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传统使我深信，我的祖辈伊阿辛特·德·格斯和他妻子卡洛琳·德·艾利选择葬于伊普尔大教堂的祭坛内，是为了离只标有一个日期的那块大石板最近。这块大石板位于路面中央，指明了别称冉塞尼乌斯的冉森主教的遗骸之所在。教会通过这种更名换姓的手法使得对罗马制裁的尊重与对一位可敬的高级教士的崇敬统一了起来。其实，一个祭坛的过道始终被人的虚荣心认为是最佳的埋葬处所，伊阿辛特·德·格斯也许并未考虑很远。我曾提醒过，在该地区，只有耶稣教徒们在把知识传授给良家子弟，但他们的弟子除了几个榆木脑袋外，离开他们时都很少冉森教派化。从驱逐的闹剧到狂热的冉森教派教徒们的阴沉闹剧，伊普尔的这位主教身后的奇遇大部分发生在巴黎，即使雷霆源自罗马。尽管如此，但对于许多佛兰德和其他地方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冉森教派教徒们的苦修，他们对现实的蔑视似乎是对英雄年代的基督教的迫害的活生生的写照。一封由安托瓦纳·阿尔诺从比利时寄给让·拉辛的密信向这位诗人或者说国王的史官举荐我母系方面的一位祖先路易·德·卡蒂埃“这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在列日的住所非常漂亮，而且他在艾克斯拉沙佩勒附近的别墅遭到法国士兵的洗劫，而拉辛给卢森堡元帅的一封短笺可能会对他有所助益。另外，阿尔诺的这位朋友还是个模范的天主教徒，是教会的驯服子弟，被其教区的本堂神甫捧上了天，但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本人并未因此而没冉森教派化。

一九二九年，我把一个双臂紧缩的基督像卖给了一位巴黎的古董商，那是我父亲传给我的，我父亲把它扔在一只衣橱里，以致其银身都发黑了，黑得几乎与钉在其上的乌木不相上下。“你叫人给坑了，小姐，”当我的异母兄长得知我多少钱卖掉时对我说道。不过，把这些十七世纪的佛兰德基督像与冉森教派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传统——错误的传统——把这个既是习俗又是凄惨的伟大的小摆设对于我而言却变成了不会很快就弃之的物件之一。我在别处说过，宿命似乎如同我们在短暂人生所看到的那样与实际紧密相连，那宿命已经与我们的公正概念背道而驰，一旦我们把它与一个以善良为法宝的上帝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它就变得令人气愤了。当我已经拒绝接受一个只是为了所有的人而死的神明的想法时，我又怎能接受一个不为所有的人而死的神明的看法呢？怜悯和爱都没有从这些撕开的伤口中流出来，这个耶稣受难像从来只是主宰着垂死状态，人在其中不是宁静而是颤抖。

但是，冉森教派严格的信徒们在这个环境之中从来就只是受到尊敬的少数，“羊群”中的大部分属于一种对自身不太苛求的人，这些人包括好几个不同派别，从强硬的怀疑派到娇弱的反宗教改革的基督徒，无所不有。

我并不是不知道在跪凳的红丝绒方垫子上，可能也零零星星地跪着几个男女圣贤，在远处看不清他们。家族档案中经常提到的那些“虔诚女子”既无必需的智慧也无必需的激情。玛丽·泰蕾兹·比埃斯瓦尔是个已到符合教规年龄的女人，被安置在耶稣修道院的一个小教堂里。一七三九年，她留下了四百弗罗林给神甫们去装饰教堂，还留下二百弗罗林给穷人。她的忏悔师除了其他任务外，还受命打开她写字台的抽屉，把里面可能有的材料烧掉。我们无法肯定那是不是一篇祷词的草稿，人们猜想可能是一些往日的情书，或者是知心女友间的通信，满纸的小圈子中的流言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