译。余谈新亚创校经过,谓斯校之创,非为同人谋啖饭地,乃为将来新中国培育继起人才,雷少华极表赞许。余谓,惟其如此,故学校规模虽小,同时已创办了一研究所。科学经济等部分优秀学生,可以出国深造,惟有关中国自己文化传统文学哲学历史诸门,非由中国人自己尽责不可。派送国外,与中国人自己理想不合,恐对自己国家之贡献不多。惟本校研究所规模未立,仍求扩大。雷少华提声道是。谓君有此志,愿闻其详,哈佛燕京社或可协款补助。余言,新亚同人对原有研究所只尽义务,未受薪水。依香港最近情势,大学毕业生即须独立营生,故办研究所,首需为研究生解决生活,供以奖学金。以当前港地生活计,一人或一夫一妇之最低生活,非港币三百元,不得安心。正式创办最先仅可招收研究生五六人,此下再相机逐年增添。雷少华谓此款当由哈燕社一力帮助,君可放手办去。余谓尚有第二条件,雷默然良久,问复有何条件。余答,办研究所更要者在书籍,前两年日本有大批中国书籍可购,新亚无经费,失此机会,但此下尚可在香港络续购置,惟已无大批廉价书可得。雷谓此事诚重要,哈燕社亦当尽力相助。余又谓尚有第三条件,雷甚表诧异之色,谓更再有第三条件耶?君试再续言之。余谓新亚办此研究所,由哈佛出款,一切实际进行则新亚自有主张,但须逐年向哈燕社作一成绩报告,始获心安。故创办此研究所后,即宜出一学报,专载研究所指导同人及研究生之最近著作与研究论文,可使外界知此研究所之精神所在,亦为全世界汉学研究添一生力军,亦即为哈燕社作报告。此事需款不巨,但为督促此一研究所向前求进,亦不可缺。雷频频点首,告余,君可照此三项具体作一预算,当携返哈佛作决议。是晨十时起,谈至十二时,余偕燕谋在街上一小餐店与雷少华同膳而别。

新亚已先得亚洲协会之助,即在太子道租一层楼,作办研究所之用。但艾维不久即离亚洲协会,此事遂无发展。至是,始为新亚创办研究所之正式开始。

新亚研究所在先不经考试,只由面谈,即许参加。或则暂留一年或两年即离去,或则长留在所。自获哈燕社协款,始正式招生。不限新亚毕业,其他大学毕生生均得报名应考。又聘港大刘百闵、罗香林、饶宗颐三人为所外考试委员,又请香港教育司派员监考。录取后修业两年,仍须所外考试委员阅卷口试,始获毕业。择优留所作研究员,有至十年以上者。

哈佛燕京社先于五四年,来函邀请新亚选派一年轻教师,在三十五岁以下者,赴哈佛访问。询之港大,并无此事,乃知在港惟新亚一校获此邀请。以新亚教师无年轻合格者,姑以年长者一人亦曾留学美国者,商其同意应之。哈佛以不符条件,拒不纳。翌年,又来函邀,遂以新亚第一届毕业留为研究生者余英时以助教名义派送前往。一年期满又获延长一年。又改请加入哈佛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之第一人。后又续派研究所何佑森、罗球庆、孙国栋等赴哈佛访问。

又一年,美国西雅图大学德籍教授某君来新亚,已忘其名。告余,倘新亚派学生赴彼校研究所,可获优遇。遂派余秉权前往。任萧公权助教,得该校学位后,归港任教港大中文系。嗣又赴美任某资料中心主任,出版及宣扬华文书籍亦历有年矣。此后新亚研究所及大学部学生远赴美欧及日本各国游学及任职者,不胜缕举。

余离大陆前一年,有新任苏州城防司令孙鼎宸,来余家相访。其人忠厚诚朴,极富书生味。告余,彼系青年军出身,在军中不断诵读中国史书,对吕思勉先生所著,玩诵尤勤。对余书,亦有研究。有所询问,备见其用心之勤。时国内风声日紧,余与彼曾屡有往来。余只身赴广州,以家事相托,恳其随时照顾。及新亚书院创始,鼎宸亦举家来港。新亚在桂林街创办学术讲座,鼎宸每周必来听。后遂将当时历次讲稿编为《新亚学术讲座》一书,是为新亚正式有出版之第一书。新亚研究所正式成立,鼎宸亦来所学习。余曾嘱其编《中国兵制史》一书,由张晓峰代为在台北出版,亦为新亚研究所诸生正式出书之第一部。

鼎宸岳母乃山东主席王耀武之母,某年卒,余夫妇赴其家吊唁,此为余至鼎宸家之第一次。乃知鼎宸来港,本顶有一层楼,因日用不给,将此楼诸室络续出租,仅留沿街一廊有檐有窗,自供居住。仅一床,供其岳母卧宿。鼎宸夫妇则睡行军床,晨起则拆去,为一家饮膳起居及鼎宸读书之所。余初不知其生活之清苦有如此,而勤学不辍,绝未有一言半辞吐露其艰困。乃大敬之。亦新亚艰困中所特有之一例也。

后因其女留学加拿大有成,鼎宸夫妇随去。余八十之年,鼎宸曾编有余历年著作论文一目录,搜罗极详,编次极谨。亦见其虽身在国外,勤奋犹昔,年近七十,而能不忘故旧一如往年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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