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六年的春夏之交，阿尔蒂尔似乎是在蒙斯跟他的岳父特鲁瓦总督住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带着太太玛蒂尔德和他们头生的女儿小伊萨贝尔到苏阿雷安家。玛蒂尔德又怀孕了，十一月份她在苏阿雷产下一个男孩，取名费尔迪南，但幼年就夭折了。按照我儿时仍旧流行的风俗习惯，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在一个装饰着青枝绿叶的拱门和表示欢迎的横幅底下穿过家里的栅栏门。一九一〇年左右在佛兰德法语区，即使才离家三个月也至少要有这么个仪式。阿尔蒂尔是个纨绔子弟，如今还有这个时期的一幅华丽的肖像，他身穿大礼服，打着质地贵重的领结。与他相对的是面容清瘦的玛蒂尔德，穿着撑开的曳地长裙和大袒胸的礼服，然而这画像并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更晚一些时候画了一幅玛蒂尔德的很优秀的肖像，不那么奢华富丽，表现出了一位面色白里透红的可爱少妇，长着浓密的微显红光的金色秀发，可以看到被我变卖掉的箍发的镯子。她一脸笑容，又有些调皮。那天晚上，这对年轻夫妇大概很早就向他们的房间走去，尽管还不到季节，房里早就生了火，以抵御长期无人居住的阴冷气息。阿尔蒂尔从他母亲弗洛尔手里继承了苏阿雷的城堡，大概弗洛尔办完婚礼以后就不住在这里，她逝世以后也从来没有人在这儿住。搬家时的气氛往往像要举行野餐一样，仆役们大概用了许多时间才打开装着帽子的纸盒以及装着卧具和方便食品的箱笼包袱。小伊萨贝尔睡得正熟。阿尔蒂尔先生在苏阿雷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四年，搬来以后的第十七年，玛蒂尔德生了她的第十个孩子，产后过了十四个月就死在这里。
苏阿雷，或者说我的外祖父母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博维里城堡，四分之三世纪以前就不存在了。从一张褪了色的照片上我可以看到住宅的主体，两边的小角楼和排成直角的下房。从保存到如今的纪念物里，可以发现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给这所宅子添置了一大批流行的家具。黄檀木的屏风和红木的桌椅都带着繁复的镂空雕饰。但是，这古老的宅邸还存留着让人惊异的东西。十五年以前，我踏上这别墅的水泥楼梯，风格已完全像个海滨浴场，不再有当年绅士宅邸的景象，房东的女儿来接待我，那是个可爱的人儿，哀叹着十九世纪末的俗气。她在一个相册里找到了老房鼎盛时期的照片，就是要拆房前拍的。厚实的木材让人想起天主教堂的房梁。城堡遗留下来的椽檩像大树枝条般纵横交错，底下有中世纪的猪群在漫步。当年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的孩子们，以及在他们以前的德里雍家的小孩们，穿着缀有花边的长裤，也一定在这里玩耍过。下雨天，他们玩藏猫猫，彼此吓唬，假装在树林里迷了路，他们的叫声与小鸟的鸣啭相互应答着。我把相片簿还给那小姐，跟她一起对这么美丽的房屋被拆毁了表示惋惜。
让我们尽力回忆一下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七三年这所房子的情况。不仅是要取得经验，这经验永远有效，可以说还占据着过去的某一个角落；更重要的是想从穿着大礼服的先生和身系曳地长裙的太太那里，探索到我们仍然感觉到其后果的那错综复杂的原因，在我们的眼里，他们只不过是那个时代人类的样品，我们要从他们身上找出与我们不同的或尽管表面不尽然其实与我们相似的特征。首先，他们像庇护九世教皇长期治下死心塌地的信众一样，都是优秀的天主教徒，在这个国家里盛行着耶稣会的虔诚和洛可可风，它们的特点就是遵奉死硬的教条，同时又追求反对宗教改革的几乎是世俗的舒适惬意。他们常看的报纸是带有天主教色彩的。圣诞前四周的将临期、四旬斋、圣诞节、复活节、诸圣瞻礼节和诸灵节与四季的循环以及家庭的婚丧庆吊，共同构成生活中的节律。上午做早祷，下午做晚课，晚上还要到村里的教堂去参加瞻礼。梳洗打扮得齐齐楚楚到教堂去，占了每个星期日的大部分时间，除非是宣布在那慕尔要举行大规模的宗教音乐集会。对于有产阶级来说，这种天主教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完全成为团结的信号和后来的进攻武器。然而，当天主教徒，就是当保守主义者，这两个词密不可分。在这些人身上，毕恭毕敬地完成宗教义务源自对惯有体制的尊敬，然而又渗入了某些冷漠和一种小心翼翼或者模模糊糊的怀疑态度。死亡的时候自然应当在圣教廷的圣母面前虔诚地忏悔，家里人听得清清楚楚，讣告上也写得明明白白，即便是意外暴卒来不及找神甫或是发生了极为例外的丑闻，死者拒绝接受临终的圣事。众所周知，女人总是特别容易接受祈祷所给予的温暖。
他们的宗教教育和神学知识都处在极低的水平，对于宗教的了解并不完全来自教士，更多的出自神秘主义的冲动。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也许从来没有和一个新教徒或者犹太人打过交道，这是他们怀着不信任远远眺望到的人。对于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以为那些人比无神论者更为粗俗。人们猜想，完全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假充好汉，在死亡面前就会后悔了。他们不大读《福音书》，只糊里糊涂地在祭坛底下听过其中的零星段落。淡而无味的、诱导无限崇拜的书籍却汗牛充栋，几乎成了玛蒂尔德唯一的精神食粮。人们时常谈论好心的上帝，却很少论及作为神的上帝。这个好心的上帝包括对于儿时房间的记忆，最初家庭的轨迹，上帝就像家长那样掌握着儿子的生死大权，当他打雷时，就是在威胁警告，他照顾善良的人，责罚凶恶的人。但往日里的经历也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家里遭受了大灾小祸，全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按照他的愿望创造了世界，打消了这些资产者基督徒推动任何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意图。在孩子们的眼里，上帝是介于民间故事和神话之间的人物，跟穿着宽袖长袍，戴着教皇的三重冠，长着一部大胡子的圣尼古拉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们很乖，这上帝就会在十二月六号给他们带来糖果。
大家只看到耶稣基督的两种面貌：在马厩里的可爱婴儿和银质或象牙的基督受难像，但那上面没有一点中世纪受难像上那种摄人心魄的痛苦迹象。耶稣是干干净净地接受了酷刑，没有淋漓的鲜血，没有临终的痉挛。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死的，但只有几个具有沉思天分并且出奇虔诚的信徒，或者被听忏悔的神甫仔细引导的人，才能努力体会到基督牺牲自己的悲剧意义。人们不断地提醒孩子，每人都有个守护的天使护卫着他的睡眠，孩子调皮捣蛋，守护天使就要谴责，万一小男孩儿犯了手淫的罪，天使就哭泣了。但这洁白光辉的形象随着乳牙、围嘴儿和小学生的护巾一起消失了。而成年人再也不会想到在他们的身旁还有个沉默无言但比他们自己更纯洁的天使关注着他们。玛蒂尔德的孩子们大概的确是小天使，他们昙花一现又消失了，但如果她诚心诚意地以为孩子们会在天上保护她，从而得到安慰，那她准是个疯子。纯洁的圣母是最慈悲的，在天上的神灵中人们更多地是对她呼吁。在那几年里，人们对她的无玷受孕谈得很多，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徒都不再去论证马利亚在生理上是不是还有童贞，明智的教士也不再枉费唇舌去解释这只意味着圣母决没有生活本身固有的外来或内部的恶，并无其他含意。久而久之，心怀好意但却不知趣的人和死抠字眼的白痴改变了这微言大义的内涵，就好像怀疑论者和开玩笑的人谈论起别的问题时那样。有些家庭很愿意把他们的女儿献给上帝（并不是每个女儿都嫁得出去），但是如果让一个儿子进教会当神职人员，大家就会感到是个重大的牺牲。在小人物看来，家里出了个教士，是在精神上有了优势，也带来社会地位的上升。在神学院的学生中，农民的儿子比财主的儿子比例大得多。村子里的本堂神甫的社会地位勉强比医生高一点，有的时候连医生都不如。每个星期日，人们按时请他吃晚饭，人们是通过他的手来接纳上帝，但总带着某些纡尊降贵的意味，说到底，他爸爸也是他这么个社会地位的人。
但真正的神灵是人们日日夜夜发自内心去崇拜的，不这样自己就觉得不行，人们不可能触犯这种神灵的律法，这样的神灵甚至也用不着人们去信仰或崇拜。真正的神灵是掌管钱柜的神祇普路托斯；罗马人信奉的守护地界的戴尔默大神；酩酊大醉的普里阿普斯，新娘子秘密崇拜的神灵，他的职权在于让一切行动都合理；护卫产房的鲁西娜女神，最后，说得尽量远一些，然而在服丧期间和承继的系统之内无处不在的送终女神，专管丧葬的利比提娜。玛蒂尔德太太是鲁西娜的婢女。您想一想，在这个多子女的家庭里，在正常分娩中又加上好几次流产，在那个时期，产后的谢神感恩意味着长长的六个星期休息（只有农妇才在分娩几天之后马上开始干活，这证明当时平民百姓中的女人是很结实的）。在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有十多年玛蒂尔德太太在侍奉这位繁衍生殖的女神。十年的时间她一天天地数着日子，自问是不是“怀上了”，要忍受怀孕这小小的不便，而当时她在俄国的同代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杜丽觉得怀孕比生孩子还要难受。前面的孩子无论是死是活，她要用他们穿过的旧衣服来为新生儿准备襁褓衣物，更为隐蔽的一件事就是在一个抽屉里放好她自己死后的穿戴装裹，惴惴地别上遗嘱，防备着这次分娩时上帝把她召回去。考验结束后，她又重新等待着看到“某些迹象”，怀着恐惧或者渴望，也许两者都有的心情期望夫妻重新亲密结合，这样又把她拉到一次新循环的开始。创造世界的那股力量把这个穿镶边长裙打小阳伞的妇人紧紧地攥住，直到把她榨干了才放开她。
十九世纪的卧房也是个神秘的洞穴。夜里点着蜡烛或者油灯，那摇曳的火苗像生活本身一样飘忽不定，但却照不亮我们的智慧尚且解释不清的那些未知的幽暗角落。从糊着罗纱遮着天鹅绒帘子的窗户里，只能透进来星星点点的天光，却吹不进一丝清风和夜气。英国人习惯夜里把窗户开着，这里认为是有碍健康的，也许在这个潮湿的地区，对于易得气管炎的人来说，的确对健康不利。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在他们那天花板很高的卧房里，紧闭着门窗睡觉，就像他们睡在矮小的茅屋里的祖先一样。房间里塞满了现在和过去的生活用品：真正的羊毛，真正的蚕丝，安乐椅里垫着鬃毛，人的屁股坐上去很有弹性。在便盆或便桶里装着女仆们用隐讳的说法称之为“水”的东西。皮肤的分泌物和碎屑，肥皂里的动物脂肪在上面浮着或贴在壁上。带颜色的或无色的，清亮或浑浊的尿液在桃花心木的床头柜隐蔽处一直放到清早；小桌子上供着插有橙花的花瓶；一些小物件，戒指上镶嵌着的幼年时掉下的牙，圆牌似的小盒子里装着的几缕卷发，都留在首饰盒里过夜。小摆设、礼品、“纪念品”堆放在架子上，具体地说明了过去生活的片段。干枯的花，从瑞士买来的时而下一场大雪的镇纸，一个夏日在奥斯坦德海岸拣来的贝壳，据说那里的海涛仍然在奔腾咆哮。瓶子里装着净水，劈好的木柴准备晚上生火，这都是生活的必备物品。在圣水盆里有水和祝圣的黄杨枝。大家都知道，那个圆肚的五斗橱，上面铺着一块白桌布，将在临终的敷油圣事上当作祭坛用。床边围着精致的栏杆，沾染过新婚之夜破苞的鲜血、分娩的恶露和临终的汗渍。新婚旅行是近几年时兴起来的。到医院里生孩子、死在医院或疗养院里也是以后才有的风气。无怪乎这充满杂物的房间很容易产生幽灵鬼魅。人们在这里做爱，在这里做梦，神游物外，到另一个甚至连配偶都进不去的世界，人们在这里祈祷，已死去的先人从古老的照片上看着他们。吵架的日子里，厚重的帘幕挡住了唇枪舌剑的争论声。当然，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跟我们一样，并不对他们房间里的成分多做分析。我们的卧室对我们来说只是个睡觉的处所，外面的嘈杂和收音机的噪音可以传进来，摆着金属的、合成纤维或胶合板的家具，跟海滩上、公园里或汽车座椅上的爱情作着竞争。然而，这对夫妇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个退居之地有些庄严意味，孩子们从来不进他们的卧室，这里从来不接待客人，除非是缠绵病榻的严重时刻。如果把没有整理好的床铺让人看见，那就是疏忽失礼，甚至有些淫秽下流。
看样子玛蒂尔德夫人不是个不崇尚爱情的人。她爱她的阿尔蒂尔吗？这就不完全是一回事了。也许她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她是带着热情、清白纯洁的感官享受，作为妻子的正当快乐，带着隐忍、厌恶和疲倦，有时是对天长日久的习惯已无所谓的态度来接受阿尔蒂尔？大概在十年共同度过的夜晚中，她一一经历过这些心境。无论如何，玛蒂尔德如果感到嫌弃或恐惧，她支支吾吾找不到任何援助。她支支吾吾去请教神甫，神甫教导她说，这是自然的规律，是上帝的意志，或者说这两个原因都存在。有人甚至肯定地对她说，遏制情欲就会有其他的结果。她慈爱的母亲佐埃为她心疼的小女儿生孩子过于频繁有点担心，但是这个问题是夫妻之间的事，何况慈祥的上帝总为幸福的家庭祝福。至于是否纵欲无度，无论是自然规律、教会还是父母都不打算弄清楚。如果她向母亲承认阿尔蒂尔做爱的方式并不让她快活，那她就又丢人又可笑，就像她对人抱怨他打呼噜似的。
但毫无疑问，她爱丈夫。就像差不多所有的女人一样，她肯定也爱她的孩子们，特别是头几个孩子，给她带来的快乐时常比女性肉欲的满足还要强烈。她满心欢喜地给他们洗脸梳头，拥抱那小小的身体，而这些孩子满足了她表示慈爱的需要，体现了她对美的理解。她经过了体态臃肿、行动怠惰的怀孕时期，分娩时母亲来对她细心照顾，她很感激。每个星期日，她亲爱的孩子们比较乖巧地坐在教堂祭坛左面绘有家族徽章的长凳上，她也觉得满心欢喜。除非她是个傻瓜，而这一点是非常可能的，她大概也为前途担心：那么多的孩子要教育，那么多的婚事要安排，要在仕途上找那么多像爸爸那么好的位置，要给几个女儿那么多份丰厚的陪嫁，要找那么多像她本人对阿尔蒂尔那么好的儿媳妇。但这一切都还很远，她的长女伊萨贝尔还是个留着长长卷发的半大姑娘。好心的上帝自会照料一切。她才三十七岁，也许下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孩子，一切自会好起来，或者糟下去，她只有可能再生一两个。于是，她嘴里还喃喃地作着祷告，一边沉沉睡去。
有关这个问题，如果阿尔蒂尔先生也考虑过的话，他的想法就不那么容易猜透了。他是不是相信一个出身高贵的基督徒生来的职责就是作出表率，维系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呢？他是个模范丈夫，十八年当中，他是不是把玛蒂尔德看作所有女人的集合体，是不是有时中断了对她的欲望？或者说，他与“那慕尔的女人”或其他女人相好并不是在玛蒂尔德死后才开始的？他是不是曾经费心思去照拂玛蒂尔德，长年以来把她安置在热热闹闹生孩子的气氛中？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保持家庭和社会的statu quo是最要紧不过的事，当然不会去找个什么人要他破坏家里的平衡。他所学的那一点拉丁文还没有让他考虑到“无产者”一词的原意。无论是阿尔蒂尔还是玛蒂尔德都没有预见到，人类这样以算数级数，尚且不说以几何级数的增殖繁衍，用不了一百年，就会把我们的星球变成一个蚁巢。尽管发生过只有神圣历史里才有的大规模屠杀，也不会减少人口。然而，比阿尔蒂尔先生更有见识的人虽然预想到这个结果，却没有想到它的可怕程度。对于阿尔蒂尔先生来说，马尔萨斯是个下流的名字，他也不太清楚这人是谁。他不是尊重风俗习惯并且有家庭的良好传统吗？在革命时期，他的祖父公民卡蒂埃就有九个孩子。至于玛蒂尔德，我们一定会想到托尔斯泰笔下的杜丽，但她可从来没有遇见个安娜·卡列尼娜来向她解释如何节制生育。就算她像杜丽一样，也遇见过这么一个人，她也一定会尴尬地退后一步，心里想：“这是邪恶的。”在我们中间也有某些这样的反应。而在世界上还充斥着更糟糕的事。既然宗教禁止男人们学会利用各样的小窍门去节制生育，那么除了保持贞洁，戒除淫乐之外别无他法了，但阿尔蒂尔，也许甚至玛蒂尔德也都不愿意。
过去的生活好似一片脆弱的枯叶，没有汁液也没有胶质，对着光看去，只能看到细小易碎的叶脉网络，必须下一番功夫，才能想象出原来那新鲜娇嫩、青翠欲滴的模样，才能让历经沧桑的人想起各种事件和变故的全部内容，不至于把它们想象成另外的样子。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的生活真是太充实了。阿尔蒂尔要拿出浑身解数跟他的农户们纠缠（他们贪求不已），如果租赁合同上规定这些事由东家管，他就得拒绝或同意他们修理什么或翻新什么的要求，添置或更新农具（他们用得那么不经心），装点侍弄花园。买马，养马，以及马具车辆都得主人关心，还不要说维护城堡，购买地窖里储藏的醇酒。阿尔蒂尔如果给客人摆出来的勃艮第葡萄酒比不上相邻地主长年窖藏的醇厚，他就会羞得满脸通红。本地财东狩猎器具的豪华讲究是出了名的。到了秋天，如果不在自己的领地上举行几次流血漂橹的打猎那就算不上出身高贵的男人。挑选猎场的看守人，看他们是不是跟偷猎者串通一气，都要花费他许多力气。换新的钱包，每个季度要仔仔细细地把衣服上的污渍去掉，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地方的选举中扶持思想最正统的候选人也不是一件省心的事。
玛蒂尔德除了在她身上要完成的某些生理性的操劳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事要操心。她不经常下楼到阴暗的厨房去，对于这位经常怀孕的女人来说，那里的楼梯太危险。但是她决定菜谱并且核查厨娘的“流水账”。她照管花草，仆人的选择和辞退由她经管，只在极少的例外才把仆人扫地出门。孩子们牙疼或肚子疼她得管，要尽可能把他们捅的稍大些的娄子瞒过父亲，这经常是她要动脑筋的问题。幸亏这位蜂后得到了仆役下人的一致崇敬。雇佣了年轻的弗罗兰给女孩子们当家庭教师，她表现出了非凡的管理才能。除此以外，她还善于用奶油做成贝壳形的小花，放在凉菜盘子的菜叶上。举行坚振礼以后吃饭时，她用奶油花做成主教冠的模样，放在装餐巾的小碟子里，老爷打开他的餐巾时，总会开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主妇要操心的事还有从那慕尔请来女裁缝，并带来纸样，费尽脑筋“搭配”衣料的色调，忐忑不安地考虑某一套衣裙是不是穿出去的次数太多了。
他们在苏阿雷请客的时候不多，这要归功于在这个僻静的地域里，社会上几乎还没有兴起钻营攀附的风气。就如同他们不会想到跟园丁们一起吃饭一样，他们也不会想到要跟甲王爷或乙公爵套近乎，请他们来吃饭或是到人家的府邸去恭陪盛宴。在生意场上同样也是一片潇洒大方、满不在乎的氛围（但很快就结束了）。阿尔蒂尔积攒钱财，但并不投入风险很大的投机事业，重大的收益只在土地的买卖上。家族亲戚的关系却很要紧。每个叔叔舅舅，叔祖舅祖，内亲连襟，姑表姨表，有瓜葛连带的远亲都按照严格的亲疏远近程度交往庆贺，就好像有朝一日人们也严格地按照亲疏的界限为他悲伤哀悼一样，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这个圈子里的某个人如果有点什么毛病，怀疑他的近亲有什么疾患，不能联姻，有点不妥帖的嗜好或是恶癖，只要是能够保持沉默或否认，大家通常的反应就是缄默不言或者矢口否认。如果出了什么丑闻，大家就把这闯了祸的人弃置不顾，似乎就是这人得了暴病，不复存在了。同样的规则也适宜于“相好”或是愚不可及的婚姻上，如果一门亲事结得门不当户不对，那么结亲的男方或女方就会跌入深渊。亲戚间的来往拜访代替了如今的旅游观光，而玛蒂尔德根本谈不到出门游览。她有时在婆家住很长时间。反正她生第一个女孩让娜时，正住在她的婆家，那孩子夭折了。这仿佛说明了那年是在蒙斯过的冬天。男人们带着浩浩荡荡的随从去进行大规模的田猎。
在客厅和人们经常来往的饭厅里，一切都眉目清楚，井井有条：一件件的小家具，列祖列宗的画像，围桌而坐的宾客和每个厨娘的拿手菜。阿梅丽姨妈的胃炎，玛蒂尔德有喜后的不适，阿尔蒂尔的异母兄长与他那位爱尔兰女子出乎意料的结婚都是大家谈不完的话题。人人都有极高的教养又行事谨慎，即使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也极少议论别人的是非。万一听到些蜚短流长，只表现出些微的同感或惊讶，立刻断定这些流言都不真实，表示出激愤或嫌恶模样。这些六代以来互为姻亲的人的特点只是无关大体的癖好和十分外在的细枝末节：某位叔叔口味偏甜，某一位表姐嗓音美妙。人们从不越过雷池。如果某人有些好色，某人对习俗或他人的见解有点非议，就都得隐藏起来，就像如今在极权国家隐瞒自己的政见一样。有独立思想是行不通的，对一切事物人们都有统一的思想，只有谈到分配遗产或某处田野的行猎权时，才会产生争执。
于是，在这些环境中，笼罩着一股凝滞的氛围，可这里的生活并不比别处更糟糕，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比我们的生活还更明智。这些早已不起领导作用的领导阶层越来越没有见识，也不再吹嘘他们的智力。艺术家是个遭人蔑视的贬义词。对于天主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窗或壁画，阿尔蒂尔了解得比犹太古董商或是英国圣公会的艺术鉴赏家还要少。“基督诞生的子夜”是夜半弥撒中最好的时刻。有关缪塞，他们只记得他影射伏尔泰的“丑陋的微笑”那些话。维克多·雨果是个危险的革命党，他糟践了比利时对他的好客情谊，他在布鲁塞尔的街垒广场挨了几下石头那是活该。特鲁瓦总督的老朋友，临时政府的前阁员，火暴性子的让德比安竟然把这些计策与原则都不清不楚的法国流亡者请到家里去，真让人惊异不已。每逢到阿克兹做客，阿尔蒂尔总要愤愤地评论费尔南表弟的激进主义和奥克塔夫表兄带些玫瑰香水气味的自由主义论调。伊雷内姨妈真不该为了讨好她的两个儿子，邀请那个被驱逐法国的邦塞来开文学讲座，除非她约定讲座中要谈一谈博絮埃的作品。
在前几代某些成员的生活环境中，老百姓的精神状态本来还很活跃，但很快也变得迟钝麻木了。他们觉得国家是觊觎家庭遗产的敌手。对于故去先人毫无例外的谀墓悼词就是说老人家善心大度，其实这一点大可怀疑。实际上，基督徒慈悲行善的顶峰时代在这个圈子里早已结束了。从那以后，照顾囚犯、弃儿和疯子这类慈善事业都由公众机构去管，人们再也不过问管理得怎么样，再说，对待囚犯太好反倒是不对的。一个理想主义的瑞士人费尽力气创办的红十字会，大家还并不看好，就是因为那瑞士人出身于新教。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玛蒂尔德夫人即将诞生的一个小女儿才在红十字事业中贡献了她一部分的年华。夫妇俩给天主教的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精心分配着善款数额，不过如果玛蒂尔德为村子里的善举捐助的款项超出了阿尔蒂尔预定的数目，她就巧妙地提醒他早就答应过这件好事，于是也就得到了必要的现钱。严寒的冬天，他们给安分守己的穷人分发木柴和被褥，刁顽的穷人什么也得不到。矿井里发生的灾难事故震动了每一个人，但阿尔蒂尔从来也没有想到利用他矿井股东的影响力去给死伤的矿工家属谋求一丁点的抚恤津贴，也没有想到采取任何最初步的安全措施：这些都是公司经理们的事，他们的职责首先在于给股东的资本带来赢利。有一个来历不明的法国人写了一些诗，因为伤风败俗受到谴责，他用恐怖的笔触描写一些眼睛被挖掉的白头翁，在店铺的鸟笼或比利时人的后院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叫声。如果说苏阿雷的厨房窗台上就有这么一个鸟笼，那也很可能，心地善良的玛蒂尔德绝对不会提出任何抗议。这就是习惯成自然的恶果。
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是享有特权的人，但他们却不自知，凭借着他们的地位或上帝的意志才占有了财富，他们甚至没有想到应当庆幸。住在苏阿雷的这对夫妇也一点没有意识到，生活在安全暂时丝毫不受威胁的时代和国度是一种福气。他们的祖先可不像他们这么幸运。他们的后代更是倒霉，被若隐若现的革命吓得发抖。这里也像法国一样，很可能闹起革命，而人们并没有把握能将革命及时地遏制下去。的确，每个时代都有打仗的份额：恰好足够填满报纸上的新闻和给《画报》提供悲剧性的题材。皮埃蒙特战役像是一次潇洒的远距离军事巡游；在索尔费里诺这个屠宰场，法国佐阿夫轻步兵团的红裤子比流出的人血还要使人惊诧。新大陆，南北战争的炮声隆隆，阿尔蒂尔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去过，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那是美洲新教徒之间要算清的账。对墨西哥的征服成了个悲惨的传奇，大公干脆被处决，他的妻子，比利时的公主发了疯，这一切在苏阿雷引起了震动，从城堡的主人到厨下的丫头都惊骇不已。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战争只不过是地方性的冲突，没有引起什么兴趣。但萨多瓦战役就招致了更多的不安：天主教的奥地利被普鲁士人打败了，这是件可怕的事，但终于建立起了德意志邦联，弗罗兰不禁露出欢欣模样。
在凡尔赛宫的明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时，弗罗兰的欢欣更增长了，她在孩子们的课室里挂了一幅戴着黑白红三色领带的皇帝陛下的雕版画像，大家也没有想起让她把这画儿摘下来。说到底，她的主人并不是法国人。由列强允诺的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让大家感觉到事不关己。但是这一次，可怕的现实已经临近，听到有些地主被当做人质枪毙了，阿尔蒂尔吓得发抖。玛蒂尔德很可怜那些饥寒交迫的巴黎人。接下来的巴黎公社也造成了恐慌。但人们还算放心，觉得在那个吵吵闹闹的南方邻居那里，暴力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凡尔赛宫枪毙人的放枪声，预告着要恢复秩序，这枪声只隐隐约约地传到苏阿雷，那是一八七一年美丽的五月傍晚，玛蒂尔德正怀上了她最后一个孩子费尔南德。就在同一个时期，在里尔或是阿拉斯一所耶稣会办的中学里，那个后来有朝一日娶了费尔南德的十八岁男孩，流着愤怒的眼泪撰写了一篇颂词，赞美死难的公社烈士，为此，他差一点遭到流放。
我说过，在这个圈子里，笃信虔诚特别是女人的事儿。每天早上只要有可能，玛蒂尔德就早早起床，夏天在五点半，冬天六点钟。为了不吵醒阿尔蒂尔，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床，准备到村子里的教堂去参加早晨的弥撒。一个女仆起得比她还要早，在盥洗室里放一罐热水。玛蒂尔德把最后几个发卡别到头发上，匆匆照一下在熹微晨光里仍然发灰的镜子。虽然她对赶时髦的兴趣减弱了许多，但穿裙子时仍感到有些遗憾：多么不凑巧，撑开的曳地长裙已经没有人穿了。那种裙子那么宽大，在某些时候穿起来特别舒服……她从一张独脚小桌子上拿了她的祈祷书，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把宅子交给仆人们，让他们打扫灰尘，用茶水刷洗地毯上的污渍。
教堂离城堡只隔着一片草场。玛蒂尔德很喜欢这条捷径。她谨慎地用木底皮面鞋踏着棕黄色的草丛，尽量避开冰块和雪堆。夏天，走这短短的路程是一件乐事，但玛蒂尔德并不完全承认除了能赶上早祷之外，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地漫步也是一种愉快的体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但并不是每天，走进教堂之前，她先到小院子里看看，那里住着她钟爱的两个幼子。为了表示谦逊，她不坐城堡专用的长凳，而跟大家一起坐在正殿里。此外，教堂里只有寥寥数人，玛蒂尔德像当时许多忠实的信徒一样，并不读祈祷书里拉丁祷词的译文，虽然这些她也能背诵。她随着她自己的祈祷时跪时起。她大量祈祷，也许有时朝寒酸丑陋的教堂里聊作装饰的一座石膏塑像喃喃低语。当伊雷内姨妈周日要来串门时，她就乞求天气晴朗，为的是可以把桌子抬到露台上的几棵栗树底下，希望阿尔蒂尔满意她挑的水果和鲜花；她的身体原本娇弱，她为自己的健康祈祷，乞求有足够的力气把身上的包袱背负到底；如果她的力气不够，就求上帝原谅她的缺陷。无关紧要的要求和深刻的企愿搅合在一起，就像在生活中毫无来由的兴致和深刻的激情混杂不清一样。头几个愿望微不足道，很快就被遗忘了。后面一些愿望天长日久竟有一部分得以实现。玛蒂尔德结束祈祷时比她开始祈祷时心境更为安详。
她为亲人们祈祷，这跟她为自己祈祷差不多是一回事。她为她的女儿们祈祷，望她们都能找到好丈夫，当出色的妻子；她祈愿她亲爱的爸爸在拉巴斯杜尔清新的空气里早日恢复健康；她为可怜的弗罗兰祈祷，她刚刚在感情上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她祈求好心的上帝开启表兄费尔南的智慧，据说他是个有自由思想的人（像他那么有天分，竟然会走上糊涂的路，真是不可思议）。她祈祷她的小让娜有一天能学会走路；为她十三岁的加斯东终于会念书而感恩；她为阿尔蒂尔祈祷，望他不要因为对婚姻不忠而遭到惩罚，这是她近来才知道的，觉得又愤怒又恐怖，然而有谁说得清她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负一点责任呢？自从她最后几次分娩之后，对这类事情有时表现得那么厌倦……总而言之，就像当时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样，她为神圣的教皇祈祷，他被囚禁在梵蒂冈，有人说他是自愿的，其实是受了共济会的胁迫。不管这些祈愿是不是被上帝接受了，她全身心沉浸在这些良善的愿望里。谁也不敢说这些祈祷任何用处都没有，甚至世界的进程也不会因此发生一点变化。反正玛蒂尔德因为发出了这些愿望收获颇丰：人们越是为别人祈祷，就越是喜爱他们。
本堂神甫匆匆做完了弥撒，他想到他的这些羔羊们每家田里都有活儿，也有点惦记他自己的菜园和花园。玛蒂尔德太太把两个小钱投进为穷人捐款的箱子孔里，向唱圣诗的那个孩子问了声好，那是苏阿雷一个马车夫的儿子。她踏着自己的脚印穿过了草场，小心着不把牧草践踏得太多。她并不知道，在教堂里的短暂停留让她放下了身份，在这片刻间恢复了她的青春，而她本以为她的花季早已结束了：那时她的生命跟她十八岁时一样。她不时地停下脚步，摘下挂在她裙子上的草荚，像孩子一样，让草籽从指间落下去。有时不顾礼节仪容，大着胆子把帽子摘下来，让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在草丛中吃草或睡觉的家畜跟她只隔着一道小小的绿篱，而波维里这个地名正因它们而起。佃农把畜群中最好的一头奶牛叫做美人瓦格，它正轻轻地在带刺的栅栏上蹭痒痒；八天以前，它还在绝望地哞哞叫，因为屠宰场的小车把它的小牛拉走了，但现在它已忘记了，心满意足地细嚼着鲜美的牧草。为了夸奖这头乖牛，玛蒂尔德又找到了她遥远的高祖们用过的手势和声调。再走几步，她在车夫家门口停住脚，那人正在马厩的门槛上擦拭马笼头。她早又把帽子戴上了，她向车夫道贺，说他的儿子在弥撒时唱得不错。
从饭厅里飘出一股热咖啡和新鲜面包的香味。玛蒂尔德把她的祈祷书放在前厅的桌子上，把东西在衣钩上挂好。大家都到齐了。弗罗兰压低声音用德语跟三个女孩说话，为的是不打扰正在看报的先生。玛蒂尔德不放心地瞥了一眼加斯东：他正乖乖地吃着东西，没有为难任何人。女仆在饭桌的另一边伺候坐在高脚椅子上的小让娜喝粥，那椅子是专给小孩子坐的。小奥克塔夫看见母亲进来了，就向她跑过来，笑得喘不过气，嘴里还说着谁也听不懂的什么话。玛蒂尔德慈爱地呵斥他一声，让他坐到哥哥泰奥巴尔德旁边去，这个大哥倒是很乖的。从阿尔蒂尔的椅子后面走过时，她也许惴惴地轻轻抚摸一下这个冷漠男人的肩膀，但仍然不免小心翼翼，只用这个微小的爱抚感谢他昨夜对她还算有情义的话语或行动。但这一刹那也就是一切了。阿尔蒂尔还在看报。另外，他也觉得有些怅然若失：他刚刚看完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说的是德国的关税制度；他想跟人聊聊这篇报道，但是女人对这个不感兴趣。
玛蒂尔德坐上了她自己的位置，把咖啡壶和装热牛奶的罐子拿了过来。但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一个金属物件掉在地板上，砰地一响，又哗啦啦地一路滚着，直滚到桌子腿旁才停住。玛蒂尔德瞧了一眼阿尔蒂尔：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女仆涨红了脸，卖力地擦着顺桌布流下来的牛奶。她又让孩子自己去拿高脚杯，跟往常一样，孩子抽起风来，把漂亮的银杯子摔到地上了……小姑娘年纪太小，这以后也许会好的。听说在布鲁塞尔有这方面的专家。不然的话就到卢尔德去……是的，到卢尔德。玛蒂尔德掀起糖罐子的盖儿，通常，为了苦行节欲，她自己不吃糖，但是必须好好地喂养腹中的孩子，她在浓稠的奶汁中放了一块糖，又放了第二块。玛蒂尔德默诵了一段饭前祝福经，选了一片带麸子的黑面包和黄油，然后郑重其事、心满意足地吃起饭来。
我觉得现在应当介绍一下玛蒂尔德的十个孩子，并不是作为她眼里和当时一些蹩脚诗中所称呼的“黄毛小脑袋”，而是作为已经在各自的生活中找到位置的成年人。他们中某些人的肖像已在本书的头几页勾画过了，但是将他们总体地描绘一下有助于我在这些人身上发觉到仍存留在我身上的某些特性，尽管我说不出一些人的最终归宿，或者说一些人根本就没有归宿，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上，任何事都不会终结。当然，我的话说得远了一点，因为描写这些人的篇章已超出了苏阿雷的范围。但这些虚无飘缈的舅舅姨夫和姨母舅妈很快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即便是在我母亲的生活里他们的影响也十分微小。如果不在这里提一提他们，我就不知道该把他们安排在哪儿了。
两个夭折的孩子我只一笔带过，第一个叫让娜的女孩一岁就死了，费尔迪南死时有四岁半。大概只有玛蒂尔德才能比较清楚地记起他们俩。一个折叠式的相框保留着五个来过人世间的女孩的照片，中间有皮质的框把相邻的肖像隔开。说实在的，这些女人每人也像是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各有各的特色。她们的面貌彼此不同，别人甚至以为她们不是亲姊妹。姑且先不说让娜，我以前说过，以后还要再提，她像平常一样安安静静，有点冷漠。也不说有些招人嫌弃的费尔南德，据说照相的那天她正在赌气。在这里，我想说说三个长女的不同面貌。长女伊萨贝尔又叫伊萨，是个风度绰约的妇人。但我觉得她已显露老态，一条又轻又薄的纱巾围着她单薄清秀的脸庞，露出些许说不清是金黄还是银灰色的头发，一双明亮的眼睛漾出含着惆怅的亲切微笑。我幼年时代看到的伊萨贝尔姨妈就是这个样子。她那时已得了心脏衰弱的病，很痛苦，几年以后就死于这个病症。我刚在客厅里坐好，晃荡着我的两条小腿，人家还来不及命令我站起来向姨妈问安，她就已经累了。
伊萨贝尔嫁给了她的表兄德·塞·德·伊男爵。我在我的出生证上看到过他的签名。她有三个孩子，长子承续了家庭的世系和传统；大女儿百病缠身，二十来岁就死了。最小的女儿，精力充沛的路易丝年纪轻轻的就从事了高尚的事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位英勇的女护士。她性格粗放开朗，又坚毅果断，伤员们很喜爱这个金发碧眼的强壮女人，医院里的同事们都有点怕她，但也极尊重她。停战以后，她一生中的其余时间都在一家天主教肿瘤医院里领导x光照相的工作。她竟然死于她所操作的这种危险的射线。一九五四年，我匆匆去看了她一眼。她躺在她那家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里，像个女王似的被赶来问候的亲友簇拥着，走廊里还播放着教堂圣歌作为背景音乐。她最喜欢的女护士专门照顾她，当初战场上的助手最后给她的上司来送终。我新近出版的一部书获得了成功，让路易丝很高兴，虽然这本书她永远也读不成了。她觉得这是给全家人争了光。她得的奖章和十字军功章，也是一样。
二姐乔吉娜是位风华正茂的少妇，穿着胸前系带子的紧身大开领女上衣，短短的卷发紧密地堆在头顶上，有点像与亚历山德拉王后同时代人的雕像。她的脸眉目端正，却没有什么表情。这张照片是在维也纳举行舞会的时候拍的，乔吉娜正跟丈夫在那里小住。她丈夫是那慕尔一个银行家的儿子，据说是荷兰一个商业世家的后裔。他是个不信教思想自由的人，每个星期日把他太太送到教堂门口，弥撒结束以后再来接她。据说还有更不像话的：有时他用这个空当到咖啡馆里去。
这位四十八岁的美人儿如今只剩了一具骷髅。一个女仆领着脊背伛偻、老眼昏花、患着糖尿病的来客朝冬季花园里摆着的一张藤椅走去，让娜在这里接待她。乔吉娜已经晃动的牙齿还勉强咬得动小脆饼干，发黄的脸皮两旁，头发竟然仍显黑色。在我看来，她不仅是个病人，简直就是疾病的可怕化身。只有在维也纳的照片上那么凝固的一双栗色眼睛才发出又温和又生动的光辉，像个专爱打听是非的俏皮女人那样看着周围的人和事。我记不起来在两姊妹之间交谈的任何一句话，也不知道乔吉娜的秉性脾气和她的个人生活。关于她，我只记得在一张憔悴枯萎的脸上那双仍然热情的眼睛。
她的儿子叫让，跟他母亲一起住在布鲁日的郊区，为了让他生病的母亲有机会呼吸一些与那慕尔不同的新鲜空气。他在当地娶了一个世家的女儿，那家里至今还佩戴着十字勋章和军功绶带，但这家人参加的战争却不是他路易丝表姐服役的一九一四年的那场战争。如果没有两拨敌对的占领军，他本来可以在布鲁日过个大资产阶级的安稳生活，但是第一拨占领军给他穿上卡其布的军装，把他推上攻击法国的大路，又在伤病员的床上裹进了第二拨军队。他死于一九五〇年左右，没有留下后代。
我跟让的妹妹苏珊的交往较多，她是个年轻的有些肥硕丰腴的库柏勒女神，长着一双跟她母亲一样的栗色眼睛。我在黑山衬着松林的美景中看见过她，她身后跟着的那条美丽的长毛猎犬我记得特别清楚。二十年之后，我又见到了苏珊。到了大龄她才在阿登山区的一处地产上结了婚，已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但她只在夏季才到这个地方来，其余的时间跟她的丈夫塞先生到北非去，他在那里有一个农业垦殖场。我觉得苏珊变得粗陋了些，在这阿登山区的府第中，可以感到一种粗率不拘、马虎随便的殖民地气氛。有一条从非洲带回来的鬣狗，在一个大笼子里来回转圈，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整夜都发出野性的嚎叫。
佐埃是我母亲费尔南德最喜欢的姐姐，我对她的几张照片很感兴趣，特别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照片上的真人。第一张照片上是个穿着苏格兰花格子布衣裙的少女，两手合在一起，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一本书吧。浓密的头发被一阵风吹得有些零乱，估计她的头发是剪短了的。她看着镜头以外的地方，好像在等着什么人，又仿佛不该这么等待似的，当然就是等德先生了。一八八三年她就嫁给了这个人。她的面容有些平板，整个的结构比例有些奇特，列奥纳多认为，这样才符合美的定义。晚一些的一张照片上是个四十来岁的夫人，显得有点紧张局促。眼神也像让娜和泰奥巴尔德时而露出的那样，有些呆滞。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她在生活中的遭遇。
没有任何一张照片能给我提供资料，让我描绘三个男孩年幼时的情况。我不再去努力想象我大舅的模样，他在十六岁，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死了。下面的加斯东是个谜，一些大族的房舍角落里时常遇到这样的人。他在一八五八年生于苏阿雷，一八八七年死于苏阿雷。长到了二十九岁，但仿佛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岁数一样。然而这个加斯东并不是个幽灵，还在摇篮里时，因为比他刚大一点的哥哥死了，他竟变成了继承家庭传统的长子，因而，人们必须对他加以呵护，他应当承担起大家的希望和未来的宏图。然而，关于这个将近三十才死的男人，我没有任何他这些年的信件和口头的传说，家里没有一件他儿时或上学时的纪念品，没有提起过他爱上哪个女孩或有个未婚妻，没有筹划或中断过任何婚事，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准备或从事过某种职业。他的弟弟妹妹只要聚在一起，就没有一个钟头不谈起他们的少年时代。弗罗兰一听到跟这家的兴盛时代有些距离的闲谈就受不了，竟都没有哪怕是用隐语提到过他，除了关于他死亡的一些或真或假但都很悲惨的细节，费尔南德告诉过我的父亲。他死的时候，让娜和费尔南德分别是十九和十五岁，都颇有怜悯之心。而对于两个妹妹来说，一个哥哥，不管她们是爱还是恨，通常总要占很重的分量，竟也三缄其口，说起来真令人费解。如果加斯东像让娜一样，也是个残疾人，大家一定会告诉我们。人们却绝口不提，直到以后，才由可靠的来源证实了这个假设：他就是个白痴。
泰奥巴尔德和奥克塔夫我记得很清楚。泰奥巴尔德时常来看他的妹妹让娜。我见过他十一二次，但是，这位肥硕庞大的先生天生不能讨一个六岁小姑娘的欢喜。我已经说过他在布鲁塞尔优游闲散的生活。到了晚年，他住在一个旅馆里，旅店经理跟他同在一个俱乐部，曾经是他从前的仆人。这乖巧的老仆和他的老婆对他们的房客关怀备至。到了这个时候，喜欢过宽裕日子的泰奥巴尔德才发现，他父亲给他留下的丰厚遗产仍然让他落到窘困的境地。他本来应当从本金中提出比以前更多的款项另作经营，比干吃有限的利息合算得多。他这才精心算计起来。自从他准备考取工程师名衔以来，大概从没有这么用心过。他得出结论，如果小心一点的话，就能维持到终其天年，在存款的余额栏上也变作了零。
他也是这么做的，大概也因为他得的病预后不良。他的麻痹症逐渐加重。很久以来他就发现这病在暗中不断发展。到我二十来岁时，远离我母亲的那个家已有十年之久。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的一个晚上，我忽然想到理应给这个舅舅寄个贺卡，因为我刚刚知道了他的地址。他给我寄回了一张他的名片，从此开始了简单的礼尚往来，一直持续了若干年。他的用词差不多总一样，字迹又细又长：“特致同样的祝贺。麻痹症状尚无变化。”有一次，他的字迹几乎辨认不出了，说明情况有变：“麻痹已到最严重的状态。”以后我没有接到任何信息，连个讣告都没有。
然而，几个月之后，旅店主人写信告诉我，说这忠实的老仆夫妇俩曾到苏阿雷的墓地上去给先生扫墓。那是个夏天，他们在他的坟头上发现了一只拍动着翅膀的白蝴蝶。那个布鲁塞尔的老光棍，竟像神话里的普赛克似的复活了，这故事让我感叹不已。
奥克塔夫在精打细算方面不如他哥哥成功。他时而利用旅行的间隙到他的妹妹让娜这里来喝一杯清茶。这人中等身材，面容清秀，裤线笔直，戴着浅黄色的手套，搭在椅子的扶手上，比他哥哥更让我喜欢。但是像我那时的一个怕生的小姑娘，对任何大人都不能完全信任。我姨妈和她的哥哥评论家里的新闻，谈论天气，特别叙说往日里共同的旧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着我的面，奥克塔夫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旅行，在他出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曾叙述过，语言平淡无味，只给几个圈子里的人看。这个满世界乱逛、不爱动脑子的人，是跟他同名的表舅奥克塔夫·皮尔麦茨的拙劣翻版。他表舅还出版了在意大利、德国的旅游日记以及他对生活的见解，从而声名大振呢。然而对于让娜和弗罗兰来说，这个没有什么要紧的来客却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她们把他看得无比重要，无条件地给予他一切温情，恰是因为他也曾是这苏阿雷的老宅里的人，何况，他缺乏文学才能一点也碍不着这两个女人的事。
他的脸光滑滋润，皮肤白皙，胡髭漆黑，就像格雷万博物馆里陈列的面具。在这张脸的后面有些什么东西呢？是离家出走的激情？在家人的语言中，亲切地把这个叫做他的恶癖、发神经，是在伦敦的酒吧里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汇，不该在让娜面前说得太多；有在巴黎那些表演歌舞的咖啡馆的走廊里搭讪上来的姑娘？有在临时租用的房间或磨坊的角落里偶尔遇到的云雨恋情？显然还有欠下的债务？这些事让娜一定都不知道；也许还有早晚他会沉溺于其中的无以名状的焦虑？或者，那张脸后面干脆什么东西也没有？两人同样教养很高但内心生活的距离很远，他们隔着一张小茶桌谈到身上的瘰疬，五脏六腑的状况，各自的经历和心里的想法，在我看来，都是使人诧异的话题。就在他还没有落魄的时期，我坐在地上放着的一块垫子上，仔细端详着奥克塔夫那双修长崭亮的靴子。但是孩子的耳朵很尖，我听见一片安静的间隙，或是在不经意拉长的交谈中的只言片语。不久，说过人人都用的彬彬有礼的客套话，这个平庸懈怠的舅舅就走了。
出门游历的花费很大，就在这个时候，奥克塔夫开始采用他哥哥的办法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然而他算错了辞世的日子。差不多在一九二〇年，凌晨两点钟，有人发现他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小巷子里，衣衫褴褛，也忘了自己是谁。人家把他领到警察局，他在那里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但又记不起来他住在哪里，实际上他住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旅店。人家问他有没有家，他说没有，家里的人都死光了。对他来说恐怕的确如此。到了第三天，一个公务员拿着给他检查了身体的医生开的精神异常诊断书，找到了让娜家，原来电话簿上登录着让娜的住址，她才通知了泰奥巴尔德以及仍然活着的侄子侄女。大家一致同意积攒一笔基金，用来把可怜的奥克塔夫安置到赫尔的疯人院去。那是一所古老的建筑，宗教的虔诚和诗意的传说使那里有了些神圣的氛围，坐落在从前风景如画的坎彭地区边界上。不会造成危害的疯子通常住在赫尔镇，跟当地的居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我不知道没有攻击性的奥克塔夫在那里过了多少时间，给奶牛备料，给土豆田锄草。他在那里也许很快活，大概也找到了他一直那么缺乏的安全感。我暗下决心，一旦我再到比利时去，一定到赫尔这个退居之地去看看奥克塔夫。但是，一九二九年在比利时全家聚会时，我竟然没有去。这个疏漏并不是因为我把他完全遗忘了，而是表明我在那个时期有点害怕跟一个疯子谈话。自那以后，我时常感到后悔。
一位批评家指出，我在作品中特别喜欢表现将近死亡的人物形象，而死亡与一切生命的意义格格不入。不过，一切生命哪怕是一条虫子也自有其意义。对于活过一世的生灵来说，有些人认为生命就是填饱肚子，少数精英将生命比作燃烧的流星，在长空中划一条曲线，消失在地平面以下，但都能感到生命的重要，生活内容的广博乃至自己独一的特色。这种感觉只能加强，决不会削弱。我一点也不打算把我的舅舅姨妈比作流星，但他们生活的轨迹却告诉了我一些东西。用不着说明我在这些人物与我之间并没有找到共同的成分。一旦仔细查考，随处可见的相似之点却像断了线的珠子，迤逦而出不绝如缕。这不是别的，就是在上帝所创造的世上的生灵之间彼此都很相似。这里我又要赶紧说明，研究了我父系的一家人之后，在这一点上，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向如此，首先油然而起的，是对我们这些渺小人类的无限悲悯，同时，与这正相反的，是对这一套复杂而又脆弱的结构感到尊重和好奇，就像竖立在深渊边上的护栏柱子一样，每一根与另外一根又决不完全相同。
描绘了在苏阿雷城堡居住的这些兄弟姊妹的肖像之后，还不得不进一步详加说明。我首先发现虽然玛蒂尔德生了众多的子女，她的下一代并不人丁兴旺。在她长大成人的八个孩子里，只有四个女儿留下了后人，加在一起也就是九个孩子。而在这九个人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只有三个又有了下一代。这种减缓生育的现象不管原因如何，绝对应当庆幸。这里我不可能不指出某些方面会有脱漏。从某个角度来看，玛蒂尔德子女众多使人想到结子过于稠密的果树，长了锈斑，生了看不见的寄生虫，或是贫瘠的土壤里养分不足。这个比喻对于今天人类的无限度增殖大概也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