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要想真正地了解中国，那么多重复几次下面这句古老的谚语一定是极为有益的：如果想知道一个政府是好是坏，就在那里生活。世界上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民众，对于中国当下的困境秉持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中国除了耗费人们的思虑和时间、精力和过剩资金之外，自身还有许多其他的危险问题。

不过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当失业像瘟疫一样仍然在很多工厂过度建设的国家中蔓延的时候，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它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困境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中国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发挥有益的作用之前，她首先需要获得帮助。在她能够购买世界上其他国家愿意出售给她的商品之前，她首先需要获得和平与秩序以及人身与财产的安全。简而言之，中国必须首先拥有一个能够真正实现统治的政府以取代那些为了在各自地盘上获得收税权而进行的无休无止的谈判与战争。

无比勤劳、节俭，非常友善、质朴的中国老百姓，无论身处何种巨大的灾难之中，都能保持足够的乐观并且在赤贫的情境下奋起。五年稳定而良好的统治，就可以给中国带来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成效。它也许意味着中国人个体平均收入的倍增。中国人每人每月平均赚取的将不再是可怜的十块银圆（这个数额现在远少于五美元），而是大约能挣到二十块银圆。在收入增加的时候，生活的基本开销却很少会增加一倍，所以看起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将呈现出难以置信的繁荣，可以购买至少两倍的世界上其他国家愿意出售给他们的商品。

地球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其收入可能会成倍地增加，这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些非常睿智的中国人早已洞悉了这一点，并且认识到如果中国不能使自己的家园秩序井然，那么利己主义必然使得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最终将干预中国的内政。他们再自然不过地开始担心和怀疑，列强们最终可能会采取一种所谓“友好”的方式来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这种干预不是明目张胆地通过失业、救济、闲置国内工厂的方式，而是表面上采取人道主义的动机，以便给混乱中的中国带来秩序并且结束中国饥荒和瘟疫、苦难和逐渐解体的命运。

在当下采取这种方式的国际干预显然不是深思熟虑的。列强们通过草率地承认南京政府、修订各种条约，直至勇敢地放弃了在华的条约特权来试图给予南京政府和中国人民足够的“面子”。但是，如果现在的南京政府被推翻，而且中国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样的结局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接下来中国将会陷入一段混乱的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将不得不为此而展开磋商。一旦南京政府被推翻，联合起来的反对派系，在他们完成颠覆任务之后的半年内势必又将反目成仇，那么地方主义和内战就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新出现，人民的贫困和苦难不可避免地将会雪上加霜。

这样一种干预，事实上却加速了那些绝望的人们情愿去尝试更加绝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原因虽然未被完全揭示，但近在肘腋的苏维埃俄国持续不断地向中国极力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认为唯有共产主义才能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繁荣，并使得中国在世界上再次崛起。

过去的12年里，“共产主义威胁”在美国和欧洲的报纸上被过度渲染，以至于它不能再让这些大陆的民众感到新鲜和刺激。但在亚洲，这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不仅在中国、印度、马来半岛、菲律宾、苏门答腊、爪哇，甚至在整个远东地区，共产主义者一直忙于在穷苦百姓和受压迫者当中做宣传。除了日本之外，几乎所有东亚国家的当地民众不是属于前者就是属于后者，或者常常同时属于这两种类别。

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亦是如此，他们既是穷人又是被压迫者。中国和俄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不仅被赋予一年内在中国放手进行宣传发动的权利，而且成为为国民革命军的发展铺平道路的秘密先驱和同谋者。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了他们的北伐。此后一直到1927年7月，中国和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不仅自身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而且马不停蹄地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每天给士兵们讲课。在国民革命军跨过扬子江，进驻汉口，横扫北方之后，共产主义组织者为自己身后留下了红色农会和工会的种子。

孙中山先生已经去世五年多了，自那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带有排外主义的色彩。如果这时再进行干预，极可能会引起种种愤怒不满以及充斥于广大民众中的不合作情绪。在最近一次关于此事的讨论中，中国一位举足轻重的哲学家宣称，他甚至认为即使仅仅讨论由各国联合起来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也会对中国的政治产生有益的影响，并将迫使各派军阀达成休战协议，组建一个相对稳定的联合政府。最后，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老的格言：“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