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让娜断绝关系，并没有使米歇尔对巴黎产生反感。他还时常在冬天去南方作短暂停留。我没有陪他去。他只是去尝试一种新“妙计”，但没有成功。赌博的病毒不只寄生在蒙特卡洛。在巴黎，证券经纪人、交易所行情、透支贴现率，都对他产生了吸引力，以期填补自诺埃米去世以来明显出现的财源缺口。他想“搞商业”。这是可能的，但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假设，而他本人并没有搞过。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仍然爱着让娜，只要住得离她不太远就感到高兴，而且如果愿意，他打开镀金的铁栅门，就能看见塞奴斯奇大街。塞奴斯奇大街距离马勒塞尔布大道只相隔几幢楼房。但他没有那样做。
米歇尔在昂坦大街租了一套公寓。由于历史的变迁，昂坦大街改名为埃马纽埃尔三世大街，后来又改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街。公寓在二楼，房间宽敞。这座楼房现在已经被拆除了。我们的正屋与一条拱顶通道相通，外面朝向第一座庭院。第一座庭院里有黄杨树花坛。黄杨树修剪得很矮，形似百合花。这种布局可能体现了房屋主人的政治观点。有四个房间互相串联，在每个房间里都能看见这个四季常绿的花坛。其他五个房间都朝向第二座庭院，墙壁粉刷得略为逊色。庭院的四周是放杂物的地方，后来改为车库，米歇尔一反图舒适的常态，这次选择了那个显然是做客厅的主要房间，将带有天盖的床、写字台、两把皮扶手椅和几百本书籍全布置在里面。两把扶手椅放在壁炉旁边。
我的房间也对着那个庭院，相隔三个窗子。在我们来这里的前两天，对面那栋漂亮的楼房里发生了一桩丧事。死者是一家之长。我与两个保姆站在窗子前，听着锤子钉棺材的敲打声，真感到可怕。“好像是一个既有钱又有名气的人。”女厨子说。想象着这个既有钱又有名气的先生躺在棺材里的样子，不禁让人毛骨悚然。深夜，我被一个小男孩儿的呜咽声惊醒了。那实际是哭声。小男孩儿十三岁，是死者的儿子。我一直没有看见他，因为不久以后，他们全家都搬走了。我一个人站在黑暗里，也呜咽地哭了，然后又发疯似的笑，笑完之后又觉得羞愧。我难道没有良心？直到现在，我仍然很吃惊当时自己的反应。
对我来说，具有些许外省风情的巴黎不复存在了。住王宫饭店，在王后步行街和加布里埃尔大街漫步，去让娜家与克莱芒和阿可塞勒吃点心，玩游戏，所有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了。我们玩的是象牙棒游戏和跳鹅游戏。象牙棒很容易弄断，我们都屏住气，玩得很认真。（最后一次去玩的时候，看见花冠落在银水盆里游动着，我们也都屏住气。）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她是一个长得干瘪动作呆板的布列塔尼女人。她当时不情愿地承认自己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她的光辉经历开始于教麦克-马洪元帅的子女学认字，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她又做了一个年轻子爵夫人的女伴。子爵夫人也是布列塔尼人。她患了脊髓病，早对她的女主人的弟弟默默地怀有一种纯洁的感情，女主人的弟弟也有同感。她把我带到糕点铺吃点心，她有时为了解馋，自己也要一杯香槟酒。她坐在小姑娘对面，用手绢擦着眼泪，点点滴滴地谈到自己过去的爱情。讲也是白讲。我不能理解，她这个被关节炎折磨得动作呆板的躯体，跟着我这个活泼的小孩儿是够不容易的；我也无法想象，这躯体里也曾有过一颗少女心。
除了算术，她什么也不教。她的算术也很差劲儿，因此，我后来不得不重新学。米歇尔教我语法，坚持让我在应用中学。英语与法语交叉着学，并用无穷无尽的阅读来充实。只要他晚上不出门，我们就读书。他给我读拉辛、圣西门、夏多勃里昂和福楼拜的著作。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诸神渴了》和洛蒂的《吴哥朝圣者》，还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穿插着读。有时遇到不好给我读的段落，他犹豫一下之后，干脆跳过去；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读完以后他把书给我，让我自己看。他叫这位年已古稀的小姐带我在巴黎看一些名胜古迹。小教堂、克吕尼博物馆、无辜者喷泉和赎罪小教堂是我常去的地方。克吕尼博物馆里有古罗马公共浴池，里面阴冷。当我进去参观的时候，我的家庭女教师穿着紫色毛衣站在门口等我。荣军院的拿破仑皇帝墓当然也看。对这位小姐来说，这可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她的祖先属于王族，曾经在皇家军队效力。我父亲叫她每个星期带我去卢浮宫两次。我每次去都看不厌。在九至十一岁两年之间，一种既抽象又非常肉感的东西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对颜色、人体形态和希腊裸体画颇感兴趣，对生活也产生了乐趣和荣誉感。普桑的大树和克洛德·洛兰的小树林在我身上生了根；达·芬奇的圣约翰和巴克斯站在岩洞口，手指着一种微弱的光线，我不知道是什么光线；我非常喜欢从帕台农神庙的檐壁取下的小头像，我真想去吻它。
当然，我在观看几部大型戏剧和时髦戏剧的时候见过当时的一些名演员。我记不起是不是见过萨拉·伯恩哈特演的《雏鹰》，但我又见过雷加讷。我觉得《仓克列鸡》滑稽可笑。我从穆内-苏利演的《波利耶克特》发现了一个如同从地下冒出来的完好无损塑像似的人物邓肯国王。他的确是瞎子，由两个孩子领路，在大谈什么洁净的天空，天上飞着燕子；他还向那些将要杀害他的人致意，因为他看不见谁是刽子手。我作为孩子，亲眼看见的巴黎，使我置身于过去几个世纪的溟茫时空之中。协和广场是与拉美西斯二世和大革命同一时代的产物。巴黎有各种教派的教堂，颇具异国情调。我以后会有机会前往这些国家。在不同教派的教堂里，祈祷和唱圣歌的方式都不相同：穷人圣朱利安教堂和他的古叙利亚礼拜仪式，希腊和罗马尼亚东正教教堂，亚美尼亚教堂的木铃，在复活节上将大蜡烛连在一起，导火索一点燃，全都燃烧起来。（“要是能这样生育子女有多好。”米歇尔若有所思地嘟哝道。）让娜和埃贡都是新教教徒，非常喜欢教堂的斯洛文尼亚语圣歌，带米歇尔去过达卢街的俄国教堂。一切都像在蒙特卡洛一样，我父亲让我观看了有趣的戏剧《奥特罗》。看过这部戏剧，像吃了一块光滑的粉红色冰激凌，但是他没有太强调这部戏剧为什么出名，只是告诉我历史上的几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也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易斯沃尔斯基大使身穿礼服，手戴淡黄手套，拿着大礼帽向门的内哥罗老国王、门的内哥罗的两位公主和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夫人致意。国王头戴皮帽，正坐在他的新汽车里。两位公主很快就暴露出是阴谋的可怕策划者。大公夫人是储君的岳母，膝下半跪着一些女士，都佩戴着钻石和绿松石，手套的口开得很大，以显示戒指上的巨大宝石。在一九一五年久居英国回来以后，我还会在寒风中看见他们中的几个幽灵。
一天，米歇尔在走动着的人群中看到了埃贡。两个人相隔只有几步远。他们很不自然地互相点了点头。米歇尔尽管不承认，但他太喜欢让娜了，因此对埃贡不能不表现出一种苦涩的友情。无论是否被丑闻环绕，他和那个曾在斯海弗宁恩的路上与米歇尔谈了很长时间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
“您经常到这里来？”
“这里的乐曲与我创作的乐曲不同，但我喜欢。这种唱腔……”
这时，唱诗班高昂的低音传了过来。
“德·乐瓦尔夫人好吗？”
“让娜还是老样子。”
一列信徒排队走到他们钟爱的圣像前，点燃了蜡烛。他们俩被人群分开了。米歇尔怕我丢失在人群里，牵着我的手走下了楼梯。他讨厌与埃贡这样的相遇。他记得，在荷兰的时候，埃贡责备他不敢当着他的面直呼让娜的名字，说他是伪善。我们在楼梯下遇到了米歇尔的妹夫德·帕伯爵。德·帕伯爵答应与他一起从达卢街步行到昂坦大街，去我们家吃饭（这种良好的关系很快中断了）、德·帕伯爵以后宁死也不再去异教派教堂了。
米歇尔承认自己错了。他心里承认，在他经历过最初的讨厌和苦恼之后，罗马丑闻在他身上激起了一股粗俗的希望，相信让娜会抛弃名誉扫地的丈夫，然而，这位少妇所做的却完全相反。他事先为自己设想的幸福，是建筑在她的痛苦之上的自私自利的幸福。他那天的胡言乱语所产生的影响是永远无法洗刷清的。（他自称是混蛋。）但知道让娜对他有看法，反而激起了他对这个让娜的憎恨，她回答的“不”过于仓促，过于生硬了。她起码得犹豫片刻再回答他……发生这件事的前一天，在费德公爵大道上，她受幻象所苦，她找他，等他去救她，如果他知道这件事该多好啊。但这件事，他直到死也不会知道。当寄自罗马的玩具娃娃到达的时候，米歇尔一点儿也不为她在罗马专门抽出时间，为费尔南德的女儿买玩具而感动。他告诉我，他自作主张地把玩具送给了看门人的女儿。自此以后，他对这段狂热的爱情感到太厌倦了，然而他又觉得，这是他惟一理智的爱情。算了，还有别的女人呢。他越发听天由命起来。所有这一切，就像他用一块永不变质的金子换了一把闪亮的金矿砂。
人生的旅程就像银河系那样复杂。乍一看，这一连串的事件，这些约会，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仔细观察，却被一些肉眼难以分辨的线条串联在一起，似乎时而无处收笔，时而又在无限地伸延，从地点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还是地图上的那一些黑点儿，还是那些老地方，不想去也得去，不喜欢去也得去。奥斯坦德对于米歇尔，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该死的地方，但也是命中注定的，不管愿意与否，在生命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会与之相逢。正是在那里，还是童年时期，他顺从地成为他父亲一段浪漫爱情的帮凶；也正是在那里，他十五岁的时候与他遇到的第一个妓女同床而眠。在两次开小差和流亡英国期间，他能轻而易举地把那里作为港口，偷渡去里尔看一眼亲人。正是在沙丘中孤零零的别墅里，他请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允许头晕的贝尔特坐在她的藤条扶手椅上休息一会儿；后来，也正是这个善良的老太太见证了一件肮脏的悲惨事件，他除了费尔南德之外没对任何人讲过，甚至让娜可能也一无所知，但这件悲惨事件就像一只沉船的残骸，随时都会浮出水面。也正是在那里，老太太请米歇尔去她那里过为期一星期的复活节，以期减轻他的痛苦。他在那里遇到了费尔南德，费尔南德又将他介绍给了让娜。
这一次，可爱的老太太不在了，房子被一家荷兰人买去了。这家荷兰人正好要在比利时海滨买一套房子。比利时的税收政策没有他们家乡严。富勒格尔男爵夫人（这是一条新线索，但不如另一条保持得紧）是范·t夫人的远亲，为人轻佻，她们不经常来往。别墅粉刷一新，随着科内利亚·富勒格尔的迁入，为之带来了生气、愉快和喧闹。她丈夫沉默寡言，大小事皆不过问。她的三个女儿可爱漂亮。奥黛特三十多岁，在生活中我行我素。她与一个比利时人结婚不久就离了婚，是出身原因还是金钱的因素，人们不得而知。她既轻松，又表现轻浮。她也很迷人。米歇尔是在巴黎认识她的。她在十六区有一处临时住所。当她夏天去奥斯坦德附近看望亲人的时候，米歇尔也跟了去，还说服她带着旅行包和帽盒半路上在黑山城堡歇脚。传说她有半打情夫，当然米歇尔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恶语中伤。但这个小女人似乎逃过了《巴黎生活》杂志的闲言碎语，仍然属于上流社会，但换一个人，肯定保不住她现在的地位。她长期与显赫狡猾的法国l侯爵保持着联系。l侯爵靠着在海外的事业建立了自己的家产，获得了某种名声，也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地道的巴黎人：她与侯爵一起游玩，午饭吃在赛马俱乐部，晚饭泡在银塔饭馆。她经常穿着男装，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陪着他去各地游玩。这种游玩其实就是冒险。她总是走在时髦前面，私下所欠巴黎名服装师的钱超过了侯爵的公开信贷；米歇尔觉得这件事很好解决。她为人活泼，爱笑，笑声尖厉清脆。她总是什么都想做，乘汽艇游玩，在咖啡馆听唱歌，彻夜不眠，大多数女人熬夜后会像她们的崇拜者献给的鲜花一样，一个个地发蔫儿，而她却光艳无比，米歇尔根本没有怀疑她是涂了脂粉。只是她说话的声音经常沙哑，说明她熬夜过度。
侯爵是个有原则的男人，在贝里的家中与妻子和四个子女一起过夏天。年轻的f女男爵（她又重拾家族的姓氏）既不是他的正式情妇，也不是由他供养的女人，在这个大事业家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她一连几个月，甚至几个季节逍遥自在，他也不在乎。她身边颇有几个仰慕她的男人，也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几乎长期与她形影不离。米歇尔也很快地被她接受。说真的，她分配给米歇尔的时间很少，只在五点钟的茶点到“穿衣”出去吃晚饭这一段时间，这对于一个付出如此心思与殷勤的情夫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想，除了季普的一两部小说，她什么也不读；她去洪都拉斯和苏丹旅游之后只带回了几本滑稽故事集，但是用她的话来说，她“痴情”于这个几乎什么都懂的文人，或不屑写诗的诗人，把他看成天才，而且还精心地保存着“崇高的”情书。但是，她具有上流社会易激动并且夸大其词的怪癖，觉得什么都是崇高的，美好的。米歇尔心想，哪怕她是为了享乐，是不是也太轻佻了。
她是个音乐迷，但她的才华是舞蹈。在当时，具有异国情调的探戈舞虽然产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下层社会，还是颇有争议的新舞蹈”，但已经开始占据音乐厅的舞台，很快也占据了沙龙。她是最早敢于跳这种舞蹈的女人之一。晚上，米歇尔看着她在一家已经半空的俱乐部舞厅与一位“经常出入社交界的男舞蹈演员”一起跳这种舞。这位男舞蹈演员出场费为一个金路易。她滑步，扭腰，故意卖弄风情，既激昂豪放，但又适可而止，这恰像自己不说粗话，就不怕下流歌曲灌耳。她腰肢扭动，腰部线条曲折，几乎难以察觉，一直延伸至脚后跟，这使米歇尔联想到他一直迷恋着的古希腊塔那格拉城的小塑像。他是否还会联想到让娜在海牙跳华尔兹舞的情态？她嘴唇微开，兴致盎然，像腾空而起，在上帝面前翩翩起舞。这里与上帝无关，而是与美貌女子相偕出席晚会，就如同夏日之夜小憩于卡特兰牧场那样惬意。
这时，响起了一声更低沉的乐音。米歇尔为一个不再年轻的女子（她大约五十岁，而他已经五十八岁）燃起了激情。这位女子不一定漂亮，而且丑事绯闻接连不断。而且，她显然染上了重病，但求生的欲望十分强烈，这使得米歇尔不知所措。这是肉欲的激情，起码在开始的时候是如此。她的肉体具有病态的魅力，像一只酸而变质的水果，但是，性欲如若存在，会在米歇尔的身上唤醒或重新燃起更强烈的欲火。这种欲火是对存在的好奇，出自本能的仁慈之心。由于厌倦了别的女人，他越来越频繁出入可疑的阶层，遇到了一个颇有派头的女子。她是斯特拉斯堡一位银行家的女儿，由于厌倦了婚姻和乡间生活，一阵风似的离开了丈夫。她丈夫是马尔西尼司令，住在孚日兵营。这位钟情的丈夫躬身相送。她走了，几乎没带什么行装，将订婚戒指留在床头柜上，还把她认为过时的衣物送给了女仆；司令一直是多情的，将她的两只几乎空的只装着几束花的箱子寄给她。不幸的是，一个浪漫的举动不一定总会带来预期的效果：花寄到的时候，不是枯萎就是发了霉，在箱子的衬里上留下了一些黑斑点。从此以后，丈夫不再为妻子负担债务，也不为她的行为负责，但她继续使用他的姓氏，并且保留着一只镶嵌着真正的伯爵花冠纹章的戒指。当然，大多数人认为花冠是仿制的，姓氏也是假的。米歇尔对此一清二楚。司令在沙勒维尔附近有自己的土地，正好与费尔南德的土地邻近。新近结婚的朱丽艾特·德·马尔西尼认识我母亲费尔南德。我母亲当时还是姑娘。
我在琢磨米歇尔请一位女细密画家画的像。这位细密画家对模特极尽奉承之能事。但这幅画隐约地暴露了这个奇特的女人的某些特征。细长的鼻孔如同两个黑洞，使人有意或无意地联想到死人的脑袋，但灰色的眼睛有点儿斜视，在略显皱痕的眼睑下发着奇异的光；薄薄的嘴唇紧闭着，可能是为了掩盖长得不整齐的牙齿；颧骨突出，面颊凹陷。头发浓密花白，扑着粉，形同王冠，还别着两朵钻石小花，活像一位十八世纪的侯爵夫人。瘦削的肩上披着白鼬皮长披肩；衣服装饰着花边，袒胸露肩，一束帕尔马蝴蝶花掩盖着突出的锁骨下瘪平的胸部。米歇尔有时几乎是迷信地想，她被吸血鬼附了身，欲寻欢作乐而又力不从心：到豪华饭馆大吃大喝，首演，举办画展（尽管她对绘画不感兴趣），出席颇受好评的音乐会（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音乐使她感到恼火），在不太感到痛苦的时候当然也要满足肉体的需要，以证明她这个不听自己使唤的躯体还能讨人喜欢，还能享乐。但她变得越来越瘦了；她爬上几道阶梯来到二楼的客厅以后，便瘫软在扶手椅上。她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公馆，还有许多仆人，管理费用已经超出她的支付能力，但她还得在那里勉强地支撑着。她找公证人像看医生一样频繁。她的东西被男仆偷走了；女厨子的饭做得很糟糕，米歇尔在来她这里用餐之前，习惯先到拉吕饭馆喝点儿汤或吃一盘炒鸡蛋。她勉强度日，因此，来来往往的客人对她的景况产生了怀疑。一些名声欠佳的女人吃着她的小面包，用“你”称呼她，而她却高傲地用“您”称呼对方。她儿子是在耶稣教会长大的，为了作出干一番事业的姿态，已经注册攻读学士学位，也住在这幢楼里。这幢楼房很宽敞，她经常调换着家具和挂毯摆放的位置；地毯商和木工就住在她家附近。一天，米歇尔来与他们吃饭，年轻的音乐爱好者马尔西尼拿出一张由埃贡·德·乐瓦尔签名的音乐节目单。乐瓦尔头天晚上刚在坡莱耶勒音乐厅演奏了一首乐曲。
“您没在门口冒着雨等他？”
“没有。我不太熟识他。”
朱丽艾特习惯地耸了耸尖肩膀。大学生不去上课，而与名人交往，这是他自己的事。米歇尔没有说什么。年轻的马尔西尼很漂亮。
著名的外科医生x教授给病人看完病以后，—个劲儿地喝波尔图葡萄酒。他把病情告诉了米歇尔：
“可以说，时间不会拖得很久。显然已经向腹腔上方转移了。部分十二指肠切除是可以的……手术有危险性，我的大多数同行不做这种手术。但面对一个有着强烈生活愿望的女人……”
“她那一天还告诉我，腋窝里也有一个肿块。”
“在她的这个年龄，腺体肿块的变化很慢。但是，要延长她的生命，哪怕延长一年，我刚才说了，手术非做不行。”
“您做手术要多少钱？”
“这种手术危险性很大，我想怎么也得两万五千法郎。总而言之，做这种手术，是有关我的名声的事。”
米歇尔的脸色都变了。在当时，两万五千法郎是一笔巨款，这对他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要拿出黑山城堡的一块农场作抵押。他本想把黑山城堡的地产尽快全部出手，这样一来，难度就更大了。
“请您相信我。”
手术做了。前一天，朱丽艾特还与她的供应商讨论利用她不在家的时间把卧室和小客厅重新粉刷一遍。在医院住了几个星期以后，她觉得已经康复，就要求回家。她几乎下不了床，但是，她穿便服也像穿晚礼服一样讲究。她怕还未愈合的伤口有臭味儿，就喷洒香水除臭。米歇尔给她论升地买盖尔兰矿泉水喝。所有的家具上都摆满了蝴蝶花。她几乎不大吃东西，只吃一些浇上香槟酒的鱼子酱和牡蛎。还得靠服用吗啡减轻疼痛。
大学路的这段插曲到此结束了。她丈夫拒绝接受她的那份遗产；米歇尔对是否请拉科罗什收回那颗蓝宝石犹豫不决，这颗蓝宝石还镶嵌着钻石，她非常喜欢。他把蓝宝石交给了年轻的马尔西尼，尽管肯定他会把蓝宝石送到当铺。事实上，年轻人将蓝宝石用作抵押贷款。
米歇尔并有没感到很难过。他为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超出了人们一般的期望。他以后很少再谈起这个女人。
一月末的天气还是阴沉沉的。奥黛特与她的侯爵去了索马里。米歇尔在她妹妹贝阿塔身边，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他认识贝阿塔已经很久了，但并没有十分在意她。小女子爱说爱笑，让无精打采但性情温柔的年轻女子黯然失色。贝阿塔嫁给了佛兰德一个有封号的家族后代之子为妻。这个家族曾经跟随年轻的查理·德·岗德远征西班牙。查理·德·岗德就是后来的查理五世。阿尔布莱特·德·圣胡安·斯克特·范·德尔·贝格的姓氏中就反映了这个具有西班牙特征的家族的历史。像许多其他家族一样，他们想去新世界淘金，与一个英国勘探者的家族联姻。阿尔布莱特具有西班牙人的突出特征，装腔作势，从容潇洒，血气方刚，是典型的安达卢西亚人；人人都喜欢他，他也使人人开心。他有时也很迷人：例如，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他穿着继承来的耶路撒冷骑士服装去参加一个招待会。我不能肯定那是不是一次化装舞会。作为一个南美共和国公使馆二等秘书，他能常住巴黎，感到很高兴。在萧伯纳笔下的华伦夫人来此告诉英国观众，这里有国际豪华妓院存在的事实以后不久，阿尔布莱特认为这是有关名誉的大事，对所有情况作了全面了解：初出茅庐的少女的名单和价码、出入口以及巴黎与维也纳两城市之间美女身价的差异。
“亲爱的，”他对米歇尔说，“我真不理解你。你住在昂坦大街十九号，离你不远有一家巴黎最好最秘密的妓院。那里有许多女孩儿，还是值得一看的。”
“我不喜欢这样的娱乐方式。”
“你错了。美丽的姑娘，克雷门蒂娜。”他补充说。他噘着嘴吻着两个指头。这是西班牙人的习惯动作。
这样的丈夫不会碍手碍脚。妻子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以后，阿尔布莱特对她多少有点厌倦了，但在外人的眼里，他们的家庭是很和美的。贝阿塔金黄色头发，人很漂亮，在欧仁尼·德拉克鲁瓦大街有一个十分温馨的客厅。室内的装饰也与主人的美貌相衬。她既不寻欢作乐，也不想入非非。她对男人的情意虽然微薄，但既产生于内心，也产生于欲望。米歇尔受优待，每天都来，坐在长沙发上，或灯光下。米歇尔给她带来一些书，她读过几页之后就大谈特谈感想；她很可能只是谈谈而已。米歇尔给她一些小玩意儿，她也不拒绝：一块不太值钱的宝石，或一只十八世纪的针线包，但一被她拿在漂亮的手里翻来覆去地玩，其价值就倍增了。但她尤其喜欢散发着香味儿的花，特别是经过园艺师巧妙的嫁接之后仍然芬芳浓郁的玫瑰花。当她将鲜花贴近脸品味花香的时候，动作很像天使。米歇尔喜爱的，是她的歌声。她的嗓音略微低哑，但音调娇柔，演唱梅特林克的歌曲更是如此。梅特林克的歌曲短小悠扬，在当时非常流行。
“如果他再回来就好了。
“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就说我们等他。”
米歇尔无意地透过灯罩的玫瑰色光环，看着房间黑暗的角落。没有人等他，即使他回来，也没有什么可对他说的。
这三个女人对我的微薄体贴掺杂着漠然，如果说这种体贴存在的话。按照巴黎的说法，奥黛特永远把我看成“小姑娘”，“可爱的小姑娘”。马尔西尼夫人不喜欢孩子，孩子使这个常年生病的女人感到厌烦。我只去过她家一次。她的客厅很大，但光线总是不明不暗。当我走到她面前的时候，她站起来，走到一个大箱子跟前找什么东西，但没找到。她没有耐心找，便摁电铃叫她的侍女。侍女找到了，是一个椭圆形的真丝包裹，还捆着玫瑰色绦带。我照着她们的说法打开一看，是一只大巧克力球，球太大，我用手差点拿不住。大球里面装着几个小球，每个小球里面还装着几个更小的球。我向夫人道了谢，就被人带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贝阿塔更有温情一些。当我与父亲去她家时，她不是给我一包糖果，就是抚摩着我的头发。但我也照常立即被带到三楼的阁楼游艺室。露易丝是三姊妹中的老三，照看着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阿尔布莱特的儿子，现在成了孤儿。她长得不太好看，起码没有她两个姐姐漂亮。但我们喜欢她。她为人热情，会讲有趣的故事，打谜语，侃大山，搞恶作剧。她的恶作剧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而且很可怕。毫无疑问，数百年以来，荷兰的小孩儿在生活中都喜欢冒险，干荒唐事。我们有人装扮国王，有人装扮王后，但反戴着王冠，宝座也是用旧地毯搭在两把椅子之间，往上一坐就陷了下去。她还叫我们到一间黑暗的破旧小屋里找东西，说东西放在右边，但实际上是在左边；露易丝吓得从旁边一间屋里跑出来，那里有一只黑猫躲在壁橱里，看见她就张牙舞爪地向她扑去；我们去的房间里没有壁橱也没有猫，但我们被关在了里面。她对我们说“下雨了”，其实意思是“天晴了”。说反话的游戏几乎成了我们的暗语。这个女性的梯尔·欧伊伦施皮格尔是个乐天派，内心里一直隐藏着对戏剧，尤其对音乐戏剧和古典戏剧的热爱和遗憾。她父母一直没让她登台演戏，她本人也认为自己没有这种才华。然而，她买了一些舞台道具，我们尤其欣赏那只仿造的匕首，用胸口一顶，匕首就缩进柄里。她用匕首扎自己，扎完后倒在枕头上，我们简直看得出了神。
奇怪的是，她经常装死，倒真的死了。她很晚才结婚，嫁给林堡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官，过了几年幸福生活，后来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不会说话，只能呻吟。他们住在马斯特里赫特，丈夫很爱她，几个月以后精神错乱，一刀将妻子捅死，自己也跳进了从窗下流过的默兹河。这起谋杀案与自杀案竟是受人尊敬的法官所为，在全国引起了震惊，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似乎法官动摇了人们对国家司法界的信任，而没有想到他从未像那天那样有良心。
卡洛斯十岁了，长得很胖。我不喜欢他。塞尔日十三岁，是他的堂兄。他瘦身条儿，一头金发，我看着他用灵巧的手拆装着我们的颇为复杂的积木，真有几分眼花缭乱。但我觉得他很凶。我不喜欢他用绘画木炭在玩具娃娃的两腿之间乱画生殖器，他有时还把娃娃的两条腿捭裂了缝。其实，这是一个接近青春期的孩子心情烦躁的表现。约兰德是贝阿塔的大女儿，已经十四岁，几乎像一个成年女子。我喜欢她的二女儿法妮，她十二岁，比我“大”两岁。我从来没敢对她说我钦佩她。我后来又从几个西班牙圣像上发现了她的这些特征，绿眼睛，波浪式的头发和自豪的眼神。但是，我却与和我同岁的贝阿特利克斯形影不离。我们一起在欧仁尼·德拉克鲁瓦大街小花园里的草地上打滚，夏天在奥斯坦德附近的别墅周围玩。那一年，我父亲又一次带我去奥斯坦德小住了一段时间。那里沙丘很高，草很锋利。我们一起拔草玩，蹭得浑身痒痒，不小心还会划破手，有时划破皮肤，直往外冒血。有一天，我们学着露易丝玩恶作剧，用红漆在膝盖和胳膊上涂上很大的伤口。贝阿塔差点儿被吓晕了，但露易丝哈哈大笑起来，这才使她放了心。另一方面，我与贝阿特利克斯亲近，他搂着我，我们耳朵咬耳朵地说悄悄话。这引起了大人们的担心，就不动声色地把我们分开了。这是对孩子天真无邪性格的误解。我第一次有了与我同年龄身高相似的同伴，而不再是来黑山城堡玩几天并无交情的表姊妹。或者再往以前追溯，还有圣让-卡佩尔的孩子们，他们与我一起从长满草的斜坡上滚下来。当铁栅门敞开的时候，我们还进去摘尚未成熟的苹果吃。我这才开始明白，只要是一个与我们同龄的人，不论是男是女，就可能爱他，也可能恨他，可能与他打架，也可能拥抱他。对我来说，克莱芒和阿可塞勒只是很小的孩子（“您看，我在当时已经很懂事了。”克莱芒把过去的照片拿给我看，他说，“我已经吻您的手了。”），就像我当时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女孩儿一样。这一次，我来到了从童年进入成年时期的一些混乱区域，在那里，一旦进入舞会，就别想再出来。
我还有父亲当年的二张快照。他正与刚去非洲旅游归来的奥黛特穿过香榭丽舍大街。米歇尔身材高大，腰杆挺直，穿着在伦敦定做的衣服，很英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也越来越潇洒，他迈着大步，走得很快，而奥黛特穿着紧下摆的裙子，两个人的脚步很难合拍；奥黛特还戴着那年春季的时髦大帽，帽檐蹭着米歇尔的肩头。他们显得很高兴：少妇有着时装模特的漂亮相貌，米歇尔能陪着她散步，感到十分自豪。奥黛特对有这样的朋友作陪也觉得很满意，正像她所说的，他“出身高贵”，与他在一起，l侯爵如果看见也不会说她有失身份。这个时期相对来说是短暂的，再过几个月将随着一个响雷宣告结束。在此期间，我对米歇尔的看法发生了一种变化，类似的变化还教会我分辨甚至判断一起与我玩耍的伙伴们。我知道，我算是白与贝阿特利克斯嘴对嘴亲吻了，我在玩游戏的时候有时会把他忘掉，而去找另一个更可爱的女伴；我知道，约兰德虽然以贵妇的气度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但她对我们和狗都是很凶的；我知道塞尔日漂亮，但他让我感到有点害怕。这种新的敏锐感可能还是一种收获；但与孩童时期好思索的特点相比，肯定是一个损失。米歇尔的所作所为被判断着，被仔细地观察着。我已经意识到，他不再完全是一个有着房地产穿着乡巴佬服装的父亲了，不再是一个每天早晨带着我围着公园转大圈子的父亲了，不再是一个还得花上很长时间为我放羊的父亲了。他也不再是一个每天出去吃晚饭之前还得提前一个小时回家看着我背希腊文字母，修改我的拉丁文变格作业的父亲了。他更不是（但这样的回忆还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个有点儿心神不安的男人了：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当时大约五岁），他坐在黑山城堡偶然起用的客厅里，让发低烧的我躺在他的双膝上，唱着摇篮曲设法让我入睡。摇篮曲是瓦格纳为沃坦谱写的，当沃坦让被火焰围困的女儿布伦希尔德陷入沉睡的时候就唱着这首摇篮曲——多，多，孩子，多……但他不是瓦格纳，唱的声音很低，唱腔略微沙哑，而且肯定也没能对我起到催眠的效果。于是，我慢慢地并且怀着一种苦涩的心情发现，那些在米歇尔身边不停打转的少妇不仅爱慕他，而且奉承他。
他开玩笑，逗得人们直笑；他说风趣话，人们也笑着听；他与别人交谈，能对答如流。在巴黎，人们信任他，与他一起去富凯美食厅。他不自个儿去。或者像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在世的时候一样，还去一些小剧院。在沙丘别墅，他看人们玩字谜游戏。玩这种游戏时，兴高采烈的富勒格尔女男爵让客人披着披肩和天鹅绒门帘，打扮成滑稽可笑的样子；他甚至还亲自参加，更增加了活跃的气氛。他长时间呆在赌场，上午喝波尔图葡萄酒，晚上看小歌剧，然后吃清淡的配香槟酒的夜点心。他只不过是上流社会的一个男人而已。我还觉得他读书比以前少了，或者仅仅读来自巴黎的报刊，而且一收到报刊，连拆封条也是匆匆忙忙的；但我觉得，他看交易所市价表的时候没有那么焦虑不安了。
中午时分，年轻的美女和朋友蜂拥而至，躺在沙滩上。他们穿的游泳衣是当时最开放的，但皮肤的裸露还是羞答答的。一天，奥黛特大胆地穿了一件白色紧身游泳衣，简直像一个仙女，或者像伯拉克西特列斯雕塑的芙莱妮。但白色紧身游泳衣一沾水便完全贴在身上，就显得更加透明。米歇尔不得不走到水边，献殷勤地递给她一条浴巾，以免引起游泳者和过路人的反感。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前不久，我开始做了两件不光彩的事。第一件是偷窃。卡洛斯将他收到的一份生日礼物小纸牌拿给我看，在此之前，从来对纸牌不感兴趣的我竟然喜欢上了。我偷偷地把小纸牌拿走了。在乘出租车从欧仁尼·德拉克鲁瓦大街到昂坦大街的路上，我觉得装在我的小包里的五十二张小纸牌的分量越来越重。回到家，我刚刚走上楼梯就呜咽着摔倒了。女仆吓坏了，赶忙跑过来叫人打开房门，几乎是把我抱进房间里的。我还是一个劲儿地哭泣。米歇尔过来了，我把犯罪的事实告诉了他。“得了，得了，”米歇尔说，“明天上午给他带去就是啦。”我照办了。两个堂兄弟正在搭一条电动铁路，还配备了三个等级的车厢，安装了红绿灯，用纸板设置路障和地下通道。我不知道自己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卡洛斯把小纸牌接过去，放在一个桌子角上，也没问我是偷走的还是无意中拿走的。
第二件不光彩的事是说谎。我不认为我是爱说谎的人，然而我虚构了一个故事。一天晚上，我告诉保姆和女厨子，米歇尔刚刚给了圣胡安夫人一大束金玫瑰花，说得她们瞠目结舌。然而，这只是一束黄色玫瑰花。保姆和女厨子很反感，但并不感到惊奇：谁都知道，先生送礼出手很大方。不出意料，事情让米歇尔知道了，他疼爱地对我说：
“这是说谎，让娜·德·乐瓦尔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你还记得让娜·德·乐瓦尔吗？）你知道，那是一束鲜花。为什么要说是金的呢？”
“为了说得更好听一些。”我低着头说。
“让娜知道，只有说实话才是好听的，”他说，“你应该记住这一点。”
我真想告诉他，按照他所说的，根据照片和我的模糊回忆，让娜很漂亮，她不需要用乱七八糟的绦带扎在身上美化自己。这两件事本来会引起我对这个太完美的女人的仇恨，但却使我感到高兴。米歇尔从来没有以教训的口气对我说话。他相信一个出身高贵的人是不会作恶的，即使摔倒，也会马上爬起来。从某些方面来说，他是对的。我觉得，我天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而且还要自我完善，每天都强烈地希望做得比头一天更好。但我不知道这种需要从何而来。米歇尔亲口告诉我的让娜的这几句话为我指明了方向。后来，我又听到了一些比任何忠告都让我感动的话。假如身在远方的让娜没有对我进行过培育，我肯定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年轻的女人拒绝了米歇尔的要求，不仅刺痛了他的傲气，而且伤害了他仍然对她怀有的爱情，但由此给他造成的创伤慢慢地愈合了。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好像根本没那回事似的，但怨恨与敬佩似乎是两码事儿。越是敬佩，就越怨恨。人们会说，一个被爱着的女人，即使招致他人的愤怒甚至憎恶，她的形象就像夏日暴风雨之夜出现在天空的月亮，因为是从冥蒙的低云层升起的，会显得更加高大，更加光辉。
我又见到了她。我们在一家新旅馆住了两个星期。新旅馆遮住了沙丘别墅的视线。那里好像是奥斯坦德的延伸，地处偏远，有一个孤寂的很小而且不太像样的豪华浴场。米歇尔让一个女仆陪我坐火车到布鲁塞尔小住一天，去看望我的残疾姨妈。那正是姨妈的四十三岁生日。这是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她，尽管她以后起码又活了十年。但是，与让娜及她丈夫失和，这在某种情况下切断了我们去荷兰的路，而且在黑山城堡出售以后，我们永远地离开了北部省，还有即将爆发的战争，这对我们来说，比利时不存在了，好像它从来就没存在似的。我只是在十六年以后才再一次看到海牙和布鲁塞尔。我姨妈为来向她祝寿的女士们举行了一次茶会。茶会在露台举行。残疾姨妈喜欢露台，她很少离开这里。桌子上铺着台布，摆放着绣花餐巾和重大节日才使用的瓷器。盘子里是美味的点心。人们匆忙地给我穿上“做客时才穿的连衣裙”。客人多数都是中年妇女。也有上了年纪的，都是女主人的亲属或老朋友。由于姨妈是残疾人，她的年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出二十岁。客人都穿着古板的礼服，不是连衣裙就是套服，还饰有花边及其他各种装饰，我觉得她们都是些有点儿过时的人物。让娜也在场。她去海牙看过母亲后，中途在布鲁塞尔停留，为我姨妈祝寿。埃贡没与她一起去。她还没有变样。她戴着大帽子，帽子上既没有插鸵鸟羽翎，也没有鸟形饰物，容貌依然如旧，按当时的礼仪规范，一个讲礼仪的女人坐姿都是双膝稍微并拢，手套半脱，而她却把手套脱下来放在桌子上，交叉着腿，这似乎赋予她一种洒脱自如。但这种姿势使人感到惊奇。她穿着到膝弯的银灰色短裙，斜开着口，露出了几厘米长的薄长袜和矮筒靴，而不是当时大多数女人穿的带纽扣的高帮皮鞋。她向我伸出双臂。我高兴地扑到她怀里。她对我出自心灵、内心和身体的吻，立刻又使我享受到了过去的那种平易近人的亲密感，尽管我们的离别才仅仅四年，但对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这等于我的半生。我本来还要对她丈夫说几句话，这个年轻人过去经常帮着我在海边沙滩上建筑城堡，城堡刚建好就被海水冲走了。但有她在场，我就心满意足了。大门铃响了，又有什么夫人来了。我被带到了一边。我并不感到不高兴。只要知道她还是那么漂亮，还是那么仁慈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