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响了半个小时之后,第一批病人来了。汉斯从床上可以看到整群人。
人们在外面脱掉衣服,将衣服捆在一起,要把外套上的编号露出来,然后光着走进大楼。他们在浴室洗澡,编号写在他们胸口,这样营地医生可以很快看到他要给谁看病。
人们从浴室回到住院部,注册,然后等待。大概有60个人。七点钟,所有人都洗好澡,注册好了,但是营地医生十点钟才上班。就算如此,也没人觉得无聊。大多数人都因为可以一天不用干活而沾沾自喜。有些人则是病得太厉害,无暇顾及无聊不无聊了。他们得以坐在为数不多的几张凳子上,此外也没人搭理他们。有些人发烧或者哪里疼痛,但是没人帮得了他们。他们必须先看营地医生,在这之前谁也不能给他们拿药什么的。
九点半,汉斯和范里尔——那个实习医生要起床。他们也得去见一下营地医生。用这种面貌出现在未来的上司面前有点诡异,不过反过来想,穿那件脏衣服去自我介绍还不如光着呢。走廊里有人开始喊:“看病的可以进了!”
先进去的是德意志帝国的人。他们虽然也是囚犯,但在这个大多数是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营里还是有一定特殊地位的。德国人之后是波兰人和其他的“雅利安人”,最后才轮到犹太人。
人们穿过走廊,小跑着跟着前面的人进入流动医院。这里看起来还不错,屋子中间半米高处挂着一根金属杆子,病人都要待在这后面;护士站在杆子另一边,身后是张大桌子,上面摆放着包扎伤口之类的东西。
玻璃墙后面有一张办公桌,桌边坐着文员,把所有来过流动医院的人写在信息。他一般会不定时出现在营卡上。
现在没有病人,没有护士,只有营地医生和一个党卫队队员,即党卫队下级小队队长;还有两个波兰囚犯——一个是波兰的营长[1],囚犯医生的头儿,另一个是住院医师。这两个波兰人前一天晚上已经把需要党卫队医生看病的人检查过了,现在要把他们的情况和营地医生讲解一下。
所谓讲解,和身体状况没什么关系,也没有陈述,无须讨论,更用不上检查。快点,再快点,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队长可没有时间,从来都没时间。念一下卡片上的诊断,扫一眼病人,答案就有了:住院或者免除劳动。后者,病人可以几天不用工作,但是还是要待在营区。符合这类情况的主要是不需要住院,但是还无法工作的人,比如手指受伤或者腿上生疮的。
但是犹太裔的病人多半需要住院,因为他们的总体状况都非常差。他们一般都被分进最辛苦的劳动小队,外面没人给他们寄包裹,楼里面放饭的时候,他们的食物也大多被楼长据为己有。
住院,住院,免除劳动,住院。短短几分钟,整个一排都交代完了,最后,剩下汉斯和范里尔站在那里。
“这俩是医生,昨天送过来的。”波兰医生说。
营地医生点了点头:“分配下去吧!”
然后就结束了。两人回到了住院部,又得去床上躺着了。汉斯很高兴,这起码是一个机会,医院里的生活和外面的建筑工地肯定很不一样。被接收住院的病人被护士带去外科、内科和传染病科几个不同的病区,其他人去外面穿上衣服,免除劳动的可以拿一张请假条回去给文员。
德红德来接汉斯和范里尔,他们走了出去。
外面还有被接收住院的人之前脱下来的衣服,几个护士正在拆包裹,把值钱的东西从兜里掏出来,看着还不错的衣服被扔在一边,剩下的就扔到一个小车上,他们可以从车里找找看。
没一会儿工夫,他们也换上了还算能穿的衣服。竟然还捞着了一双皮鞋,虽然破烂不堪,但是走起路来比木头凉鞋舒服多了。
不过他们现在有了衣服,就得开始干活了。很快,就有人让他们先把这车衣服送到消毒室去。
消毒室的囚监站在门口,他是这个小木屋里工作的12个人的绝对领导。这两个新人到达的时候,他嘲讽般地鞠了个躬。
“两位大人,请问来自何方啊?”
范里尔礼貌地回答:“我们从荷兰来,先生。”
囚监笑道:“那你们很快就会死了。荷兰人到这边几周之内就全都玩完了,你们的身子太金贵了,没法工作。”
汉斯耸了耸肩,仿佛想说:我们走着瞧。
这时,大蒸汽炉打开了,滚出来一辆装着消过毒的东西的车。
“赶紧的,卸货吧。”
他们把东西卸下来,很烫,特别烫,这些衣服的温度和开水一样。水蒸气从各个角落散发出来,灼烫着他们的手。他们在沸腾的空气中无法呼吸,一瞬间汗水就开始往下滴。
但是囚监不断地催促着,一旦他们想停下来缓口气,就马上被推一巴掌,囚监咆哮着:“快点,蠢货!”
所有的衣服都从锅炉里拣出来了,正当汉斯晕乎乎地在房前喘气的时候,有人友善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是一个波兰犹太人,也在消毒室工作。
“我们囚监是个好人,是不是?”
汉斯不解地看着他。
“你看,他和你们开着玩笑,但是你不知道营地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在这儿很久了吗?”
波兰人指了指自己胸口的编号:62,后面还有三个什么数字。“我在这里已经一年半了,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现在这里就跟疗养院似的。打人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如果你不是朝圣者的话,你就没有危险。”
“你说什么,什么朝圣者?”
“啊,你还真是个新人。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些去麦加朝圣的人,骨瘦如柴,筋疲力尽,看着就和甘地似的?我们把瘦弱成那样的人叫朝圣者。”
汉斯明白了。“他们会怎样?”
“他们已经干不了活了,要被送到火葬场,和以前情况不一样。我在比克瑙干过活,那时候,如果分了小队,假如囚监带着‘270个铺路工人’来报到,党卫队队员说‘多了40个’,那他们就要保证那天得有40个人被处死。晚上我们回来的时候,闻到的就是白天多出来的那些人的烤肉味。那时候没人问他们是不是朝圣者,好几千人就这么丢了性命。如果有人侥幸逃过了,则会有另外一种死法。打个比方,早上八公里过去,晚上八公里回来。一整天都在水里挖碎石头,有时候水没过脚脖子,有时候直接没过腰,快入冬那时候我们经常回去的时候衣服都冻成钢板了。还有就是打!你别以为可以偷偷倚在铁锹上休息一分钟,马上就有党卫队队员过来,他们知道怎么收拾你。你看。”
说着他把腿露出来,一大块伤疤,还有左手的两根指头已经没了。“那是一顿痛打,我朋友干活的时候抽了根烟,我问他能不能给我抽一口。就在他准备把烟递给我的时候,哨兵过来了。他用步枪的枪托打我,我挡了一下,手夹在了枪托和墙中间,第二下是冲着我朋友去的。我们晚上是拖着昏迷不醒的他回的营。本来他或许还有救,但是那天晚上点名点了很久,足足三个小时,这期间他就只能躺着。”
“为什么没人帮他?”
“因为点名嘛,人数必须对得上。不管你当时什么惨状,都得被算进去。”
雅克,这个波兰犹太人,看着左手的几根断指,不再作声。汉斯环顾四周,忽然吓了一跳。消毒室的斜对面有一座楼,窗户上钉着铁丝网,他看到铁丝网的后面有女人的身影。没错,那上面写着10号楼。那就是女子楼了。
雅克看到了他的惊讶。“你站那儿看什么呢?”
汉斯支吾道:“我妻子应该在那里。”
雅克惊喜地问道:“你妻子是昨天过来的?那就是了,兄弟,你可真是个幸运儿。”
“我能见她吗?”
“晚上吧。有风险,但是你总得付出点代价。”
这时候,和他们一起来送衣服的护士走过来了。
“该回去了。”
一天到晚忙的都是没用的事。总有一张床上落了一根稻草。总有一扇窗子上有一块污点,那就找点破纸来擦一擦。挺无聊的,但是汉斯也不抱怨。他再次想起外面的工作机器,想起自己,每当毫发无损地度过一天,就离终点更近了一天。
汉斯想起了卡尔克,一个来自海牙的医生,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见过他,他是自家亲戚的家庭医生。他现在在21号楼工作,外科医生楼。他之前过来打听了一下新来的荷兰人都是些什么人。“小伙子们,”他对汉斯和范里尔说,“你们一进来就会感觉到这里给你们的当头一棒。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
“您在这里多久了?”
“我来了三个礼拜了。前两个礼拜我在住院部这边,后来被派去了21号楼。”
“您帮他们做外科手术吗?”
卡尔克迸发出一阵笑声:“是啊,先对厕所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的解剖研究,然后我就可以开始打扫了。你可不知道那活多复杂多有意思。每天你要擦四次地板,每隔一天用沙子洗一次马桶。我打扫过的厕所简直令人赏心悦目。我负责两个厕所:一个给病人用,一共12个马桶,分两排放;还有一排六个马桶的,给工作人员。小厕所里还有一个专属角落,给重要人士,比如楼长和营长,据说还有营地医生,不过我还没见过。他每天也就在营里待半个小时,这么点时间他还是憋得住的。他要是和囚犯们共用一个厕所,那才奇怪了呢。”
汉斯喜欢卡尔克欢快的语气,继续问道:“您能吃饱吗?”
“现在还行。喝汤的时候可以再领一轮,我能喝一升半。要是你正式被分配了,每周两次可以多分点面包。”
“您现在在这儿具体能分到多少吃的呢?”范里尔问道。
“每天能有一升的汤和一份面包,每周可以分到两次40克的人造黄油,有两次可以分一勺果酱,还有两次可以分到一片40克的香肠。不过别想得那么好,黄油只有15%的脂肪,其他都是合成剂,香肠也只有一半是湿漉漉的马肉做的。”
“这些加在一起能有多少营养成分,多少卡路里啊?”
“我粗略地估算了下,”卡尔克说,“汤没有多少热量,一升也就150~200千卡吧。所有加一起,每天大概能吃下去1500千卡。这肯定是不够的。光待着,身体就需要消耗1600千卡热量。所以就能明白,一个在这要卖力干活的人,很快就瘦成朝圣者了。”
“但你看那些护士,他们看着都挺好的。”汉斯反驳道。
“没错。不过首先他们大多是波兰人,能收到包裹;其次他们一般都是大组织者,或者换个词,小偷。这么和你说你可能还不能马上明白,观察几个星期就知道了。护士负责发汤。病人拿到的是上面的稀汤,汤里面的土豆和豆角什么的,都被护士自己留下了。”
这时,进来了一个高个子男人。他年纪挺大了,绝对超过了60岁。他走路有点驼背,鼻子上架着个很老气的长柄眼镜。
德红德跳了起来:“教授下午好。”
汉斯知道了,这就是萨缪教授。他做了自我介绍,等着看对话怎么进行。都是些标准问题:什么时候来的、政治新闻什么的。汉斯讲了他来奥斯维辛一路上和进来之后的事,还特意强调了一下弗里德尔。
教授心领神会。“确实,我已经和几个新来的荷兰女人说过话了。范达姆这个名字我没印象。您可以去窗户边和她亲自说话,不过要小心。我会和您妻子问个好的。”
汉斯想问教授能不能帮他捎个纸条,但是他忍住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问。
“您经常去女子楼吗?”
“每天都去,我在那儿工作。”
汉斯假装自己不知内情。“您是那些女人的主治医生吗?”
“完全是,我有几项任务要完成。那里的女人准确来说算是学习材料。”
“对她们来说岂不是挺不好的?”
教授辩解道:“不太美好的实验肯定是有的,有的可能还会对妇女身体有伤害,但是我的工作跟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成功地引起了党卫队对子宫的形成这个研究的兴趣。所以我可以用很多女人来做实验,如此一来,她们就不用参加那些其他的不好的实验了。”
汉斯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这位教授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心,他还保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不想表现出来,他毕竟还有求于他。
“您自己评判吧,”萨缪补充了一句,“我从我的女实验者的宫颈里取一块黏膜。然后用显微镜观察样本。我们在一定比例的女性身上发现了某些组织异常。她们的细胞构造和一般的女性相比有很大差异。我相信这些细胞以后会变成癌细胞,希望能用这个方式找到肿瘤生长的原因。”
从教授所说的来看,这些实验对女人们并没有很大的伤害。不过汉斯不懂这一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日本的研究人员曾经用焦油产品擦拭小白鼠的皮肤,并准确追踪了它们的组织变化。实验的结果是人工制造了癌症。所以焦油里含有致癌物,就是让人得癌症的物质。顺便一提,这一点医生也从日常经验里差不多总结出来了:经常抽烟袋的人更容易得唇舌方面的癌症。以前人们以为那是吮吸造成的,但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烟管里的焦油才是癌症形成的原因。
其实,汉斯觉得,在任何条件下,违背人们的意愿对他们进行活检都是违法的,这个和实验是否有用无关。不过他无法评价,因为他对事实还不够了解,而且他的心思也不在这些事上。“新来的荷兰女人们也要被做实验吗?”
“毫无疑问,”萨缪答道,“不过我倒是可以帮帮您的妻子。我可以把她放在我的名单上,这样她就不会落在别人手里,我尽可能不去动她。”
汉斯谢过了教授。他稍微松了口气。当然,他不知道这句承诺有多少价值,但是这起码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弗里德尔暂时安全了。
[1] 这里的营长也是囚犯,可以对他的下属囚犯进行“纪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