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几乎在各处都已经有了人了。但人还是星星点点、偷偷摸摸的，有时候被附近那些冰川的最后移动所侵扰，他们在这个没有洞穴、没有岩石的土地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他们是捕食王，捕食动物，砍伐树木，设网埋桩；他们捕捉大候鸟，晒干冬贮；他们是建筑师，用树枝圆木搭建房屋。这些“狼人”、“狐狸人”、“海狸人”，他们把动物所有的才智都集中于一身，犹太教的传说谈到他们时说大地不肯把自己的泥土送给上帝去把他们做成人形，而阿拉伯的传说谈到他们时则说动物们看见这种赤条条的虫子会发抖。人带着自己那些不管你如何评价的能力，在全部事物中构成一种异常，他们有着令人生畏的天分，既比所有动物都好，又比它们都坏，而且，他们还具有既可怕又卓越的选择才能。
动画片和科普读物向我们展示的那个亚当是个无名鼠辈，一副浑身长毛、手举大棒的野蛮人模样。犹太基督教的传说，原始状态的人在一座美丽的花园的浓荫下悠然地漫步，可我们离这个传说甚远，而离米开朗琪罗的亚当更远，他笔下的亚当接触到上帝的手指而觉醒而渐趋完美。毫无疑问，他们是野蛮人，但这个野蛮的普罗米修斯却发明了火，发明了熟食法，发明了在木棍上蘸上树脂夜晚照明。他们比我们更会区分可食性植物和有毒植物，更会区分什么是非但不能食用而且会让你做噩梦的植物。他们发现夏季日落更偏向北，某些星辰在围绕着天穹转动，或者有规律地沿着黄道十二宫运行，而另外的一些星辰则相反，毫无规则地任意来来去去，在一定数量的朔望月或季节之后重复这类运动；他们利用这种知识夜间或昼间出行。这些野蛮人还创造了歌曲，那是劳动、欢乐和痛苦的伴侣，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人几乎完全不会唱歌了。当你观赏他们壁画中的伟大节奏时，你就会认为捕捉到了他们祈祷或念咒时的旋律。对他们埋葬死者的那些地毯所进行的分析证明，他们通常把死者放置在一些图案复杂的花地毯上，与我小时候那些老妇人铺在仪式队伍经过的路上的地毯好像并无太大的不同。这些史前的皮萨内洛和德加们了解艺术家奇怪的强制性，把自己脑子里、眼睛里和手里所产生的一群形象与真实世界熙攘纷繁的面貌重叠在一起。
我们的人种学家们工作的近一百年来，我们开始知道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奥秘和智慧，并知道萨满们冒险闯入一些类似于荷马的《奥德修纪》或但丁夜间走过的路径。只是出于妄自尊大，我们总是不愿承认过去的人类与我们有着相类似的感知，以至于不愿在他们的洞穴壁画中看到除了实用性幻象之产物的其他什么东西——一方面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和另一方面的人与艺术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加复杂，而且走得更加远。同样的蔑视可能还有，比如在对待大教堂上就存在着鄙夷不屑，认为那些大教堂是与上帝的一笔大交易，或者是被专制贪婪的教会强加的苦役。把这些简单化留给奥迈吧，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去假设，一个史前的巫师在一幅满身中箭的野牛像前，会像一个基督徒面对供奉的羔羊时感受到同样的恐慌与虔诚。
这就是那些新石器时代的能工巧匠和适应者，他们与我们顶多相距三百代，他们很快将被研制铜铁器具的“技术专家们”追赶上；这就是那些手工匠人，他们在完成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人一再用右手所做的动作；这就是高脚屋和干砖墙房屋的建造者；这就是把树干挖空做船或棺木的制造者；这就是那些村民，他们的后院里有狗，有蜂箱，有石磨；这就是那些放牧人，他们同变成家畜的动物们达成过协议，但最终还是撕毁协议，杀死它们；这就是那些利用马匹和马车为己所用的人。想必是饥饿、失败、冒险的乐趣以及再过五百年蛮族入侵时将自东向西刮的那同样的风，把他们驱赶到了这里，如同他们的先驱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如同他们的后继者有一天将会做的那样；这些人中所剩下的稀稀落落的人，周期性地沿着这些海岸聚集起来，犹如暴风雨过后，在这些同样的沙丘上，被海浪冲到岸边的海藻、贝壳和木头形成长长的堆积物一样。这些人都同我们很相像，把我们与他们放在一起，面对面，我们就能从他们的相貌中看到从愚蠢到聪颖，从丑陋到美丽的同样的特征。与丹麦铁器时代同时的那个托伦人，脖子上套着绳索在沼泽地里变成了木乃伊，似乎当时思想正统的公民都把他们真真假假的叛徒、逃跑者、软弱无能者统统扔进了这个沼泽地，以祭献某位仙女。这个托伦人有着一张可能是最聪明的人的脸，他一定是在傲慢地审视着审判他的人。
后来，突然有了一些声音，说着一种在今天仍尚存在着一些孤立的词汇、发音和词根的语言，他们同我们说着一些同样的词汇，诸如沙丘、粪便、股线、石磨什么的。那些大声嚷嚷、吹牛神侃、寻衅打架、寻找出路、杀人劫道、举刀打仗的凯尔特人，头戴羊毛风帽，穿着挺像我们从前农民穿的那种罩衫、运动t恤，以及后来又在革命时期的长裤汉们中间十分流行的长裤。这些凯尔特人，也就是高卢人（古代的作家们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并不加以区分），被博学者们的沙文主义牵着鼻子，与其兄弟日耳曼人反目为仇，这种同室操戈一直持续了二十五个世纪。这帮浮华且无赖的年轻人，喜欢骏马、美女、漂亮的手镯和侍从，用战俘换取意大利或希腊的葡萄酒。古代传说称，在他们的早期岁月里，这帮气势汹汹的家伙在北海的低矮海岸边曾举着大刀冲向威胁着他们营地的海潮。这一小撮向大海挑战的人让我回想起我们儿时所醉心的那种围城游戏，也是在这些同样的海滩，在同样的灰蒙蒙的天空下，在我们的那些被海水悄悄渗透的海沙城堡里，我们举起代表着各个不同民族图腾的破旗，誓与城池共存亡。我们学校的教科书一再地说，这些胸怀坦荡的高卢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天会塌下来。我们比他们更勇敢或更悲观，因为我们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已养成了习惯，时刻准备着，看到天塌下来。
历史总是从现在写起的。二十世纪初法国史的第一张图像总是一些蓄着胡须的武士，旁边有一个穿着白袍的德鲁伊特教祭司，它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帮土著人——肯定是很高尚的人，但却事先注定要失败——不管愿意不愿意地被一个文明化了的强大国家多少有些粗暴的关怀推上了进步的道路。被绞死的韦辛格托里克斯和刚从地下走向公开的被处决的爱波妮被认为是有得有失。对于《评传》颇觉费解的学生有点惊奇，这种对几个善良的蛮人的胜利怎么会给恺撒的秃头上戴了那么多的桂冠。由泰鲁阿纳的英兰人组织起来的那五万人和被卡塞尔的梅纳比安人号召拿起武器的那两万人却在表明，即使在高卢这个偏僻的角落里，一架类似我们的那种军事机器与更容易被伤害但却是更加灵活机动的这片广阔天地之间的决斗是什么样的一种景况，这片广阔天地也有千年的历史，但却几乎停留在赫拉克勒斯和伊万德时代的希腊和罗马。军团深入的这些无路可通的地方是巢穴，但并非是几个原始穷苦人的巢穴，而是一个繁殖力很强的种族的巢穴，他们在上几个世纪中，不止一次地扩展到罗马和地中海的东边。我们感到这将像一艘美丽的石舫下面的水一样，在罗马统治的那四百年中，在不停地流动着，这是一个史前的中世纪，不期然地与我们的中世纪相会合：我们能辨认出那些森林中的巨梁和木桩塔楼以及那些茅草屋顶的陋舍的村庄。驻扎在遥远边关的高卢罗马外籍军团的士兵们都是那些梦想到埃及去淘金寻财的雇佣兵和拥向小亚细亚的托勒密人、加拉茨人，他们也是后来的十字军士兵的父辈。隐修士们在橡树林中将代替准备永远迁移的德鲁伊特教祭司们。在林中捕猎母鹿及其鹿仔的传说由了解原始时期的母亲们口头传诵着，人们在悄悄地说着被吃人妖魔吃掉的孩子、被水中女妖偷走的孩子，以及被死神和海外敌人掠走的孩子。
事实就在眼前：恺撒放火烧毁村庄的火光映照着比埃斯瓦尔家族、迪弗勒斯纳家族、讷维尔的巴埃尔家族、克里纳韦克家族或我所出身的克莱伊昂古尔家族的祖辈们遥远的面孔，但杰出的军事家不久就不再焚烧村庄了，因为草屋的火光和烟雾向敌人暴露了自己的动向。我隐约看见有人表示赞同他们很精明，知道征讨将扩大向罗马的出口：他们喜爱那里的熏火腿和别人给他们送来的活鹅、油浸鹅，那些活鹅由一个牧童赶着不紧不慢地扭摆蹒跚着；他们赞赏阿特雷巴特人的作坊里纺织出的美丽的羊毛织物；他们称颂鞣制得很好的用于制作腰带和马鞍的皮革。我也听见开明之人的赞同声，他们更偏爱罗马的修辞学校而不喜欢德鲁伊特教祭司们的学校，因此他们努力学习拉丁文，那些大地主们也表示赞同，他们急于把自己的凯尔特名字改为罗马公民的名字，而且为了他们的子孙（如果不是为他们自己的话）而梦想着元老院和元老们穿的长袍。而那些思想深邃的政治家们已经在掂量罗马和平的好处，这种和平确实将给战争恐怖几乎不断的这个地方带来三百年的安宁。
而说“不”的人则不算多：他们预见到法国军人在中世纪对领圣体者的大屠杀，预见到宗教改革下的放逐者和受难者，譬如那个马尔丹·克里纳韦克（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的一位近亲），他在乌鸦山附近的巴约勒被砍了头；他们还让我们预见到一七九三年的流放者们都是忠实于波旁王朝的人，如同我们的祖辈在一百年前曾经忠实于哈布斯堡宫廷一样；还有那些胆小怕事的十九世纪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像我的叔祖父辈中的一个，把他们对共和派的同情像隐瞒恶习似的掩藏起来；还有那些难以相处的人，譬如我的祖辈比埃斯瓦尔，他在十七世纪时就拒绝别人在他的名字上加上“德·奥齐埃”，因为他认为这是法国国王想从他那儿掠取金子的又一个花招。这些人中有坚定不移的信徒、猎人、无赖、倔强的议员和永远被放逐者，他们在恺撒的年代里同他们的阿特雷巴特首领柯姆一起藏于布列塔尼，过着来往于比利时海岸和未来的英国之间的流亡生活。后来，他们又加入了克洛迪乌斯·西维利斯的运动，此人是巴塔维抵抗者，其组织一直延伸到我们这里。我们见到他们像伦勃朗画笔下那样躲在某个灯火昏暗的地下大厅里，一边高举起从莱茵河和亚历山大里亚作坊进口的漂亮酒杯，怀揣着蛮族的首饰，品尝自己粗野的奢华与危险，一边在微有醉意地诅咒罗马的灭亡和自身的死亡——这也许更容易实现。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既小心谨慎又难以对付的种族的某些特征：无力团结，除了在当时的战火之中，这是凯尔特老妖婆们的礼物；拒绝屈服于任何一个政权，这部分地解释了佛兰德的整个历史；常常因对金钱与享乐的贪恋而被打败，这种贪恋使之安于各式各样的现状；喜欢说漂亮话和荤笑话，对性充满渴求，这是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对生活的一个坚定的兴趣，它构成了唯一不可剥夺的遗产。当上司回意大利去照管政治的时候，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率领军团驻扎在这里，忍受着连绵冬雨的折磨。他也像另外那个人一样，借机享受着丰满的美女们。于是，一九一四年的美国军官们惊讶中略带点警觉地发现，她们简直像酒神的女祭司们一样地狂热。他们中的一位说，在这个肉欲横流的主保瞻礼节的地方，用不着去强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