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月接着一月，直到1930年初令人震惊的消息仍在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华中和华南地区传过来。这段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不断地占领城市和乡村，被称为红军的武装力量正在迅速地崛起。

后来，地方甚至各省当局，都向南京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报告，共产党的势力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进一步的抵抗变得毫无希望。随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不断扩大，那里俨然成为天高皇帝远的三不管地界。来自共产党所控制地区的新闻很少，但偶尔会从逃到上海、广州或香港的人那里传来一些消息，那里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慢慢变成红色？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共产党的力量会在中国的南方得以发展，而不是在遥远的北方或者在东北，那里是中俄两国接壤的边界，在那里接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似乎更容易一些。

病急乱投医，绝望的人们总是尝试绝望的治疗。因为可怕的恶政和无耻的剥削，今天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正面临着如此绝望的情形，就像1917年俄国军队所面临的一样，甚至还要更加严重。

中国人民过去忍受着清王朝残暴无道的统治。由辛亥革命点燃的希望之火，在其后的19年间不断遭遇失望或者背叛，军阀们已经毁了这个国家，美国和欧洲工业文明的冲击造成经济上意义深远的混乱，传统的家训家规已经失去了从前的效力，而中国的各种宗教也不再像以往一样能够控制人们的思想。

作为高明的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共产主义怎么会不引起贫苦大众最广泛的强烈诉求呢？在巨大的贫困人口中超过90%都是文盲，一般来说他们仅仅知道一些当地的事情，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其眼界所及充其量也就在本省的范围之内。

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仍然太过愚昧、无知和狭隘，甚至连最模糊的国家概念都没有，更别提世界事务了。迄今为止，他们仍然没有能力明白，所有的保守派领导人都不能改善他们那几乎无法忍受的生活境况，而且这种生活状况，还被伪装成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他们早已焦躁不安，对境况发展越来越坏也十分不满；他们感到痛苦并伴随着巨大的失望。

换句话来说，在农民、吃苦耐劳的苦力、数千万过度劳累的工人等这些中国老百姓当中，所蕴藏的革命因素已经渐渐齐备。如果有人鼓励他们去追求像俄国一样的革命道路，并将斗争的结果描述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盛世；而这几千万下层民众却没有按照共产党所宣传和鼓动他们去做的那样去做——齐心协力地打倒城市劣绅和资产阶级、实行土地革命并且不再支付地租、打倒反动政府和统治阶级，通过革命的行动将自己从军阀因不断扩张的政治野心和贪欲而逐年增长的税收负担中解救出来——反倒令人不可思议了。

被困在穷山恶水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根据地在战略上威胁着南京政府的安全与存在，并将其置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国北方一直是反对南京政府的保守势力进行公开叛乱的大本营，基于这一事实大部分南京政府的军队都开拔到了长江以北。而共产主义运动则迫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对共产党所控制的根据地进行军事清剿，那里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并且牢牢抓住了民众的思想。

在中国，最靠近俄国领土的东北和北方诸省，一直对共产党人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但莫斯科的代表和组织者却在中国南方受到了欢迎，并且为他们传播理论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

早在1923年，国民党组建的广州革命政府为了能够获得援助而转向俄国后，俄国的宣传人员就受到了南方政权的欢迎。中国共产党正式与控制着广东政府的国民党展开了交往和合作，并且共产党很快就和他们的同情者，也就是革命的左翼联合起来控制了国民党政策的制定权。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逝世，1926年他的追随者一直走在国民革命的前列，开始了注定要横扫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北伐运动，并以1928年夏天夺取了北京和天津为标志达到了整个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

1927年仲夏之前，几乎中国长江以南的所有地区和相当可观的长江以北地区都被国民革命军占领了。这一时期，武汉的国民党右翼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关系破裂了，后来国民党右翼在南京组建了新的国民政府。这一决裂开始了国民党右翼对共产党无情镇压的阶段。但是在1926年6月到1927年7月期间，中国和俄国的共产主义宣传者，加入或者紧紧跟随国民党的军队，取得了在华南大部分地区对农民、学生和劳工传播共产主义的机会。在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居民中，这一比例超过了50%。

这些宣传人员告诉老百姓，国民革命军是他们的救星。但当南京的国民党派系与共产主义及其活动方式彻底决裂时，人民从恶政和敲诈勒索中解放出来显得与以往一样遥不可及。宣传人员告诉民众，他们的事业被出卖了。一旦南京从这些地区撤出军队的时候，成千上万所谓的共产党人就迅速把主动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夺取土地，进攻城市，消灭官僚阶级，并且建立苏维埃政府。

大多数中国人，至少有90%并不知道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或意味着什么。中国变成红色意味着绝望和饱受折磨的人们已经接受了诸如“分田地，抗租税”，“废除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压迫”，“杀死所有压迫农民和工人的官僚”这样一些符合他们心理的思想。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转向共产主义，这种运动将会吸引或逐步培养出领导者，这些人有可能是年轻知识分子和来自农民、苦力或其他劳动阶级当中年富力强、有魅力人格的优秀分子组成的混合体。即使是那些不幸的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文盲领导者，也会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

民族主义在中国产生影响的任何地方，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有了反对外国势力、反对不平等条约特权、反对外国债务压力、反对外国租界存在和商业利益的自觉。假如中国真的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日本在东北的地位马上将会变得岌岌可危，状如累卵。各国在北京公使馆的外交人员、在上海的国际结算组织、停泊在中国沿海和内陆水域的外国军舰和炮艇、在华的所有外国租界都将很快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革命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所有的派系和演说家都在向自己的国人宣传一种观点：对外国的妥协退让，以及由此导致的外国人在华享有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和其他各种特权，是中国国内所有问题产生的罪恶之源。接下来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一旦这个国家被共产党领导，他们必将加倍地谴责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特殊地位。

即使中国的一部分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哪怕仅仅是名义上被称为“苏维埃共和国”，那么它也会对大多数亚洲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已经躁动不安的菲律宾，将会为了独立而发出新的呐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将不得不应对印度支那一次次新的起义。在爪哇，荷兰人早已经被共产主义所困扰。在印度，叛乱的火焰甚至会比以前更高。在远东的任何地方民族主义都在酝酿之中，发酵的压力随时可能导致外国统治的旧瓶子发生可怕的爆炸。

外国列强们对在中国出现的，将会深远地影响它们在远东地区地位变迁的不祥预兆会持怎样的态度呢？

他们会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吗？或者他们会通过支持反对共产主义的派别来积极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曾试图在西伯利亚进行类似的干预，但最后的结果是既没有带来荣耀，也无利可图，赔了夫人又折兵。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如果国家把共产主义作为解决当前无法忍受的苦难生活的一个方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任何干涉都将是犯罪。这些知识分子指出，外国列强从来没有采取任何切实的行动来帮助中国，因此他们没有权力阻止中国人民尝试任何可能带来希望的治疗方法。

中国的面积是如此广袤，以至于共产主义极有可能作为一种信仰或一种思想击败现有的统治者。共产主义在中国要么获胜、要么灭亡。无论这场斗争的结果如何，中国人民似乎都必须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