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总是以为我没有什么童年回忆；我指的是我七岁以前的回忆。但是我错了：我想，我还根本没有机会去回忆。现在追溯我在黑山城堡最后几年的生活，有的情况便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如同一间百叶窗紧闭的房间，很长时间没有人进去了，里面堆放的物品激发了我对往事的追思。
我尤其又看到了那些植物与动物，还有那些玩具、游戏以及为我制定的那些规矩，以及模糊不清和充当背景的人。黑山城堡里杂草丛生，草丛中有一块连接晒台的陡坡，我经常从那里上上下下。草很深，都没有割。矢车菊、虞美人和雏菊长得很茂盛，我的那些保姆说这些花正好组成一面三色旗。这使我很不高兴，因为我希望我的花只是一些花，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当然，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些“佛兰德山虞美人”五六年以后竟然为一次葬礼增添了光彩。这些虞美人是献给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数千名英国年轻士兵的。现在，人们还用鲜红的纸扎成虞美人，在为某些盎格鲁-撒克逊人举办慈善事业时出售。我拉着小车去果园里采摘李子和醋栗，装满小车后拉着往回走，但由于草地坡度太大，小车滚下来，将水果撒在草丛里。在椴树开花的季节，采花的时间要持续好几天。把采摘下的花晾在仓库的屋顶上，整个夏天都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儿。
我有一只白山羊，米歇尔亲手将羊角染成金色，在我懂得什么是神话之前，这只山羊成了我的神话动物。我还有一只很白的大绵羊，每个星期六都要把它放在水桶里，打上肥皂给它洗澡。洗完澡以后把它放在潮湿的草地上让它打滚。如果是春季大浴，还在草地上铺着毛毯、枕套、台布和毛巾。这都是头一年秋天雇一大群洗衣妇气喘吁吁叫叫嚷嚷地洗好，叠整齐放在仓库里备用的。（冬天的仓库里堆满洗好的衣服，气味儿没有夏天椴树开花季节好闻，但可能由于空气寒冷，气味儿不容易扩散，而且到处放了一些薰衣草。）每当夕阳西下，米歇尔在树林里点燃起许多淡绿色的小灯，很像萤火虫，闪烁着荧光。还是孩子的我被这只大手牵着，以为进入了童话世界。孩子还有点儿担心会打搅了兔子的睡眠，但大人告诉她，兔子已经在窝里睡着了。
兔子每天黎明时分睡醒以后，全天都在辽阔的松树林里蹦蹦跳跳地玩。我每天都在窗前让人给我梳理垂到腰部的长发，看着它们在树林里，感到很宽慰。巴尔贝把我前额的长发梳成两条螺旋形发辫，然后用蓝色带子扎起来。一会儿工夫，两个缎子结便滑下来，我才算得到了解放。兔子也像那些受到威胁的神灵似的小鹿，屁股后面撅着有趣的白色小尾巴跳来跳去。每天早晨，人们叫我往地上撒一些盐，等兔子过来吃的时候把它们捉住抱着玩。兔子的身子又暖和又柔软。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因为我知道，神灵在玩的时候我们不去打扰，它们也会感谢我们。
我要讲的还是动物的故事。我所能回想起来的第一个玩具，是一只神圣的魔术般的器皿。那是一头用白铁或铁皮做的母牛，但浑身包着一层真牛皮，脑袋还会哞哞地叫着左右转动。用改锥打开脑袋，向铁皮肚子里灌一点儿奶，奶便从粉红色的奶头上看不见的一些小孔往外滴。从断奶的时候开始，我就拒绝吃任何肉类食品。我父亲尊重我的做法。人们把我抚养得很好，当然用的是不同的方式。我大约从十岁开始学吃肉，这样做是为了“随大流”，但仍然不吃任何野生动物和有翅动物。后来没办法，我才吃家禽或鱼。四十年以后，由于对残杀动物反感，我又回到了童年之路。
我有一头母驴，起名叫玛蒂娜。像许多母驴一样，它也有一头驴崽儿，名字叫春。春成天在它身边跳来跳去。我记得，我每天更多的是去拥抱它们母女，而不是骑在它们身上玩。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对一头驴子就产生了一种泰坦尼娅式的爱。那是在布鲁塞尔，我被带到我的残疾姨妈家里小住了几天。康布尔森林中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头驴驮着孩子玩。我非常喜欢这头驴，骑着驴子围着小岛转了三圈之后要离开的时候，我哭了。米歇尔想问森林的主人把驴子买下来。但驴子很招孩子喜欢，驴子的主人要靠它养家糊口。我第一次怀着这种爱的遗憾回到了黑山城堡。至于在草原上放牧的牛和马，我最多只能把手伸进铁丝网里给它们喂一把草或一只苹果。“你知道，小宝贝，”米歇尔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而且还要知道怎么做。人们相信牛没有马聪明。这是可能的。但是，当一头牛不小心把头伸进了铁丝网，它会来回地转着脖子，慢慢地缩回来。农场里的马有时把头伸进去了，也能缩回来。但如果是纯种马，它会被铁丝网划破皮。”米歇尔本人就是一匹纯种马。
“好看的玩具娃娃”会转动眼睛，会眨眼皮，如果用钥匙在肋部上好弦，还能走上几步，还会说“爸爸、妈妈”，但我觉得这样的玩具很笨。玩具娃娃经常都是过路客人送的礼物。好在玩具娃娃都睡在纸盒里，高高地放在衣柜顶上，保姆也不经常拿下来让我玩。在整整一个冬天里，一只价值十苏的玩具，一只会发音的赛璐珞娃娃，都告诉了我什么是母爱。不知道是出于偶然或是一种预感，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安德雷。安德雷正好是与我密切相关的两个男人的名字，而我对他们的感情并不是母爱。从一张照片可以看出，我正在楼梯上拖着一只十八世纪的玩具娃娃放声大笑。这只玩具娃娃是一位祖母遗留下来的纪念物，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了：如果把它的金褐色的裙子撩到头顶，它的面部、胳膊和穿着紧身衣服的淡色面团做的上身都一分为二，变成了完全相同的另一个面孔、另一双胳臂、另一个上身。这是一只雅努斯玩具。但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只玩具没有腿。后来，我哥哥的一位同伴去日本旅游回来后，送给我一个明治时代的仕女。仕女的眉毛和头发都是真的，像上了漆一样光亮。头发盘成发髻，用长发卡别着，但家里人怕扎着我，都给拔掉了。这个娃娃太大了，放在长沙发的靠背上，我只能跪在沙发上欣赏它，吻它杏黄色的面颊。这个玩具娃娃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还有一张照片，也是同一个时期拍摄的，还多次洗印过，照片上的小女孩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她穿着领口很低的低胸衬衫，胸部丰满，两肋平滑，显得很文静迷人。这个已经不存在的我正合着两只小手在祭坛的一角祈祷。她圆脸蛋儿，一对明亮的大眼睛，不知道她是在静心沉思还是什么也没有想。小女孩衣着朴素，姿态优美，我相信是摄影师导演的效果。摄影师是一位亲戚，生活放荡不羁，喜欢小女孩儿。黑山城堡没有小教堂；二楼的楼层很宽大，有一间凹室，似乎起着小教堂的作用。里面有一张独脚小圆桌，上面盖着一块花边台布，摆放着橡木心做的圣母。圣母头戴星条王冠，用大衣兜着儿子。这尊圣母像很好看，与其说她是母亲和圣母，毋宁说她是王后。我相信我从来没在她面前祈祷过，只是在节日的时候给她献上一些鲜花。我记得，在许多年中，我晚上背诵的惟一的《圣母经》是放在我的床前小地毯上的，如果晚上天气寒冷，就放在鸭绒压脚被下面。我可能是在昏昏欲睡的时候才想起一字一句地背诵经文，我现在有时候还用这种机械的方法计算时间，就像我们家乡那些老年人到别人家去的时候，计算着在第一次敲过门后还得过几秒钟才能敲第二次似的。我觉得有时候像是背诵优美的诗句，以祈求精神上的平静和宽恕。经文就是一首诗，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用好几种语言背诵，还经常象征性地变换着名字进行祈祷：“向您致敬，宽宏大度的观音，请您听着，人们正在热泪盈眶地为您祈祷。”“向您致敬，舍金纳，仁慈的神灵。”“向您致敬，阿佛洛狄特，您给了神灵和人类极大的快乐……”大多数宗教都基于美好的希望，以不同的形式选择女性为神灵，如马利亚，或者两性人，如观音，她们暗中赐予我们以仁慈和怜悯，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
我祖母坐马车去参加星期天大弥撒。只有我一个人陪她去。由于大弥撒持续的时间总是很长，两匹漂亮的小黑马被卸下鞍鞯，拴在教堂附近客栈的马厩里。只有诺埃米和我两个人在的时候，我们才坐在“老爷凳”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上帝老爷）。我从“老爷凳”上可以斜着看到祭坛。我当时对什么是弥撒祭品几乎一无所知，对堂区的大多数教民也不认识，在本堂神甫每一次跪拜的时候，我看见的尤其是他那双暴露在饰有花边的宽袖白色法衣外面满是钉子的厚鞋底。我喜欢香的香味，但不喜欢本堂神甫摆弄圣餐杯的干巴巴的动作。他左右转动着圣餐杯，检查圣餐是否被吃光，杯子是否被舔干净了，这使我想起小咖啡馆门口那些酒鬼的酒杯。在举行举扬圣体仪式的时候，我像大家一样也垂下头，以便避免看到圣体饼时发生暴卒的危险。我从侧面望去，看见第一排的椅子上坐着村里的女士们，她们差不多都是一模一样地戴着蝴蝶结帽子，嘴唇抹得红红的。本堂神甫用法语布道，一部分教徒听不太明白，而讲佛兰芒语的老年人一点儿也不懂。诺埃米是“城堡主夫人”（这个词很少是带着和善的语气说出口的）；我是个小女孩儿，一头黑发，一条白裙，一根蓝腰带（我母亲把我许给圣母，为期七年）。大约在六十五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回到童年的村庄时，村民们为了欢迎我，给我找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儿，她一头黑发，一对蓝眼睛，一身白衣服，还扎着一条蓝带子。她像我童年时期那样可爱，但是在献花的时候，她害怕了，也像我过去害怕时的那种神态。
再过几个星期我就七岁了。那是早期做领圣体的时期。圣让-卡佩尔私立学校的修女们给了我一些教育，后来本堂神甫的短期教理课也没有增加多少内容。这样的教育尤其告诫我，天亮以后不要漱口，当然也不可以不饿肚子。当睡醒的时候，我发现床头柜上有四分之一个苹果，便不假思索地吃了。但我做了一件错事，那就是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本堂神甫，吓得他差一点儿没病倒。那天早晨，只有我一个人领圣体。从一张已经发白的照片可以看出，我穿着白长裙，戴着白头纱，巴尔贝喜欢说这是婚纱。听她这样说，我先是笑了，然后又哭了，因为我认为这是嘲笑我。这些事我记不真切了。还有一件事，是请城堡附近的一些邻居吃午饭。这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仪式，我第一次领到了半块用香槟酒浸泡过的饼干。第二年（也许是当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瞻礼厅的平台上颁发奖项的时候，我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一顶用金纸做的桂冠和一大本介绍名人生平的烫金硬皮书。我肯定自己没有进过任何学校，也不愿意进学校，但一种冒名顶替的不公正行为开始使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反感。幸好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找不到词汇对这种事下什么结论，但我有时感到激动，这可能比一个六十岁的男人或女人更出于本能。
如果还没有教会孩子循规蹈矩，就用习俗的做法放任愚昧，让他们糊里糊涂地接受成人的自私观念和个人意识，对某些事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在另一种场合却又满腔热情，这种做法再庸俗不过了。我在努力然而几乎绝望地搏斗着，其目的不仅仅是回忆那些只属于我本人的东西，而且还要避免想象童年时期的任何淡而无味的画面。这种童年，不是像因牙疼带来的烦恼而引起人们的虚伪同情，就是一味地迎合他人的心意。从本能上说，孩子不会与成年人沟通，孩子会敏锐地觉察到大人所说的话不是错误的，就是并不重要的。我很早就觉得，人们喋喋不休地对我所说的仁慈的上帝并不总是仁慈的上帝。巴尔贝对村子里发生的任何事都感兴趣，她告诉我，有些老太太咳嗽的时候用被子把自己捂着；我有一次看见一个穿着一身白的男孩儿被钉在一只箱子里，准备送往墓地。我看见一些动物被第一批汽车压死在公路上：上帝对被压死的动物不仁慈；上帝并不总是对人仁慈，或者只是高兴的时候才仁慈；我也不相信这个多疑的胡子拉碴的老头儿，他监视孩子，惩罚孩子，但当孩子乖的时候又奖励他们。或者说我还有点儿相信的话，那也是如同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因为这种相信是故意装出来的。有的人对保护和惩罚他们的创造者给予信任；有的人承认那些在万物和自己身上可以被称为神性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早就出现了巨大的差别。可以肯定的是，悉达多王子不是在三十岁，而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看见过一名病人、一个残疾人和一具尸体，最可能的是他在三十岁之前一直对此缄口不语。简而言之，有的人认为上帝就是“一”，有的人相信这个“一”只是介于“无”与“所有”之间的一种表达形式，二者是有区别的。黑山的这个孩子与一个被八百万个神前呼后拥的日本年轻姑娘没有多大区别，人们根本不知道这八百万个神姓甚名谁；这个孩子同高卢-罗马的孩子也没有多大区别，后者与她生长在相同的地方，对森林和流水的内在力量也一样很敏感。
尽管大人做事生硬武断，目光短浅，然而孩子善于想象，使仍然具有生命力的神话得以不断发展。卡特山是一处圣地，周围住着许多苦修会会士，巴尔贝、胖马德兰和小马德兰每次攀登的时候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一条路的旁边有一眼圣阿波琳井，井水能治眼病。我记得，我还用手从井里捧水喝。圣阿波琳相貌虔诚，但是牙齿被古罗马的一个刽子手砸掉，又粘在面颊上，牙龈上还钉着一根钉子。这块神奇的地方在比利时。保姆们和我都特别想去进行一次远征，她们能买一些走私货，我可以到圣井对面靠近马路的食品店买一个苏一块的巧克力。那家食品店因糖果卖得便宜而出名。圣约翰节那天，仪仗队列队站在黑山城堡的道路上。天使挎着篮子，花瓣撒了满地。我一直喜欢小鸟，因此又喜欢天使，相信天使是存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装扮成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可能是因为教堂里装饰着这位圣女的一尊石膏像。我又看到了那顶玻璃珠子王冠、那件粉红色衬里的粉红色丝绒大衣，大衣上还缝了一簇真玫瑰花，因为怕我把玫瑰花拿在手里会掉在地上。我觉得有一个蒙着羊皮但裸胸的圣约翰塑像很漂亮；尽管我很少去圣让-卡佩尔私立学校，但我想，我每次看见的是他，这位科罗盖特先生，也许是村里的另一位老人。我是在南方过圣诞节的，马槽离棕榈别墅很近，还摆放着深底的餐盘，盘子里盛着浸泡过的种子，种子很快就可以长出野草；我读着对古代“阿多尼斯花园”的描写，不禁又回想起人们为了表示对维纳斯年轻情夫的敬意，以同样虔诚的方式培育出了繁盛的草木。蜡做的小耶稣还没有我的赛璐珞安德雷更逼真，但是，摆放在后景的牛和驴，圣诞之夜才出现的羔羊和牧羊人，这些创造物把山洞都塞满了。山洞是每个冬天用包装纸盒现做的。每年一月六日，人们久久期盼的三头披甲骆驼也到来了，为节日增添了光彩。我觉得三头骆驼比前往朝拜初生耶稣的三博士还好看。
圣周又是另一番景象。我们不是在南方就是在巴黎过圣周。有一次是在黑山城堡过的。我父亲带我去附近的布吕赫，到教堂里看塑像与绘画。还有一次是在布鲁塞尔。我相信这是我最后一次去看我的残疾姨妈。此行使我难以忘怀，因为我又一次见到了让娜。后来我还见过她一次。那里有七座教堂，我的几个保姆照例都挨个儿转悠了一遍。如果那里只有一座教堂，她们往往也像在圣让-卡佩尔一样从同一个门七进七出。复活节的路上布置着各种各样的景观：用南方棕榈编织的棕榈辫，北方的圣枝，身披黑纱的漂亮塑像和紫色裹尸布。圣周的星期四，教堂里光线昏暗，还不时地发出喀吧喀吧的响声，我难以相信那是挪动椅子互相碰撞的声音。然而没有钟声。钟曾经被运往罗马，回归故里的时候，还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一番，泡在水里以恢复其本来的美貌，现在还在运送途中。但与佛兰德的耶稣像相比就黯然失色了。那里所有教堂里的耶稣像都是躺着的，身体僵直，裸着大半个身子，皮肤苍白，死去的时候悲惨孤独。这是中世纪一位雕塑家完成的无与伦比的雕塑作品。也许是圣絮尔皮斯广场的彩色装饰品。但这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完全相信，正是在这当中的一座塑像面前，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情欲、恻隐之心和神圣意识三者之间得到了绝妙的统一，尽管我当时还弄不明白什么是情欲。十五年以后，在那不勒斯的圣周期间，安娜在圣安娜-隆巴尔教堂含泪吻着死去的基督，圣周星期四至星期五的狂热的爱情之夜，都使这个还不懂得什么是死什么是爱的孩子萌生了情感。
黑山城堡的大花园里有一个山洞。十九世纪的城堡主人受到卢尔德山洞的启发，喜欢在自家挖山洞，这有点儿像他们的祖先模仿皮拉内西修建了一些废墟。我们的山洞有一道铁栅门，但总是大开着。山洞是用卵石和水泥修砌，再用镘刀抹平。卵石是从佛兰德山的古代海底采来的。地面、墙壁和洞顶也都是卵石的，因此，天气潮湿的时候就往外渗出微红色的水珠。水中肯定含有铁的成分。我在英格兰北部看见古罗马士兵在岩壁上挖的小神龛就往外渗出这样的水珠。当地的一位考古者刚刚挖开，由于没找到什么宝贵的东西，马上又填平了。古罗马军团士兵是来祈祷岩石之神的。我们的山洞里只有一个祭坛，也是用同样的材料砌的。祭坛上最多（一年一度的弥撒除外）摆上两个在集市上购买的小花瓶，里面插着干花。祭坛下面是一个长方形小空洞，耶稣像用完后从十字架上摘下来就放在小洞里，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照着这个规矩做。我郑重其事地宣布，我每个星期天将去教堂要一只耶稣像放在里面。大家耻笑我，说你不如请缨出使中国。但我对出使中国不感兴趣。
第三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到处混杂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前朝遗迹。人们不讨厌本堂神甫，他像乡村邮差一样受到尊重和信任。村子里的女人在路上看见他，便抬起罩在裙子下的脚，偷偷地往地上啐口唾沫，以免受到这个“仁慈上帝的赠与者”的影响，但她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影响。本堂神甫有点儿像太监，“因为他不近女人身”，又有点儿像阴阳人，“因为他的穿着像女人”。秋天的夜间，看见挂在一棵树上的死人脑袋似的甜菜疙瘩和插在被挖空的眼眶里的闪闪发光的蜡烛，我感到很害怕。而对巴尔贝来说，一支蜡烛突然熄灭，就预示着一个人的寿终。人们对敌基督谈论颇多，尤其在基督教团体内部，更是无时无刻地不在议论纷纷。而这个小圈子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担心世界末日的到来。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有许多理由对此进行深思。巴尔贝认为，在世界末日的那个早晨，将有四个天使在地球的四个角落同时吹起号角，告知人们。我相信地球是圆的，因此对她所说的地球的四个角有点儿感到惊奇。为了使我信服，她还找来一个木球，插上四个小木块作为天使。至于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来，她也知道，即所有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的那一天。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之前，《贝尔福宣言》、沙皇对犹太人的屠杀、焚尸炉以及犹太人大逃难等一些概念，村民们是从听讲“犹太历史”知道的，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再不就是用更加粗鲁的语言学着德律蒙的语气大骂一番。事实上，直到现在，离所有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之日还很遥远。然而，作为国家，以色列已经存在了，具有国家一词所有官方与不屈的内涵。当然，对我来说，犹太人只是一些《旧约》书中的人物，而且我也不知道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
在一九一四年爆发战争之前，村民们的爱国主义象征就是七月十四日呼喊三音节口号。米歇尔很看重人民的节日，但他喜欢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在这样的国庆游行中，人们抬着被砍掉的脑袋，口里还塞满干草。一八七〇年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在北部省的这个区，人们根本不知道兰波在十四行诗中描写的鲜血淋淋地躺在草地上的“山谷长眠人”是什么样子。阿尔萨斯-洛林离这里也很遥远。由于当时还没有德国鬼子，所以，所有滑稽可笑甚至令人憎恶的沙文主义团体收罗的都是比利时人。由于发音不同，他们称呼比利时人用belches这个词，而不用belges。小个子比利时人（大多数人都是大高个子）反而嘲笑法国人，称他们为法兰基庸人。我是法国血统，至于我母亲是哪个国家的人，这都不影响我的国籍。直到现在我很少谈到我母亲。她是比利时人。她不懂佛兰芒语，法语却讲得很好，所以得到了米歇尔的称赞。她喜欢德语，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卷入这场纷争。在比利时抽签的那些日子里，法国人跨过了国界。两国国界有的地段就从黑山城堡附近经过，因此可以看见比利时的村庄欢腾的情景。抽到好签的男子汉高声喝彩，互相挎着胳膊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行走着，后面跟着那些倒霉鬼，他们以酒自慰。运气好的小伙子们怪声怪调地唱着老掉牙的歌曲，第一句歌词用的是没有人能懂的古代语言，第二句用佛兰芒语，句法优美：
雇佣兵！雇佣兵！雇佣兵！其实，这些小伙子要去效力的不是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尽管国王在刚果的事业很受国际银行推崇。但是，从现在起两三年之内，不知道要有多少士卒将葬于伊泽尔河的泥土之中。国王希望和平，但抵挡不住压力，因为高级将领们不要和平。在我谈到的那个夏天，我们的邻居还不是“我们的英雄的比利时盟友”。不是波波尔要我们去当兵！
人们根据一些传世照片发现，“富有的小姑娘”，即“城堡小姑娘”，并没有孤立于“人民”。“人民”这个很好听的词，也像法语中的许多词一样失去了它的价值。其实，她过去和现在都不过是住在十六区所谓的布尔乔亚公寓里的一个小女孩儿，我还能回忆起黑山城堡这座普普通通建筑的每一个房间，虽然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心房间不是客厅，客厅里有一幅《罪恶与道德》的画，据吕依尼回忆，是我祖父从意大利买来的，因为只有诺埃米让我进客厅的时候我才进去，而她又很少让我进去，所以我的印象很模糊；也不是椭圆形小客厅，这个小客厅过去是戏剧爱好者演戏用的；也不是弹子房，弹子房很难看；也不是两间一套的套间，套间里放满了耶稣像十字架和挂钟，是我祖母的账房（我没有继承这种本领！）；也不是我的小塔楼上开着六个窗户的卧室，卧室里有一口搪瓷平底锅，上面有拉封丹《寓言诗》的插画，然而我既不喜欢这个搪瓷平底锅，也不喜欢拉封丹的《寓言诗》，因为我觉得故事中的动物太人格化了。我也不喜欢悬挂在通往我的房间走廊里的后浪漫主义铜版画，画面上的人物正在倾听音乐家演奏，其表情不是耽于幻想就是惊慌失措，但后来启发了我对阿莱克西这个人物的创作。中心房间更下面，在冰冷的哺乳室与厨房之间。厨房里不仅有做饭用的锅，还有用来暖床的铜火盆。我们叫这个中心房间为仆从厅。仆从这个词使人联想到古罗马的一个强大的氏族及其邸宅的居民。这种邸宅现在已经不见了。每一个经常住在仆从厅里的人都有一段用两三部书也写不完的历史：他们的骨骼结构、肌肉组织、生殖器官和头脑的构造都还不错，但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中午时分，人们郑重其事地给我洗手。老太婆步履轻捷地下了楼，坐在餐厅的大圆餐桌旁边。桌子上铺着锦缎花纹台布。我坐在她对面，中间隔着那个爱挖苦人的老夫人。从年龄上讲，我们之间相差七十岁，但当时她和我对此还都没有意识到。墙上挂着几幅人物画像，都是从前的艺术爱好者收藏的描写家庭生活的作品，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美有丑，都穿着古代服装。画面上的男人不是一只手揣在兜里，就是双手全揣在兜里，因为作者这样处理人物，要的酬劳比较少。大部分作品都是当地优秀但尚无名声的画家画的（一些名画早被博物馆收藏）；至于其他的画，尤其我爷爷、奶奶的画像，几乎都是很粗劣的，我真难以想象是否还有比这更呆板浮夸的作品。我笨手笨脚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我用叉子叉起的青豆在我的盘子周围形成了一片小树林；奶油巧克力滴在我的白裙子上。要是我们坚持到吃甜食而不出现意外，这种奶油巧克力就会带来预料之中的结果。“把这个孩子带走！”约瑟夫身穿条纹衬衣，带着我走上了通往仆从厅的螺旋楼梯。
一切都像生活本身那样自然地进行着。人们拼命地吞食着从上面送下来的几乎原封未动的饭菜。肉店老板开的发票几乎等同一个大饭馆的支出：下等肉块都喂狗了。吃饭的时候，我被抱到一大摞旧字典上，神气活现。大瓷盘子有蓝色的，有白色的，与碗搭配得当。有汤，有牛奶加咖啡，还有黄油面包片。有时一口咬下去，黄油面包片被咬出一排半圆形的牙印，慢慢地又被浸泡在饮料和酱汁之中。桌上铺着漆布，待擦干净一块地方以后，胖马德兰就趴在上面用铅笔抄写新学的歌曲。这些歌曲肯定都是唱烂了的老调子。马车夫阿尔西德虽然已经年老，但仍然能讨好女人，向患巩膜炎的小马德兰献殷勤。年轻漂亮的司机塞扎尔丝毫不掩饰对巴尔贝的好感。约瑟夫一边吸俄国老板香烟一边浏览旧报纸。女厨子霍尔当斯一副金黄色的面孔，把脑袋从半开着的门缝中伸了出来，乱喊乱叫地附和着那些女人唱起轻佻粗俗的歌曲。是爱国歌曲还是感恩歌，这对我无关紧要：我只觉得她们不会唱歌。
我把她摔在摇摇晃晃的床上……大家都气势汹汹地说诺埃米的坏话，因为知道她吃完饭以后总是坐在靠近碗橱的热气孔上面，这些讽刺的话她全听得到，就是骂她的奸细梅拉妮的话也听得一清二楚。但是，还能隐隐约约地听见一种柔和细微的流水声音。声音来自乳制品作坊，是用粗木棍在奶桶里搅动的沙沙声。油腻的液体慢慢地变成了黄油。小玛丽有点儿咳嗽，不时地将她的两只总是温热的手伸进搅奶桶里，直到把最后一滴微微发蓝的奶刮出来，做一只好看的黄面包，再用纸包起来。没用完的黄油再加上盐，装在粗陶罐里，留着以后再用。直到天黑，小玛丽披着黑披肩回村的时候，这沙沙的声音才停止。我心想，在上面用心读书的米歇尔是不是也会听见这种声音。这种搅拌声音，有点令人讨厌，又有点儿让人安然自若，这是一种大杂烩的声音，但是我无法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戳了她两三长枪……
我是屎之女，我是尿之女，
我是上尉之女……
法兰西总统萨迪·卡诺……
我们请上帝来家做客……
很久以来，巴尔贝自脱下她的英国海蓝色护士制服以后就没有再穿过。这是米歇尔出于对英国的喜爱给她买的。她穿着很得体，既像回家休假的名门之家的女仆，又像不愿引起人们注意的上流社会的女士。我很喜欢她。我听说我生下来之后，是她给我洗的第一次澡。后来，她每天都给我洗澡，洗完后擦干身子，搽爽身粉，给我穿好衣服，带着我出去散步：在我很小的时候，每次进城，她都用带子拴着我的胳膊，像牵着一只小狗，寸步不离地领着我。在室外散步，空气新鲜。她还经常去逛商店，而且还总是在商店的门口偶然遇到她认识的先生。然后去茶点铺。在我的孩提时期，她非常喜爱我的肉体，像许多女人喜爱年幼的孩子一样，是不自觉的。我记得，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她把我从折叠床上抱起来，狂热地吻遍我的全身，甚至吻我自己无法看见的地方，因此可以说，是她描绘出了我身体的轮廓。我相信性欲是在童年时期产生的，但这些完全触摸式的感知还不具有色情的意义：我的性欲还没有发出嫩芽，还没有长出绿叶。后来，巴尔贝的这种冲动消失了，但对我的热吻有增无减。这差不多是我领受到的仅有的热吻。当然让娜也吻过我，但她不经常与我在一起。我的法国父亲米歇尔也非常喜欢我，吻我，但他只是每天晚上才拥抱我，吻我，只不过是按规矩行事而已。巴尔贝不是毫无魅力的女人。尽管米歇尔对与下人之间的爱情持藐视的态度，但他在丧妇之后初期，很可能与巴尔贝有过肉体的接触。不论怎样，巴尔贝太理智，不会妄想充当女主人。但她不仅喜欢男人，而且还想多弄钱，尽管她收入丰厚。因此，巴尔贝在大公国时常去妓院，冬天路经巴黎或有时路经布鲁塞尔的时候也如此。那时电影院很多。在晴朗的下午，当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她将我带到电影院，与我并排坐在后排的座位上，等灯光一暗下来，她告诉我不要怕，然后就离开了，在散场之前再回来找我。作为孩子的我的确不怕。在银幕上，一架音色嘶哑的钢琴演奏着几乎无变化的乐曲，乐音只有快速、庄重与柔和的区别。快节奏，犹如马在奔腾；庄重表现悲怆；柔和则表现出月色溶溶的效果。我看一会儿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又看一会儿，只记得当红女演员罗宾小姐在床上被一大堆鲜花窒息时的苍白面孔；而身穿伊丽莎白时期服装的萨拉·伯恩哈特夫人使我怕得要命，因此，我夜里睡觉，不得不让卧室的夜灯彻夜长明。巴尔贝总是在约定的时间回到电影院。回到家以后，她详细地告诉我，如果我父亲问起，我应该如何回答他。我有时觉得回答得没有把握，就抬头看着巴尔贝，意思是问她我说的是否对。我的神色和吞吞吐吐的回答使米歇尔产生了怀疑。他怀疑巴尔贝虐待我，起码威吓我不说真话。但他怀疑错了。事实上，几乎在一生中，如果遇事犹豫不决，我总习惯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我的同伴，以便知道他们是否同意我的说法。这种伴随着害怕的信任目光根源就在此。
但看电影的把戏并不可靠。电影院女引座员（巴尔贝肯定与她有串通）或某个好心的女观众，可能会同情我这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儿，更不用说那种黑色小说里的现代人物会把小孩拐走，于是干脆把我带到她赚钱的地方。我被安顿在客厅里。我感觉很好。客厅里有男有女。先生们的表链上挂着小饰物，女士们半披着披肩，我觉得他们与黑山城堡仆从厅里的大人物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女士们的衣着更轻便）。这些人倒在我身上看到一种童真无辜的象征。有一天，他们竟把我抱到桌子上，让我唱歌或背诗。我不会唱歌，但从米歇尔给我抄写的一大本诗集中，倒零零碎碎地记得几句。“就像有人在掌着灯行进……当鹈鹕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如此纯净，一声叹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自由地升至上帝面前。”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没听到过这样的诗句，可能也不明白我嘟嘟哝哝地背诵了些什么。巴尔贝回来了，她戴着帽子和手套，谢过他们以后就领着我走了。我相信，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两三次，因为总会有人告密，尤其那些女人。
米歇尔在黑山城堡收到了匿名信。自诺埃米去世以后，这地方也变了。这个星期，米歇尔接待了莉娅娜、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和他的未婚妻及其他人。莉娅娜是米歇尔的临时情妇，我们已经见过面，她是个临时补缺的角色。我的同父异母兄弟说要结婚，米歇尔当然也不反对这桩婚姻，因为他想趁机一劳永逸地甩掉这个讨厌鬼。他的未婚妻有点儿胖，由似乎疯疯癫癫的母亲陪伴着。至于其他的人，我就不认识了。这些人都主张把巴尔贝赶走。米歇尔没有把她去窑子的事看得太严重，但又不能由着一个孩子的保姆干这种事。他让来访者玩了一个小花招，这可能是因为他性格懦弱，但心肠好，做事又果断，或许因为我在前文中讨论过的奇特的无所谓态度。第二天我们全家出去游玩。我们分乘两辆汽车。我感到奇怪的是，巴尔贝没有与我们一起去。大人们告诉我，她马上就会赶上我们。
我回忆不起来我那天是如何度过的。我们晚上才回到家。我一进大门就喊巴尔贝，跑着上了小塔楼的楼梯。我们两个人的床靠在一起。她的床收拾干净了，也不知道她的被褥哪里去了。我跑到走廊里，头靠在装饰着深暗色铜版画的墙上。我最后走到诺埃米的房间，现在是米歇尔的卧室。他拉着我的手说，巴尔贝被她家的人叫回去了，可能要在家里住几个星期的时间。她的老家在比利时的哈塞尔特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之间。他还叫我不要这样大声哭。在以后的几天里，我给巴尔贝寄了几张明信片，叫她回来。明信片上的字有很多拼写错了。她很长时间以后才给我回了一封很短但充满真情的信，告诉我她与哈塞尔特的一个农民结了婚。
巴尔贝永远地走了，我也慢慢习惯了，但我感到心情沉重，因为大人们对我说了谎话。从今以后，我不再相信任何人了，包括米歇尔。米歇尔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由于我长大了，他怕我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巴尔贝堕落的生活方式，甚至模仿她说话的声调。他还告诉我，由于巴尔贝与塞扎尔坠入了情网，他怕他们在小塔楼里当着我的面干出淫荡的事。在他的担心中，还可能有点儿吃这个漂亮而自负的小伙子的醋。事实上，巴尔贝在小塔楼里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很稳重，完全不像她在其他时候的表现。她在厕所里的浴缸洗完澡以后，手上拿着蜡烛台，光着身子穿过大房间，在白色的墙上映出她那高大的身影。她走到火炉旁边，坐下后先擦脚，再用浮石磨。她的脚趾甲很长，脚趾互相叠在一起，脚上这里一块老茧，那里一个硬包，很难看。但是从她显示出来的身影看，她有两只丰满的乳房和微微下垂的肚子，体形很优美。
在巴尔贝离开之前不久，那只老狗特里埃就死了。它活了十二年，已经不错了，但这对于一只受到良好饲养的狗来说，不一定是最终年限。它受到了什么良好的饲养呢？这只狗先跟随着费尔南德和米歇尔神气活现地周游欧洲三年之后，成了我私人所有。它小心谨慎地守着我的摇篮床，跟在我身后在黑山城堡的路上散步。在蒙特卡洛，由于鸽子满天飞，它老是汪汪地吠个不停。在巴黎的布洛涅树林里见了鸭子也叫。它跟着我在海边走，还跃跃欲试地跳进海水里。我不记得它是否陪我去过斯海弗宁恩，受到了克莱芒和阿可塞勒的狗的恶意对待还是友好欢迎？可是在黑山城堡，诺埃米不让它进房间，怕它带钩的爪子把地板弄脏。这只狗的确老了。在它生命的最后几年，它与阿尔西德睡在马厩里，我每天早晨都到那里去看它。我给它甜食吃，与它呆上一会儿，但保姆总是觉得我呆得时间太长。我抚摩它一会儿，就被带着走开了。人们已经看出，我很听话。特里埃最后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它像被饲养人员挑选出来的许多德国短腿猎狗一样，拖着长长的身子，很难看。特里埃患有脊椎病。它不能爬楼梯，但睡在下面的干草上，爬不爬楼梯没关系。它只能拖着四肢爬出马厩来看我，高兴得又是哼哼唧唧又是狂喊乱叫，它的臀部瘫痪了，只能在院子的地面上拖着身子往前爬，爬过的地方留下几道血印。它看见我那种高兴的样子使我惊慌失措：动物对人的爱表明，人虽然给予的很少，但却被视为太阳。假如我年龄再大一些，我本来会要求把它昼夜留在我身边，努力给它一点儿温情。这种温情是临终的人和动物都需要的。但孩子是怯懦的。一天早晨，阿尔西德开了一枪，我甚至还没被枪声惊醒。在过去，这是结束一个长期处于生命垂危的可爱动物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不像现在可以采用注射的方法。“亲爱的姨妈，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我太难过了，因为我的可怜的特里埃死了。”这是我写给我的残疾姨妈的信的开头，是我偶发异想才寄给她的。这也是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从而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
在这些一鳞半爪的回忆中，我还要在此谈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奇迹，而且是在奇迹出现之后才被人意识到的：那就是读书的发现。当二十六个字母不仅仅是在白纸上随意组合、难以理解而且又不好看的线条的时候，那么，每一个字母就成为通往别的世纪别的国度的门户，使我们了解到在生活中永远遇不到的众多存在，哪怕只是一个将改变我们思想的思想，一个将使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概念，这样，我们起码不会比昨天更愚昧无知。我从来没有小人书。我觉得塞居尔夫人的粉红色烫金巨著是废话连篇，语言粗俗：她通过一个成年人讲的故事，对儿童进行污蔑和愚弄。我感到于勒·凡尔纳的故事无聊，可能只有小男孩儿感兴趣。我爱读《白雪公主》、《睡美人》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但这些故事是我在读书以前就知道的。给我讲这些故事的，有声调雄浑的男子，也有声音低沉柔和的女子。不久以后，我父亲又让我阅读了许多“经典作品”；我在七至十八岁之间浏览了所有法国文学作品和起码一部分英国文学作品。为了追源溯流，我还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怀疑论者会说读书过早无益，因为儿童能读但不能理解，起码在最初几年是如此。我认为正相反，儿童能够理解某些内容，即使暂时不太理解的，以后也会理解，因此这样的教育必不可缺少。
但是，在不久以前的一次偶然机会中，米歇尔在一家书店买了一部著作，这是为大人写的书，内容新奇。是一个叫蕾娜-蒙特劳（但愿我没记错这个名字）写的理想主义的基督教小说，但我不知道她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小说讲的是公元一世纪中期耶稣信徒避难埃及的故事。我觉得这部作品（书名为《第九个小时以后》）现在好像被人们遗忘了。一个秋天的早晨，当我们正要离开黑山城堡的时候，我在米歇尔的床头柜上发现了这本书。保姆正在为米歇尔和我收拾行装，怕我乱拿乱动东西，就把我送到我父亲的房间。米歇尔也在收拾行李箱。十月的天气已经转冷，他叫我到他的挂着幔帐的床上，钻进绿鸭绒被子里。我拿起那本书，随便打开看着：书中大部分对话和描写我都不懂，但有几行我还是看明白了。讲的是有几个人坐在尼罗河畔（我知道尼罗河在地图的什么地方吗？），看着一只紫红色（我知道紫红色是什么样子吗？）的帆船顺风航行，背景是绿色的棕榈林和橙黄色的沙漠。我觉得落日的景色更加光辉灿烂；那几个人看着“帆船顺风航行”，至于他们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一种奇妙的感觉在我身上油然而生，而且非常强烈，我不禁合上了书本。在我以后四十年的有意或无意的回忆中，帆船在继续溯流而上，透过棕榈林可以看见火红的太阳正沿着悬崖绝壁下沉，尼罗河的水向北方流淌着。我将会看到，有一个灰色头发的男人站在甲板上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