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伊斯巴汗）

你知道，米尔扎，夏·苏莱曼 [1] 的某些大臣曾经立了计划，要强迫波斯境内的亚美尼亚人离开波斯王国，不然就得信奉伊斯兰教。按照他们的想法，在我们国内如果留有此种不忠于我教的人，波斯将永远被亵渎。

如果在这时际，盲目的虔诚被听信了，波斯的伟大就会被断送。

此事结果如何失败，人们不清楚。不论作此建议的人，不论否决此建议的人，大家都不认识这建议的后果。偶发的事件，起了理智与政策的作用，将波斯从极大危险中拯救出来，危险之大，可能甚于打了一次败仗，或失了两座城池。

人们原想排斥亚美尼亚人，打算一天之内就将国内所有商人以及几乎全体手艺工匠，一网打尽。我确信，伟大的夏·阿拔斯 [2] 宁愿斩掉双臂，也不愿在这样的命令上签名。并且，如果将他最勤勉的子民送给莫卧儿大帝或其他印度的君主们，他就认为割让了半壁江山。

我们那些热诚的伊斯兰教徒加于拜火教徒的迫害，使他们不得不成群结队逃往印度，致令波斯丧失了这一如此勤于耕种的民族，这民族曾用自己的劳动，独立战胜我们土地的贫瘠。

于是对于虔诚的人们，只差第二件事没有办：那就是摧毁我们的工业。通过这办法，国家势必不推自倒，而且在不能避免的牵连中和国家一齐倒塌的，还有人们本想使之繁荣的宗教。

如果应当作没有成见的理辩，米尔扎，我不知道在一国中有数种不同的宗教是否更好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被宽容的宗教中的人，在平常情况下，比活在统治宗教中的人，对于祖国更有用些。因为，前者在社会上没有尊贵的地位，他们不能以豪富阔绰来露头角，他们倾向于用劳动来取得财富，倾向于从事社会上最艰苦的职业。

况且，由于任何宗教都含有对社会有利的教训，最好任何宗教都热心地被遵奉。可是，什么东西比宗教的多种多样更能激发奉教的热忱呢？

竞争者之间是最不互相原谅的。嫉妒之心影响到个别的信徒：各人战战兢兢，惟恐一举一动有辱本宗，而令异宗得以鄙视本宗，并对本宗作毫不宽恕的检举。

所以人们一直注意到这一点：将一个新的宗派引入国内，纠正旧有宗派的种种过分之处，这是最有把握的方法。

人们徒然说，在一国内容忍几种宗教，对于君主不利。若全世界的教派齐集一国，对于君主将毫无损害，因为没有一个教派不主张服从，不倡导驯顺。

我承认各国历史充满着宗派战争。但是，其中有一点十分值得警惕：宗教战争之所以发生，并非由于宗教派别繁多，而是由于不宽容精神，这种精神鼓动着自以为居统治地位的那一种宗教。犹太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就是这种劝教热，这热狂像流行于民间的传染病一样，从犹太人身上传染给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这令人晕眩的精神之发展，只能看作人类理智的完全抹煞。

因为，归根结底，即使引起别人良心痛苦，并不算不人道；即使不至于发生在这方面可能萌芽的千种不良效果之任何一种，也必须是疯子，才这样强迫别人改信宗教。要想叫我更换宗教的人，毫无疑问，他自己决不更换自己的宗教，即使别人强逼他。因此，他觉得奇怪的正是我不愿意做一件他自己也不愿做的事，哪怕以全世界和他交换，他也不干。 [3]

一七一五年，主马达·巫拉月二十五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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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苏莱曼，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苏丹，一六六六年至一六九四年在位。

[2] 夏·阿拔斯，即伊朗萨非王朝中兴的君主阿拔斯一世（1571—1629），号称大王，一五八七年至一六二九年在位。

[3] 在这封重要的信中，作者再次申述他的宗教上的“宽容主义”：各种宗教和平共处，互不干涉，互相尊敬。同时，这封信直接影射《南特敕令》之废止。《南特敕令》是法国历史上贤明的君主亨利四世（作者在信中以夏·阿拔斯影射亨利四世）在一五九八年颁布的，它准许新教在法国合法传布，因而结束了长期的宗教战争，对于人民非常有利。一六八五年，法王路易十四受了旧教（天主教）的影响，宣布废除《南特敕令》，重又开始了旧教对新教的迫害；当时大批新教徒逃亡到国外去，其中有许多手艺工匠、企业经营者，法国工商业一时受了明显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