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前几代拓荒的祖辈们繁衍下来的后裔，他们获得了尽可能广袤的土地，并且在那里建造起自己的家园。他们总是喜欢在即便距离他最近的邻居也有几英里远的地方生活。无论是森林里的小木屋，还是平原上的庭院、住宅都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单元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孤立和隐私变成了一种令他们痴迷的时尚，以至于现在成为一种令人珍视的传统。我的一位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大伯，起初移居到了密苏里州，随后迁徙到了东德克萨斯，因为他原来居住的两个州住户变得越来越稠密。他在德州生活了很多年，直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买下了三英里之外的一个农场，并在那里盖起了一栋房子，成为距离他最近的邻居。于是，我的这位大伯就又一次卖掉了他的房子，搬到了西德克萨斯，并在那里住了20年，在他的新居附近方圆10英里之内你找不到一户邻居。在一次偶然的家族史研究中，我探究了他几次迁徙的原因，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他待过的每个地方都渐渐变得“太过拥挤了”。

我伯父的许多直系或旁系的后代，如今都住在单元房或者公寓里，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完全失去了许多美国人所共有的对隔离和隐私的渴望。尽管公寓房正显而易见地日渐流行，但却是人们不得不勉强接受的一种无法规避的恶。我经常想，公寓里的居民为什么会大谈特谈其寓所是何等的舒适和美丽？其原因可能是他们有着很复杂的自卑感。他们私下里感到羞愧的是自己并不是生活在令人自豪的独立住宅里。

在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纪录中，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家园。土著的部落逐渐被驱赶出去，组成中国的广袤疆土被来自黄河流域的人民所控制，但却很少有独立的拓荒者。中国人成群结队地以宗族而不是以家庭的形式进入了蛮族统治过的地区。随着国家的拓展，中国的森林中也出现了许多砍伐后的空地，但那里却从来没有建起过什么独立的小木屋。拓荒者会砍伐树木，耕种土地，但他将自己的房子建在村子里边。这个村庄可能有几英里远，但自家周围都是家族拓荒者的住所，并且还有一堵保护墙包围着。两千多年前，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如今的美国公寓差不多，但社会环境却大不相同。在中国住在拥挤村庄里的人基本上都是亲戚，都是同一家族的成员。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一个陌生人试图在村子里安家，他的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得到那里整个宗族的认可。如果失败了，他就只能继续迁徙，因为这里没有他的立锥之地。

这种亲仁善邻的关系渐渐地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国人养成了在人群中生活的习惯，学会了如何适应并喜欢上拥挤的环境，就像他们现在一样。一个中国人在大杂院里租了一间房子，发现这里紧邻间壁地同时住着三四户人家，他们对他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他并没有觉得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妥，也从不抗议。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社会阶层大体相似的美国人会觉得这样简直无法忍受，但中国的租客却会拍手称快。因为他不必担心自己会孤独恐惧，这里有许多邻居，大家很快就可以成为朋友了。当大家伙在无意中听到、看到他的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平等的，他也会窥探到别人有趣的隐私，并且有了说不尽的话题。

美国人宁愿忍受种种不便也喜欢住在郊外，因为那里给他们提供了安静和隐私的环境。但人们在上海这样的中国大城市附近会经常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比如，一幢地处郊区的出租公寓，每户人家却像在城市的中心一样紧密地挤在一起。再比如，同样令外国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是他们发现一些造价昂贵、外观华丽的中国私人住宅却常常建在紧挨着别人房屋的地方。没有一个外国人会选择在一个被廉价商店包围着的地方为自己建造住宅，但中国人不仅毫不介意，而且似乎更喜欢拥挤而不是孤立。在上海的富人中流行着一种和平时期的时尚，那就是拥有一座带着大花园的乡村别墅，但这些富裕的业主从来不在那里居住，只是在周末的时候偶尔去散散心。

在上海我从前住的房子旁边有一个避风的角落。我搬进去之前，一位给人打卦算命、代写书信的先生就在那里做了好几年的生意。他没有交过房租或者税款，但看起来他似乎和我一样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据那里。慢慢地我们成了相当不错的朋友，他发现我是一个可以为他带来益处的邻居，因为我的客人经常找他算卦并支付给他银圆，而不是像一般的老顾客支付给他铜币。在我有机会调查过这个行业的所有国家中，职业的算命师都有一个像忏悔室一样的小屋子，在那里命运的天机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被揭示了出来。但是，我的这位邻居并没有什么秘密的设备，其他中国算命先生那里也没有。他就坐在人行道边上的一个便携式小桌子旁边，在这里可能是一位怀孕的准妈妈想知道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可能是一位忧心忡忡的店主被给予如何改进商业条件的建议。当一名顾客出现的时候，附近的邻里街坊都会挤过来围观。几分钟之后，他们知道的事情就和顾客知道的一样多了。

我这位邻居的另一份职业是公共的信札书写员，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这应该是一个比算命更加注重隐私的工作，因为代写书信的人所记述的是生活中极为私密的事件，以至于都不便透露给最谨言慎行的私人秘书。但对于我这位邻居来说，那些不识字的妇女委托他给她们出门在外的丈夫写信，而当丈夫通过另一个代为写信的人回信时，她又来找他把信读给她听。在这样的场合，邻里街坊的每一个人都在倾听。

从大量通过各种方式印刷出来的文字材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在对这些日记进行更为细致的查看后，也许会得出以下结论：将这些日记最终出版才是写作它们的真正原因。我曾经阅读过大量这类日记的译本，而且还没有发现哪一本已经出版了的日记让作者感到难堪。也许所有的日记都是如此。

在中国人的一生中，他们很少能真正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私生活西与别人是相互隔离的之外，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含义，而这种情况事实上也很罕见。作为一个年青人，他所做的每件事都要经过家庭委员会的审议，即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从来没有逃脱过家庭成员对其进行干涉的命运，尽管他们说话的分量越来越轻。与此同时，他在年青一代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而且和日常打交道的亲戚的数量也从未减少。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出生在人群当中，生活在人群当中，最后还会在人群当中走向死亡。我们很容易想象，许多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从未真正体验过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而度过属于自己的一整天。除了最不同寻常的情况之外，中国人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当中，当他渐渐长大，就会陷入亲密联系的网络之中，不仅和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叔伯、姑舅和堂兄弟们，更不用说依然健在的祖父母，以及其他无数的隔代的远亲。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他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远离窥探和批评，或者逃脱亲人、朋友和邻居们那友好和善解人意的眼睛。

中国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公开的，就像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并接受观众的鼓掌或批评一样。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了戏剧型人格，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力争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烦琐的仪式和赋予最简单的动作以意义的象征主义，为戏剧天才的表演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而且中国人将它发展到了极致。现在，大多数的中国官员都穿着长裤，但在过去，当所有人都身穿礼仪的长袍时，一个官员在他坐下来、站起来，或者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的时候，务必会很夸张地弹抖一下自己那令女演员都会嫉妒的华美官服。在宴会上，一位中国的绅士在给你倒一杯葡萄酒或者从公共的碗里为你夹了一些珍馐美味的时候，总会向你以手示意。

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被教导成为不善交际、胆小羞怯的人，因为这样可能会使生命变得不尽如人意。尽管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每一个人类特征都可以在个别中国人身上找到，但是要找到一个羞怯而缺乏自信的人总是非常困难的。他们都有着在舞台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所具有的沉着和自信。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学校里学习了一首押韵诗：

你不必奢望在我这样的年龄，

就足以在公众舞台上高唱低吟。

这样的诗句在中国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每个孩子的家庭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快就能学会施展才能的舞台。一个中国人似乎不需要特别的训练，就能够在受到一丁点儿刺激之后发言。当他和你单独谈话时，可能会显得而拘谨害羞，但没有什么是比跟四五个人一起聊天更让中国人开心的事情。他掌控局面并成功吸引大家注意的方式，展示了在其他国家会被称为职业的技巧。

当一个中国人旅行的时候，他与渴望在旅途中结交朋友的美国人非常相像。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来有几位英国绅士在火车车厢里端坐了几个小时，却彼此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我们可能想象不出来几个在一起旅行的中国人，尽管不知道对方的家族历史，但只需要短短几分钟，他们就会像亲密无间的老朋友一样喋喋不休地聊天了。美国人会轻易地与偶然相识的人变得亲密无间，这往往使他们成为诈骗游戏的受害者，这也是与美国人相像的中国人的实际情况，一点儿也不需要奇怪。

中国人，无论老少都喜欢在公共场所胡乱地涂写自己的名字。许多人的所作所为远远不只是把名字涂写下来，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非常醒目，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长时间艰苦的准备工作才能实现，包括需要长距离地搬运油漆桶、刷子和梯子。中国每一座宝塔的墙壁上都覆盖着人的名字。在沿海港口及其附近，只有美国水兵在损害建筑物的墙壁外观方面超过了中国人。

在中国，即使是一个花园的主人也不一定能保证自己作为所有者的隐私，他似乎也不指望能得到它。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私家拥有的园林都是对公众开放的，任何想参观的人都欢迎。业主的住所可以保留给他个人使用，但这也并非不变的规则。游客们会经常进入接待人的客厅里闲逛，只有卧室和厨房才是客人的禁地。我曾经租住过两回有相当大花园的住宅，每一回我都发现有必要雇一个看门人，他唯一的职责就是把不速之客拒之门外。当人们看到春天里盛开的鲜花和灌木时，就想当然地认为这里会敞开大门欢迎他们进来近距离地加以欣赏。我敢肯定自己在中国邻居那里一定声名狼藉，他们觉得我抱着自己不能享用也不让别人享用的态度，拒绝让他们在我的草坪上散步并欣赏我的花坛。这让我总是有一种他们是对的而我做错了事情的负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