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是在一九〇三年六月八日星期一将近早晨八点钟在布鲁塞尔来到世上的，父亲是法国人，出身于法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家族；母亲是比利时人，她家几个世纪以来都住在列日，后来又在埃诺定居。我家的老宅在路易丝街一九三号，这事就发生在那里，对于父亲和母亲以及他们身旁的几个人来说，所有的孩子都在那里出生，但五十年来这所老屋已荡然无存，被一座大厦吞噬掉了。
我说明了几个本身并无意义的小事，这些小事却比我们每个人的历史，甚至比历史本身都有更深远的影响。那些烦琐复杂的事故和变化多端的时局多多少少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面对这些我感到惶惑，就此打住不提。这个女孩已与基督教时代以及二十世纪欧洲的各个坐标尺度联系在一起，这个在蓝色摇篮里哭泣的粉红色肉团儿让我不得不提出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其平凡，所以就更可怕，一个深知自己行当的文学家绝对不肯把这些问题说出来。这个孩子就是我，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怀疑。但我还总感觉到这并不是真实的，为了部分地克服对我自己身份的怀疑，我就像重新创造一个历史人物一样，不得不让我挂靠上一些回忆的残丝碎片，那都是二手材料或经过十多次辗转反复得到的，从人们不经意地扔到纸篓里的残缺信件和笔记中采录些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贪婪地想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到市政府和公证处去查看正式的文件，那些行政和法律上的套话已消除了一切具有人情味的内容。我不是不知道，因为通过许多人物的回忆的重新诠释后，这些事情大多子虚乌有或是暧昧不清，有如申请护照时在横线上填写的内容那么呆板，像家族中代代相传的琐事那么无味，也像长了青苔的石头和蒙上黄锈的金属那样被我们心头层层叠叠的积淀啃噬。这些大家熟知的事件留下的零星碎屑却是那个孩子与我之间唯一有效的通道，也是唯一的浮标，支撑着我们俩在时间的大海中沉浮。在这里我怀着好奇之心把这些片段补缀在一起，看看合起来是个什么样式：那就是一个人和相关几个人的形象，是一个地方、一个地点，或者偶尔一闪即逝的没有姓名的人、没有形态的物。
地点本身是随机的，就像我一生当中许多别的事情一样；毫无疑问，深究之下整个人生也是如此。克夫妇刚在黑山的家宅里度过了一个相当暗淡无光的夏天。那所房产坐落在佛兰德法语区的一处小山丘上，这个地方自有它的秀丽之处，特别因为那时还未曾遭受兵燹的蹂躏，就更是美丽。他们又一次觉得这里可以消除他们的无聊烦闷。克先生的前房夫人留下了一个儿子，他在这里没有给这次假期增加情趣。这个性情乖戾的十八岁男孩对他的继母蛮横无理，他的继母倒是小心翼翼地努力讨他欢喜。只在九月末他们才出了一次门到斯帕镇小住了几天。克先生爱好赌博，这里有他能找到的最近的赌场，他可以尽情地玩几局牌，不用让费尔南德到奥斯坦德海滨去淋秋分时节的暴雨。冬天到来，一家人住到里尔马莱街的老宅去度过寒冬的前景并不比在黑山避暑时更为宜人。
克先生的母亲诺埃米让人无法忍受，在所有女人当中她的儿子单单对她恨之入骨。五十一年以来，她掌管着这两处房产。她是里尔大法官的女儿，生就的富家小姐，因为家境殷实富裕才顺利出嫁，而这家人还一直在抱怨大革命时损失了大量家财。她不许别人有一刻忘记如今的殷实富裕主要是靠她得来的。作为居孀的母亲，她紧抓着钱袋口上的绳子，精打细算地供给她四十来岁的儿子日常用度。这个儿子借了许多债，快快活活地一文不名了，只等着她寿终正寝。她特别喜欢用表示东西属于她的字眼，不厌其烦地说：“把我的客厅门关上；去看看我的花匠是不是把我的小路上的沙子耙平了；看看我的挂钟上几点了。”克先生和克太太喜欢美丽的风景和明媚的阳光，往往出门旅行来应付母亲这种唠叨。但克太太怀了孕不能旅行，德国、瑞士、意大利、法国南部暂时都不能去。他们想找一个自己住的地方，不常请可怕的诺埃米来做客。
另一方面，费尔南德也想念她的几个姐姐，特别是她的大姐，德·卡·德·马家的让娜小姐。她生来就是个残废。既然结婚和入修道院都对她不合适，就自己在布鲁塞尔选了一个很简陋的住所安顿下来。费尔南德同样或者也许更为热切地怀恋她从前的德国裔女家庭教师，这人如今就和让娜小姐住在一起，当她的伴当和家务总管。这是一个严肃的女人，穿着缀有煤精黑玉的上衣，但自有日耳曼人那种天真无邪和乐观快活的脾气。她仿佛给自幼丧母的费尔南德充当了母亲。其实随后费尔南德姑娘很想挣脱这两个人的影响。从某一方面来说，她是为了逃脱这个女性的、虔诚的，也有些平淡无味的环境才嫁给克先生的。而现在结婚两年之后，她倒又觉得让娜小姐和弗罗兰小姐才体现了理性、道德、安稳和生活中的一种安静温馨。再说，她这样的人，始终是在与德国文化有或远或近的关系中长大的，她坚持要由一个从日耳曼人办的医学院毕业的布鲁塞尔医生来给她接生，而且她已经出嫁的姐姐们在怀孕时受过他的照顾，对他的医术赞不绝口。
克先生同意了。他前后两个妻子的意见他几乎总同意，正像他后来也同意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意见。这显然是由于他宽容大度，他是我生平所见最宽容的人，对于在他身边他所爱的甚至所忍受的人，他宁愿说“行”不愿说个“不行”。当然也因为他内心深处觉得这都无所谓，不愿意搅进伤感情的争论中去，觉得说到底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他并没有固定的主见，至少任何一个新的建议都会令他高兴一阵。费尔南德要在布鲁塞尔安家，那里有一个大城市的方便之处，是里尔这个烟雾腾腾、阴霾灰暗的地方所没有的。思虑周详的男人可能会租一所房子，住上几个月。克先生认为他所有的决定都是一辈子的。他委托一家房产代理处为他找一所理想的房舍。他还亲到现场，在候选的房屋之间选择。可想而知，在那些房产中，他觉得只有最贵的那所才合适。他当场买了下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宅第，里面已有四分之三的家具，有个小花园，墙上长满了常春藤。特别让克先生高兴的是在一楼有个帝国风格的大书房，壁炉上赫然摆着一座密涅瓦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头戴战盔，身穿铠甲，威严地竖立在绿色大理石的底座上。让娜和弗罗兰两位小姐安排寻找用人，还请了一个保姆照顾费尔南德，她们自己也留下来住了几个星期看护母亲和新生儿。克家夫妇搬到布鲁塞尔来了，随身带着数不清的箱笼，其中许多箱子里装的是专为摆在书房架子上的书籍，还有一条名叫特里埃的短腿猎狗，那是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到德国旅行的时候买的。
收拾新家简直就是一场娱乐消遣。他们逐一查看了仆役：厨娘阿尔德贡德，她的妹妹巴尔巴拉或称巴尔贝是贴身女仆。她们俩都生在荷兰边境的哈塞尔特附近，一个男仆兼作园丁和马夫，负责养马备鞍伺候主人到附近的树林里去散步。他们尝到了安置在新家的愉快，但很快又索然无味了。大批的亲戚涌了来。克先生很看重他的大姨子让娜，她坚强冷静，尽管有残疾但仍保持着生活的勇气。他不太喜欢弗罗兰和她那孩子式的快活脾气。再加上弗罗兰把德语教给了她的两个女学生，简直成了她们的第二母语，她们来看费尔南德的时候偏偏只说德语，这让克先生很不痛快。倒不是因为他听不懂女人家的闲聊天，他也并不特别想听懂，而是因为这种没有礼数在他看来不可忍受。
费尔南德的几个哥哥来吃晚饭：大哥泰奥巴尔德自吹大学毕业得到过工程师的正式文凭，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工程，也不屑于操这份心。他从三十九岁起就沾上了各种恶习，生活在下流圈子里，满嘴那个阶层的粗口。他的脖子很粗，总是卡在又硬又紧的领子里，跟他的妹夫合不来。奥克塔夫年岁较小，他这有点浪漫气息的名字按布列塔尼的规矩取自他的表舅奥克塔夫·皮尔麦茨，他是一位爱沉思和遐想的随笔作者，也是十九世纪比利时优秀的散文作家——更因为在一家十个孩子当中，他排行第八。这人中等身材，一副招人喜欢的脸现出些平庸的面相。就像他的奥克塔夫表舅喜欢富有诗意的回忆录一样，他喜欢旅行，热衷于独自一人骑马或是坐着他发明的轻便马车走遍欧洲。有一次他甚至乘船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去观光，那个时代有这样兴致的人不多。虽然他表面上抹着一层薄薄的文学亮光，其实并没有什么文才（他曾自费印刷了一本小册子，叙述他的几次旅行见闻，文笔并不流畅可读），奥克塔夫对古迹与美术也提不起兴趣，他仿佛只是寻找沿途美景（当时从《崎岖的旅行》的作者老托普菲尔到写出《驴背旅程》的斯蒂文森，所有出门旅行的人都很珍视这样的景色），也许还要享受一下在布鲁塞尔所没有的自由。
三个嫁到外省的姐姐来访的时候较少，她们受到孩子的牵累，还有家庭主妇和绅缙夫人非办不可的事情。她们的丈夫为了办事或消闲倒常来布鲁塞尔转一遭。克先生跟他们一起抽几支雪茄，听他们讨论当时一些热门的话题，例如卡米尔·巴莱尔主张的法意交好、孔布内阁可耻的激进主义、巴格达的铁路、德国侵占中东地区以及比利时对外贪得无厌的贸易和殖民扩张。这些先生消息比较灵通，知道一些与交易所行情的涨落多多少少有关的事。在政治方面，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保守派的老生常谈，这些话题并不太让克先生感兴趣。他已没有资金可以投在有风险又有赚头的生意里，对于他来说，所有的政治新闻都是假的，起码也是真实之中掺和着大量谣言的大杂烩，用不着费心去辨别孰是孰非。他决定向费尔南德求婚的一个理由就是她是个孤女，没有父母来滋扰。到现在他才看出来，一个男人有五个大舅子和四个大姨子跟有一个丈母娘一样麻烦。他年轻的妻子直到那时对于布鲁塞尔一无所知，只认识她上过学的那个修道院，社会上能跟她来往的人也就是她的亲戚们了。她在寄宿学校的那些女友都风流云散，其中才貌双绝的荷兰女子乔·莫尼克小姐，是她十五岁豆蔻年华的好朋友。费尔南德结婚的那天，她穿着粉红色的衣裙当伴娘，着实让克先生倾倒。后来她嫁了一个俄国人，到千万里以外去生活。两位少妇还严肃而温情地相互通信。克家夫妻以为已经摆脱了可怕的诺埃米，然而她的阴影还沉重地压着这小小的家庭，因为还是要靠她付给儿子生活费。还有一件烦心的事：克先生是法国北方人，却只喜欢明媚的南方。这里也像在里尔一样，雨下个不停。他时常抱怨说：“只有搬家才能好一点。”现在到了布鲁塞尔，却并没有特别的改善。
第一房太太死去不久，克先生就决定举办这门已经有小小裂痕的亲事，第一次婚姻持续了十五年，是在互相钟情、嫌弃抱怨的风风雨雨中过来的。克先生第一房太太死的时候情况非常悲惨。这个男人说话一向毫无遮拦，但对这件事却尽量不提。他指望着一个新鲜迷人的脸蛋能重新带给他生活的乐趣。可是他打错了算盘。倒不是他不爱费尔南德，如果他不依恋、爱怜这个女人，就没有办法跟这个女人一起生活。她的外表在这里姑且不说，留待我以后深入探讨，费尔南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最让人喜欢的是她说话的声音。她口齿伶俐，没有一点让这个法国人不快的比利时口音。叙述起一件事来，说得生龙活现，充满才气。他听着从她嘴里说出她儿时的回忆，背诵他们喜爱的诗句，永远不会餍足。她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了解一些古代的语言。她读过或是正在读当代流行的作品，也读时尚波及不到的典雅古籍。她跟克先生一样，酷爱历史；也跟他一样，热衷于在历史中搜求浪漫的或有悲剧气息的逸事掌故：有的是具备高风亮节的楷模，有的在不幸之中保持着浩然的正气。晚上他们在家里没有事情时，就玩一个小游戏：克先生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大部头的历史词典，随手翻开，指出一个人名，也许是神话中的半神英雄、英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位君主，也许是个已经被人遗忘的画家或作曲家，很少有费尔南德不知道的。他们最好的时光是在书房里密涅瓦女神的目光底下度过的，雕刻那座雕像的艺术家曾得过一八九〇年的罗马奖。费尔南德可以静静地一连好几天读书或沉思冥想，她决不跟丈夫闲聊家长里短，也许她把那些话题留着跟让娜和弗罗兰小姐用德语去说了。
这么多的优点只是她的一个方面，作为家庭主妇，她就不够格了。有人来吃饭的日子，克先生代替了她的位置，跟阿尔德贡德商量很长时间，一定要避免在桌子上出现某些比利时厨娘钟爱的菜式，例如白米炖鸡再在盘子边上镶上土豆块，或者用李子干馅饼当甜点。下饭馆时，他有意要几样简单的菜，看到她偏偏要挑烹制麻烦的菜，最后却只吃了个水果，他心里就不痛快。怀孕挑嘴并不是主要原因。他们共同生活的初期，有一次他建议她再试试里希咖啡馆的特色菜，她说：“怎么，还有一些素菜没有吃完哩。”听了这话他着实恼火。不论是什么处境，他都会享受当下，看到她偏偏不肯接受现成的愉快，或者说，他在世界上最恨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反复灌输的精打细算。他弄错了，没有看出来费尔南德已有些许苦行禁欲的倾向。总而言之，哪怕两人都最不讲究吃喝，吃得又少又慢，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一起吃饭。克先生和克太太在饭桌上却吃不到一块。
她的梳妆打扮也可以评论一番。她的衣服做工极为考究，但她却对衣服毫不经心，这是她特有的风度。但这种潇洒散漫让她的丈夫生气，他总在妻子的卧房里踩上一顶扔在地上的精致帽子或是皮制的暖手笼。新衣服只要穿一次，马上就变得皱皱巴巴，或是开丝绽了线，连扣子也掉了。费尔南德的纤纤细指戴不住戒指，一天，她正从拉开的车厢门扬手让她的丈夫欣赏美丽的风景，她的订婚戒指就这么丢了。她留着二十世纪初的升平年代男人们特别喜欢的一头长发，却让理发师连声叹气，他们不清楚为什么这位夫人竟不知道把发卡或小梳子别在哪儿最合适。她就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但如果相信童话上说的，再也没有跟一个仙女共同生活更让人受不了的了。最糟糕的是她胆子特别小，他曾送给她一匹温顺的小母马，养在黑山的马厩里无事可干越来越弱。夫人只在由她丈夫或马夫紧紧牵着时才敢骑，那牲口毫无危险的盘旋就把她吓坏了。大海也并不比马更能引起她的兴趣。他们最后一次渡海到科西嘉岛和厄尔巴岛时，海上微风徐拂轻波荡漾，可她几乎有二十次以为船要沉底了。在利古里亚的海岸上，她才有一次例外，答应在已在港口抛锚的狭小游艇上睡觉，但她坚持吃饭的时候要把桌子支在码头上。克先生仿佛又清楚地看到了他第一房太太栉风沐雨的黧黑面容，每到有风雨时就帮他操纵船只，有时穿着裙子或女骑手的服装，尽管马匹性格暴烈，还能稳稳端坐在女式马鞍上，一直到被马颠得呕吐起来。
只有知道他们在床笫之间的夜半私语，才能更好地了解如此结合起来的这两个人物。根据我猜测到的一点我父母的爱情生活，可以断定他们是典型的一九〇〇年代的夫妇，当然有他们的问题和偏见，这在我们这一代都不存在了。米歇尔温情脉脉地爱怜费尔南德那一对微微下垂的乳房，对于她的娇小身材来说，稍嫌肥重了一些。但就像他那个时代的很多男人一样，在女人的欢娱面前他为一种矛盾心理而困扰，坚持相信一个贞洁的女人委身相许只不过是要满足她所爱的男人，他的伴侣无论是冷淡还是激动他都不如意。大概是因为费尔南德读了许多浪漫小说，觉得续弦太太该对第一房的回忆心怀嫉妒。她提出了许多问题，米歇尔觉得这些问题荒唐离奇，都不合时宜。几个月过去了，很快又过了几年，她小心翼翼地提出来想要个孩子，这在以前她仿佛没有表露过。克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爸爸的经验并没有让他在这方面信心十足，但他的原则是，一个想要孩子的女人就有权利有一个。不过除非出了差错，只要一个，不能再多，一切就按照他的愿望进行，至少，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不过他却觉得自己掉进了陷阱。当初他母亲打算让他将来当家产的管理人，就像以前他父亲那样，专门听佃户来诉苦，跟他们争论新的租约。为了抵制他母亲的这个计划，他一声不响，报名参了军，后来他也觉得掉进了一个陷阱。他倒是喜欢军队，但决定参军完全是跟家里闹翻的反弹，是对自己的亲人拙劣的赌气威胁。随后他又一次掉进了陷阱，由于一个英国女孩的漂亮脸蛋，他离开了军队，也没有预先打个招呼。随后一次掉入陷阱是为了让患了不治之症的父亲高兴，他斩断了跟那女人维持很久的关系（英格兰碧绿的田野上，景色多么宜人！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下雨的日子，他们一起在原野徜徉，品尝农庄里的点心，多么惬意！），娶了贝尔特小姐。这人跟他门当户对，两家是世交，有同样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两人都爱骑马，那就是他母亲所说的快马飞驰的生活。（跟贝尔特过的那段日子并不都难受，有的很好，有的过得去，也有的一团糟）。然而到了四十九岁，他又因为一个女人掉入了陷阱，他对这女人动了真情，时不时对她有一点点的恼火，还有了一个孩子。关于这个孩子一切还处于未知，只知道他会喜欢这孩子，如果是个男孩，最后一定会父子争论不休，让他灰心丧气；如果是个女孩，他会大操大办把她送出去跟一个陌生人睡觉。那个时候克先生很想一走了之，然而住到布鲁塞尔有好处。要解决这个僵局不能离婚，在他这个阶层这是不可想象的，只能不事张扬地分居。克先生借口外出办事、出门旅行或回到法国去的时候，费尔南德带着孩子跟她的亲人们一起留在比利时，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果她生个男孩，在这军备竞赛的年代也有一个好处，他有一天可以选择一个中立国的国籍。很清楚，克先生满打满算在军队里待了三年，却没有成为一个决心送自己的儿子去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爱国人士。他把这份爱国激情留给他的表亲皮先生，这人是个右派的议员，他在议会发表长篇说教，来歌颂法兰西的人丁兴旺。
我不太清楚这年冬天费尔南德的情绪如何，顶多推断一下她在不眠长夜中的所思所想。她躺在一张桃花心木的单人床上，跟另一张一模一样的单人床中间隔着一块小地毯，米歇尔在那里想他自己的心事。费尔南德看到一个农妇给她的婴儿喂奶或在博物馆看到劳伦斯的儿童肖像画时，总表示她也很愿意当母亲，根据我对她不多的了解，我怀疑这种愿望是不是像她自己和米歇尔想象的那么深刻。母性的本能并不像人们说的带来那么多约束，无论在哪个时代，许多所谓属于特权阶级的女人把年幼的本来还该吃奶的孩子托付给仆役照管，心里觉得很轻松。只要父母觉得方便或条件允许，从前把孩子交给笨手笨脚漫不经心的女仆，如今交给没有个性的托儿所。我们还可以想到，有那么多的女人轻易地把她们的孩子献给军队里的摩洛，反倒把这种牺牲的光荣归于自己。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费尔南德。当母亲是一个理想女人不可少的一部分，她周围的老生常谈就是这样把她的脑子弄乱的。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应该当母亲，就像应该实践男欢女爱的技艺来爱她的丈夫一样。然而有关这个主题的说教又混乱又矛盾：孩子是神赐的恩惠，是上帝的礼物。一般认为夫妻之间干的事粗俗甚至应该斥责，有了孩子连那些行为也合情合理了。生孩子让整个家族都高兴，同时，怀孕好像背上了十字架，但一个虔诚的、知道自己义务的女人甘心情愿。从另一方面说，孩子是个小玩意儿，更是一个奢侈品，比起逛大街游树林，孩子是一个更结实的生活理由。添了个孩子就一定要添置蓝色或粉红色的襁褓，就得懒懒散散地穿着缀有花边的睡衣接待人家对产妇的看望。不能想象一个什么礼物都能得到的女人单单缺少这样一件礼物。总而言之，有个孩子就说明一位少妇的生活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费尔南德也许不会不考虑这一点，她结婚本来就晚，到二月二十一号她就满三十一岁了。
不过尽管她跟姐姐们的联系很紧密，她还是在尽量晚的时候把她怀孕的消息告诉她们，只除了让娜，她在一切事上都给她出主意。一个巴望着有个孩子、有了之后就欢欣鼓舞的女人不会这么做。几个姐姐是她来到布鲁塞尔以后才知道的。预产期越近，那些虔诚而又关切的老一套嘱咐只会赤裸裸地显露出一种极为单纯的情感，那就是恐惧。她自己的母亲分娩了十次已筋疲力尽，生了她一年以后“因一种酷烈的急病”去世，也许是因为又怀了孕，结果送了性命。她的祖母二十一岁时也是在产褥中死亡的。家里的女人压低声音口口相传的掌故中，有一部分是难产时服用的药剂，还有生出了死胎、婴儿还没有受洗礼就夭折，以及死于产褥热的年轻女人的故事。在厨房或洗衣间，仆役讲这些事时连压低声音也不用。然而在她心里纠缠不休的恐惧还很模糊。在她那个时代和环境里，女孩子要保持童贞，无知无识是必不可少的，连已婚妇人做了母亲后，也不肯把受孕和生产的知识弄得太清楚，说不出相关器官的名称。跟身体里边有关的事儿由丈夫、助产士和医生去料理。费尔南德的几个姐姐给了她一大堆有关饮食方面的告诫，并且说人们会很爱将要降生的孩子，但这都没有用，她呕吐不休，浑身不舒服，身子越来越重，而那个小小的生灵将要以她想象不到的痛苦方式从一个最隐秘的通道里钻出来，这小人儿像蜡做的耶稣那么招人喜欢，她已为这婴儿购置了缀着花边的小衣服、绣着花的小帽子，在这一切之间她建立不起来一种联系。在这次的考验中，她只粗略地预见到前方的艰险，而她只能用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所以心里忐忑不安。祈祷给了她一些帮助，想到请求过修道院的修女们为她诵九日经，她心里安静了下来。
最难熬过的时光显然是漫漫的长夜，她又习惯性地牙痛起来，可以听到最后的几辆车从路易丝街的石板上驶过，每辆车之间隔很长的时间，车里载着参加了晚会或看过戏的人们，当时已栽种的四排树木把车辆行驶的噪音减低了。很实际的一些细节安排让她暂时忘记疼痛：六月十五号才到预产期，而护士阿洁丽五号就到家里来上班。不要忘记给住在腓力三世街的贝夫人写一封信，阿洁丽目前在她那儿工作，要感谢她让看护比预定早几天来。身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一切都会容易一些。不知不觉她又睡着了，醒来时看看床头柜上面的挂钟，已到了服用补药的时间，那是医生给她开的。一缕阳光穿过了厚重的窗帘；天气晴朗，她可以坐车去买东西，或者跟小狗特里埃一起到小花园去散步。她不再感到未来沉重的压力，只有一些琐碎小事要操心，有一些是赏心乐事，有一些稍显麻烦，但都能消磨时间，打发掉好几个钟头。就在这个时候，地球仍在转动。
四月初，费尔南德牙痛得不能再拖延下去，医生决定给她拔掉一个长歪了的智齿。她流了许多血。卡代尔曼牙科大夫到家里来出诊，按照常例建议她小心保养：嘴里噙一块冰，休息几小时，不要进固体食物和热饮料，绝对不要说话。克先生守在她身旁，完全按照医生的嘱咐，给了她一根铅笔和一张纸，她要什么东西就写下来。随后，他把这张纸保留了下来，上面写的字几乎无法辨认：
博杜安也拔过牙。只有这些。但这已足够让我明白六十九年前这两个人肩并肩坐在一幢现已不复存在的房子里说话的亲密口气和节律。我并不去揣测克先生为什么要保留这张纸，但他把这个保留着，就让我相信在布鲁塞尔的这些晚上，他的回忆并不都是不愉快的。……………………
卡代尔曼很聪明，又勤奋又亲切……跟昨天那个杜布瓦大夫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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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特里埃一样，也不会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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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吃面包干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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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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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铃……让他们拿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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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房间里，在壁炉的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