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货币工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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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货币工资改变的作用能在较早的章节中加以论述，那么，这样做会带来有利之处。因为，古典学派的理论一向习惯于使它们所说的经济制度的自行调节的特点依赖于它们所假设的货币工资的自由伸缩，从而，货币工资一旦具有刚性，它们便把不能自行调节的责任推在工资刚性的身上。
虽然如此，只有当我们自己的理论得以全部展开之后，论述这一事项才有可能。因为，货币工资改变的后果是复杂的。正像古典学派的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货币工资的减少很可能会刺激产量。我和古典理论的分歧主要在于分析的差别，从而，直到读者熟悉我的方法以后，差别才能明确地加以论述。
根据我的理解，一般被接受的解释是很简单的。它并不依赖我们在下面将要论述的迂回反应的途径。它们的论点不过是：其他条件相等，货币工资的减少会通过制成品价格的降低刺激需求，从而，会增加产量和就业，一直到如此之处；在该处，劳动者所同意的货币工资的减少量正好抵消随着产量的增加(使用既定数量的设备)而带来的劳动边际效率的缩减。
从古典理论的这种最粗略的方式来看，这就无异于作出假设，即假设在货币工资的减少的同时，对产品的需求保持不变。也许有一些经济学者会宣称，不存在需求会受到影响的任何理由。他们会进行争辩，认为总需求取决于货币数量乘以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而且，并没有显著的理由表明为什么货币工资的减少会降低货币数量或降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或者，他甚至会进行争辩，认为利润必然要上升，因为，货币工资已经下降。但我设想，比较普遍同意的观点是，货币工资的减少，通过它造成的一部分劳动者购买力的减少，可以对总需求具有一些 影响，但那些其货币收入并没有被减少的生产要素的实际需求却会由于价格的下降而得以提高。此外，除非由于货币工资改变而导致的对劳动的需求弹性小于1，否则，属于劳动者方面的总需求很可能会由于就业量的增加而上升。这样，当新的均衡形成时，将会存在着比以前为大的就业量；其例外的情况也许是一些在现实中没有重要性的罕见的极端事例。
我根本不同意上述那样的分析。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根本不同意的是存在于上述论证过程背后的分析。其原因在于，虽然上面的叙述能相当准确地表达许多经济学者们的口头或书面的意见，但他们很少把这个意见背后的分析方法详细地用文字表达出来。
虽然如此，他们的论证过程似乎可以述之如下。在任何行业中，存在着一条需求曲线(或表)，该曲线把能够出售的数量和出售价格联系起来。也存在着一系列供给曲线(或表)，把根据不同成本计算出的价格与相应的产量联系起来。这些曲线在一起导致出一条新的曲线：即在其他成本不变(除了产量的改变所引起的以外)的假设条件下，代表该行业对劳动的需求曲线；该曲线把就业数量和相应的工资水平联系起来，而该曲线在任何一点的形状即表示对劳动的需求弹性。然后，这一概念在不加以重大修正的情况下被转用于整个工商业全体，并且认为：根据相同的理由，也存在着一条整个工商业对劳动的需求曲线，而该曲线把就业量和不同的工资水平联系起来。究竟曲线所指的工资是货币工资还是实际工资被认为在论证上是无关重要的。如果所指的是货币工资，那么，我们必须对货币价值的改变加以矫正，但这不足以对论证所得到的有倾向性的结果产生影响，因为，价格的改变肯定不会和货币工资的改变保持正好相同的比例。
如果这就是他们论证的根据(如果不是的话，我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那么，它肯定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行业的需求曲线只能建立在一些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条件之上，即其他行业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不变以及总有效需求不变。因此，把有关个别行业的论点转用到整个经济上去是错误的做法，除非我们也把总有效需求不变的假设条件也转用过去。假如这样做的话，那么，这会使论证变为答非所问的事物。其原因在于，虽然没有人否定在总有效需求不变的前提下 减少工资会增加就业量这一命题，然而，这里所争论的问题恰恰是，减少货币工资能够、还是不能够改变以货币来衡量的总有效需求的数值。或者，争论的问题至少应为：减少货币工资能够、还是不能够使总有效需求下降的比例大到和货币工资下降的比例相等的程度(即如果有效需求下降比例较少，那么，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数值会较大)。但如果不能容许古典学派把具体行业的结论以类推的方式扩大到整个经济，那么，该理论就无法回答减少货币工资对就业有何影响的问题。因为，它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分析方法。在我看来，庇古教授的《失业论》 已经使古典学派的理论得出它可能得到的一切；其结果使该书成为一个显著的事例来表明：当该理论被应用于什么决定整个社会的实际就业量的问题时，它毫无用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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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分析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问题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1)其他条件相同，减少货币工资是否具有直接增加就业量的倾向?在这里，“其他条件相同”系指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息率均保持不变；(2)通过它对这三个因素的某些或可能的影响，减少货币工资对就业量朝着特定方向发生变化，是否具有某些或可能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上几章中作了否定的答案。我们已经说明，就业量和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具有唯一的相关关系。我们还说明，由于有效需求是预期的消费与预期的投资之总和，所以，如果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三个因素均保持不变，那么，有效需求也不可能改变。在这三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家还要增加总就业量，那么，全体企业家的收益必将小于他们的总供给价格。
在这里，对上面那个粗略的结论加以批驳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的论述。该结论认为，货币工资的减少会增加就业量，“因为，它会减少生产成本”。对于该结论，我们按照对它最有利的方式加以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在起始的时候，企业家预计 到减少货币工资会具有增加就业量的作用。当然，在看到他自己的成本的降低之后，单个的企业家很可能在起始时会忽视货币工资的减少对他产品的需求的反作用，并且按照他能比以前销售掉更多产品的设想来行事。如果全体企业家们都按照这一设想行事，那么，他们在事实上是否能成功地增加利润?他们不能增加利润，除非在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的时候，也就是在收入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不存在任何差额的时候；或者，除非投资的增加等于二者之差额的时候，而只有当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作出相对于利息率的增加时，投资的增加等于二者的差额才能出现。由此可见，由于增加产量而得到的收益会使企业家感到失望，从而，就业量会退回到它原有的数值，除非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或者，除非减少货币工资能够使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作出相对于利息率的增加，从而投资得以增加。因为，当企业家们根据预计的产品能被卖掉的价格来提供一定数值的就业量时，他们因之而给予公众一笔收入，其中被储蓄起来的部分将大于现行的投资量，从而，二者的差额势必等于企业家们的亏损。不论货币工资处于何种水平，这一后果必然存在。企业家们顶多只能用他们自己的经营资本的增加额 [2] 来代表他们自己的投资以便弥补二者之差额，并以此来推迟失望到来的日子。
由此可见，除了通过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以及利息率的影响以外，减少货币工资不会持续增加就业量。要想探求减少货币工资对就业量的作用，只有继续考察它对这三个因素可能有的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对这三个因素的最重要的影响很可能如下所述：
(1)减少货币工资或多或少会降低价格。因此，它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引起两个方面的实际收入的再分配：(a)收入从工资劳动者那里被转移到进入直接成本中的那些报酬未被削减的生产要素，以及(b)收入从企业家那里被转移到靠领取租金和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那里，因为，后者的货币收入是被契约保证为不变的。
这种收入再分配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的影响是什么?从工资劳动者到其他生产要素的转移很可能要降低消费倾向。从企业家到靠领取租金和利息的食利者的转移影响则较不肯定。然而，如果靠领取租金和利息为生的食利者整个说来代表社会中的较富有的阶层，而这些人的生活水平是最难于改变的，那么，转移的影响也是降低消费倾向。权衡一切的考虑之点后，对转移的净影响，我们只能加以猜测。它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很可能是降低，而不是提高。
(2)如果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制度，而货币工资的减少又是相对于外国货币工资的减少 (两种工资均以相同的单位来衡量)，那么，这种减少显然有利于投资，因为，它趋于增加贸易顺差。当然，这里所假设的是：有利之处没有为关税、限额等方面的改变所抵消。传统的信念认为，作为一种增加就业的手段，减少货币工资在英国要比在美国有效；该信念的根据很可能是：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制度。
(3)在开放的制度中， 虽然减少货币工资可以增加外贸顺差， 但它也可能使贸易条件恶化。这样， 除了新被雇用的人以外，原来就业的人的实际收入将要降低。这可能趋于增加消费倾向。
(4)如果货币工资的减少被认为是相对于将来的货币工资的减少 ，那么，这种减少会有利于投资，因为，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会增加资本边际效率；而与此同时，由于相同的原因，它也可以有利于消费。另一方面，如果减少货币工资导致出一种预期，或甚至导致出具有很大的可能性的预期，认为将来的工资还会进一步减少，那么，它会具有正好相反的作用。因为，它会降低资本边际效率并且会使投资和消费都被推迟。
(5)工资总额的减少再加上价格和货币收入的某些降低会缩小由于个人使用和企业经营而导致的对货币的需求，因此，它会按照这种缩小量来降低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偏好曲线。其他条件相同，这将降低利息率，从而有利于投资。然而，在这一场合，对将来的期望会与刚才加以论述的第(4)点具有相反的趋向。如果工资和价格被认为在将来要再度上升，那么，对长期贷款的有利作用要远比对短期贷款为少。 [3] 此外，如果工资的减少由于会造成公众的不满而削弱政治信心，那么，这一方面所导致的流动性偏好的增加可以大于对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的缩减。
(6)由于一次局限于某一企业或行业的货币工资的削减总是有利于该企业或行业，所以普遍性的工资削减(虽然它的实际作用不同)也可以在企业家们的头脑中造成一次乐观的情绪。这种乐观情绪可以打破对资本边际效率作出过分悲观的估计的恶性循环，从而使事态能再度按照较正常的预期来行进。另一方面，如果劳动者对普遍性的工资削减作出像企业家那样的错误估计，那么，劳资纠纷可以抵消这一有利之处。除此以外，由于通常并没有同时和同量削减一切行业的货币工资的手段，那么，由于每一行业的劳动者会坚决抵抗属于自己范围内的工资削减，所以这会使对一切行业的货币工资的削减非常困难。事实上，在劳资双方进行工资协议时，对雇主们削减货币工资的抵抗要远为更加强烈于抵抗物价上升时所造成的实际工资逐渐和自动的下降。
(7)另一方面，由于债务负担的加重而对企业家造成的压抑作用可以部分抵消削减工资带来的欢快心情。确实，如果工资和价格下降到很大的程度，那么，大量负债的企业家的财务困难可以很快到达破产的地步 [4] ——这对投资具有极为不利的影响。此外，较低的价格水平给国债，从而给赋税所带来的实际负担的加重很可能对商情的信心产生不利影响。
以上所述并不能概括削减工资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的全部影响。但我认为，它包括了通常最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果我们把论述限制于封闭的经济制度，并且认为收入再分配对社会的消费倾向不具备有利的作用，而只可能起着相反的影响，那么，我们必须把对削减货币工资有利于就业的作用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投资的改善之上；而投资的改善可能起因于第(4)点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增加，也可能起因于第(5)点的利息率的减少。我们现在对这两种可能性作进一步的论述。
使资本边际效率增加的有利情况是：货币工资被认为已经达到最低点，从而进一步的变动只能走向上升。最不利的情况为：货币工资会逐渐缓慢下降，而每一次货币工资的削减都会降低将来是否能维持住现有工资的信心。当我们进入有效需求下降的时期时，如果把货币工资一次性地削减到如此之低的水平，以致没有人相信它还会继续下降，那么，这种办法对加强有效需求最为有利。但这只有政府的法令才能做到，而在一个自由协议工资的制度中，这是很难行得通的。既然不能如此，那么，对工资严格加以固定并且使人相信它不会作出多少变动要比工资在萧条状态中逐渐下降远为要好。因为，在后者的情况下，工资进一步的轻微下降也会被当做一个信息来向人们表明：失业已经又一次上升了，譬如说，百分之一。如果工资被认为在明年要下降2%，它的影响大致可以相当于该年应付的利息率上涨2%。以上所说在作出相应的修正后 ，也适用于经济繁荣状态。
根据上面的论述，在我们当前世界的现实和制度中，比较恰当的寻求目标是货币工资固定不变的政策，而不是随着失业量的改变而很容易作出反应的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就是说，以资本边际效率而论，政策应该如此。但当我们转移到利息率时，这一结论是否还能成立?
上面的结论表明， 那些相信我们的经济制度具有自行调节能力的人不得不把他们的论证重点放在工资和价格的下降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之上， 虽然我并不清楚， 他们是否已经这样做过。如果货币数量本身的大小就取决于工资和价格水平的高低， 那么， 按照这一思路， 他们就没有希望来取得成果。但如果货币数量几乎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 它的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数量却能通过货币工资的降低而无限制地增加， 从而， 它与国民收入之间的比例一般可以大为增加， 而增加的程度取决于工资在边际直接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并取决于边际直接成本中的其他因素对工资单位下降的反应。
因此，我们至少在理论上能够以两种方式来造成对利息率的完全相同的影响。其一为，保持货币数量不变而降低工资；其二为，保持工资不变而增加货币数量。既然如此，对第二种方式的有效性的限制，使它不能导致投资量增加到最优状态的理由也应该在作出相应的修正后 适用于第一种方式。关于限制第二种增加货币数量方式的有效性的理由，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如果货币数量的增加是温和的，那么，它对长期利息率施加的影响不够大；如果增加很多，那么，它的动摇信心的作用又可以抵消它的其他有利之处。限制第一种削减货币工资的有效性的理由也是如此。对货币工资的温和的削减也会难于产生足够的影响，而大量的削减则要动摇信心，即使它是行得通的话。
因此，没有理由相信，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可以使充分就业持续存在——正如没有理由相信，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而执行的货币政策在没有其他辅助办法的条件下能达到同一目的一样 [5] 。两种途径，都不能使经济制度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确实，如果劳动者总是处于能采取有效行动的地位(而且也这样做的话)，那么，一旦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劳动者便能采取一致行动来削减货币工资到任何需要的地步；在这个地步，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货币数量多到使利息率下降到符合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让工会去承担旨在维持充分就业的货币管理职能，而不应该让银行制度去承担。
以它们都是可供选择的手段来改变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货币数量而言，虽然在理论分析上，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和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成为相同的事物，然而，在其他方面，二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在这里，我提出三个突出的考虑之点。
(1)除了以法令规定工资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外，不存在任何手段来统一削减每一种劳动者的工资。要想得到削减的结果，只能通过一系列逐渐和不规则的工资变动，而这些变动没有任何符合社会正义和经济利益的理由。最终虽然可能取得一定结果，但却已经经历了各种浪费性和灾难性的斗争；在斗争中，那些讨价还价力量最弱的人会比其他人遭受最大的损失。另一方面，货币数量的改变却早已处于大多数国家的权限之内，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和类似的手段。考虑到人类的本性和现有的制度，除非能指出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优于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之处，只有愚蠢的人才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此外，其他条件相同，一个简单易行的政策应该优越于一个很可能困难到难于执行的政策。
(2)如果货币工资没有伸缩性，那么，一部分价格(即除了“被管制”和“被垄断”以外的价格；除了边际成本以外，这些价格的决定还取决其他方面的考虑)的变动在决定性的程度上会反映出现有的资本设备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出现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这样，在劳动和其他的被契约规定为一定量货币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之间会维持一个在现实上最公道的收入分配体制；特别是相对于食利者阶级和那些在永久性的企业、组织或国家机关中领取固定薪金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如果社会中的几个重要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固定不变的货币收入，那么，最合乎社会正义和社会变通之道的办法就是使一切 生产要素的报酬大致以货币为单位固定下来。考虑到大批的不同社会阶层已经在领取没有伸缩性的货币收入，只有无正义感的人才会选择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而不是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除非他能指出前者具有后者所没有的优越之处。
(3)通过减少工资单位来增加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货币数量的方法会使债务人的负担成比例地加重；与此同时，在保持工资单位不变的条件下来增加货币数量的方法会得到相同的增加量，但对债务人却具有相反的影响。考虑到许多种类的债务，其负担已经很重，只有对现实缺乏经验的人才会选择前者。
(4)如果利息率的下降是通过工资水平的下降而得以实现，那么，由于上面已经举出的原因，这会从两个方面压低资本边际效率，从而也构成双重的理由来推迟投资。于是，经济复苏的到来更加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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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如果劳动者按照逐渐减少的就业量而逐渐减少他所要求的货币工资，那么，通过这种政策对生产量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它通常不会达到减少实际工资的目的，甚至反而会增加实际工资。这种政策的主要后果是造成巨大的价格的不稳定性，而不稳定性会如此强烈，以致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依赖企业核算才能运行的社会中，企业核算成为多余的事情。把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当做一个主要为自由放任 的经济制度所应有的附属品的说法恰恰与事实相反。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中，突然、大量和遍及一切的变动可以由法令所规定。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才能成功地加以推行。我们可以设想，它在意大利、德国或俄国会发生作用，但在法国、美国或英国却不会如此。
如果，像在澳大利亚那样，人们试图用立法手段来规定实际工资，那么，相应于被规定的实际工资，就会存在着一定的就业水平。在一个封闭的经济制度中，实际的就业量会在该就业水平和完全没有就业之间剧烈地波动，而实际的就业量则取决于投资量是否符合相应于该就业水平的投资量。当投资量符合相应于该就业水平的投资数值时，价格处于非稳定的均衡状态，以致当投资量低于这个数值时，价格急剧下降为零，而当投资量大于这个数值时，价格急剧上升到无穷大。如果在这样一个制度中存在着起稳定作用的因素的话，那就在于控制货币数量，使货币工资与货币数量相配合，以便能在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而在这一关系下，投资量可以被维持在上述数值。果然如此，则就业量固定不变(相应于法定实际工资的水平)，而货币工资和价格则会急剧波动，其波动的程度必须足以把投资量维持在上述的数值。在澳大利亚的现实情况中，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之所以没有出现，其部分原因当然在于立法手段总是难于完全达到既定目标；其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澳大利亚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制度，所以它的货币工资水平本身就是一个决定对外投资的因素，从而也是决定总投资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贸易条件对实际工资有着重要影响。
由于上述的各种考虑，在权衡得失之后，我现在认为，维持稳定的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是在封闭经济制度中最应采用的政策。如果一国能以外汇比价的改变来与其他国家保持国际收支均衡，维持稳定的货币工资的结论也适用于开放经济制度。在具体的行业中，工资的一定程度的伸缩性是有好处的；它有利于促进从相对衰落到相对兴旺的行业的转移。但是，货币工资的整个水平应该尽可能地被维持在稳定的水平；至少在短期中应该如此。
这一政策会使价格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至少比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具有较大的稳定性。除了“被管制的”或垄断价格以外，价格在短期中的变动只是为了反映就业量的改变对边际直接成本的影响；而在长期中，价格的变动只是为了反映由于新技术和新的或增加了的设备而带来的生产成本的改变。
虽然如此，如果就业量有着巨大的波动，那么，价格水平还是随之而具有相当大的波动。但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波动的幅度会小于有伸缩的工资政策下的情况。
由此可见，在短期中，在执行刚性的工资政策的情况下，要想使价格稳定，必须避免就业量的波动。另一方面，在长期中，我们仍然有两种政策上的选择。一种政策选择是，使价格随着技术和设备的进步而缓慢下降，与此同时，却保持工资稳定。另一种政策选择是，使工资缓慢上升，与此同时，却保持价格稳定。总的说来，我偏向于选择后者，其原因是，预期将来的工资较高要比预期将来的工资较低更加容易把实际的就业量维持在充分就业的一定范围以内。另一原因也在于，逐渐减少债务人负担的社会益处、从衰落行业调整到兴旺行业的较大的方便之处以及货币工资温和上升的趋向在心理上很可能会带来的鼓舞人心之处。这些考虑之点并不牵涉到经济学的主要原理，从而，把它们的得失双方详加论述会超出我现在的论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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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的附录将对庇古教授的《失业论》加以详细的批评。
[2] 这里的“经营资本的增加额”指企业家由于产品滞销而增加的存货量的价值。它代表企业家被迫作出的投资。——译者
[3] 在货币数量不变的条件下，工资和价格的下降相当于增加货币数量，从而使利息率降低，后者的降低会有利于贷款的数量。然而，如果人们认为，工资和价格还要再度上升，那么，这意味着，利息率的降低是短暂的，而在将来还会恢复原状。因此，上述的利息率的降低主要在于短期利息率的方面，然而，短期利息率的改变却很少能影响长期贷款。——译者
[4] 因为，工资和价格的下降意味着货币越来越值钱。——译者
[5] 这里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而执行的货币政策”代表“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译者
第十九章附录 关于庇古教授的《失业论》
在其《失业论》中， 庇古教授使就业量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 即： (1)劳动者所要求的实际工资率以及 (2)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的形状。该书的核心章节系用于论述后者函数的形状。在现实生活中， 劳动者所要求的并不是实际工资率而是货币工资率这一事实并未被忽视， 然而， 该书假设， 现实中的货币工资率除以工资品的价格可以衡量所要求的实际工资率。
《失业论》的第90页给出了两个方程。按照庇古教授所说，该方程“代表”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的“研究的出发点”。他的分析的应用必须受到他暗含的假设条件的限制。由于这些假设条件在开始之际就被混入他的论述之中，我将总结他的论述过程，一直到一个有争议的关键性之点为止。
庇古教授把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区分为“从事在国内制造工资品，包括制造能在国外换取工资品的出口货的”那些行业以及“其他的”行业：二者可以方便地被顺次称之为工资品行业和非工资品行业。他假设，前者雇用x人；后者雇用y人。x人在工资品行业中的产量的价值额被他用f(x)来表示，而一般工资率则为f′(x)。虽然庇古教授在行文中并没有加以说明，然而，这一做法就相当于假设，边际工资成本等于边际直接成本。 [6] 此外，他还假设x+y=(x)；就是说：总就业量是被雇用于工资品行业中的人数的函数。然后， 他说明劳动总量的实际需求弹性(该弹性可以提供我们所寻求的形状， 即劳动的 实际需求函数的形状)可以被 写为：
er =′(x)(x)·f′(x)f′(x)
以符号而论，他的与我自己使用的表达方式没有重大差别。如果我们能把庇古教授的工资品和我的消费品等同起来，并且把他的“其他物品”和我的投资品等同起来，那么，由于他的f(x)f′(x)代表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工资品行业的产值，所以该式和我的cw 是相同的。此外，他的函数(在工资品等同于消费品的限度内)是被我在过去称之为就业乘数(k′)的函数。因为，
△(x+y)=k′△y [7]
所以， ′(x)=k′k′-11+1k′ [8]
可以看到，庇古教授的“劳动总量的实际需求弹性”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一些组成部分与我的概念相似；这部分取决于工资品行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由他的f所表示)，部分取决于对工资品的消费倾向(由他的所表示)；当然，上面所说的内容总是从属一个特殊情况的限制条件——即边际劳动成本等于边际直接成本。
为了决定就业量，庇古教授把他的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和一个劳动的供给函数联合起来。他假设劳动的供给只是实际工资的函数，而不包括任何其他变量。然而，又由于他已经假设实际工资是受雇于工资品行业的劳动者的数量(x)，这就等于假设在现有的实际工资的情况下的劳动供给量是χ的函数，不包括任何其他变量。就是说n=χ(x)；在这里，n是当实际工资为f′(x)时的劳动供给量。
这样，把所有繁杂之处清除掉后，庇古教授的分析就相当于从下面两个方程中找出实际的就业量：
x+y=(x)n=χ(x)
但这里有三个未知数，却只有两个方程。似乎可以明显地看到，他规避这个困难的办法是使n=x+y。当然，这样做就相当于作出假设，不存在着严格意义下的非自愿失业；也就是说，愿意接受现行的实际工资的劳动者都已经就业。在这一场合，x的数值可以通过下列方程求得：
(x)=χ(x)
而且，当我们通过该方程求得x的数值等于(譬如说)n1 时，y必须等于χ(n1 )-n1 ，而总就业量n则等于χ(n1 )。
在这里，值得暂时停留一下，以便考虑这一切具有何种含义。它意味着，如果劳动的供给函数有所改变，从而，在既定的工资水平，劳动的供给量较前为大(以致在目前，能满足方程(x)=χ(x)的x数值变为n1 +dn1 )，那么，对非工资行业的需求量的增加额必然具有如此的数值，以致能使(n1 +dn1 )和χ(n1 +dn1 )仍然能保持相等。能使总就业量发生变化的唯一其他方式是改变工资品和非工资品的购买倾向，以致较大数值的x的减少会伴随着较少的y数值的增加。
n=x+y这一假设条件当然意味着劳动总是处于能决定自己的实际工资的地位 [9] ；而劳动者总是处于能决定自己的实际工资这一假设条件又意味着对非工资品行业的产品的需求总是服从与上述公式有关的规律。换句话说，这就等于假设利息率总是以如此的方式来自行调节它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关系，以致能保持住充分就业。如果不具备这一假设条件，那么，庇古教授的分析就要崩溃，从而，提不出一个决定就业量的办法。庇古教授居然认为，他能提供一个关于失业的理论，与此同时，又完全不涉及对投资量改变的论述(即涉及非工资品行业的就业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并非来自劳动供给函数的变动，而应该来自(例如)利息率的改变或对经济状况的信心的改变。
由此可见，他的书名“失业论”有点名不副实。他的书所真正涉及的并非这一主题。该书所论述的是：当充分就业的条件得到满足时，以及当劳动供给函数为既定时，此时的就业量为多少。劳动总量的实际需求弹性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说明，相应于劳动供给函数的一定的移动，充分 就业量会上升或下降多少。或者——用另一种或较好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可以把该书当做一个非因果性的研究来考察任何既定的就业量及其实际工资之间的函数关系。但它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决定实际的 就业水平。关于非自愿失业的问题，该书则没有直接涉及到。
庇古教授也许会否定我在过去已经下过定义的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可能性。假如这样，那么，仍然难于看出他的分析如何能被应用于现实，因为，他没有论述什么决定x与y之间的关系，即工资品和非工资品行业的就业量之间的关系。缺乏这一方面的论述仍然构成该书的致命的弱点。
此外，他虽表示同意，在一定限度内，劳动者在事实上所能规定的并不是一个既定水平的实际工资，而是一个既定水平的货币工资。但在这一情况下，劳动的供给并不单独是f′(x)的函数，而且也是工资品价格的函数。这样一来，以往的分析就会崩溃，因为，这里必须引入一个添增的因素，但却没为这一添增的未知数提供一个添增的方程。虚假的数学方法的危险在于，除了使每一事物成为一个单独变量的函数、然后使所有的偏导数等于零以外，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为此，这里提供一个最好的例证。因为，事后承认在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其他变量，但却仍然按照原来方式继续进行研究，而不对迄今完成的一切结果重新修改；这种做法是毫无用处的。在这里，如果(在一定限度内)劳动者所能规定的是货币工资，那么，即使我们假设n=x+y，除非我们知道什么决定工资品的货币价格，我们所具备的数据还是不够充分。因为，工资品的货币价格取决就业总量。由此可见，除非我们知道工资品的货币价格，我们不能说就业总量会是多少；而除非我们知道就业总量为多少，我们又不能说工资品的货币价格是多少。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缺少一个方程。即使就此而言，暂时作出货币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具有刚性的假设却是能使理论比较接近于现实的做法。例如，在英国1924—1934年期间的经济动荡不安和价格波动剧烈的十年中，货币工资稳定于上下波动6%的幅度，而实际工资的波动却超过20%。除非一个理论在货币工资不变(或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变)或改变的场合都能加以应用，该理论才配称之为通 论(即具有一般性的理论)。政治家们固然有理由认为货币工资应该 具有高度的伸缩性，但理论家却必须对具有或不具有伸缩性的各种事例加以冷静的考虑。一个科学的理论不能强求事实来迎合它的假设条件。
当庇古教授明确地对减少货币工资的后果加以论述时，他显然(对我来说如此)再度使用远为不够的数据来提供答案。他在开始时就否定一个论点(同上引书，第101页)，即：如果边际直接成本等于边际工资成本，那么，当货币工资减少时，非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会和工资劳动者按相同的比例下降。他否定的理由为，只有当 就业量保持不变时，上述论点才是正确的——而就业量是否不变正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但当他进行到下一页(同上引书，第102页)时，他又犯了相同的错误；错误在于，他假设“在开始时，非工资劳动者的货币收入不变”；而这一点正是他刚才说过的，只有在就业量并非 保持不变时才能成立——就业量是否保持不变正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事实上，除非在原有数据中加上其他数据，不可能对这一问题提供答案。
事实上，劳动者所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只要实际工资不下降到某一最低限度之下)。为了说明承认这一事实对整个分析的影响，可以指出，如果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整个分析的大部分赖之为根据的那个假设条件就不能成立；该假设条件是：只有较高的实际工资才能导致出较多的劳动供给量。例如，庇古教授用以反对(同上引书，第75页)乘数论的假设条件为，实际工资已经是既定的，也就是说，既然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那么，较低的实际工资不会增加劳动供给量。在庇古教授的假设条件下，他的论点当然是对的。但在有关段落中，庇古教授所批评的是一个关系到实际政策的方案。在方案所涉及的时期中，英国的失业统计数字超过2000000人(即当时有2000000人愿意按照现行的货币工资从事劳动)。关于这一时期，庇古教授竟然假设：只要生活费用作出相对于货币工资的上升，不论上升的程度如何轻微，它都会使多于2000000人退出劳动市场而不干活。这种假设远离现实的程度大到难于令人置信。
应该着重指出的重大之点是，庇古教授的那本书全部都建立在一个假设条件之上；该假设条件为，任何生活费用的相对于货币工资的上升，不论上升的程度如何轻微，都会使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其退出的数量大于现行的全部失业量。
此外，庇古教授还没有注意到，在相同的假设条件下，他在该书上述段落中(同上引书，第75页)提出的用以反对公共工程能导致出“第二轮”就业量的论点也可以被用来反对同一公共工程所导致的“第一轮”就业量的论点。其原因在于，如果工资品行业中现行的实际工资是既定的，那么，任何就业量的增加都不可能——当然，除了非工资收入者减少他们的工资品的消费以外。其原因在于，那些新近进入第一轮就业量的人应该会增加他们对工资品的消费量，而这又会减少实际工资并因之而(按照庇古教授的假设条件)导致原来在其他地方已经就业的人退出劳动市场。然而，庇古教授却显然接受了第一轮就业量可能增加的说法。第一轮和第二轮就业量的分界线似乎成为庇古教授的心理上的关键之处；在该处，他的良好的常识见解不再能制服他的拙劣理论。
由于我们不同的假设条件和分析过程所导致的在结论上的差别可以用庇古教授总结他的观点的下列重要文句加以说明：“在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的流动性的情况下，关系(即劳动者规定的实际工资率和对劳动的需求函数之间的关系)是很简单的。强烈的倾向总是在发生作用，使得工资率和需求具有如此的关系，以致每个劳动者都能就业。因此，在稳定的状态下，每个人都会就业。这里的含义是，在任何时间中，失业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系完全由于需求方面的状况的继续变动以及使工资不能立即作出相应调整的摩擦阻力”。 [10]
他作出了结论(同上引书，第253页)：失业主要是由于一种工资政策，而这种工资政策不能把自己调整到足够的程度来适应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的变动。
由此可见，庇古教授相信，在长期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工资调整得以解决； [11] 而我则认为，实际工资(只有它的最低水平才为就业的边际负效用所规定)的水平主要并不取决于“工资调整”(虽然调整也许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反应)，而取决于经济制度中的其他因素；其中某些因素(特别是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未能被庇古教授纳入他的理论体系之内，如果我对他的理解是对的话。
最后，当庇古教授论述“失业的原因”时，他确实很像我那样谈论到需求状况的波动。但他把需求状况和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等同起来，从而忘掉了，按照他的定义，后者具有含义是如何的狭小。根据定义，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正像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仅仅 取决于两个因素，即：(1)在既定情况下，就业总量和必须为就业总量提供消费所需的工资品行业的就业量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2)工资品行业中的边际生产率的状况。然而，在他的《失业论》的第5编中，“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的波动却被赋予重要的地位。“对劳动的实际需求”被认为是一个容易作出大幅度短期波动的因素(同上引书第5编，第6到第12章)，而他似乎认为，“对劳动的实际需求”的波动和工资政策未能对此作出敏锐的反应在一起是造成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对读者而言，骤然看来，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合理的，而且是熟悉的。读者之所以会如此，其原因在于，除非他回到名词的原有定义上去，否则，“对劳动的实际需求的波动”在他看来具有和我所说的“总需求状况的波动”具有类似的含义。但如果我们回到他的“对劳动的实际需求”的定义上去，所有这一切就会失掉它的令人信服之处。因为，我们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一因素更加难于作出剧烈的短期波动。
根据定义，庇古教授的“对劳动的实际需求”仅仅取决于f(x)和(x)。前者代表工资品行业中生产的物质条件；后者表示总就业量和与之相应的工资品行业中就业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除了在长期中逐渐变动以外，很难找出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会有所变动。似乎可以肯定，我们没有理由来设想它们有可能作出周期性的波动。因为，f(x)只能缓慢变动，而且只能在一个技术进步的社会中向前作出变动；而除非我们设想一次工人阶级突然转向节约的事件，或者，用更一般性的话来说，一次消费倾向的突然改变，否则，(x)也会保持稳定不变。由于这些原因，事实应该是，在整个经济周期中，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几乎会保持不变。我必须再一次指出，庇古教授在他的分析中完全忽略掉不稳定的因素，即投资量的波动，而这一因素往往是就业量波动现象的根源。
我之所以对庇古教授的失业理论作了详尽的批评，其原因并不在于对我说来，他比其他的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更加值得批评，而在于他的理论代表我所熟悉的用文字把古典失业理论精确地表达出来的唯一陈述。因此，对于古典理论的这一最难以驳倒的陈述，我不得不提出我的反对意见。
* * *
[1] 把边际工资成本和边际直接成本等同起来的错误也许来源于边际工资成本 的意义含糊不清。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每一单位添增的产品的成本，如果除了添增的工资成本以外，不存在任何添增的成本的话。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在现有的设备和其他资源的协助之下，按照最经济的方式，生产每一添增单位的产品所引起的添增的工资成本。按照前者的意义，我们不能在使用添增的劳动以外，又使用添增的企业经营能力、添增的经营资本以及除了劳动以外的增加成本的东西。我们甚至不能照顾到由于添增劳动而造成的对设备的较快磨损。由于在前者的意义上，不容许把劳动以外的其他成本进入边际直接成本，所以边际直接成本和边际工资成本当然相等。但根据这一前提而得到的分析结果几乎没有应用的价值，因为，分析所根据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很难存在。其原因在于，在现实中，我们不至愚蠢到如此程度，以致不把添增的劳动和适量添增的其他生产要素(如果它们在现实中存在的话)一起使用。这样，只有我们假设除了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都已被使用到极限，上面的前提才能成立。
[2] 原文为△x=k′△y；疑原文印刷有误。——译者
[3] 根据 x+y=(x)
所以 dxdx+dydx=d(x)dx=′(x)
或者 1+dydx=′(x)
由于 △(x+y)=k′△y
所以 dxdy+1=k′ 所以 dydx=1k′-1
将上式代入 1+dydx=′(x)
所以 ′(x)=1k′-1+1=k′-1+1k′-1=k′k′-1(大致等于)1+1k′。——译者
[4] 因为，n=χ(x)代表劳动的供给函数或供给曲线，按照西方学者的解释，处于该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劳动者所得到的实际工资都正好补偿他劳动的负效用。补偿他的负效用意味着他愿意为此时的工资而进行劳动。——译者
[5] 参见《失业论》，第252页。
[6] 他并没有作出暗示，认为这一结果系来自利息率的反应。
第二十章 就业函数 [12]
1
在第3章中(第29～31页)，我们已经给总供给函数(z=(n))下了定义；该函数表示就业量(n)和与之相应的总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就业函数 和总供给函数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实质上是后者的反函数而且系以工资单位加以衡量。就业函数表示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有效需求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 [13] ；其目的在于说明，当一家厂商、一个行业或整个社会的行业面临一定量的有效需求时，该厂商、行业或整个行业应该提供何种就业量才能使其产量的供给价格等于该定量的有效需求。这样，如果一家厂商或一个行业所面临的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有效需求为dwr ，而该厂商或行业的相应于dwr 的就业量为nr ，那么，就业函数即为nr =fr (dwr )。或者，以更一般化的形式来表示，如果我们有理由来假设：dwr 是总有效需求dr 的唯一函数，那么，就业函数即为nr =fr (dw )。就是说，当有效需求为dw 时，r行业将提供的就业量为nr 。
在本章， 我们将推演出就业函数的一些性质。但除了这些性质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以外， 我们还具备两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用就业函数来代替普通的供给曲线符合本书的方法和目的。首先， 就业函数表示了与我们研究主题有关的事实； 同时在这样做时， 它所使用的单位符合我们给自己规定的应有的条件， 而不需要引入任何在数量上不精确的单位。第二， 就业函数比普通的供给曲线更加适合被应用于整个的 行业和产量的问题， 而不是那种有关单一的行业或厂商在既定情况下的问题——其原因可以述之如下：
当我们画出某一种商品的普通需求曲线时，我们总是对社会成员的收入作出一些假设。因此，当成员的收入有所改变时，我们必须重新画出另一条需求曲线。按照相似的方式，当我们画出某一种商品的普通供给曲线时，我们总是对整个行业的产量作出某种假设。当整个行业的总产量有所改变时，该供给曲线也要改变。由于上述原因，当我们考察单个行业对总 就业量的改变所作出的反应时，我们所牵涉到的必然不是每一个行业的一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而是一系列的这种曲线组，其中每一曲线组相当于总就业量的一个既定值。然而，如果使用就业函数，那么，要想得到能反映整个就业量改变的整个行业的函数在现实上是较易于完成的。
我们(首先)假设，消费倾向是既定的，同时第18章中被我们当做既定的其他因素也是如此。我们又假设，我们考虑的问题是投资量的改变所引起的就业量的改变。在这些假设条件下，相应于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每一有效需求的水平，就会存在着一个总就业量，而这种有效需求可以按已知的比例被分解为消费和投资。此外，每一个有效需求的水平都相应于一定的收入分配。因此，我们有理由进一步假设：相应于一个既定的总有效需求水平，存在着唯一的该有效需求在不同行业中的分解。
这使我们能够决定， 相应于一个既定水平的就业量， 每一行业的就业量为多少。就是说， 相应于每一总有效需求水平(用工资单位来衡量)， 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具体行业中的就业量； 因此， 根据上面给出的定义， 第二种形式的就业函数所要求的条件已经具备； 该函数为nr =fr (dw )。这样， 我们 就会 得到 一个有 利之 处， 即 在具 备这 些条 件的 情况 下， 各单 个行 业的 就业 函数 是可 以相 加 的。在 这里， 可以 相加 的意 义为 相当 于既 定水 平的 有效 需求， 整 个社会 行业 的就 业函 数等 于 各个单 个行业 的就业 函数 之 和；即：
f(dw )=n=nr =fr (dw )
下一个步骤是给就业弹性下定义。对于某一既定行业而论，其就业弹性为：
eer =dnr ddwr ·dwr nr ,
可以看到，该弹性衡量当预期用于购买该行业产品的工资单位的数量有所改变时，该行业所雇用的工资单位的数量对之所作出的反应。整个社会行业的就业弹性可以被表示为：
ee =dnddw ·dw n。
如果我们能找到足以使人满意的方法来衡量产量，那么，给出所谓产量弹性或生产弹性的定义也是有用的。该弹性表示：当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对某一行业的有效需求增加时，该行业作出的产量增加的反应，即：
eor =dor ddwr ·dwr or
如果我们能假设价格等于边际直接成本，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dwr =11-eor △pr
在这里，pr 为预期利润 [14] 。由此可见，如果eor =0，即：如果该行业的产量完全缺乏弹性，那么，有效需求的全部增加量(以工资单位来衡量)就会被当做利润而归之于企业家，即：△dwr =△pr 。如果eor =1，即：产量弹性为1，那么，在有效需求的全部增加量中，没有任何部分会成为利润；全部增加量会被进入边际直接成本的因素所吸收。
此外，如果某一行业的产量是该行业所雇用的劳动者数量的函数(nr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15] [16] ：
1-eor eer =-nr ′(nr )pwr ｛′(nr )｝2
在这里，pwr 是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单位产品的预期价格。由此可见，eor =1的条件意味着′(nr )=0，也就是说，随着就业量的增加，由此而带来的规模收益保持不变。
古典学派理论假设，实际工资总是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而当就业量增加时，后者也随之增加，因此，如果实际工资减少，那么，其他条件相同，劳动的供给量会降低。以此而论，古典学派在实际上就等于假设，要想增加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总支出是不可能的。 [17] 如果这对的话，就业弹性会没有应用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以货币衡量的支出的增加也不可能增加就业量，因为，货币工资会随着货币支出的增加而作出成比例的上升，从而，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支出不会增加；结果，就业量不会增加。但如果古典学派的假设不能成立，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支出(以货币来衡量)的增加来增加就业量，一直到实际工资下降到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时为止；在该点，根据定义，必然存在着充分就业。
当然，eor 通常具有的数值介乎0与1之间。因此，当货币支出增加时，价格(用工资单位衡量)上升的程度，即实际工资下降的程度，取决于产量弹性对支出(以工资单位衡量)的增加所作出的反应。
用e′pr 来表示预期价格pwr 对有效需求的变动所作出的反应，即：dpwr ddwr dwr pwr 。
由于or ·pwr =dwr ,我们可以得到： [18]
dor ddwr ·dwr or +dpwr ddwr ·dwr pwr =1
或者， e′pr +eor =1
就是说，价格和产量对有效需求(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变动所作出的反应的弹性的总和等于1。根据这一规律，有效需求的作用可以被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影响产量，另一部分影响价格。
如果我们所考察的是整个社会的行业，而且可以找到能衡量全部产品的单位，那么，类似上述的论证过程也在此适用，从而e′p +eo =1；在这里，符号的右下方没有r的记号，是指对整个社会的行业而言。
现在，我们用货币而不用工资单位来衡量价值，并且把我们对整个社会的行业所得到的结论推广到用货币衡量的情况。
假设w代表单位劳动的货币工资，而p代表整个社会的单位产量的预期价格，那么，我们可以把对有效需求(用货币来衡量)的变动作出反应的货币价格弹性写作为ep (=ddppdd)，并且把对有效需求(用货币来衡量)的变动作出反应的货币工资弹性写作为ew (=ddwwdd)。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 [19]
ep =1-eo (1-ew )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看到的那样，该方程代表我们对货币数量论加以一般化的第一个步骤。如果eo =0，或者，如果ew =1，那么，产量不会有所变动，而价格则会和有效需求(用货币来衡量)作出同比例的上升。否则，价格将以较小的比例上升。
2
我们现在回到就业函数。我们在过去已经作出假设条件，即：相应于每一水平的总有效需求，存在着该总有效需求在社会各行业之间的唯一分解方式。然而，随着总支出的改变，该总支出中对某一行业产品的支出额在一般情况下却不会作同比例的改变——其部分原因在于，当个人收入增加时，他们对各行业产品的购买量不会按相同比例增加；另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不同产品的价格会对其销售量的增加作出不同的反应。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承认，收入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被花费掉，那么，我们迄今所使用的假设条件，即，就业量纯然取决于总有效需求(用工资单位来衡量)，不过是粗略地接近于事实的说法。因为，有效需求的增加量在不同行业中的分解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就业量。例如，如果增加的有效需求大量流入具有高数值的就业弹性的产品，那么，总就业量的增加就会大于有效需求大量流入低数值的就业弹性产品的情况。
(接上页)所以， ep =d△pp△d=e′p +dp△d·△w·pw(1-e′p )
=e′p +ew (1-e′p )
=1-eo (1-ew )
按照相同方式，如果有效需求的流向改变到具有相对低微的就业弹性的产品，那么，就业量会下降，而并不需要有效需求的任何改变，就可做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所考察的是短期现象，而短期又系指时间短到无法预料到有效需求的量和方向的改变，那么，上述的考虑之点就特别重要。某些产品的制造需要时间，从而，几乎在事实上不可能很快地增加它们的供给量。这样，如果额外需求突然流向它们，那么，它们会呈现出数值低微的就业弹性；虽然在给予充分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它们的就业弹性可能接近于1。
正是在这种场合，我觉察到了生产时期这一概念的主要意义所在。按照我的意见， [20] 如果一种产品的生产时期是n，那么，这意味着，要想使它能达到最大数值的生产弹性，事先准备的时间为n个时期单位。在这个意义上，整个消费品的类别显然具有最长的生产时期，因为，在每一种生产过程中，它们都居于最后阶段。这样，如果扩大有效需求的最初冲击来自消费的增加，那么，最初的生产弹性低于它最终的均衡水平的数值要比最初冲击来自投资的增加的情况来得大一些。此外，如果增加的需求流到具有相对低微数值的生产弹性的产品，那么，它的较大部分便会成为企业家的收入，而较小的部分成为工资收入者和其他进入直接成本的因素的收入；其可能的后果为：对支出具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因为，企业家很可能比工资收入者要储蓄掉他们增加的收入的较大部分。虽然如此，二者之差别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它们主要的作用还是相同的。 [21]
为了将来的需求的改变，不论企业家需要的准备时期长短如何，除非在生产的每一阶段都有过剩的存货和生产能力，由于投资的既定增加量而作出反应的初始的生产弹性不可能具有比它的最终均衡值还要大的数值。另一方面，过剩的存货消耗也是对投资量增加的一种抵消。如果我们假设在初始时，生产的每一阶段都存在着过剩的存货，那么，初始的生产弹性大致接近于1。此后，当存货已经被吸收掉，但较早时期开始生产的产品尚不能充分供应时，生产弹性将会下降。随着新均衡状态的到来，生产弹性的数值会再度上升。然而，这当然要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因为，当就业量增加时，租金的因素 [22] 可以吸收掉较多的支出额；如果利息率有所提高，那么，后果也可以如此。由于这些原因，在一个经常处于变动状态的经济制度中，价格具有完全的稳定性是不可能的——除非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机构，该机构能使消费倾向暂时作出应有程度的变动。但是，由此而出现的价格的不稳定性并不会导致出那种造成多余生产能力的利润动机。因为，价格不稳定所造成的意外的收益会完全为那些在生产上正好处于接近完成期的企业家所获得；而那些未能持有所需的特殊资源的企业家没有办法把这种收益吸引到自己手中。这样，由于变动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价格的不稳定性不可能影响企业家的行动 ，而只能把既成事实的意外收益赋予运气好的人(当变动的方向相反时，后果只需加以相应的修正)。我认为，这一事实在当前的有关稳定价格的实际讨论中往往被忽略掉。在一个经常处于变动的社会中，这种稳定政策不可能完全取得成功。但是，不能据此而认为，价格每一次脱离其稳定性的暂时的微小变动必然会造成越来越大的非均衡状态。
3
我们已经说明，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就会存在着劳动者的就业不足；后者的意义是，人们愿意接受低于现行实际工资的工资而劳动，但却仍然处于失业状态。因此，随着有效需求的增加，就业量会增加(虽然所得到的工资等于或小于现行的实际工资)，一直达到一种状态；在该状态，没有更多的劳动者愿意为这时的实际工资而劳动；也就是说，除非货币工资(在此以后)上升得比价格要快 ，没有更多的劳动者(或劳动单位)愿意从事劳动。下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在这一状态已经到达以后，总支出仍在继续增加，那么，其后果为何。
在到达这一状态之前，把更多的劳动用于既定量的资本设备所引起的收益递减系由劳动者所愿意接受的递减的实际工资所抵消。但是，在这一状态之后，要想得到一个单位的劳动，必须给予的报酬必须相当于更多数量的产品，而使用一个增加单位的劳动却仍然会带来递减数量的产品。因此，在该状态后，严格的均衡条件要求工资、价格以及利润与总支出作同比例的增长，而包括产量和就业量在内的“以实物衡量的”位置却没有任何改变。就是说，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粗略的货币数量论(把货币的“流通速度”解释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完全适用。因为在这里，产量不变，而价格却和mv以完全相同的比例上升。
虽然如此，要想把这一结论应用于现实，还必须考虑到下列的限制条件：
(1)至少在一段时期中，上升的价格可以迷惑企业家，使他们把就业量增加到超过他们能获得最大利润(以他们的产品来衡量)的水平。其原因在于，企业家已经如此地习惯于把以货币衡量的销售额的上升当做扩大生产的信号，以致当这种办法在事实上已经不能使他们处于最有利的位置时，他们还继续这样做，即，在新的价格体制中，他们低估了他们的边际使用者成本。
(2)由于企业家必须把他们的利润的一部分以一笔合同事先规定的固定数额(用货币来衡量)作为租金支付给租金领取者，所以上升的价格，即使在产量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也会使收入分配有利于企业家，而不利于租金领取者。这种再分配也许会对消费倾向产生影响。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达到充分就业时才开始的——随着总支出持续增加，该过程也不断进行。如果领取租金者比企业家较不易于花费金钱，那么，把实际收入从前者那里转移出来意味着，和相反转移的事态相比，达到充分就业只需较少的货币数量的增长以及较少的利息率的降低。当充分就业已经到达之后，如果处于第一种，即从前者转移出来的事态，那么，价格的进一步上升意味着利息率必须上升，以便阻止价格无限制地上涨，而货币数量增加的比例也将小于总支出的增加。如果处于第二种事态，那么，后果会相反。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领取租金者实际收入的减少会达到某一点；在该点，作为领取租金者相对贫困的后果，上述的第一种事态会转变为第二种。这一情况在到达充分就业以前或以后都可以出现。
4
在通货膨胀和通货收缩之间存在的明显的非对称性也许会使人感到有点困惑。可以看到，虽然有效需求收缩到充分就业要求的水平以下会压缩就业量和价格，然而，有效需求膨胀到超过这一水平时却仅仅会影响价格。可是，这种非对称性不过是对事实的反映，即，虽然当实际工资小于某一就业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时，劳动者总是可以拒绝工作，从而使该就业量不能实现，但当实际工资不小于某一就业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时，劳动者却不能强行就业，以便使该就业量得以达成。
* * *
[1] 那些(完全应该)不喜爱代数学的人可以略去本章第1节，而不会有多少损失。
[2] 在第20和第21章中，凯恩斯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而本章所论述的就业函数等是他说明上述影响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译者
[3] 其原因在于：假设pwr 代表以工资单位衡量的单位产品的预期价格，那么，
△dwr =△(pwr or )=pwr △or +or △pwr
=dwr or ·△or +or △pwr
所以， or △pwr =△dwr (1-eor )
或者， △dwr =or △pwr 1-eor
但是， or △pwr =△dwr -pwr △or
=△dwr -(边际直接成本)△or
=△p
因此， △dwr =11-eor △pr .
[4] 其原因在于：由于dwr =pwr or ,所以，
1=pwr dor ddwr +or dpwr ddwr (1)
=eor -nr ′(nr )｛′(nr )｝2 eer pwr 。
[5] 下面的推导过程可能有助于读者得到本原著小注的结果：
or dpwr ddwr =dwr pwr ·dpwr dnr ·dnr ddwr =nr pwr dpwr dnr (dwr nr dnr ddwr ） (1)
其中pwr =pr w=dcr dor /w ［这里的cr =直接成本=nr ·w；边际直接成本=价格(pr )=dcr dor ;or =(nr )］
因此，pwr =dcr dor /w=dnr dor =1/dor dnr =1/′(nr )
因此，dpwr dnr =-′(nr )｛′(nr )｝2
把上面的结果代入本译者注中的第一式，可以得到：
or dpwr ddwr =nr pwr (-′(nr ）｛′(nr )｝2 ）·eer
把上面的结果再代入于本原著小注的第一式，可以得到
1=eor -nr ′(nr )｛′(nr )｝2 eer pwr
上式即为上面的原著小注的结果。——译者
[6] 例如，庇古教授的就业函数为n=qyw(见汉森，《凯恩斯导读》，第189页)，其中y=国民收入，n=就业量，w=货币工资，q=国民收入(y)中支付给劳动者的比例。按照“古典学派”的假设，当n增加时，w也要增加，同时，y也会作出相应的增加。因此，在q为常数的情况下，要想通过y的增加来增加n是不可能的。——译者
[7] 以dwr 为自变量对等式两边进行微分。——译者
[8] 其原因在于，由于p=pw ·w，而d=dw ·w，我们可以得到：
△p=w△pw +pw△w
=w·e′p pw dw △dw +pw△w
=e′p pd(△d-dw△w)+pw△w
=e′p pd△d+△wpw(1-e′p )(转下页)
[9] 这与通常的定义并不相同，但对我来说，却体现了该概念的真正有意义之处。
[10] 关于上述主题的进一步讨论，见我的《货币论》，第4篇。
[11] 租金在这里系指具有垄断性的产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译者
第二十一章 价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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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者们在论述所谓价值论的问题时，他们习惯于说，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情况，而特别是边际成本和短期的供给弹性被认为起着重大作用。但当他们进入著作的第2卷，或更经常地进入另一本著作中的货币和价格论时，我们便不再看到这些简单通俗、然而却是易于理解的概念。我们便进入于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价格取决于货币数量、取决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取决于就交易量而言的流通速度、取决于货币贮藏、取决于强迫储蓄、取决于通货膨胀、取决于通货收缩，如此等等。然而，人们很少或根本不去把这些意义比较含糊的在货币方面的说法和过去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等名词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对我们所学到的这一切进行思考，并且试图把它们统一起来的话，那么，在较简单的货币方面的讨论中，似乎可以说，供给弹性应该等于零，需求则与货币数量保持相同比例的变动；而在较深奥的论述里，我们坠入大雾之中；在雾中，什么都看不清，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所有的我们这些人习惯于使我们自己有时处于月亮的一面，有时处于另一面，同时又不知道两面相联的路线和旅程。这种情况有点像我们在清醒时和睡梦中的关系。
以往各章的目的之一在于避开这样双重生活方式，并且把整个的价格论和价值论密切结合起来。我认为，把经济学的内容区分为作为其价值论、分配论的一个部分和作为其价格论的另一个部分是错误的方法。我所建议的正确的二分法应该区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单个行业或厂商的理论以及关于既定数量的资源在不同使用上的报酬和分配；另一方面为整个社会的 产量和就业量。只要我们假设资源的总就业数量不变并且又暂时假设其他行业或厂商的情况也保持不变，而把我们研究的范围限制于单个的行业或厂商，那么，我们可以不去顾及货币的具有重大作用的特点。但一旦我们进入什么决定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有关货币经济制度的完整的理论。
或者，我们也许可以在静止不变的均衡和移动的均衡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后者系指某一种经济制度的理论；而在该制度中，对将来看法的改变会影响现在的事态。因为，货币的重要性主要来自它是联系现在和将来的环节。 我们可以最先考虑一个我们对将来的看法是固定不变并且完全可靠的世界；考虑在该世界中，在正常的经济动机的作用之下，资源如何在不同使用方式之间进行分配才能符合于均衡状态——然后也许作出进一步的区分，即区分为：一种是没有变动的经济制度；另一种为处于变动之中的而且会作出变动的经济制度，但在该制度中，一切将来的事物在开始时都是事先能预料到的。从这种简单化的初步知识，我们也许可以进入现实世界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在过去对将来所作出的预期可以不能应验，而对将来的预期又影响我们在今天的行动。正是在我们作出进入现实世界的转变时，货币作为联系现在和将来的环节的特点必须进入我们的考虑之中。虽然移动的均衡的理论必须以货币经济制度作为研究的依据，但这一理论还是应被当做属于价值论和分配论的范畴，并不属于一个与之相分离的“货币论”的范畴。无论如何，货币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能把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的微妙的环节；从而，除非使用货币，我们甚至不能开始讨论预期的改变对现行活动的影响。甚至通过取缔黄金、白银以及法定偿债物，我们也不能取消货币。只要存在着具有货币特点 [23] 的任何耐久性财物，它便会造成货币经济制度的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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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单一的行业而言，它自己所具有的价格水平部分地取决于进入它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部分地取决于它的产量的规模。当我们论述整个社会行业时，我们没有理由来修改这一结论。一般的价格水平部分地取决于进入它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部分地取决于整个产量的规模，即(在既定的设备和技术的条件下)取决于就业量。当然，当我们进而论及整个社会的产量时，任何行业的生产成本会部分地取决于其他行业的产量。但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较此为重要的事项是，需求 的变动对成本和产量这二者的影响。当我们考察整个的需求，而不再是在假设整个需求不变的状态下孤立地考察单一产品的需求时，我们必须引入的新观点正是在需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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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简单化起见，我们可以假设，进入边际成本的一切生产要素的报酬都按相同的比例变动，即按工资单位的变动比例来变动，那么，一般价格水平(在既定设备和技术的条件下)应该既部分地取决于工资单位，又部分地取决于就业量。因此，货币数量的改变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可以被分解为两个部分，即货币数量的改变对工资单位的影响和对就业量的影响。
为了说明这里牵涉到的观点，我们进一步加以简化并且作出下列假设条件：(1)所有的失业资源都是相同的，而且在进行生产时可以相互代替使用，同时又具有相同的效率；(2)只要存在着失业的进入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它们便不会要求增加现行的货币工资。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只要存在着任何失业现象，生产的规模收益和工资单位均保持不变。就是说，只要存在着任何失业现象，货币数量的增加对价格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就业量会和货币数量的增加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作出完全相同的比例的增长。与此同时，一旦达到充分就业以后，工资单位和价格会和有效需求作出完全相同比例的增长。可以看到，只要存在着失业现象，供给曲线便具有完全的弹性；一旦达到充分就业以后，供给曲线就完全没有弹性。如果有效需求和货币数量保持相同比例的改变，那么，货币数量论可以被阐明如下：“只要存在着失业现象，就业量 会和货币数量作出相同比例的改变；而当充分就业存在时，价格水平 会和货币数量作出相同比例的改变”。
我们作出了足够多的简化问题的假设条件来使得货币数量论得以成立。在以如此的方式来保持传统的学说以后，我们还必须考虑可能在现实中对事态发生影响的各种复杂因素：
(1)有效需求不和货币数量作出相同比例的改变。
(2)由于资源并不完全相同，所以随着就业量的逐渐增加，收益可以递减，而不是保持不变。
(3)由于资源是不能相互代替的，所以，某些商品的供给已经处于缺乏弹性的状态，而与此同时，却还存在着失业的生产其他商品的资源。
(4)在充分就业到达以前，工资单位已经趋于上升。
(5)进入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并不按相同的比例改变。
我们首先考虑货币数量的改变对有效需求数量的影响。一般说来，有效需求增加的一部分系被消耗于增加就业量，另一部分系被消耗于提高价格水平。这样，实际的后果不是失业情况下的不变的价格水平和充分就业情况下的价格水平和货币数量保持相同比例的上升，而是价格水平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逐渐上升。由此可见，价格论应该分析的是货币数量的改变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决定价格对货币数量的改变所作出的反应的弹性。因此，价格论必须研究上面列出的五个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
我们将对它们依次加以考虑。但是，这种做法绝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例如，有效需求的增加量被分解为提高产量和提高价格的两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可以影响货币数量和有效需求数量之间的关系。我们这种做法并不代表一种能给出万无一失的机械式或照搬照抄的操作方法，而代表一种有系统的和有秩序的思维方法来对具体问题找出解决之道。在我们把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一一分离出来并且得出暂时性的结论以后，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尽量顾及到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这就是经济学思维的性质。任何其他的方式来应用我们理论上的思想原理(当然，没有这些原理，我们会茫然若失，无所适从)都会引导我们到错误的途径。正如我们在本章第6节所说明的那样，用虚假的数学方法把一个经济分析的体系加以公式化和形式化并假设所牵涉到的各种因素之间全然相互独立；这种做法的最大的弊端在于：一旦各种因素之间全然相互独立的假设条件不能成立，那么，它就会失去其说服力和权威性。与此不同，在使用普通方法的论述中，我们并不盲目地进行推导；我们总是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知道其现实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必要的保留之处、限制条件和以后要进行的调整“储存于我们的头脑之中”。然而，我们却不能把偏微分所简化掉的复杂关系“储存于”几页代数的推导之中，而这几页代数的推导已经假设：这些偏微分的导数都等于零。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的程度正和它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们能在矫揉做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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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数量的改变主要系通过它对利息率的作用而对有效需求的数量发生影响。如果这是影响的唯一渠道，那么，影响的数量可以来自三个因素：(a)流动性偏好曲线；该曲线告诉我们，利息率应该下降多少才能使人们吸收到新增加的货币量；(b)资本边际效率曲线；该曲线告诉我们，既定量的利息率的下降会增加的投资量为多少；以及(c)投资乘数；该乘数告诉我们，既定量的投资所能增加的有效需求的总量为多少。
但是，虽然这一分析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程序和方法，然而，如果我们忘记：这三个因素(a)、(b)和(c)本身也部分地取决于复杂性因素(2)、(3)、(4)和(5)，而这些复杂因素尚未加以考虑，那么，这种分析可以使我们误入歧途。其原因在于，流动性偏好曲线本身取决于新增加的货币数量中的多大部分被纳入收入和企业业务的流通之中，而这种流通又取决于有效需求增加的程度并且取决于有效需求如何被消耗于价格的上升、工资的上升以及产量与就业量的增加。此外，资本边际效率曲线部分地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增加所带来的事态对将来货币市场情况的预期的影响。最后，增加的有效需求所导致的新收入如何被分配于不同阶级的消费者的方式会影响乘数的数值。当然，这里所列举的各种可能的相互影响事项并不包括其全部内容。虽然如此，如果我们能掌握全部数据，那么，我们会有足够多的联立方程来使我们得到具体的解答。我们会得出：当货币数量的增加额为既定时，在照顾到一切事项以后，与该增加额相应的、并与之保持均衡的有效需求的具体增加量应为多少。此外，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加才会导致出有效需求数量的减少 。
有效需求量和货币数量之间的比例与我们往往称之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的数值是非常近似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效需求相当于能使生产进行下去的预期收入，而不是实际上实现了的收入；它指的是总收入，而不是净收入。但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本身不过是一个什么也解释不了的名词。我们没有理由来认为它是一个常数，因为，正如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所说明的那样，它取决于许多复杂和易于变动的因素。我认为，这一名词的运用会掩盖真正的因果关系并且除了引起混乱以外，毫无好处。
(2)正如我们已经在上面(第47～49页)说明的那样，收益递减和收益不变部分地取决于劳动者是否按照他们的工作效率得到报酬。如果是按照工作效率，那么，当就业量增加时，劳动成本会不变(以工资单位来衡量)。但如果不管劳动者个人的效率如何，某一级别的劳动者的工资相同，那么，不论设备的效率如何，劳动的成本就会持续上升。此外，如果设备不相同，那么，使用其中的某些部分会引起较大的单位产品的直接成本。这样，在劳动成本的增加所造成的成本增加之上，还有一个使边际直接成本持续增加的另一因素。
因此，一般来说，当既定设备的产量增加时，供给价格将要增加。由此可见，不论工资单位是否有所变动，产量的增加将要带来上升的价格。
(3)在上面的(2)中，我们已经考虑过供给曲线缺乏完全弹性的可能性。如果在失业的专业化的资源之间，保持着完全符合需要的比例关系，那么，各种失业的资源会同时达到充分就业。但一般说来，当对某些劳务和商品的需求达到它们的供给暂时已经完全没有弹性的情况时，多余的其他资源仍然可以存在并且还没有就业。这样，当产量增加时，会不断地碰到“瓶颈状态”；处于该状态，某些商品的供给已经不再具有弹性，从而它们的价格必须上升到必要的程度，以便使需要转向其他方面。
随着产量的增加，只要每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都处于尚未全部就业的状态，一般的价格水平很可能不会上升很多。但一旦产量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以致开始接触到“瓶颈状态”时，一些商品的价格很可能要急剧上升。
然而，在本点以及第(2)点中，供给弹性部分地取决于时间的长短。如果我们假设足够的时间，使机器设备能改变其数量，那么，最终的供给弹性会具有远为较大的数值。这样，当一次温和的有效需求的变动出现于失业普遍存在的情况时，该有效需求被消耗于提高价格的部分会很小，而会主要地被用之于增加就业。与此同时，一次较大的有效需求的变动，由于事先没有被预见到，则可以造成一些暂时性的“瓶颈状态”，从而，会被消耗于提高价格，而不是增加就业量。这种后果在开始时出现的程度要大于在其后的出现程度。
(4)在充分就业到达以前，工资单位可以趋于上升。这一事实已经无需多加解释和评论。其他条件相同，由于提高某一劳动群体的工资会对该群体的劳动者有利，所以，一切劳动群体都会为提高工资而施加压力。对此，企业家在经营情况较为良好时比较易于接受。由于这一原因，任何有效需求的增加量的一部分很可能被消耗于满足工资单位增长的要求。
由此可见，在最终到达充分就业的关键之点以后，作为对以货币衡量的有效需求增长的反应，货币工资必须和工资品的价格保持同比例的上升，而且，在到此点以前，早已存在着一系列的半关键性之点；处于这些半关键性之点，有效需求的增加还是趋于提高货币工资，虽然提高的程度并不完全等于工资品价格上升的比例。当有效需求减少时，后果是类似的。从实际经验来看，工资单位并不对有效需求的每一微小的变动作出以货币来衡量的连续变动的反应，而是非连续变动的反应。这些非连续的各点取决于劳动者的心理状态，并取决于雇主和工会的政策。在一个开放的经济制度中，上述工资单位变动的各点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工资成本的变动，而在经济周期的过程中，它们甚至在封闭的经济制度中也意味着相对于预期的将来工资成本的变动。因此，它们可以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意义。当经济制度处于这些点之上时，以货币衡量的有效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便会造成工资单位的间歇性的上升。因此，从某种观点来看，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半通货膨胀状态，从而，和完全的通货膨胀(参阅下面第317～318页)具有一些类似之处(虽然类似是很不完全的)，而完全的通货膨胀则为在充分就业的境况下，有效需求的再度增加必然导致的后果。此外，这些点还具有颇大的历史上的重要性，然而，要想在理论上对它们加以概括却并不容易。
(5)我们的初步简单化的假设条件包括：进入边际成本的各种要素的报酬都按相同的比例改变。但在事实上，以货币衡量的各种要素的报酬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刚性，而且，它们对货币报酬的改变，也可以具有不同的供给弹性。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原因，那么，我们应该说，价格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工资单位和就业数量。
在边际成本中，以与工资单位不同的比例作出变动、并且变动幅度也较大的要素很可能是边际使用者成本。因为，当就业量开始增加时，如果(很可能如此)有效需求的增加使得人们现在对何时有必要更换设备的预期日期有着快速的改变，那么，边际使用者成本可以急剧上升。
虽然就许多的研究目的而言，对进入边际直接成本的一切要素的报酬作出与工资单位保持相同比例的假设条件不失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初步逼近现实的方法，然而，较好的办法也许是，采用进入边际直接成本的一切要素报酬的加权平均数并称它为成本单位 。因此，成本单位或在上述逼近现实条件下的工资单位可以在基本上被当做价值标准。这样，在既存的技术和设备的条件下，价格水平会部分地取决于成本单位，部分地取决于产量的多寡。当产量增加时，价格水平的增加比例要大于 成本单位，因为在短期中，边际产品会递减。当产量上升到一个水平，而处于该水平，各生产要素的典型单位的边际产品等于维持该水平产量的生产要素所要求的最低报酬时，我们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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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效需求的数量的上升不能进一步增加产量，从而完全被消耗于与它上升数量保持相同比例的成本单位的增长时，我们便已经到达可以大致被称为真正的通货膨胀的状态。迄今为止，货币数量扩大的作用完全是程度问题，从而在过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在哪一点画出一条分界线并且宣称，该线表明通货膨胀的到来。以货币数量的扩大能增加有效需求而论，它过去的每一次扩大很 可能被部分地消耗于增加成本单位，部分地被消耗于增加产量。
因此，我们看来可以说，在真正的通货膨胀到来的分界线的两边，存在着某种不对称的现象。当有效需求缩小到分界线以下时，如果用成本单位来衡量，那么，它的数值便要减少。当有效需求扩大到分界线以上时，如果用成本单位来衡量，那么，它的数值一般不会增加。这一结果系来源于我们的假设条件，即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者，总是倾向于抵抗它们货币报酬的减少，而对货币报酬的增加则并不存在相应的动机。这一假设条件显然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其原因在于，如果报酬的改变是非普遍性的，那么，当报酬上升时，对报酬上升的生产要素有利，而当报酬下降时，则对报酬下降的生产要素会带来损失。
如果情况与上述相反，即只要存在着小于充分就业的倾向，货币工资会无限制地下降，那么，非对称性就会消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在充分就业之下便没有稳定的状态，一直到利息率不可能下降得更低，或一直到工资为零时为止。事实上，要想使我们的货币经济制度能有任何稳定性，那么，某种 因素的以货币衡量的价值必须具有粘性，如果不是完全不变的话。
货币数量的任何 增加都会造成通货膨胀的说法(除非所指的通货膨胀 仅就价格的上升而言)来源于古典学派的基本假设条件的影响。 该假设条件认为，我们总是 处于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要素的实际报酬的减少会导致它们的供给量的下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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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第20章所引入的符号，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论述用符号形式表示出来。
我们令mv=d；在这里，m为货币数量，v是它的收入流通速度(这一定义在某些次要的方面不同于上面已经指出的通常定义)，而d则代表有效需求。如果v保持不变，那么，在ep (=ddppdd)等于1的条件下，价格水平会和货币数量作相同比例的变动。如果e0 =0，或者，ew =1，那么，ep =1的条件会得以满足(见上面第300～301页)。ew =1的条件意味着以货币来衡量的工资单位和有效需求保持同比例的上升，因为，ew =ddwwdd。e0 =0的条件意味着产量不再对有效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作出反应，因为，e0 =ddoodd。产量在两种条件的任何一种下都不会改变。
接着，我们论述收入流通速度可以改变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引入一个新的弹性概念，即有 效需求对货币数量作出反应的弹性：
ed =mddddm
这使我们得到： [25]
mdppdm=ep ·ed ; 这里，ep =1-ee e0 (1-ew )； [26]
所以， e=ed -(1-ew )ed ·ee ·e0
=ed (1-ee ·e0 +ee ·e0 ·ew )
这里，右下方没有符号的e(=mdppdm)照顾到了一系列e的影响；它衡量货币价格水平对货币数量改变所作出的反应。
由于上面最后的公式告诉我们价格水平对货币数量的改变比例所作出的改变比例，所以它可以被当做货币数量论的一个一般性的表述。我个人并不对这种推导方式赋予多大的价值，并且愿意重述我在上面提出过的应加警惕之处，即这种推导和通常使用的类似方式一样，往往暗含着把某些变量当做自变量的假设条件(从而在整个的推导中忽视偏微分式的存在)。我怀疑，这种推导方式是否能比普通的论述方式使我们得到更多的东西。把这些推导方式写在纸面上的最大有用之处也许是以此来说明：当我们把价格水平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用公式化的形式加以表达时，这一关系的极端复杂的性质可以被明显地表示出来。虽然如此 ，还是有必要指出在货币数量的改变赖之以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的四个因素中，即在ed 、ew 、ee 和e0 中，ed 代表流动性因素，它们决定在各种情况下的对货币的需求。ew 表示劳动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进入直接成本的因素)，它们决定就业量增加时的货币工资提高的程度。ee 和e0 则代表物质因素，当更多的就业量施加于现有设备时的收益递减的程度。
如果公众所持有的货币量是他们收入的一个不变比例，那么，ed =1。如果货币工资保持不变，那么，ew =0。如果规模收益在全部过程中保持不变，从而，边际收益总是等于平均收益，那么，ee ·e0 =1。如果已经存在着劳动的充分就业或设备的充分就业，那么，ee ·e0 =0。
假设ed =1并且ew =1，或者，假设ed =1、ew =0并且ee ·e0 =1，或者，假设ed =1并且e0 =0，那么，e=1。显然可以看到，存在着一系列e=1的其他特殊事例。但一般说来，e不等于1；而且，我们也许具有充分理由作出一般性的结论：在大致符合现实世界的假设条件下，除了在ed 和ew 的数值变为很大的“对持有货币的逃避”的事例以外，e的数值总是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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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论述主要是，在短期中，货币数量的改变如何影响价格。在长期中，二者的关系是否会简单一些?
这是一个对历史作一般性总结的问题，而不是纯理论的问题。如果在历史上存在着某种倾向，以致使我们能对流动性偏好状态的规律性加以衡量，那么，就悲观时期和乐观时期的流动性偏好的平均值而言，在国民收入和用以满足流动性偏好的货币数量之间有可能存在着粗略的关系。例如，可以存在着一个对国民收入的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比例。如果利息率处于某种最低水平以上，那么，人们便很难在长期中持有超过该比例以上的在手中不能生息的闲置货币。因此，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该比例所要求的数量，那么，经济制度中迟早会出现降低利息率的倾向，把利息率压低到上述最低水平。于是，其他条件相同，下降的利息率会增加有效需求，而增加的有效需求会到达一个或数个具有某种关键性之点；处于这些关键性之点，工资单位趋于作出间歇性的上升，从而会对价格作出相应的影响。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占有的国民收入的比例低于正常状态，那么，相反的倾向会出现。由此可见，在一段时期中利息率波动的净作用在于形成一个平均数，以便适应国民收入和货币数量之间的稳定比例，而对这一稳定比例，群众的心理作用迟早会使现实状态与之相符合。
这些倾向性在向上发生作用时比在向下发生作用时可能要遭遇到较小的阻力。但如果货币数量在长期中处于非常不足的状态，那么，解决之道通常是改变货币本位或者改变货币制度，以便提高货币数量，而不是压低工资单位，以致加重债务的负担。因此，价格在非常久远时期的历程几乎总是上升的。其原因在于：当货币相对充足时，工资单位上升；而当货币相对稀缺时，人们总是找出某种手段来增加有效的货币数量。
在19世纪，把消费倾向考虑在内，人口的增长、新发明的出现、新开发的地区、人们的信心状态以及战争的次数以每(譬如说)10年的平均数而论，似乎足以形成一条资本边际效率曲线，而该曲线在利息率高到足以满足财富所有者心理要求的情况下，能使就业量的平均水平处于令人感到合理的满意程度。有证据表明，在几乎为150年的时期中，在大金融中心的典型的长期利息率大致为5%，优质债券利息率在3%和3.5%之间；而这种利息率低微到足以使投资量能把平均的就业量维持在能使人容忍的水平。有时候，工资单位会受到调整，而更经常受到调整的则是货币本位或货币制度(特别是通过银行货币的使用)。调整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货币数量能充足到在大致不低于上述利息率数值的条件下满足正常的流动性偏好的要求。总的来说，工资单位通常是稳定上升的，然而，劳动效率也在增加。因此，各种力量发生作用的后果是使价格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根据索贝克价格指数，在1820到1914年间，5年平均指数的最高值仅比其最低值高出50%。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这一现象可以被正确地理解为是那个时代的各种力量所造成的后果。在那个时代中，由单个雇主所构成的各个群体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使工资单位的上升不至过分快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货币制度具有足够程度的灵活性和保守性，以致它所提供的以工资单位衡量的平均货币供给量能使利息率处于财富所有者在其流动性偏好影响下所愿意接受的最低水平。当然，就业量的平均水平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处于充分就业之下，但却并不居于如此令人不能容忍的低微位置，以致会引起革命。
在今天和预料中的将来，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资本边际效率远低于它在19世纪的数值。因此，我们当代问题的尖锐性和独特性可能起因于合理的平均就业量水平所要求的平均利息率的低微程度，而这一程度使财富所有者如此难于接受，以致仅仅依靠操纵货币数量的手段而建立起来的利息率也无济于事。如果仅仅保证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货币供给具有充沛的数量便能使10年、20年或30年中的平均就业量处于令人可以容忍的水平，那么，甚至在19世纪，也会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唯一问题——这样，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便是一次足够程度的通货贬值——那么，我们在今天也肯定会找出解决的办法。
然而，在我们当前的经济制度中，最稳定，也最难于改变的因素一向是，在将来也很可能是，财富所有者一般愿意接受的最低利息率。 [27] 如果能令人容忍的就业水平所要求的利息率远低于它在19世纪的平均值，那么，我们非常怀疑，仅仅依靠操纵货币数量的手段便能做到这一点。资本边际效率代表借款者预期能从借款中得到的收益，而从该收益中，还必须减去：(1)把借款者和放款者拉拢在一起所需要的费用，(2)所得税和附加税，以及(3)需要补偿放款者的风险和不肯定性的费用。从收益中减去这些项目后剩下来的才是净收益，即能被用来诱使财富所有者牺牲流动性的代价。如果在可以容忍的就业量的条件下，这个净收益数量低微到不足道的程度，那么，老一套的解决办法就可以无效。
现在回到我们当前的主题。国民收入和货币数量的长期关系取决于流动性偏好，而价格的长期稳定性和非稳定性则取决于工资单位(或者，更确切地说，成本单位)的上升速度和生产效率增加的速度二者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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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上面第17章。
[2] 这意味着，要想提高供给量，生产要素的报酬(从而价格)必须和货币数量作出同比例的增长。这样，便可以造成生产要素和价格的上升螺旋。——译者
[3] ep ·ed =ddppdd·mddddm=mdppdm。——译者
[4] 这个ep 的公式和第20章第299页上的ep 公式不一致；二者的差别在于，在前一个公式的e0 之前，多乘了一个ee 。译者认为，差别的原因是：凯恩斯在论述后一个公式时，他假设ee =1；为此，他在第20章第2节中加以说明：这“不过是粗略的接近于事实的说法”。由于ee =1，所以在e0 之前是否乘以ee 是无所谓的事情。然而，在论述前一个公式时，他放弃了这一假设；因此，在e0 之前必须乘以ee 。
此外，mdppdm=ep ·ed 这一公式总结了凯恩斯的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内容。按照他的意见，货币数量论相当于价格水平对货币数量的弹性(mdppdm)，即，当货币数量每1%的变动所引起的价格变动的百分比。他把这一弹性看成是两种弹性的乘积，ep ×ed 。ed 代表有效需求对货币数量的弹性，即当货币数量每1%的变动所导致的有效需求的变动的百分比；对ed 的存在，凯恩斯仍然用第20章以前的有关就业的基本理论加以解释。ep 代表价格对有效需求的弹性，即当有效需求每1%的变动所造成的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对ep 的存在的说明构成第20和第21章的主要内容。——译者
[5] 参阅巴杰霍特引用的19世纪的成语：“约翰牛(英国)可以经受得住许多事情，但却经受不住百分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