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韩愈开始辟佛卫道，他特写一文名“师说”。他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此三项中，自然尤以传道为主要。韩愈之所谓“道”，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孟子之后而不得其传焉的道。换言之，韩愈所指，乃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人文道”，而非印度东来的佛教出世道。韩愈是当时的古文家，但他说：“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韩愈提倡古文，所以树异于当时进士的诗赋。韩愈提倡的道，则以树异于当时崇尚的佛教。这一争辨，并不尽是文字的、理论的，而更要者则是人格的、教育的。韩愈特著《师说》，已见到这一点，而当时并没有大影响，影响直要待宋学之兴起。

宋学兴起，既重在教育与师道，于是连带重要的则为书院和学校。书院在晚唐五代时已有，而大盛亦在宋代。

因此我们叙述宋学兴起，最先应注意的，是当时几位大师的人格修养及其教育精神。胡瑗、孙复则恰是两种人格的典型。后人说：“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但他们两人的一段苦学经过，则更值称道。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学者称安定先生。他自幼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深怕干扰了他苦学的决心。他们当时的苦学处，为今泰山南麓栖真观，这是一个道士庙，观旁至今有投书涧，即因瑗名。当时社会无学校，无师资，他们在道士观十年的苦学，遂为此后宋学打开一出路。

胡瑗可说是宋代第一教育家。从栖真观学成归来，即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知苏州，聘他为苏州府学教授，后又为湖州教授，前后共二十年。他所定的“苏湖教法”，后来遂为中央政府所采纳，并聘他去管勾太学。他毕生先后门人达一千七百余，即此一端，真可当得起近代中国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创始了相似于近代的分科教学法，设立“经义”“治事”两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讲武以御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各使以类群居讲习，亦时时召之使各论所学，而亲定其是非。或自出一义，令人人以对，而再加以可否。或即当时政事，俾学者讨论折衷。大抵经义重通才，重学理；治事重专家，重实习。他的教育法，重在各就性近，自己研修，而济之以师友之辅助，即以相互讨论为指导。后来宋神宗问他学生刘彝，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刘彝对：

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刘彝这一对，可说已很扼要地道出了胡瑗讲学的精神，也可说是当时宋学兴起的精神。胡瑗的经义斋，便是要人“明体”；治事斋，则要人“达用”。晚唐五代以来，进士轻薄，只知以声律浮华之词，在场屋中猎取富贵，那不算是“用”。稍高的便逃向道院佛寺，求长生出世，讲虚无寂灭，那不算是“体”。宗教所讲，与政治所用，截然成两事。赵普告宋太宗：“陛下以尧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修心是做人主要条件，试问：既以浮屠之教修心，又如何能以尧舜之道治世？可见上一语还是门面话，下一语则当时几乎群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否定了。胡瑗在栖真观十年，正从当时这样的政治习惯，社会风气，宗教信仰种种问题上沉下心苦思苦学，才始得为此后宋学开新方向，为当时教育奠新基础。我们只看刘彝的一番话，便可想象其大概。

胡瑗是教育家，而孙复则可说是大师，他在当时代表着师道的尊严。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学者称孙泰山。时徂徕石介有盛名，为人负气尚性，因慕复，特屈节来执弟子礼。朝臣孔道辅往见，介执杖履侍左右。复坐则介立而侍，复升降拜则介扶持之。复往回拜道辅，介侍立扶持如旧。时称“鲁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莫不嗟叹高此两人之所为。当时有退位宰相李迪，见复以五十老人，独居一室，特地要把自己侄女嫁他。复先尚力拒，后说：“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贵戚，而嫁一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这事也足以风世，我不该力辞了。”我们即据这两件事，也可想见孙复之为人，及其受当时之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