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多户人家平分了“领年金的”巴约勒，这是取约翰·德维特是坚定的“荷兰领年金者”——大议长之意，意思是说他多少算是市长、书记官，也就是说是市政议会领头的律师，是调停者（亦即有时通过一些较为严厉的手段负责维护秩序的法官），是市政长官（也就是说既是市政议员又是民事和刑事法官），这帮大人先生显然是像恺撒一样，宁愿在一个极小的城市当出人头地的人，也不愿在罗马排在第十位或第一百位。他们都很富有，特别是那位财务官员，该城在遇上财政赤字时，还得仰仗他拿出资金来。在阿德里安森们担任行政长官的布洛涅、敦刻尔克、伊普尔，情况大体一样。为了找到勃艮第诸公爵的父子顾问，也就是说不是在城市一级而是国家一级，那就必须追溯到中世纪末期。后来，在法国，这两人成了议会议员，然后解甲归田，荣归故里。必须在小城市生活过才会知晓社会的齿轮是如何赤裸裸地转动的，才会知晓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戏剧和闹剧在其中达到何种直截了当的程度。一种严格的清廉和犬儒主义的奇怪混合从中产生出来。这些自以为是威震四方、良田万顷的亲王的人在圣西蒙眼里一文不名，贱若浮尘，如果他偶然地谈到他们的话。在他们的眼里却正好相反，即使伺候国王起居的身居高位者也不过是仆从而已，他们是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的。
假若人们深深扎根在一个偏僻角落里，就必然会受到叫作“大政治家”的机灵人和叫作“战争”的大国的疯狂影响。我的一位祖母的祖父纪尧姆·冯·瓦尔于一五八二年前往图尔奈，请求帕尔马亲王放过巴约勒；他在执行这一使命的途中因某种高烧死去，而他的请求并没有被接受：巴约勒的大部分于当年被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雇佣兵们毁掉了，该城由居民们部分地修复之后，于一五八九年又遭洗劫和焚毁，饥荒紧随战争而来，该城因死亡或出逃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其间，也就是说在一五八五年，夏尔·比埃斯瓦尔签订了巴约勒与菲利普二世的和解协议；早在一年之前，他也曾签署过各种文件，附带奉上八千利弗尔的贿赂给法尔内塞，以便使资源耗尽的该城获准与新教的荷兰重开贸易。十七世纪时的情况也不太妙，佛兰德因“三十年战争”的影响而十分萧条。巴约勒一六五七年又遭焚毁，那是孔代的士兵放火烧的。祸不单行，随即又是鼠疫猖獗；另一位夏尔·比埃斯瓦尔，前一个的儿子，巴约勒的市政长官、财务官、诉讼代理人，因染鼠疫于一六四七年死去，他与雅克米娜·古斯马凯生的两个儿子也随他西去，雅克米娜也于一六八一年死于法国军队路过时放的大火之中。
一六七一年，第一市政长官尼古拉·比埃斯瓦尔和巴约勒的诉讼代理人让·克里纳韦克率领全城的法官恭迎刚刚征服该城的法国国王的御驾。尼古拉·比埃斯瓦尔穿着规规矩矩的褐色服装，戴着一顶简朴的假发，神态威严，那张线条突出的嘴和那只鹰钩鼻是一个别人无法把他拉下马来的人所固有的。我们没有让·克里纳韦克的画像。那两位法官的脸上从不带笑容，似乎这些佛兰德人对西班牙政权已无法再忍受了，但是生就源自对勃艮第府的古老忠诚的一些旧有的忠贞把他们与哈布斯堡宫廷联系在一起。夏尔·坎特把泰鲁阿纳的保卫者们赶尽杀绝，并像现代高科技战争中的高手那样把该城横扫一空，但他好像并未惹恼毗邻地区的善良的人们：一位极其尊贵的基督徒正式地被请到圣奥梅尔的一座教堂里，对这一例外谁都不觉得是一个酸涩的讽刺。向其弟子们宣布善良的人将拥有土地的那个人的头像已比比皆是。阿尔伯公爵的残酷远未使这些有条有理的人感到难堪：对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粗暴大兵的记忆多少已经抹去了，而对孔代士兵的恶行相反却仍旧历历在目。这些精明的政客十分清楚地感觉到，尽管欢迎路易国王人城的钟声敲得甚响，但灾难和失望并未结束。他们尤其感觉到，他们在几乎自由的该城的旧有特权将被国王的总管们给蚕食掉。
他们在这两点上是有道理的：战争芭蕾在继续，尼梅格条约把这片土地干脆划给了法国，但是军队仍奏着吕利的乐曲在行进，洗劫与焚烧一直持续到乌得勒支条约为止，也就是说，整整持续了三十年。他们把佛兰德的农民以及其他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拉布吕耶尔所描述的那种可怜的牲畜，那个时期，据十九世纪的一位诗人说，那位伟大的国王之夕阳“如画般美丽，在映照着人们的生活”。其实，在当时，甚至连温和的费奈隆在回答一位踌躇迟疑的军官时也只是劝他尽量压制部队的抢掠行为，他们的抢劫被认为是对士兵食物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封邑领主的实物收入大概越来越少，而农民的稀粥则越来越稀。在城里，贵族们则对法国总督的践踏作出反应，回收新政权出售的公民财物。这是极其繁难昂贵的，但他们仍坚持不懈。我在谈到德·奥齐埃时提到登记各家纹章的法令，该法令是新的，但却适用于整个法兰西，目的在于多少填补一下国王的金库。比埃斯瓦尔家族拒绝服从，也许他们认为法国政权长不了。法国总督尽管大肆嘲讽这些手头极其拮据的可怜人，但无济于事。其他一些家族，如克里纳韦克家族则比较驯服，东拼西凑，违心地去服从命令。这个时期，国王也缺少银两，只好把五百份贵族证书以每份六百利弗尔的价格抛售了。只有一位佛兰德人可以说是在前进。
大地很快便恢复了元气，因为当时人类尚无法大范围地进行毁坏与污染。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开始热情洋溢地干了起来，那份激情犹如昆虫的激情一样，我们不太知道它是了不起的还是荒谬愚蠢的，但第二个目标似乎比第一个目标更合适一些，因为从经验中从来没有得出过什么教训。十八世纪是生活温馨美好的时光之一，但是古老的佛兰德发生了改变，从前的金色调让位给了法兰西的灰色调；古老的贵族变成了穿袍贵族；一些平民百姓参加不了的庆祝活动越来越多地替代了以前的那些公众狂欢。巴约勒也逐渐跻身于那些外省中知名的地方，这些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法国小说所钟爱之地，在那里，或多或少有点贵族头衔的法官和小贵族们宁愿过城市的舒适生活，也不喜欢自己土地上的那种不方便，他们开始在两盏银制烛台之间玩起双陆棋了。群众性的生活特别存在于昂巴什的城郊，在那里，小酒馆老板的生意比在城里红火，啤酒制造商在酿制啤酒，纺织工在自己家里纺纱织布，而绣花女则低着头在勤劳地飞针走线。昂巴什还提供那种被人瞧不起的娱乐玩意儿或是庸俗一点的玩意儿，那是城市所不可缺少的丐帮的酵母。一七〇〇年，一对有身份的父子在那里的小旅店被杀害；凶手被绞死；人们在圣瓦斯特教堂为受害者做了弥撒，而尼古拉·比埃斯瓦尔在他的笔记本中还详细地记下了付给他的那三个利弗尔的用途——用作这风光的葬礼的旗子和火盆，这小小的税款对于财政官来说至少是部分地对其投资的回报。
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这帮大人先生中某些人的姓氏变化了，如果尚未贵族化，便加一个贵族姓氏，而且仿佛纯属偶然似的，这种姓名几乎始终就是一种法国姓名。于是，克里纳韦克家族变成了克里纳韦克·德·克莱伊昂古尔家族，因为隶属于卡塞尔的古尔地方的一小片子爵采邑的缘故；我所出生的那支比埃斯瓦尔家族今后便称作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家族；巴埃尔家族变成为巴埃尔·德·讷维尔家族。作为教养和某种社会地位的标志，法语的使用早在路易十四征服这儿之前便开始了，十六世纪，在巴约勒与荷兰摄政之间的通信往来几乎总是使用这种语言，但是，在公证文书、大事记和墓志铭中，直到十八世纪仍旧主要使用佛兰德语。修辞会馆到处都在走下坡路，甚至在比利时各省也是如此，法国当局对它们没有好脸色。婚姻协议书和登记着银餐具、银圣水缸、金十字架和女人首饰的死后财产登记清单账册中是绝对不提的，但是用法文、拉丁文，还有较少见的荷兰文写的大部头作品却是装订成精装本，这儿那儿地摆放着。尼古拉·比埃斯瓦尔用他的现已不合法但是照用不误的纹章装饰其藏书章；米歇尔-多纳西安·克莱伊昂古尔到巴黎刻他的纹章，而且还在自己的纹章周围刻上一些爱神丘比特在一种洛可可式的光轮中上下起伏着。
这也是最古老的家族肖像开始回归法国的时期。除了两三个以外，大部分先前的肖像想必是在战火中消失了。男人们曾经或将要按照他们各自的位置加以描述，但是在这里把几个女人聚在一起比较合适。一位祖辈的祖母康斯坦丝·德·巴纳用她那双美丽的手托住低低地遮挡着她那丰硕胸脯的轻薄柔软的轻纱；她的脸可以说是很丑，已不年轻，而她那活灵活现的眼睛和笑口常开的大嘴却带点奇特和骄傲。我猜想她是一位热情好客的主妇，敢于与宾客们吃喝对饮，对他们的大胆玩笑感到高兴，而她的丈夫达尼埃尔·阿尔贝特·阿德里安森并不太担心这个诚实的女人会一时冲动起来。一位名叫伊莎贝尔·德·尚杰的远房女亲戚穿着赫柏式的衣服，一条蓝色丝绒宽带遮着她那棕褐色的胸脯；她手上拿着的朱红色大水壶是自鲁本斯以来佛兰德绘画中常见的陪衬物之一，不管是像这次一样画的是一次奥林匹斯山上的欢宴，还是在卡纳的一次婚礼或一个家庭节日。伊莎贝尔·德·巴斯布洛涅有着莫里哀可能抓来用到他的一位外省侯爵夫人身上的那些名字中的一个，但是这位五世同堂的老祖母却有着几乎令人心动的美丽。她的画像似乎是在纪念一次化装舞会或一个举着火把的乡村节日：她怀里搂着弓和箭囊，令人想到爱神再现，但她的冷漠和苍白却让人觉得虚幻缥缈。她着路易十五时的宫廷服饰，苗条而笔挺，不像《远航基西拉岛》中纤弱瘦小的女人，而像普利马蒂乔的山林水泽仙女，如果一位外省画家把她画得稍许老派一些，倒会使她回到她的那个时代去。至于这张面孔后面所隐匿的东西，至于那些在这两只稍许有点斜视的明亮的大眼睛里闪过的形象，我们就别去寻觅了。我们只知道她嫁了一个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四十六岁便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