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的诗人是荷马。如果荷马只有原始社会诗人的特征，他不可能有深奥的智慧，庄严、神圣的道德感，也不可能有关于伟大的艺术和科学的最重要的知识。可是古代的哲学家和作者幻想荷马有这些才能，这种观点在17世纪依然是文人和批评家们的共识。
如果荷马真的是一位哲学家，他又会是一位多么过分的哲学家！如果照他的安排去做，那么，他是多么蹩脚地缔造了希腊文明！他的朱庇特把暴力，野蛮的暴力，作为他应得到尊敬的标准；他的密涅瓦抢劫了维纳斯，用石头把玛尔斯打倒在地，攻击狄安娜，接着又遭玛尔斯凌辱；维纳斯和玛尔斯又被狄俄默德打伤，这是纯粹的道德之举。英雄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互相凌辱，在今天的喜剧中，就是仆佣也不会有如此下流的表现，他们相呼为“狗”，为了拥有布里赛斯和克里西斯，他们用最粗野的方式争吵。他们习惯于凶猛，他们把敌人的尸体留给狗和乌鸦；他们以放纵为乐，狂饮无度。在他们的活动和感受中寻找高贵的理智、仁慈的心肠和心灵的平衡纯属徒劳。事实是这些英雄们的表现说明，他们的理解力很差，但他们有最狂野的想象力，最猛烈的激情；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是不灵活的、残暴的、倔强的、凶猛的、傲慢的、挑衅的、顽强的，同时他们也是极其反复无常的，他们受控于任何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新事物。还有，在农民心理学中也许能找到最惊人的类似物，我们也许会看到，农民每天都接受推荐给他们的合理的动机，然而由于理智的软弱，他很快就放弃了他已打算采纳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他最初的意图。有时候，荷马的英雄们也与农民一样默认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相反意见；有时候，当悲伤的记忆袭上心头之际，他们会陷入充满气愤和悔恨情绪的哀伤之中；或者是，当他们在最悲惨的境况之下偶遇开心之事，像尤利西斯参加阿尔西诺斯的宴会，他们就会忘记所有的悲伤变得快乐无比；或者，当他们处于一种宁静的心态时，他们会因一句无伤大雅的话而发怒，并被盲目的激情冲昏头脑，以残酷的死来威胁说这话的人。甚至他们最著名的美德——坦率、朝气蓬勃、宽宏大量、慷慨大方也和他们那不思考的激情纠缠在一起。
阿喀琉斯是英雄中的英雄，他肩负着特洛伊生死存亡的重任，只因阿伽门农对他犯了一个私人的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不足以使他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代价——诅咒所有希腊人都败于和毁于赫克托尔之手；为减缓因赫克托尔杀害了他的朋友帕特洛克卢斯给他个人带来的悲痛，他才决心去援救希腊人。即便这种极度的悲伤也是由于激情和妒忌！尽管当阿伽门农从他手中夺走布里赛斯的时候，他呼天抢地、声震云霄，在整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这一情节，然而他在整个诗篇中却未显示出一星点儿真正的爱。正当墨涅拉俄斯为报海伦被掠之仇，率希腊倾国之兵进攻特洛伊之时，他却从未遭受因嫉妒拥有海伦的帕里斯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同样，阿喀琉斯也没有平常的人性，当赫克托尔想出面调停，提议战斗中的胜利者应该埋葬被征服者的尸体时，阿喀琉斯忘记了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死者也应受到同等的对待，他粗鲁地回答道：“人何时曾与狮子停止过交战？狼与羊何时有过同样的愿望？”他又补充道，“如果我杀了你，我将把你赤裸地绑在我的战车上，拖着你绕特洛伊城示众三日”（结果他真这么做了），最后，“把你喂我的猎狗”。如果不是不幸的父亲普里阿摩前来向他赎回尸体，他早已兑现了他的威胁。甚至在那感人至深的会晤中，阿喀琉斯也没有表现出平常的人性来，普里阿摩在交通神墨丘利的护卫之下，独自一人穿过了希腊的兵营，来到阿喀琉斯的帐中；他为自己失去了一位英雄的儿子而悲痛欲绝，在阿喀琉斯欢迎他来到自己的桌前之时，一句不经意的话从这位不幸的老人唇边溜了出来，阿喀琉斯忘记了善待客人的神圣法律；他对普里阿摩给予他的全部的、彻底的信任视若无睹；这位国王的极度不幸没有打动他，对一位父亲应有的尊重，对这样一位老人应有的崇敬没有打动他，他没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最易激起怜悯之心的事物没有成为他关注的对象，他暴跳如雷，状如野兽，大声威胁道：“我要砍掉他的头！”死亡本身没有平息他失去布里赛斯的愤怒。如果不是美丽而不幸的公主波立克辛娜，这位作为曾经富有而强大如今成为可怜的奴隶的普里阿摩的女儿，就会在他的墓前作牺牲，复仇的阴影就会喝干她最后一滴无辜的血。在下界，当尤利西斯问阿喀琉斯喜欢什么样的国家时，阿喀琉斯的回答是“他愿做最普通的奴隶，只要是活着就行！”这就是英雄，这就是荷马冠之以“无可指责”的永恒称号的英雄，被赞之为希腊人所听说过的英雄美德的典范。这种英雄的理性力量集中于矛尖之上，他们只能被归于自我满足的那一类人之中，我们今天说到这类人，就会说：这种人太完美了，以至于不食人间烟火。
如果荷马史诗中的伟大人物和我们文明的本性不一致，那么，他用的那些明喻通常来自于残暴的野兽和野蛮的本性。如果他所描绘的生活是理智不起作用的儿童的生活，是想象力旺盛的妇女们的生活，是情感暴烈的鲁莽青年的生活，并且此类故事充斥于《奥德赛》之中，这些故事可供老婆婆们哄小孩之用。他所描绘的生活和故事阻止我们把神秘智慧归于荷马，那么这些野蛮明喻的显著成功确实不是受到任何一种哲学驯服和教化的心灵的性格。荷马描述了各种各样血腥的战斗，各种各样嗜血的屠杀，这种残忍野蛮的文风在《伊利亚特》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不可能通过哲学在人们心中营造出充满慈爱与温柔的境界来。
荷马是谁？在古代作家中我们能找到什么样的关于他的看法？我们能从他的史诗中发现什么事实？当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读者在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他无时无刻不觉察到那些过分的、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无时无刻不被这些过分的、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所困惑。荷马带着我们忽这儿忽那儿，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一方面，我们发现了武力英雄阿喀琉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智慧英雄尤利西斯；我们既发现了英雄们残酷、野蛮、凶猛、残忍的一面，我们也发现了阿尔西诺斯的奢侈，卡吕普索的欢乐，海妖喀耳刻的愉悦，女妖塞壬的歌声，求婚者的吃喝玩乐和他们对珀涅罗珀王后贞操的围攻和侵犯。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了粗野未开化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了珠光宝气、绚丽多彩的服饰，精致的食品，和刻于石头和金属之上的艺术品；它既是一个严格的英雄社会；又带有一些大众自由的迹象。这种优雅的生活和野蛮残酷的生活不相适应，在《伊利亚特》中尤其如此，这两种生活同时属于一位英雄。我们认为这两种生活像这样同时发生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从特洛伊战争时期的习俗跳到了驽玛时期的习俗里，达到了既不连贯也不协调的程度，我们不得不假设这两部史诗出自许多时代的很多人之手。地理的提示同样是前后矛盾的，这同样把我们带进了多种多样的、相距遥远的物理环境之中。《伊利亚特》中那些事件的发生地位于希腊东部偏北的地方；《奥德赛》中那些事件的发生地位于希腊西部偏南的地方；还有，这两部史诗的语言也是不一致的。尽管混淆了的方言存留在亚里斯塔球斯的修订本中，这种混淆通过最离奇的假设给出了解释，这种理论认为荷马从希腊各民族的语言中抽取了他词汇的组成成分。
然而，把诗变成关于作者的传说是没有价值的，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都曾写过荷马的生平（我们假设希罗多德真的写过）。关于荷马的最基本的事实不为人知；确切地说，它涉及他们视之为希腊最伟大的名人，然而古人留给我们的资料却使我们陷入黑暗之中。我们既不知道荷马的出生日期也不知道他的出生地：希腊民族中的每一个都宣称荷马是他们的公民。有人说，荷马是一位穷困潦倒的盲人，然而正是这些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朗吉努斯认为，《伊利亚特》是荷马青年时代的作品，《奥德赛》是他晚年所作，这一争论引起了我们的嘲笑。实际上，即使这种认识是公认的，有关荷马的那两个微小的细节——出生时间和地点仍是不知道的，这是最突出的问题。总而言之，评论家必须要问单独一个人如何能在没有书写的时代完成如此之长的两部史诗？其原因在于英雄时代的三个铭文，一个是安菲特律翁的，另一个是希波孔的，第三个是拉奥麦敦的，拉奥麦敦的铭文中提到了大量的由佛西斯写的关于善的信仰，这三部铭文只是赝品，和伪造的假币没有区别。
出于以上这些考虑，维柯怀疑荷马本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那些擅长写诗的知名人士中的一个，古代社会的人把一大长串活动、工作和事件归属于他。如果我们试图把荷马史诗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关于早期希腊人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的宝库（其中藏有希腊英雄时代的历史和希腊早期自然法的历史），而不是把它看作一部个人的著作；如果我们不独立地考虑一首诗而是设想整个诗的民族，不孤立地考虑一个创造活动而是考虑一个民族的诗歌在漫长岁月中的发展过程，那么每一件事物就会各归其位，并且变成可以理解的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写作时间降至传奇产生之后的第三个时期，那些极尽夸张之能事的传奇也由这一事实得以解释。在神学诗人的手中这些过分的传奇是真实而严肃的，英雄诗人改写并讹用了它们，在以讹传讹的状况之下，这些传奇被收编进了两部史诗之中。如果我们考虑写作的各个时期，也就是说考虑代表原始希腊的早期和晚期的“青年荷马”和“老年荷马”，那么，各种各样的习俗就会得以解释。荷马出生地点和去世地点的多样性以及他的方言的多样性由这一事实解释清楚了：不同的民族创造了这些民歌。最后，为什么每一个希腊民族都宣称荷马是自己的公民，答案是这些民族有它们自己的荷马；为什么荷马被称为瞎子和乞丐？因为在集市间往来穿梭吟诵故事的歌唱者被称为盲人和乞丐是当时的一个惯例。这样一来，为了正确地理解荷马，我们必须让荷马消失在希腊诸民族之中，并把他看作是一种观念或英雄性格；就行吟诗人们以叙事歌的形式讲故事而言，他们是典型的希腊人。因此，那些过去只能引起混乱并且看似没有道理的关于荷马的事实，一旦被理解，就变成了现在重新发现的荷马的自然的和必不可少的成分。总之，后一个荷马被盛赞为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希腊历史学家。在荷马那里，我们有了历史和诗的原初同一性的证据，证实了斯特拉博的断言——在希罗多德之前，甚至在米利都的赫卡塔尤斯之前，希腊诸民族的历史是由他们的诗人来写的。在《奥德赛》的两个精彩段落中，一个人因善讲故事而受到赞扬，并且作为一个音乐家和歌唱家而讲故事。
维柯没有深入细致地研究荷马史诗精心制作的方式。他好像倾向于两个主要的诗作者，一个是希腊东北部的土著，写了《伊利亚特》，另一个是希腊西南部的土著，写了《奥德赛》；维柯把“荷马”之名，理解为传说的作者和编纂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维柯只是在纯粹理想的层面上理解荷马这个名字，所以我们不必排除这种理解的合理性：这两个荷马依次代表着两种诗的潮流，两个民族群体或两个大众歌唱家的团体。呈现在维柯面前的历史人物的形象是狂诗吟诵者，他们独自一人穿行于希腊集市和城邦之间，吟诵着荷马的歌曲。从这些传说最初形成到庇西斯特拉图人把它们分开排成两组，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他们那个时代，只有大量混乱不堪的素材，从那时起，它们注定要由荷马史诗吟诵者在泛雅典娜节上吟唱。
然而，从实质上来理解，维柯理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把荷马这个人解析为一个神话或一个理想化的人物，或许这种解析是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从他所观察到的，并且并非总是准确地观察到的前后不一致来看（加之，这些不一致并不重要，因为他所注意到的不准确之处可以很容易被他所忽略的正确陈述所抵消），决不能从逻辑上严格地推论出对荷马这个一篇或两篇史诗的主要作者的存在的否定。这些前后矛盾之处也许可以用来证明，诗人或诗人们是以传统素材积累以及时间和地点的各种各样起源的丰富储备为依据进行加工的，他们没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而是打乱并扭曲了事件的顺序。荷马是一个或几个诗人，甚至是许多诗人，或者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民歌编辑，或者是一群能干的编辑组成的团体：因为没有文献证据，这些假说及类似的假说都由有力的论证暗示出来，以后的人都这么做，也都支持这种观点，事实也是如此。但是，对这些诗的题材所经历的漫长而艰辛的历史起源的发现，是建立在把荷马变成一个理想人物的基础上，正如它也建立在由维柯企图作出的其他解决的基础上。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也许真应该被称作是整个希腊民族的诗人们精诚合作的成果。用荷马所属的那个民族代替单独的荷马个人，只是根据维柯发现的原创构造的另一部神话学罢了。这一神话学不可避免地被重新翻译成了科学性的散文。同样的原因，维柯对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那些习俗的分析不但不准确之处俯首可拾，而且从总体上来看是过分夸张和片面的。然而，这个分析作为一个整体是巨大的进步并开辟了荷马批评的新方向。荷马史诗中高贵的英雄是伟大的君主、优秀的统帅，是所有民政、军事和家庭美德的光辉典范，但是阿喀琉斯则被描写为充满了激情、暴烈、固执、感情用事，既受慷慨大方的冲动驱使，又受野蛮的义愤的驱使，除了把这个残忍的阿喀琉斯的形象与希腊英雄的光辉形象相对比之外，怎么能驱散对高贵英雄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
在荷马史诗的艺术欣赏方面，维柯同样有明显的进步。一个健全而理性的哲学不应在诗人荷马中找到，这一看法，用维柯时代的其他评论家的话来说，等于是在毁谤诗人；正如维柯所说的和作为他的美学观念的结果，这是一种赞扬。唯理智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在荷马那里发现的错误导致评论家们随意重复贺拉斯的那句名言：“卓越的荷马有时也打瞌睡。” (1) 维柯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大声叫道：“如果不是经常打瞌睡，他永远成不了伟人！”准确地说，荷马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不是哲学家。他有持久的记忆力，强大的想象力和一颗崇高的心灵。哲学家和荷马身后的那些诗艺作者和评论家都不可能写出和他完全一样的诗来。他是唯一能够构思英雄特征的诗人；他的比喻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言语是卓越的，讲话者的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些都是由他那栩栩如生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他措辞清晰而绚丽，他的语言全部由明喻、形象和比喻组成，没有一个理性的区分事物的种属概念。他不是精致的而是崇高的，因为精致是一个微小的美德，从本质上来说，崇高藐视渺小的事物：滚滚洪流必起浊浪，一路咆哮怎能不卷走石木，同样的道理，在荷马问题上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带着杂质席卷而去的巨流是壮丽而激烈的；尽管荷马粗犷朴实，但是永远是所有卓越诗人的父亲和君王。
荷马评论中的这种新转变，在古代文学史中酝酿并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然而，维柯对这一课题只作了一星半点的评述。他不是专家，他没有从专家的角度来写，最常见的情况是，在有据可查的证据和思想不能解决困难的时候，他就凭借幻想来解决问题。对维柯而言，幻想是一种才能，它闪烁着洞察力的光辉。这样，由于诗人们像“里纳尔蒂”或民谣歌手一样，在同行中宣读自己的诗作，维柯在那不勒斯码头经常见到这种情景，这些听众和贺拉斯的听众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维柯没有给他们冠以“街头诗人”之名。古代诗人与民谣歌手没有什么差别，这一发现是正确的。同理，我们无需在维柯所猜测的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生活年代问题上停留太久，也不需逐字逐句地采用他把抒情诗分成三个时代的观点，也就是说，宗教赞美诗、为死去的英雄唱的安葬曲以及抒情诗或“小调”是互相独立的，最后一种包括品达体裁的诗，在希腊人崇尚虚夸的时代，这种品达诗得到赏识并盛行一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人们吟唱这些诗。在这里，维柯仍然关注原始抒情诗和高雅诗或文明的抒情诗之间的差别。维柯把悲剧的起源归属于对酒神的赞美歌或戏剧中的讽刺性作品，这类作品没有实例流传至今。维柯还对他那个时代在坎帕尼亚收葡萄的季节仍然能见到的村俗和古代的村俗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了悲剧和史诗之间的联系。悲剧发端于英雄精神死亡之际，它通过从属于荷马的诗而完善自身，从荷马的人物特征中获取灵感，同时尽量避开那些原创的特征。古老的喜剧与悲剧关系密切。像悲剧一样，喜剧源于合唱，它保留了合唱的古风，表现的是活生生的人物和实际的活动。从另一方面来看，新喜剧是在一场深刻的精神变革之后被分化出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哲学的影响。概念的、理性的共相取代了想象的种；麦南德和其他生活在希腊历史上最富有人性的时期的新喜剧诗人们，从人类生活中提取出概念的种，并在他们的喜剧中描绘它们，人们感受到苏格拉底哲学的气息忽略了这些种概念。新喜剧的人物被投放到一个模子里，他们所拥有的只是私人的性格而没有公共的性格。合唱代表的是公众和关于公众事物的争论，可是在新喜剧中它却没有立足之地了。大概就是从这个时代起，人们开始尝试着把拥有完美道德的理想化的英雄嵌进诗中。亚里士多德对荷马史诗中个性鲜明的人物记忆犹新，他依旧坚持这样的写诗原则——悲剧中的英雄既不应太好，也不应太坏，而应该是一个伟大优点和重大缺陷的混合体。但是，后来的诗利用了哲学家们创造的概念，创造了“美德英雄主义”，这种英雄可以称之为“豪侠”。因此，他们要么创造出全新的传奇，要么利用过去的传奇，过去的传奇原初地把自身呈现于那具有近乎苛刻而严厉形式的民族奠基者面前，通过适当的方式来柔化他们。豪侠其实就是希腊田园诗中的“牧羊人”，拜恩和莫苏斯因多愁善感而浪费了光阴。维柯广泛地研究了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他发现诗和散文之间的界限是如此的壁垒森严以至于没有一位古代作家曾经既写演讲又写诗，这也许是一条规则，西塞罗写的那首令人沮丧的诗（ridenda poemada）是个例外；维柯尽量用本国的习惯来解释这一事实，生活习惯迫使演讲者避免高贵的教化和流于空泛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会使人民感到困惑，同时也有碍于他们全面而清晰地理解争辩的观点。
维柯在希腊文学上投入的精力比在罗马文学上投入的精力要多得多，原因是希腊文学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原始文献，他探明了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学起源的某种相似性。在拉丁语中，第一批诗人和作家是塞里人，他们是祭祀诗人在一种民族文化创立之初，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在原始宗教时期神是唯一值得赞美的对象。我们知道，最早的拉丁文残篇断简中保留着塞里人的颂歌，这些颂歌带有六步韵诗的痕迹。在有关罗马人庆祝胜利的记录中，也找到了同样的韵律，诸如路西斯·阿米留斯·里基留斯的诗句“在伟大的决战中一决雌雄，给敌人以重创”和阿西留斯·格拉伯里奥的“威猛的军团使敌人溃不成军”。最早的罗马诗人也吟唱真实的故事：李维·安德罗尼库斯和他的包含早期罗马历史记录的罗马之歌是这样，尼乌斯和后来的描述布匿战争的厄尼乌斯也是如此。讽刺诗针对的是现实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臭名昭著的人。然而，罗马人不同于希腊人之处在于罗马人以一种更适度的步伐前进，不作出从野蛮到柔顺的跳跃和突然的转变：这样他们就会完全失去诸神的历史（瓦罗称之为罗马的“模糊时代”），只保留他们的英雄历史，按通常的说法，英雄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巴布利安法和培提利安法时期。像维吉尔这样有教养的诗人所写的著作是罗马文学最卓越的表现，维柯羡慕维吉尔关于英雄时代的渊博知识，但是他说，就作诗的能力而言，维吉尔不能与荷马相提并论；维柯同意普鲁塔克和朗吉努斯的判断，但是不同意新古典主义评论家们的观点。贺拉斯是另外一个有教养和思考能力的诗人，他像希腊虚夸时代的品达一样，是在罗马历史上最虚夸的时代——奥古斯都时代写颂诗的诗人。
《圣经》的文献为维柯研究原始诗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素材；当他发现诗是包括希伯来人在内的所有民族的原始语言时，他确实在原始诗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进步。他还发现摩西没有利用埃及术士们的神秘智慧并且“用与荷马史诗一样的风格写自己的历史，摩西的绝妙措辞胜荷马一筹”。但维柯马上放弃了这一课题，他好像本能地猜出了应该怎样看待《旧约全书》，就像他看待《伊利亚特》一样，摩西与荷马类似。因此，他愿把自己的热情倾注上帝向摩西描述自身——“我是存在者”的段落里，他把“我是存在者”归为只有希腊人才能得到的形而上学的深刻性，因为柏拉图把上帝构想为“存在”，直到最近时期的拉丁人对此仍一无所知，因为“ens” (2) 不纯粹是个拉丁词，它属于低劣的拉丁词。他满足于强调指出，希腊人在受迷信和自然法统治的时代，上帝给了希腊人民一部法典，这部法典是如此充满着关于神圣教条的力量和如此洋溢着关于正义实践的人性精神，甚至在希腊历史上最富有人性的时代，像柏拉图那样的人也未能构想出这样的法典，像阿里斯泰德这样的人也未能贯彻它。这部法典有十项主要的法令，其中蕴涵着净化人性的卓越思想和以这一思想为基础的永恒的普遍的正义，它能通过风俗习惯而形成一种性格，就像最伟大的哲学家们历尽艰辛推理出的准则一样。由此，希奥弗拉斯特斯称希伯来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如果我们假定维柯读过斯宾诺莎的那本令人憎恶的《神学政治论》（在那本书里希伯来的先知们被说成是没有崇高思想的人，尽管他们的虔诚得到了认可），那么随着“信仰意志”而来的成功就是令人瞩目的了。斯宾诺莎坚持认为希伯来的先知们仅仅是在教导极其简单的事物，其实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这些东西，先知们用一种文体来修饰那些平常事物并通过推理来支撑它们，几乎是处心积虑地去打动众人的心灵，让他们为上帝献身；他还认为上帝显现给摩西的法律只是犹太人的特殊政府制定的法律；他开始检验《圣经》的文本、《旧约全书》的真实性以及各种版本的作者。我们几乎可以冒昧地说，斯宾诺莎关于《圣经》的评论给维柯某种提示，使他心领神会而作出了对荷马史诗的精神和构成的评论。不过，维柯在完成了从神圣历史向凡俗历史，从摩西到荷马的转化之后，又义无返顾地面对从荷马到摩西，从凡俗历史到神圣历史的反向过渡，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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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思是指最伟大的人也可能犯小错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译者注
(2) 译为“存在，本质，本体”。——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