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人意识到要实现完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少耗费时间去争取实现它，并且还培养出一种对他人和自己在身体上、精神上、道德上的美中不足予以宽容忍耐的能力。无论小事情，抑或大事情莫不如此。中国的老百姓容忍着各种不公、痛苦、饥饿、不幸、肮脏，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相互容忍彼此。他们已经发展出了詹姆斯·哈威·鲁滨逊 [1] 先生所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竞争和相互交织的不幸所强加给他们的兄弟情谊”。他们可能和拿破仑一样不相信“追求完美是人类精神的最大弱点”，但他们并不期待任何事物都是完美无缺的，并且非常乐意在一个无可否认的不完美世界里做出最好的东西来。

为生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塑造了中国人的自私和利己主义性格，同样的现实条件也已经形成了一套彼此相处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可以使他们能够以最小的摩擦来完成各自的工作。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时常发生磕磕碰碰的行为，但在他们看来，磕磕碰碰原本就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不便之一。他们对别人权利尊重的程度常常让外国人觉得荒谬。一辆公共汽车早已经拥挤不堪了，但可能还会有几名乘客硬是挤了进来，这让那些原本已经占据了汽车所有内部空间位置的乘客更加感到不适。售票员或者一些乘客，可能就会提醒刚刚赶过来的那些人汽车里边已经挤满了，但是没有人搭理这个茬儿，还在拼命地往上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拥有坐一个座位的权利。

一个乡下人需要些额外的钱补贴家用，于是砍了一些柴火到城里去卖。他把柴火平均分成两份，挑在竹子扁担的两头，走起路来柴火也跟着他的身子左右摇摆。在一条不超过六英尺宽的街道上，这一担柴火带来了许多交通问题，尤其是当这位挑夫以一种炫耀的速度慢跑前进的时候，他肩上挑着的所有东西肯定也要跟着他穿过中国城市那并不宽敞的街道。

“小心咯！别让我撞着！借道！借道！”每走一步他都大声地喊道，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讨厌鬼。大街上的人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紧紧地贴在墙壁上，或者躲进一家开门营业的小商店里。总是有人会被撞到，甚至有些人的衣服会被撕个口子，但没有人会特别地在意。装在巨大筐子里的鸡蛋也以同样的方式运输，而且很少有破损的情况发生。每个人都纷纷地给挑着鸡蛋的脚夫让路，尊重他通过街道的优先权利。

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似乎没有任何道路通行的规矩，因为人们靠右或者靠左行走完全取决于自己怎样才更加方便。但事实上中国农村有一条非常合理的规则，也是在一个所有交通事宜只涉及行人的地区唯一需要遵守的规则，那就是把道路的优先通行权给予负重的挑夫或者其他行进过程最困难的人。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官吏，即使他们正行进在公务差旅的途中，当看到肩挑背负重物的苦力时也会忘记自己的身份，躲到路边为苦力让出道儿来。

在狭窄的水道里，船夫们在距离还很远的时候就开始互相喊话，详细地告诉对方自己运载的什么货物以及它的重量。这其中可能有，而且很可能会频繁地发生欺骗，但是这种相互交换信息的目的是确定一下哪条船拥有通过的优先权利。溪流与运河上的规则是，哪艘船的重量更轻，更容易操控，它就必须为较重的船只让路，尽管这一过程可能会减慢整个小型船队行进的速度。因此，那些满载着建筑石料等笨重物资的慢吞吞的驳船，却比其他所有船只都拥有优先的通行权。这让外国人感到很有趣，因为他又在自己收集的各种奇闻趣事中添加了新的一则，在这个奇怪的国家里，许多事情都是在这种看似混乱的状态下完成的。

在这些拥挤的水道上，船叉在一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经常会导致整个交通的瘫痪。对于那些临时来华的外国观察者而言，这种混乱的状况看起来毫无解决的希望。除非彻底毁掉一两艘船，否则麻烦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或许这个时候一位官员的存在是十分有益的，比方说水上交通警察，但遗憾的是没有，船夫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遇到的困难。每个人都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发布一些根本没有人会稍许在意的命令。即便如此，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似乎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安排，一些船驶出了河的中心，停泊在岸边，而其他的船只则缓慢地向前开进。在混乱中，任何一艘船不遵守规则都可能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每一艘船的移动都是经过严格控制的，很快船只就像事发前一样穿梭移动了。

尽管这种说法可能会令我们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但事实上中国人认为所有的外国人普遍缺乏教养，并且当我们在社会场合被给予极大方便的时候，我们通常忽视了细微的普通礼节礼仪，因为他们怜恤了我们的无知、容忍了我们的无礼。在许多情况下，当我乘坐的是一艘根本没有装载货物，也没有明确目的地的游艇，按常理说，无论船夫之间有着怎样的兄弟情谊，我们的船原本没有任何特权可言，但还是被赋予了一种可以优先于货船通行的权利。这仅仅是出于对外国人缺乏教养的容忍，以及他们众所周知，外国人有如果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大发雷霆的坏习惯。一些外国人认为这种礼貌是对他们自身优势的默认，但不知如此一来却给中国人增添了许多的笑柄。

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他们善于容忍的证据，即使是像家庭卫生设施这样难登大雅之堂的事情也是如此。有许多欧洲和美国的家庭主妇为了营造一个一尘不染的理想房屋而努力，许多的商人在杂志上购买广告位来鼓励这种理想，尽管他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家庭主妇们千辛万苦的擦洗和抛光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因为在这个或那个角落里总是会有一些灰尘，更不用说即便是最干净的厨房，在显微镜下也会发现成千上万的病菌了。中国的家庭主妇从不尝试去做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每个家庭，即使看起来脏兮兮、很低微的人家都在与污垢进行着实际上的斗争，但她们从未有过要将尘土完全征服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中国人达成了一个舒适的妥协，一个达到合理程度的干净房子被认为满足了所有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种要求。如果灰尘和垃圾被扫到桌子底下，那至少已经不挡道了，而且除了那些毫无礼貌的好奇人士之外是没有人会发现的。

儒家的“中庸之道”是所有中国人都遵循的原则。可以说这是一种妥协的原则，在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上，无论哪一方都不是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的。正确的路线必须介于两者之间。每一方都愿意承认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如此之多尖锐的个人和政治争议被平息的原因。毫不妥协的十字军在中国无处可寻，因为每个人都嘲笑那个认为唯有他自己才是正确的愚蠢自负的家伙。我不认为美国的两党政治制度能在这里像在美国一样奏效。一个中国人既不可能是一名合格的民主党人，也不可能是一名合格的共和党人。他永远不可能把自己融入充满争议的美国生活之中。

注解：

[1] 　詹姆斯·哈威·鲁滨逊（1863—1936），美国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