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横穿过营地，走过一栋栋楼，到了28号楼，在走廊里等着。这是一条长长的混凝土走廊，墙面刷成白色，两边都是门，门上挂着：流动医院、办公室、手术室、耳鼻喉科室、x光室，还有很多别的牌子。走廊的中间是一个水泥楼梯，通往二楼。

几分钟后，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把他们带到走廊深处。毛玻璃门上写着“住院部”，这是一个大房间，基本上像一个大厅那么大，只有一半地方摆了床位，另一半摆了几张长凳，一个体重秤和一张大桌子，桌上堆满了书和纸。每个被医院接收的人都要在这里注册，不管是病人还是工作人员。

一个又矮又胖的波兰人接待了他们，他吼道为什么他们看着这么脏，然后让他们全都脱光，指给他们一张床。这床有三层，汉斯光着身子躺在上铺，盖着两层薄薄的床单。他试图让自己尽可能地卷进床单，因为稻草铺上的草扎得慌。他刚躺下，就进来了一个人，爬上他自己的床，他大概30岁，圆脸，戴眼镜，眼镜很任性地挂在鼻子上。

“你叫什么？”那人问道，“你是医生吗？”

“是。我叫范达姆，你呢？”

“我叫德红德[1]，我已经在这儿三个星期了。上周我就在营地医生那边，那边接收了我，现在我在护士备选名单上。”

“你在哪儿上的学？”汉斯问道。

“在乌德勒支，我学儿科临床的。”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什么都做。他们每天给你安排各种杂活，你到时候就知道了。挺恶心的工作，跟尸体打交道什么的。你没有衣服吗？”

汉斯还真没有，这得明天才能再想办法了，德红德会帮他。

“你知道这边的女子楼吗？”

“知道啊，”德红德回答，他明显神情紧张，“那是10号楼，我妻子也在那儿，她也是医生，三周前她到的10号楼。”

听到营区里有荷兰医生，汉斯还挺高兴的。他说了弗里德尔的事，说她也去了10号楼。

“嗨，”德红德说，“看看她在那能做些什么吧。”

“什么意思？”

“萨缪，在那工作的一个教授，跟我保证说他不会拿我妻子来做实验，因为她是医生，或许他想帮做医生的妻子一把。”

“他们会对这些女人做什么？”

“那你得自己问萨缪了，他每天都过来。”

“我能见到我妻子吗？”

“很难。他们要是抓住了你，那你就倒霉了，得坐牢，要是能用一个25就了结，你就算是走运了。”

“什么意思，25？”

“哦，就是他们给你上的刑。屁股上打25棍。”

汉斯微笑了下。他倒不是很怕这个，不被人发现就好了嘛。况且，为了能见弗里德尔一面，付出任何代价他也在所不惜。德红德答应他第二天晚上带他一起去。然后就九点钟了，熄灯。

不过房间里并不暗。28号楼是这一排的最后一座楼，住院部在电网这头，沿着电网的灯亮了起来，每隔一根混凝土柱子，就有一盏很亮的灯，所有靠近电网的东西都被照得一清二楚。

一排排的照明灯，中间夹杂着红色的指示灯，这景象很是壮观。灯光照进了房间，照在躺在住院部等待第二天见营地医生的病人身上。

汉斯不想再看到这灯光，这让他感到害怕。他闭上眼睛，但却忍不住不停地看，仿佛是在逼迫自己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紧张起来，辗转反侧，但是灯光一直跟随着他。他把床单蒙在脸上，但还是躲不开那灯光。灯光穿透了一切。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可是在集中营。不论你是把头转向一边，还是蜷缩进床单里，这个念头都在那里。不管你尝试想些别的什么，这个想法都超越一切，就像那电网上的灯光一样，不管你看向哪里，它都会跟着你。

汉斯哭了。不是那种小孩子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的号哭，这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无声哭泣。他的内心没有波涛汹涌，他只是单纯地感觉到悲伤满溢，化成眼泪蔓延开来。

不过好在他很累，累极了。他不再擦去眼泪，也渐渐感觉不到自己在哭，他的意识慢慢地消失了。

在集中营里，每个人每天都会有几个小时是幸福的。灯熄了，电断了，电网被切断了。这样他们的灵魂就可以从疲惫不堪的身躯里释放出来。夜晚，囚犯们进入一座王国，那里没有党卫队，没有楼长，也没有囚监。那里只有一个统治者：伟大的愿望；那里只有一项法律：自由。

生活是一个循环，由两个时段组成：晨钟到晚钟，以及晚钟到晨钟。晨钟一响，感官苏醒过来，和灵魂交织在一起：天堂时刻结束了。

[1] de hond在荷兰语中，本身是“狗”的意思。不过后来也被人拿来做姓氏。就像中国姓牛、苟一样，在读音上会有一种谐音效果。这里保持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