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巴黎的春天到七月才结束。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大城市的气氛如此令人感到轻松愉快。对此，当时的其他作家会比我描述得更好。剧院里的早场演出，俄国芭蕾舞好戏连台；我太年轻，还不能追逐时髦，甚至不知道舞蹈演员的名字，但有许多东西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吉美博物馆很像东方市场，没有现在那种雕塑馆呈现给人的教科书式的美，然而展品丰富，能满足我的儿童欲望；有加耶从安蒂诺波利斯带来的埃及前王朝时期的木乃伊。木乃伊好像在消失之后，又从沙漠里钻了出来，几十年之后，我将去这片沙漠中漫游；还有印度佛像，我以后也将游历印度。有一排日本屏风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的，使我终生难忘。米歇尔虽然不喜欢古典音乐，但出于尽义务，还是带我去听了几次，格鲁克的咏叹调使我懂得纯正的音乐是存在的。米歇尔似乎暂时放弃了与女友的往来，将自己的女儿当成了小伙伴。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但有点早熟，我的眼睛和鼻孔灵敏，嗅出了“战前最后时刻的美好时光”。
米歇尔继续搞“个人事业”。有两个男人，穿戴非常引人注目，但我觉得他们粗俗，多次来我们家与他商谈。七月中旬，他几次去银行回来之后，意外地发现桌子上的金币越来越少了，好像是被积存起来了。
黑山城堡的出售几乎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在他母亲去世之前很久，米歇尔就发誓“尽快出售”这块让他充满痛苦回忆的产业。当地的公证人虽然不同意这种出售办法，仍紧张地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取得继承权之前，米歇尔就经常用一些农场作抵押以获得高利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正好有一个企业家想购买地产，并承担全部欠账，而且出价很高，米歇尔看也没看契约就签了字。我在黑山城堡生活的时间不长，它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回忆。金角山羊、绵羊、小驴和母驴，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都暂时地丢在了一边。但是，出售城堡之事在村子里引起了轰动。农民不太喜欢变化。他们更不喜欢摊放在草地上的旧衣服、穿破的开司米毛衣、过时的煤油灯、诺埃米的一件裂了口的鲸鱼皮短上衣、毫无价值但还可以作为收藏物的器皿、我的那些已经记不得的玩具，其中包括一个由笃信宗教而且富有的堂姊妹送给我的用电灯照明的卢尔德山洞。米歇尔对这种做法没过问，具体事宜都是他儿子一手操办的。
相反，一些“漂亮的”家具，真假难分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安乐椅、银器、东方地毯、过时的水晶吊灯、五代以来留下来的几包耐用衬衣和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可以确认和无法确认的肖像，都被这个儿子放在储藏室。米歇尔让他全权负责处理善后事宜。（“这些老古董对我有什么用？”）米歇尔再没有看见这些东西。十五年以后，我又在米歇尔-约瑟夫刚修建的一所房子里见到了这些玩意儿。他很高兴让我看到了这些家具。遗产是根据《撒利克法典》和《长子继承法》处理的。他根本不知道米歇尔财产的情况。他可能以为米歇尔留给我等额的金法郎。
米歇尔知道花钱如流水，因此在卖掉黑山城堡以后，他提议起码将一部分资本直接投入他称之为“时机”的事业之中，在沙丘别墅附近购买一套不久以前修建的新艺术别墅。是他父亲过去把他引荐到那里去的。那里是一个小上流社会，房产价格直线上升，也为他提供了一个从秋初到秋末的度假场所，可以与妻子、年幼的孩子、岳父母及连襟在那里休息。其中起码有一个是大使，在他的居住国取得了一块用于社交的场所，这是他直到当时以出售汽车的办法未能获得的。米歇尔甚至还签了一张购买车库和仆人房间的支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告别赠礼。比利时的海岸受到附庸风雅潮流的感染，使他感到厌烦。沙丘别墅在那一年关闭了，其实，他自从经常在巴黎见到奥黛特和贝阿塔之后，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再说他对这两个年轻女人的兴趣多少也有些降温。
在此期间，我开始喜欢旅游。贝阿塔和她的两个小女儿在丹麦的默恩岛度假。阿尔布莱特曾经任驻哥本哈根公使团秘书，她们喜欢默恩岛。米歇尔同意去做短暂逗留，这可以使他重温过去在北方群岛与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一起漫步的情景。他首先想到的是驾驶着他的最新“梦幻号”游艇游玩（这是个小布尔乔亚式的名字，他没有必要更改）。游艇是他上一个季度与让娜在斯海弗宁恩期间购买的。这个倒霉的“梦幻号”的名字的荷兰文是droom。“梦幻号”现在从奥斯坦德起航了。在此之前，米歇尔只驾驶“梦幻号”与奥黛特作过短程航行，或为了让我高兴，并进行预防性晕船的训练，还带着我在离岸不远的海域游玩。这只游艇简直是一条被遗弃的狗。米歇尔曾经考虑用来换一幢更豪华的住宅，以弥补对他爱着的女人的思念之情。这个想法成了泡影，而米歇尔对游艇的兴致也因此淡漠了，就像他在两个妻子去世以后对骑马不再感兴趣一样。在我们追求生活乐趣的每一种方式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人作为支柱。人们不会在空旷的原野上长时间地孤身驰骋；人们不会独自在海上长时间地曲折航行。这一次，我们经过德国海岸直奔默恩岛。我们在比利时海岸停留，只是让米歇尔有足够的时间出售这个不幸的“梦幻号”，并且去看一眼在一九一四年七月还没有变得荒唐的新“房产投资”。我们已经对这座建筑谈得太多了。这座绿色的建筑装饰着金色的向日葵，很神气，但在半个月以后就变成了一堆废墟。
我们要在那里住几个夜晚，米歇尔占了整个二层的大房间。我住的是一间狭长的凹室，外面有一个小阳台，面对着大海。白天天气闷热，夜里风大而凉爽。我的房间与大海只隔着一道狭窄的沙堤，夜间，大海掀起巨大的波涛，像一个个坚硬的大黑石块，汹涌着向我奔腾而来。浓云密布，云头低垂，就像我过去看过的《麦克白》中被妖婆盘踞的荒野，但却更好看；我不知道这浓云来自何方，到何处去，只见月亮时隐时现。落地窗突然被风吹开了，海风灌满了整个房间。我走到阳台上，衬衫被风卷起，我觉得自己像沙滩上的一根麦秆。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窗子关上，以免风吹进旁边的房间。风声和涛声都减弱了，只能听见从烟囱里发出的像猫头鹰嚎叫似的声音。房间里就我一个人，我像被封闭在盒子里的玩具娃娃，与可怕的世界隔绝了，孤单地被包围在黑夜之中。在我的背后，在新砌的墙壁的另一边，爆炸性的新闻顺着电报线路飞速地传播着。人类世界在颤抖；奥地利的一位大公刚刚到达萨拉热窝，竟也成了一只猎物，就像死在他手下的一只驼鹿或狗熊。我后来在他的波希米亚城堡见到他打猎的战利品，感到恶心。他的死，欧洲几乎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然而将九百万人推向了死亡。不但我不知道，就是我周围的大多数酣睡着的人也没有察觉。“我看见夜空凄惨，月亮在乌云中奔跑。”我后来借哈德良之口说出这句话，最早却是在这时想到的。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事物的无秩序寓于秩序之中。我还不能完全相信，萨拉热窝战火引起的后果也是如此。
从那以后，到处一片混乱：以分钟甚至以小时计算的时间似乎显得太短，难以容纳那么多的事件。
我们听到的钟声像可怕的瘟疫，从法国的佛兰德地区传到比利时的佛兰德地区，但记不得是在那天早晨还是第二天早晨。人们的反应是无限的恐惧，彻夜不眠，而且束手无策。每天清晨，人们手上端着咖啡，趴在报纸上贪婪地阅读着新闻，就如同现在的新闻媒体散布的全是原子弹爆炸或环境污染的消息，说不定哪一天人们就会命归西天。最善于观察形势的人发现，按月租用的旅馆和别墅里的德国人不见了；作为一家之长的丈夫或父亲也走了。大学生的互相决斗不仅自己伤痕累累，而且也经常弄得他们满面伤痕，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时尚；但是，他们第一批走了，很少有妻子和子女陪同，也很少带行李。人们看到的是草菅人命的帝国又一次犯下的罪行，乔装成海滨浴场救生员的士兵也被帝国召回去了。第二天，劳尔大使夫人乘坐着塞满军人的俄国火车，经过五天旅行回到了国内。说得更确切，她是比利时驻波斯公使夫人，因为战前还没有向小国派驻大使。这没有关系：赌注已经下了。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密谋编织一张覆盖欧洲之网，而且这张网还通过殖民地覆盖着整个地球：锡克人、僧伽罗人、塞内加尔人、安南人，都成了灰白皮肤人种争夺的牺牲品；一些法国银行家纷纷向俄国借款；各地的工厂都储备钢材，加足马力生产，用其产品去消灭无名者的肉体；新闻报刊每时每刻都在散布谎言。一些令人厌恶的核心小集团已经形成：狂妄分子手持卡宾枪沿河巡逻，去搜寻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间谍。保姆给小女孩儿找事干，叫她们洗旧纱布团，就像在七十年代的晴好日子里做的那样。然而，有一件事让人感到精神振奋：八月，巨大的钢铁怪物在离河堤不远的浓雾中出现了；人们相信得救了；英国守护着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在第一批德国先头部队到达之时，整个海岸线就成了两军对峙的前沿阵地。
米歇尔是第一个被惊醒的。必须逃命。但通往里尔和巴黎的公路被切断了；火车不通了。汽车还可能通行；但米歇尔没有汽车，连辆破车也找不到。人们猜想，是因为有一辆车在敦刻尔克或贝顿的公路上抛锚，弄得箱破马亡，人们只好徒步逃命，因此造成交通堵塞。
就连忠于职守的小型有轨电车也不能开了，因此只好有选择地带上一些箱子，步行去奥斯坦德。我们深夜起程，以便在天刚破晓之时到达港口。天空漆黑；月光下空无一人的别墅似乎一片惨白。我们一行人不多，是临时凑在一起的。有米歇尔、他儿媳妇、我、两个孩子。约兰德刚刚结束在布吕赫英国女修院的教育，还没来得及与家人团聚；她穿着一双小鞋，双脚磨得疼痛。后来又增加了卡米伊、一个英国女人、胖厨子多罗泰和x表兄。卡米伊一头红棕色头发，喜欢开玩笑，是残疾姨妈的奴仆，她被借给我父亲专门照料我。英国女人相貌平平，负责照看我的两个年轻侄子。x表兄也是平庸之辈，我小的时候，他给我照过相，现在也不可能回家乡里尔了。米歇尔-约瑟夫几天以前就出发找部队去了，但没找到，或者又走散了。他在英国赶上了我们。
看到这些人，我不知道他们各自有何感受。我当时还分不清战争和冒险之间有什么区别。这次逃难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一次夜间的散步。
我们一眼就发现，无法再上“梦幻号”了。配件都旧了，根本没有时间配齐全套用品。而且，辅助发动机也生了锈，必须彻底清除。没有辅助发电机就无法进出港口。
我们上了最后一班正待起航的大型客轮；“梦幻号”由一艘平底驳船拖到多佛尔。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越洋过海，也是我第一次经历的与其说是恐惧毋宁说是惊愕的遭遇（这里用的形容词太强烈，而我的感受太表面，也难以形容），与战争的后遗症正面相遇。德国军队已经接近荷兰，卫塞、列日和比利时的林堡与荷兰的联系被切断了，人们糊里糊涂地向着大海的方向走去。有时遇到卡车还能够搭上一程，但在下一个路口又被抛在路上。许多人来自一些半城市半农村的小居民点。在比利时，有些地方的居民点经常有着布尔乔亚的特点。另外一些人是种地的农民。大部分人都躺在桥上，其中多数是孕妇。大自然对繁殖生命的女人来说并不友好：她们好歹都穿着旧连衣裙，挺着大肚子，肚子里孕育着不幸的生命，不仅悲惨，而且更滑稽可笑。有的头上裹着头巾，有的裹着围裙，浮肿的脸在阳光下显得煞黄。她们枕着包裹当枕头。蒙斯天使的故事和被砍断拳头的儿童的故事已经开始流传。人们可以怀疑天使。人类的本性就是如此。相反，暴行肯定是被新闻媒体庸俗化了。新闻媒体就是要寻找可怕的事情进行宣传。但弄巧成拙，人们反而不再相信了。突然，在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群海豚，正在客轮前方斜穿而行。
十几只闪闪发光的庞然大物欢快自由地游动着，根本不知道这只可怜的人类方舟里的逃难者是些什么人。在这些日子里，已达数百万年高龄的人类世界显得还是那么年轻，孕育着各种各样的神灵。海豚是高尚的群种，比地球上其他群种更聪明，身体舒展自如，随着波涛的起伏游动着。我当然知道，希腊的小田园诗中讲述的好像是海豚与人类相亲相爱的故事，而我们对这些蹦蹦跳跳的海洋之神已经犯下和将要犯下的罪行比任何时候都多。我知道，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同时也证实了我们对人类本身的破坏。我现在知道，在这个时代，海豚的神奇出现就是一个没有阴影的主显节。
我们在多佛尔下了船。我从船上往下看见的是英国海关官员和人群中一张张怜悯的面孔。对他们来说，“可怜的逃难者”又是一件新鲜事。而对我们来说，同情不会持续多长时间。倒霉的“梦幻号”在我们到达以后不久也抵达了多佛尔，被割断缆绳，沉入了入海口。“得付钱，得付钱，得付钱。”一个让·科克托笔下人物式的人在什么地方说。米歇尔还得交付清理障碍物的费用。
在伦敦的火车上喝着茶，吃着饼干，我感到很惬意。我们都挤在查令十字旅馆。对几个世纪以来还不了解英国首都的法国人来说，这个旅馆的房价是昂贵的。我还记得，旅馆的走廊宽敞，红色的窗帘沾满了浮尘。
随身带来的包裹都捆得乱七八糟，箱子还张着口。我和约兰德被带进一个小房间。约兰德一直不把比她年纪小的孩子放在眼里。我在此也不想提那件似乎淫猥的小事情，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我本来持有的而现在还引起很大争议的关于肉欲的看法。肉欲是我们未来的主宰。那天夜里，我睡在约兰德的狭窄的床上。这是我们当夜仅有的一张床。我本能地预感到，我在生活中产生的间歇性肉欲感和随之而获得的满足，使我一下子发现两个相爱的女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必要的动作。普鲁斯特谈到过心脏跳动的间歇性。但有谁谈论过肉欲尤其是性欲的间歇性呢？幼稚的人认为这是性反常。性反常如果不是人为产生的，就是深深地刻印在肉体的某个部位的，是永恒的，是无法克制的，是不祥的。我的这种性欲真正产生是在多年以后，而在这期间反复地出现与消失，直到被遗忘。这个约兰德还真有点儿难对付，她很和气地告诫我：
“有人告诉我，干这种事不好。”
“真的吗？”我说。
我没再说什么，挪开一点地方，躺在床边睡着了。
又发生了一段插曲，但是很难讲清楚。米歇尔通过一家房产公司，在郊区离帕特尼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所很好的房屋。那里还有一座花园，与其他花园相比显得不那么庸俗。这所房屋还有一段故事。最后住在这里的是相依为命的姐妹俩。妹妹瘫痪了。姐姐出于同情，最终结束了病中的妹妹的生命，就像几年以后露易丝·富勒格尔的好心丈夫在马斯特里赫特所做的那样。这个疼爱妹妹的谋杀犯在不太为人所知的精神病院度过余生。她可能还在这家精神病院里。故事是悄悄流传的，这可能是他用优惠价租下来的原因。在房屋不多的当时，这个优惠价是绝无仅有的。米歇尔和我几乎不大住在那里：连续两年的夏季天气晴好，我们差不多全天在附近的露天场所度过。那周围有几百公顷草地，还生长着蕨类植物。里士满公园里长满了古老的橡树，还有成群的鹿和松鼠，与游人亲切相处。晚上，米歇尔喜欢郊区的一家小旅馆。那里的茶点丰盛。或为了公平起见，又到城里，随便在一家里昂饭馆吃两个荷包蛋，而不喜欢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帕特尼。
难民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米歇尔-约瑟夫从部队回来以后，在比利时驻伦敦的一个检查站找到了工作。他对检查工作似乎感到满意。女厨子多罗泰因为自己的手艺无用武之地而感到苦恼，用茶壶喝黑米烈性啤酒，聊以浇愁。用茶壶喝啤酒被认为比用啤酒杯喝更体面。脾气暴躁的卡米伊自以为不用再受米歇尔-约瑟夫的使唤，便把他吩咐她擦鞋油的皮鞋扔出窗外。脸色阴沉的小姐受到了夫人的无礼对待，又没有情人相伴，因为她的相貌不讨人喜欢。在那段时间里，由于潜艇战还没构成多大危险，约兰德去荷兰找亲人去了。x表兄在一家摄影厅找到了工作。
摄影厅在布赖顿，是海岸边的一个家族集团开办的。他第二天就上班去了。我住在三楼，离保姆的房间不远。二楼住着我父亲和我哥哥，还有一间用于我上课的办公室兼书房。二楼和三楼之间有一个夹层，浴室和表兄的房间都在那里。晚上十点钟，我还站在窗前欣赏花园的夜色。表兄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他披着厚毛巾浴衣，一副一贯滑稽可笑而又神秘的样子。他轻轻地关上门，走到我跟前，捋着我的头发，把我的钉着领扣的长袖儿童睡衣脱下，任睡衣滑落到地上，将我领到镜子前，用嘴吻我，用手抚摩我，意思是告诉我，我很漂亮。他还让我用手轻轻地摸着他的厚毛巾浴衣，猜测着一个男人的身体是什么形状。过了一会，他站起来（他本来是跪着的），同样滑稽可笑地走了出去。我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他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既没感到惊慌，也没觉得受到触犯，更没受到粗暴对待和伤害。如果说我在此讲述这一段人们很容易避而不谈的小事，是为了驳斥现今还存在的这种说法：一个成年人与一个接近或达到青春期的孩子的任何接触，哪怕轻微地一蹭，都会引起歇斯底里般的疯狂。暴力、虐待狂（甚至与性欲没有直接明显的关系）和对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生命的肉欲，都是可怕的，还经常可能违背或危及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成年人还会屡遭诬告，以至毁灭了自己的性命。相反，对肉体享乐的引导从某些方面来讲并不总是有害无益的；有时甚至是争取了时间。说我漂亮，我很高兴，而且我的已经可以称为乳房的胸部微微隆起，因此我感到激动，同时也因为略懂得一个男人是什么样子而感到愉快。就这样，我入睡了。如果说我的麻木的肉欲未被唤起，或者说几乎未被唤起，可能因为我对什么是快感还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但对我来说，这已经与美的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了：美与希腊雕像平滑的上半身、达·芬奇的巴克斯的金黄色皮肤和躺在披巾上的年轻的俄国舞蹈家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离这些都很远：x表兄不漂亮。
现在让我们把开向英国的窗子开得更大一些。我经常来英国，但这一次是不情愿的，而且长达十四个月，是我在英国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我每次来英国，都觉得发现了一个祖国。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让人本能地感到舒心自如的国家。没有钱，但这种贫困让人有一种新鲜感，让我更早地走进了这个大都市的深处。我们不大离开这个城市，最多去距离市区最近的地方游玩。一个夏日的上午，我们去了格林尼治，看过温莎宫，而最经常去的地方是汉普顿宫，游逛美丽的花园，欣赏头身残缺不全的雕像。
后来，我非常喜欢英国农村，但由于当时没什么钱，无法深入乡间。然而，在公共汽车站排队倒是一种乐趣。博物馆里可以遮雨避寒。大英博物馆的额尔金大理石雕像成了我们的文静的伙伴；泰特美术馆里透纳的作品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对世界的看法；把所有这一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比，尽管不能达到力量的平衡，但使我对佛教思想产生了兴趣，我以后将努力去吸取这种思想。威斯敏斯特教堂像一片森林，各个年代的事件犹如不同的树种难以分辨；这里的死者卧像就像棋子，尽管数目不足一盘棋，但还有其他相似的棋子，所以棋还会继续下下去。法国的历史似乎被所经历的冲击弄得支离破碎；克伦威尔也像我们的宗教战争一样带来了破坏；都铎王朝的玛丽和伊丽莎白杀的人可能更多，但英国的创伤很好地愈合了。查理十世时代似乎与梯也尔或密特朗时代没有什么联系；相反，这种犹如伦敦大街上一般的混乱局面似乎证明，一种秩序如果太空泛太复杂，是不易被感觉到的。米歇尔爱买东西的习惯难以改变。他给我买了一套英国钱币，有耸肩缩颈的乔治硬币、镶嵌着幽灵般的金雀花王朝的薄如指甲的银币。我拿在手里的是已经不再流通的六便士硬币。伦敦也像巴黎一样是向世界开放的城市：梅斯脱维奇雕塑展使我对斯拉夫叙事诗产生了兴致，我几十年以后创作了两首诗，都收在《东方故事集》里。马尔科·克拉列维奇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是成年男子力量的象征；那些紧抱着死人痛哭的科索沃寡妇低声告诉我，悲痛也是一种快感。在无法出门的日子里，二楼藏书丰富的小图书室给我提供了阅读的书籍。战争与流亡并没有给米歇尔带来更大的耐心：有一天，他将罗欧集子中一部双语的《马可-奥勒留》扔到了窗外。这本书，我还不能准确地从希腊文翻译出来，也不能用英文朗诵。不幸的姐妹们曾经将一些名著乱七八糟地堆在现在满是尘土的书柜里，有莎士比亚全集、十七世纪玄学诗人的诗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令人讨厌的历史学家及豪放浪漫派的著作，也有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及缪塞的喜剧。这个文学宝库使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看见我抱着书回到房间，向我投来讥讽的目光，埋怨我为什么不把时间用来做针线活儿，就如同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看见我聚精会神地遥望着大海时说我为什么不玩玩具娃娃一样。每一次用餐的时候，米歇尔父子之间必然在餐桌上对骂一番。有一次，他们竟然动了手，扭打在一起，滚倒在地上。这时，女人们便唧唧喳喳地相劝一番，他们才停止打骂。米歇尔-约瑟夫两眼通红，噙着泪水，为自己的举动道歉。根据道德规训，他是不准打骂父亲的。但他们并没有实现和解。
我已给出了他们父子的失和的原由。我所以重提此事，是不想让读者去重翻先前的一本书，也是为了尽量说明理智与正义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尽管我有所偏爱。米歇尔-约瑟夫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的是易动肝火的父母的忽视；米歇尔严厉地埋怨——这种埋怨是家常便饭——他对母亲的惨死太无动于衷，但父亲没有看出，母亲的死对一个十五岁的小伙子来说不仅是无法忍受的，而且也是不可理解的；米歇尔-约瑟夫对于因为我的出生而将遗产“一分为二”耿耿于怀，因此，父亲责备他是理所当然的。还是孩子的我，嘴角有时往外喷气泡，流哈喇子，还汩汩作响，对什么都不在意，有时像个老太婆，无疑也使这个十九岁的狂妄自大的小伙子反感。儿子在二十一岁那年选择了一个中立国，加入了比利时国籍，也使米歇尔感到恼火。而米歇尔连续两次开小差，在贝尔特分娩期间不得不居住在边境的另一侧，使得他的这个惊人选择成为可能，提醒米歇尔这一点，无疑会冒犯他。在比利时结婚，这是顺理成章的，但喜事办得并不像新郎希望的那样体面；惟有在这一点上，父子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米歇尔从来不知道的是，婚礼是由一个经常出入马尔西尼夫人之门的世俗教士一手操办的。而马尔西尼夫人看见这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出现在她在巴黎的客厅，简直难以容忍。米歇尔本来生活自由，甚至对自由的理解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他儿子大吹大擂地拥护现有的秩序、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和天主教。大家庭是一个表面上没有裂痕的社会单位。天主教在上午十一点钟做弥撒。他是在帕特尼的餐桌上惟一强制自己禁食的人；他看到专为他做的面条就做鬼脸，反而使信仰英国教的使女扑哧一笑。米歇尔为人粗暴，他却尖酸刻薄；一个怒气顿然消失，一个怨气丝毫未减。两个人都腰板硬朗，大高个儿，显然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但相貌截然不同。一个读书万卷，另一个不学无术；一个十分自信，另一个蛮横无理。这两个男人是用同一种材料但却用不同的手法塑造而成的。
米歇尔强压怒火。他像所有人一样，相信战争只打四个月，最多半年。根据报纸提供的消息和图片来看，用老百姓的话说，现在正在打壕堑战。自二月份以来，米歇尔就开始作回法国的准备，但巴黎还处在军事控制区，起码也非常近似军事控制区；因此不会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和一个小女孩儿回国提供方便，尽管还有空无一人的公寓等着他们回去。客轮都用于运送军队（几乎每天都有挤满身穿土黄色军服军人的火车开往海边）和执行任务的军官，因此，客运航班越来越少。然而我想，我们在英国滞留长达十四个月，其中部分原因是不是，人在倒霉的时候经常甘心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懒得再到大使馆或领事馆去办理手续。米歇尔如此喜欢英国，但他在英国没有朋友，这就像在一个国家经历热恋的人一样，他一直是独自经历的。而且罗尔夫和莫德皆人在天涯。我不凭空想象，不认为一个男人与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生活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不论从糊涂的观点还是严厉的角度看，他不会逗着孩子玩，但也不是凶暴的父亲。米歇尔两次丧偶，头一次过上鳏夫的生活。但是毫无疑问，他对爱情的兴趣已经不如以前了。然而，有一位女士终于出现了，在伦敦的地铁外见到了我们。是马尔西尼夫人过去的女伴。她四十岁，体态丰盈。然而，她过去身材苗条。她正给一个在法国死去的表兄戴孝。穿着一身新衣服，很时髦。衣服是在牛津大街买的。举止端庄，略显古板，让人联想到她的理想女性玛丽女王。她是英国人，而祖母是敦刻尔克人。然而，她属于英国中产阶级，是“异教徒”，又见过大世面，敦刻尔克在她的心目中早已不复存在了。马尔西尼夫人曾经试图使这个她称为“英国傻女人”的女人懂得一些事理，但克丽斯蒂纳——这是她的名字——在子夜的时钟敲过十二响之前就打起哈欠，而且在剧院的包厢里，由于气温高，她胡乱涂抹的脂粉融化了，一块一块地糊在脸上。在朱丽埃特去世以后，米歇尔出于好奇也许出于同情，邀请她到特雷穆马伊旅馆住了三天；毫无疑问，她一生中仅有的肉体享乐是从米歇尔那里获得的。米歇尔把她带到龙尚，回来的时候，她的习惯性偏头痛就发作了。米歇尔劝她去英国治疗。她在伦敦远郊区的恩菲尔德与守寡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姐夫是一位普通士兵，远征军团第一批牺牲在前线的军人。这是他获得的惟一头衔。他小个子，为人灵巧，是“洁净”干洗店经理。干洗店里充满了肥皂和油脂味儿，只是一笔小财产，克丽斯蒂纳为之感到羞愧。她具有细密画画家的才华，例如风行一时的妇女和儿童肖像，但是她觉得，在英国社会中，也像后来到大陆请克先生和马尔西尼夫人举荐为人作画一样，像住在姐姐家和以前在子爵夫人门下一样近乎低三下四。而且干这种工作很累，她就放弃了；她阅读妇女杂志上刊登的纯洁炽热的爱情故事或令人尊敬的皇族的故事。米歇尔觉得她说话烦人，然而还是守信用，请她冬天在伦敦、夏天到里士满的岸边喝茶。我收到了她的几件小礼物，不论是对我这个年龄的儿童来说显得太孩子气的玩具，还是恩菲尔德的女厨子做的点心，都隐隐约约地引起了我的反感。她可能觉得我在他们约会的时候老是形影不离。因为米歇尔不愿意单独见她。她借口偏头痛，来得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后来又应约见过她一面。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一日，米歇尔终于获得了所希望的证件，一份他与十二岁的女儿去巴黎的安全通行证。他在巴黎有住房。证件上贴着两张微微发黄的快照：米歇尔穿着高领服装，头刮得光亮，蓄着浓密的海盗胡须，与和善亲切的目光极不相称。至于我，我还穿着去年夏天的连衣裙，连衣裙已经太小了，显得怪模怪样的。我的头发一直梳得很随便，松弛地结扎在鬓角上；我刚刚不知不觉地进入青春期。保姆用布给我精心地缝了一个卫生带，供我备用，并且告诉我，所有的女人每个月都如此。我所懂得的仅此而已。行李很快被收拾好，向亲友简单地告了别。米歇尔以后再也没有看见他儿子，也没有看见儿子家的任何其他人。也没有必要看见他们。我们带上卡米伊一起走。第一艘有空座的客轮在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三日出发；我们顺利地到达了迪耶普。我和卡米伊跟在后面，与行李一起上了岸。米歇尔走在前面，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米歇尔以后再也没去过英国。英国给他留下的只是一个旧时的漫长的爱情回忆，尽管他可能没有去多想。但也并没有给未来留下什么阴影，因此，我还会再来这个国家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刻：我又看见一个有着年轻预言家相貌的少妇坐在农田与牧场之间的一道栅栏上；我们来到了哈德良墙下，她坐在墙上，头发随风飘动；她似乎是辽阔的苍穹的化身。我又在拉德洛看到了这同一个少妇，她正躺在一座破房子里的天盖床上。她正在讲解莎士比亚的戏剧，想象着与她的演员进行排练，或者说她好像是在与他交谈着。有一个年轻男人，穿着白色粗毛线衫，戴着白色风帽，正从一处高耸的岩石上健步往下走。在英国达特穆尔森林里有许多古老的形似金字塔的尖形突石。从他的穿着，看不出他的年龄。这是一个寒冷的秋天；有一只死绵羊躺在地上，蜷缩着身子，是几天以前从同样高的地方摔下来的。也就是这同一个人，穿着同样的衣服，与我一起参观了一处天鹅保护区。还是这同一个人，在英国一家乡间旅店狭窄的楼梯平台上，光着脚，穿着灰色的棉布和服，我们的胳膊紧紧地挎在一起，似乎任何东西都无法将我们分开；然而，最终还是分开了。
但所有的这一切可能都是不存在的。这几个月以来，一场水下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在我们安全抵达法国几天以前，也许是几天以后，一艘客轮似乎是在同一条航线上被击沉。我在很长时间里相信，刚刚平安穿越辽阔的大西洋的昂利克·格拉纳多斯与夫人就是乘坐这艘客轮而丧生的。然而我搞错了；根据人名词典，格拉纳多斯死于一九一六年。这个时间上的差别说明，我们的记忆与事实相差甚远，或者只是接近，而在其他情况下，事实不是充实就是贫乏，为了使之具有生命力，就得进行加工。回忆并不是汇编已经整理好的资料，资料存储在我们自身的什么地方，也无从知道；回忆在进行着，也在变化着；回忆是把干柴收集在一起，再次将火焰烧得更旺。一本回忆录，应该在某个地方阐明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问题就在这里。
其实，我在迪耶普下船的时候什么也没看见；我相信，我们只是长时间地等着“转车”去鲁昂。到了巴黎，看门人和他的妻子看见我们，眼眶里充满了高兴的泪水。公寓里的其他五家房客，有四家自一九一四年就搬走了，他们不喜欢战争时期巴黎的寒冷和不稳定的局势，而更喜欢里维埃拉的和平温暖气候。事实上，在我们回到巴黎的那一年，寒冷似乎来得很早。那年冬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回忆就是冻疮。看门人得到的命令是，暖气要尽量少开，晚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