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支付工资有关的数字总是需要大量的解释，因为无论它们是元还是分，亦无论其计算得有多么精确，它们通常都会给那些生活在不同价值标准国家中的人造成误导。当习惯于接受高工资并且愿意为他们认为是必需品的东西支付高价的美国人推断这些数字时，这一点就显得尤其正确。

例如，当我告诉美国的朋友，我每月支付给老房子里的仆役大致相当于7美元的薪水，这点儿钱他除了需要解决自己的穿衣、吃饭问题外，还要为他年老的时候准备一些积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朋友中的许多人把我当成了一头毫无怜悯之心的野兽，就如同我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之前的奴隶主。幸运的是这名仆役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认为自己拥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从他开始跟着我就获得了丰厚的薪水。他在为我打工的12年里，工资增加了两倍，达到了每月7美元的水平。这比其他苦力的薪水要多得多，他简直成了康诺特路周边的佼佼者，周围的朋友都很羡慕他。他工作的时间很长，早晨五点钟就起床了，一直忙到晚上九点，有时甚至会更晚一会儿。

这名仆役并不是一个穷人，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下贱的、过度劳累的或贫困潦倒的人。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按照他的标准他穿得也很好，而且以他的方式来看也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因为他把少量的钱以高额的利息借给了其他的佣人。我毫不怀疑，假如我在任何时候迫切需要一百块中国的大洋，他会为我把它们从埋藏的地方挖出来，并以对他来说非常低的利率借给我，也就是说一个月不超过两个或三个百分点。

每年他都要花两周的时间回宁波市附近的老家省亲，和亲戚们畅聊，注视着他正在为自己建造的坟墓而感到心满意足。在这些场合，我会用自己的小汽车把他送到船上，这样他的出现就会引起其他乘客的羡慕，在人群中大家不免会高看他几眼，为他开启一段凯旋的旅程。在这样的事情上我的妻子比我更加体贴，通常还会额外地给他两块大洋。除了回乡省亲这两笔不大的开支之外，他还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还有他离开时替他干活的临时工的工资。他回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两手空空，总会给我们挑选一些礼物，通常是一对儿鸡，但偶尔也会送一对儿他很中意但其实非常难看的饰品。在他的街坊四邻们享受着富裕生活的那些年里，亲戚朋友们也送给他许多类似的礼物，以此来表达对这位慷慨地把自己不菲的收入分享给众人的老板的感激之情。

现在，你可能会问一个人每月挣7美元，不仅要解决吃饭、穿衣以及养活自己的各种问题，还要把节余下的钱积攒起来使之变成一笔小资本，他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难。首先，7美元并不是他收入的绝对上限。废纸、空瓶子和其他东西的零头碎脑，这些在美国会被扔到垃圾堆里的杂物都被他捡了出来，这可能给他增加1美元的收入。其次，生活中的铜器、银器、鞋油等物品的购买数量与它们的实际耗费之间总会有细微的差异，如果按照这种有利可图的方式来进行窃取，那么，如此巧妙地做事也让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怀疑它。最后，我们的客人偶尔还会给他一些小费，而到了中国春节的时候还会发给他一笔额外的月工资作为年终奖。总而言之，他实际的月收入可能已经接近10美元了。而他作为一个放债人所获得的收入就更加重要了，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动用这笔钱来支付日常的开支。

为了完全清楚地说明他的经济状况，还应该解释一下他是不需要支付房租的，因为他住在一间狭小的佣人房里。他也不需要支付照明、供暖或饮水的任何费用。他使用电灯的时候非常少，因为他不读书，所以宿舍里的一个小电灯泡就足够用了，甚至可以说几只健全的萤火虫就足以满足他所有的实际需求。他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一旦醒来就是他的工作时间，他围着舒适而凉爽的房子忙里忙外。除了最寒冷的天气之外，他每天都会趁着夜色的遮掩，在菜园的院子里沐浴，他脱去衣服，用洗衣肥皂擦洗身体，然后把一桶桶的水倾倒在自己身上。

我们给他提供了工作的围裙以及非常适合他的其他外套，因此他在衣服上的花费大大减少。他只需要为自己准备内衣和所谓的礼服，那是一套西装，他会每个月穿着它到澡堂里去理发，然后再美美地泡一个热水澡，一个月积攒下来的八卦消息足够让他摇唇鼓舌地说上半天。虽然我的太太支付给他治疗小灾小病的钱，但他从来没有在医生或药物上花费任何费用。而当他得了重病，我们会把他送到医院。

总而言之，这位佣人拥有相当不错的生活条件。因为他的生活开销仅限于食物、最低限度的衣服和一些奢侈的享受，包括他的年假旅行以及对那块最终埋葬他的风水宝地的看护照料。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不得不靠每月微薄的收入来完成这一切。“他是怎样做到的呢？”我那些震惊的美国朋友们问道。让他们理解金钱只是一种交换的媒介总是非常困难的。

这名仆役总是根据辛苦挣来的钱量入为出地购买东西，在中国他要买的东西总是很多。首先考虑衣服的问题。除了一些他已经穿了十来年并且很可能直到他死之前还在履行其使命的丝绸衣服，他穿的一直是全棉的衣服之外。一套完整的衣服包括衬衫、裤子、袜子、鞋子，还有夹衫或外套也都是用棉花做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还要或多或少地选一两顶有檐或没檐的帽子。对他而言，礼帽与丝绸的长袍都属于同类的奢侈品，因为他只有在每月理发的时候才戴一回礼帽，再有就是他度年假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包括帽子在内的整套服装用四美元就足以买到了。他从来没有衣衫褴褛，对他而言或许每年更换一次行头也是必需的，这样他每年的服装开支就会达到五美元，即便如此，衣服的开支还是远远低于他一个月的收入。

对他来说，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吃饭了。当然，在中国的这个地区，主要的食材就是大米。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绿色蔬菜，尤其是中国出产的菠菜，品种繁多。他吃的蔬菜大多是凉拌的或腌制的，例如凉拌的芹菜，就是在这些相当单调的菜肴中加入一些调料，一般来说总会加入一种瓶装的黄豆生抽酱油，而这种酱油可以说是“伍斯特郡辣酱油”的老祖宗了。偶尔，饭桌上也会增添一些因为尽是鱼刺而很廉价的鱼类，然而，许多最美味的鱼都是这样的。这名仆役偶尔也会吃我们桌上剩下的一些食物，尽管他被告知要把这些东西扔掉。总的来说，他食物账单的金额不会超过每个月三美元，因此上刨出他购买了生活所需的必需品、食品和衣物的费用，再加上他每月奢侈地去一趟理发店，还有休年假的开支，依我估算他的实际花销仍然控制在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下。当然，我想没有人会比这更节省了。

我必须承认，自己为了证明中国人能够依靠非常微薄的工资过上健康、舒适的生活而勾勒了一幅图景，但这幅图景并不适合于他们民族中的大多数男人。因为我的这名仆役并没有结婚，尽管要赡养自己的老母亲，但平时的花费还可以控制得如此之低。此外，他日常生活中对自己非常吝啬，当然更不会沉溺于任何放纵的生活，比如一个月购买好几次几盎司的猪肉。但不管怎么说，他在食品和服装等生活必需品的花费还是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其他人需要的相当准确的标准。

但就福利而言，如住房、暖气等，大多数中国工人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其中有一部分人生活的条件稍好一些。中国绝大多数员工和我的仆役差不多。他们要么是商店的雇员，要么是小工厂或家庭的佣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受到了比我的仆役更慷慨的对待。他们获得的工资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所有的中国商店、家庭作坊以及大量的小工厂，都为他们提供了住所、一日三餐以及作为年礼的服装。

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工薪阶层中，数量最少的是工厂的工人，也就是那些每月领取固定工资，同时又不得不从中支付各种费用的工人。但不管哪种形式的工人都能得到这种或那种额外的好处。据我所知，上海没有一家工厂里的工人没有得到工资之外的补贴。这些补贴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我认为最有趣的是一家英国烟草公司每周发给每位雇员200支一条的工厂自制香烟作为补贴。美国一家制作皮带的公司，其福利是让员工用皮革为自己制作鞋子。如此做法让员工们回到了古老的农业雇佣传统中，每个受雇于农场的工人都能以这样的方式分享到农场的繁荣。

近年来，共产党人试图组织起中国的工人，但是收效甚微。中国工人仍然深受家族制度的影响，以至于他们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家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共同的责任观念被打破之前，任何革命的思想要想在中国获得一个立足点的机会都是非常渺茫的，而要在不久的将来打破这种共同的责任观念又是很难实现的。

我上边所叙述的这一切并不是对低工资的辩护，而是试图解释低工资对于生存的意义。一般来说，中国员工对工资意义的理解与我们的理解并不相同。对他们来说，和平、舒适和安全比他们实际能获得的工资本身重要得多。一名中国雇员仅仅因为在其他地方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而辞职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但是一个工人在没有其他直接的就业机会，只是因为一些人对他的轻视或不满而辞职的情况却也并不少见。在上海的工厂中，有许多相当拙劣地组织起来的工会，在过去的十年中也发生过大量的罢工事件。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罢工中的很大一部分与工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许多组织起来的罢工都是要求解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工厂解雇了一名颇受人们喜爱的领班，或者是禁止工人在工作时间吸烟。

中国的工薪阶层还没有学会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自己的劳动之上。他们仍然认为就业不过是解决维持生计这一最紧迫问题的手段。在现代社会关系的概念中，他们也没有取得足够的进步来忘记旧的宗族制度，在那个制度下，儿子要为父亲工作，而父亲也相应地为儿子提供各种支持。结果是当一个中国人被问及他想要得到多少工资的时候，他总是窘迫不安的，他不是考虑自己工作赚钱的能力，而是盘算着自己未来的雇主支付工资的能力。

在冬季农闲的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农村妇女涌向上海来寻找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就业是暂时的，因为一旦家里的农田需要她们，妇女们很快就会回到农村去做对她们而言更重要的工作。男人和女人一样，想要留在家里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很少有人仅仅因为可以在其他地方赚到更多的钱而离开家，他们定居在上海也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这个国家过剩的人口可以从那些职业介绍所的数量得到很好的说明，许许多多的蓝领妇女挤在这些介绍所里，日复一日地耐心等待着工作机会。

这些农村妇女穿着打扮看起来一模一样，可以推测她们大概也经过同样的培训，具有同样的能力，但是在工资的标准上有四个明显的等级，工资的高低不是由佣人的能力决定的，而是由雇主的国籍决定的。众所周知，支付工资最低的就是中国本地人，即出生在上海或者邻近地区的人。支付工资略高一点儿的人是广东人，虽然他们有着纯粹的中国血统，但他们被中国其他地区的人看作是假洋鬼子，就像一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北方人，在南方腹地会被看作是一个奇特而怪异的生物一样。工资再高一个层次就是日本的雇主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来说略显陌生，但相对容易满足，因为他们在清洁问题上不像其他外国人那样苛求。给付薪金最多的是其他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雇主的总和。在每一个大的等级分层中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例如，一位受雇于英国警官的厨师，不会奢望能够得到银行经理家支付的工资。在各种情况下，对工资水平的要求和期望都取决于雇主的支付能力，而不是雇员挣钱的能力。

这些工资的等级已经按照旧的习惯固定下来了，没有什么可以加以改变。一个受雇于外国家庭的女佣没有经过任何培训，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完全不能胜任她的工作，但她或者其他的中国人从来不会去考虑像她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够得到服务于外国家庭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女佣所应得到的全部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