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的年代结束以后，安娜-玛丽又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生育。这个停顿让我估计皮埃尔-路易早就让他的夫人离开了被占领的城堡，以前我想象的有关我外高祖母在那些无套裤汉中间生活的情况纯粹是我自己的杜撰。不管怎样，她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后来又添了四个。其中一个叫约瑟夫-吉斯兰，生于一七九九年，就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长子，就是我的外祖父，在一八五五年终于离开了马尔西安领地，但他续弦生的几个孩子仍旧留在那里，他们的后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住在那儿。

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到马尔西安城堡去观光，只记得那里的花坛和吱吱叫的孔雀。一九二九年到比利时逗留稍长的时间，我又到那里去了一次，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那时我与我母亲的娘家又有了联系，而这一切对于我都只不过是个传说。我的舅姥姥路易丝热情地接待了我，还稍许带着些拘谨，那是当时有教养的英国女人的特点。路易丝·布朗·奥米拉生在伦敦，是纯粹或者部分爱尔兰人的后裔。喜欢她的人说她出自名门，心怀不善的人也不否认第一种说法，但断定我的舅姥爷埃米尔-保尔-吉斯兰是在布赖顿遇见了路易丝并且娶了她，那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年轻的家庭女教师。有些暧昧不清的说法，论及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日期，但户口登记驳斥了这些恶意的传闻，不然就是根据需要作了完全不正确的更改。有一位天真的家谱作者说：“一个正派严肃的男人娶了一个他钟爱的女人”，也同样远远地不符事实。这传奇性结合的头几年是在荷兰的一处宅邸中度过的，这房子属于埃米尔。他暂时远离他的家人，从那里给他一个有点厌恶女人的表兄弟奥克塔夫·皮尔麦茨寄了许多信，夸示他夫妻间和美的生活。

他的儿子埃米尔在交易所工作，天性就是个保守主义者，都用不着用政治原则去支持保守主义。他本是老礼宾司的官员，是个浸透了华盛顿上流社会趣味的交际场上的人物，在华盛顿曾有过两次风光体面的婚姻，但两位夫人都没有孩子。我这样说仿佛是在描绘一个诺尔布瓦式的人物，其实，这个混有爱尔兰血统的瓦隆人自有一种生活趣味，是普鲁斯特笔下那彬彬有礼的外交官所缺少的。他喜欢漂亮姑娘、美味佳肴和高雅的绘画。由于有佳肴和绘画，从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五年，他在伦敦的宅邸成了流亡中比利时政府要员温馨的避难处。他性格有些沉闷，至少并不热衷家庭聚会。他像那些只管自己欢乐的男人一样，有些怪癖。义和团运动之后，他马上当了驻中国的公使。当慈禧的政府同意出资修复被损毁的公使宅邸时，他获准按照马尔西安城堡的样式修建，不仅是图样，连砖和石板都从比利时用编着号码的包裹寄去。这个奇特的建筑如今仍然存在，据说在中国政府收回它的所有权之前，由比利时暂时租给了缅甸大使。这个稀罕建筑的内部相当现代化。埃米尔·德·卡·德·马发出了请帖，居然请到了两位有皇家血统的年轻公主出席晚宴，直到那时两位公主从来没有出过紫禁城。喝咖啡的时候这些身份高贵的人物欠身告退，而且很长时间不回来，引起了不安。大家开始找她们：原来她们没完没了地拉最讲究的马桶水箱，小小瀑布的哗哗流水应和着她们清脆的笑声。这次晚宴是我埃米尔舅舅一次社交上的胜利。

将近一九五〇年，这个阅历如此丰富的人死于伦敦，作为高级外交人员，享受到豪华的丧礼，让人印象深刻。这一方面是对走向消亡的一类人表示敬意，同时也显示了他长久以来所代表的被两次大战蹂躏的国家荣誉。我从他的一个同事那里得知，他逝世以前的几个月，曾感到非常悲哀后悔，仿佛他的一生只不过是个官方的木偶，一个衣着华丽的幽灵，由外交部牵着线，在布景前扮演着皮影戏，而那布景刹那之间就不复存在。这种懊悔心情本身就证明了他的确不止于此。

他的弟弟阿诺尔德从来就没有任何雄心壮志，只是漫不经心地经营着马尔西安和在荷兰其他地方拥有的地产，倒是个可爱的上流社会人士。他跟他这个圈子里的一个颇具眼光的女人分了手。他们的儿子让，比我小几岁，他对野生动物的兴趣很招我喜欢。他驯养了一只狐狸，总紧紧地牵着。狐狸的脖子上有个蓝色天鹅绒的项圈，长着一对聪明的眼睛，蓬蓬松松的毛皮，颜色像秋天的枫叶，很驯服地跟着他，但仍保留着迂回前进又忽而飞奔的习惯，就像人们拉着绳子训练的小狗常有的步态。

一九〇七年版的《贝德克尔手册》对游客保证说马尔西安城堡的藏画值得一看，但是一九二九年这些藏画已经不在城堡里了，我估计是在装饰着埃米尔的公使馆。一种库尔贝式的、很有浪漫气息的现实主义巨幅家庭成员肖像，挂在第二帝国风格的客厅墙壁上。拿着手杖的先生们在林间小路里散步，身着猎装的女士优雅地依靠在她们的马匹身旁。十八世纪布鲁日的主教，一个叫做巴扬古-古尔克的人，在一个角落里留下了革命前旧时代的一本笔记。路易丝舅姥姥把一个装满细密画的纸盒子放在我的膝盖上。我被一位少妇的形象吸引住了：她穿着一袭白纱裙，身材娇小，脸色白得像葡萄牙女人或巴西女人，黑色的卷发笼在一顶白色透明的软帽里。背面写着画中人的名字，墨水已褪色了：玛丽亚·德·里丝贝亚。关于这个人我的舅姥姥一无所知，只知道她不属于我的直系长辈，似乎出自某一位长辈的二房夫人。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是因为我有时候很想把她的名字和她的相貌放在我的一部小说或者一首诗里。

路易丝舅姥姥把茶端到露台上，精致考究的派头让我想起了英国。儿时看到的几只孔雀和玫瑰花丛宛然仍在。在这里，我不再提有关福雷马尔的话头，肮脏的天空，被污染的土地和水，我们的祖先还诚心诚意地以为那是进步，我们不能再以此为借口。不管怎样，大福雷马尔的命运也威胁着马尔西安城堡。在池塘的另一边，在已被逼缩得狭窄的花园旁，工厂的烟囱吐出浓烟，算是给工业强权的祭品。工厂创办人分得的红利大概装满了埃米尔和阿诺尔德的钱包。路易丝舅姥姥在倒茶之前，小心翼翼地用绣花手帕的一角擦了一下细瓷茶杯，那里刚刚落下了几粒黑屑。

一九五六年，我把马尔西安城堡写在我到比利时要再一次观光的名单上。花园已变成了公园，我觉得比以前窄小了些，但仍然还看得出记忆中的浮华张扬。公园维护得很好，带有冷静的行政味道。那个不再有人居住的城堡得到了能够有的最好的命运。不久以前成了社区的图书馆，底层的几间房却像市政府经管的公共场地那样，有些小家小气，卡片箱和摆着贴有标签书籍的书架放在这里也许比第二帝国式的美丽家具更为和谐。我再也没有看见当年金碧辉煌的中式暖阁，也没有看到那个小教堂，从前曾经让舅姥爷带我看教堂里牧师的藏身地，为此还挪开了沿墙排列的从坟上起下来的墓石。圆雕或浮雕的墓主石像如今都存放在教区的教堂里，与其他一些仍旧镶在底座上的年代更近的文物在一起。我看到了纪尧姆·比尔甘及其遗孀的墓，后者的娘家正是短脖儿巴扬古，在黑色的底座上装饰着列柱和白色的骨灰罐，显示出十八世纪那种干巴巴的优雅来。有几块石版画平躺在那里，有的是十五世纪初那庄严肃穆的风格，另外一些是后期饰有花朵的哥特式或模仿哥特式的文艺复兴风格。太太小姐的脚边蜷卧着小狗，让这些残骸遗像也显得温馨可爱。一位叫做伊德·德·卡的女士墓碑上的铭文告诉我，这墓是属于福雷马尔那个古老的小教堂的，但我在纹章学方面的知识实在过于浅薄，说不清楚这些横幅和锈蚀的古币有什么名堂。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到图书馆来还书，她认识我，或者听说过我的名字。原来是路易丝舅姥姥当年的贴身使女。从她那里我了解到了这一家最后的差不多全部情况。舅姥姥她老人家在战前就死了。有几个心怀不善的人幸灾乐祸，曾告诉我一些消息，描述那个爱尔兰女人暮年下世的光景，在这里我就不说了。据说路易丝舅姥姥思乡心切，恋上了家乡的威士忌。她一直由阿诺尔德和让两人照顾，两人不在以后的其余时间，几个年老的使女伺候她，使女把医生不允许买的酒都截留下来。舅姥姥就改用比较保险的代用品：薄荷香草烧酒。传说在她的房间里，找出了不计其数的空酒瓶子。跟我说话的这个老妇人当然愤慨地驳斥了这些传言。即使这些传言都是真的，那也一定是个又愚蠢又刻薄的人才能这样糟践一个老女人，她已感到日薄西山，只用尽自己所能振作精神，即使她选用的办法从医学上来说不是最好的。薄荷烧酒，凉得像刀刃一样；黑色的香草精以及苦涩的威士忌，在我的这三座城堡中最阴暗烦人的一处，变成了抵御死亡的符咒，然而像任何符咒一样，一点效用也没有。

给我提供消息的老女仆跟我一起坐在花园的板凳上，继续她的叙述，然而她要说的话也不多。一九四〇年让老爷离开了外交部门转到皇家空军，这部分力量间接由比利时爱国人士控制，那时国家在中立主义和参加战争两派之间不能统一。后来他参加了一个抵抗组织，一九四四年被一颗流弹打死了。他年幼的女儿还活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儿在我跟老仆谈话后不久就结了婚，过了不久又突遭车祸死了。如果我的埃米尔舅舅在死前没有从远亲那里过继了后人，那么随着让的过世，他这一支和他的姓氏就会湮没无存。所幸这个姓氏仍然存在。

阿诺尔德死前不久，已相当穷愁潦倒，又回去跟让的母亲一起生活。让的母亲曾断断续续当过职业的预言家，居孀以后又重操旧业。有人告诉我说看见过流传的小传单，传单的左下角标明她接受咨询的时间。最后这个细节是在比利时一个大城市的招待会上由一个“时髦”的文学青年告诉我的。这个结局引得大家一阵哄笑，而我自思自忖，那位从爱尔兰来的女预言家是不是在那几年曾经在马尔西安的城堡墙根底下哭泣过。我很怜悯这位老母亲，她的命运像所有的预言家一样，明知悲惨的未来，但却没有能力去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