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下了第一场雪。我还记得那天早晨我在火炉后面穿衣服时，从起居室的窗子里望出去，世界成了什么样子：低矮的天空像一块金属铁板，沉甸甸的；金黄的玉米田渐渐隐退，终于成了幽灵似的朦胧一片；僵硬的柳树丛下小池塘冻结了。大片大片雪白的雪花到处旋舞，随即消失在红色的草里。
池塘过去，在走上玉米田的斜坡上，草地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一个大圆圈，那是印第安人经常跑马的地方。杰克和奥托肯定地说，那些印第安人围着圆圈跑马的时候，他们严刑折磨绑在中央一根火刑柱上的囚犯；可是祖父认为他们只是在那里赛马或驯马。人们只要对着落日观望这个斜坡，那个圆圈就像图案花纹似的显现在草地上；这天早晨，当最初的薄雪飘落在上面时，那圆圈显得特别清晰，就像用锌白画在一幅油画布上似的。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激动过，这个古老的图案仿佛是冬天一个吉祥的预兆。
等到雪刚冻硬，我就开始驾着简陋的雪橇到处跑了，那雪橇是奥托·富克斯给我用木板货箱钉在连橇上做成的。富克斯在家乡时，曾跟一个制家具的木匠师傅学过徒，使用工具手很灵巧。要不是我催他快做，他还会做得更好一些。我第一次乘雪橇出游是到邮局去，第二天就去接于尔卡和安东妮亚一道坐雪橇兜风。
那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我在木箱里堆了许多麦秸和野牛皮车毯，还用旧毯子包了两块烧热的砖头放在里面。到了雪默尔达家，我没有上坡到他们住屋去，只是坐在雪橇里，在干河沟底喊她们。安东妮亚和于尔卡奔出来，戴着父亲给她们做的野兔皮小帽。她们已经从安布罗希那里听到说起过我的雪橇，所以知道我来干什么。她们匆匆忙忙上了雪橇坐在我旁边，于是我们出发往北，沿着一条起伏不平的路驶去。
天空蓝得耀眼，照射在闪闪发光的白茫茫的大草原上的阳光简直使人眼睛发花。正如安东妮亚所说，整个世界都因雪而变了样；我们一直在寻找熟悉的界标，却总是不见。印女溪曲曲弯弯流过的那条溪谷，现在只是雪堆中的一条裂缝——人们朝下望去，感到那溪水蓝极了。整个秋天都是金黄色的树梢，压矮了，压得歪七扭八了，仿佛永远也不会再有一点生命似的。先前显得那么暗淡发黑的几棵小雪松，如今挺立着，苍绿强劲。风中有一种新雪的灼人味儿，我的喉咙和鼻子眼儿里感到刺痛，好像有人打开了一个氨水瓶。寒冷刺人骨髓，但同时又使人感到高兴。我的马儿喷出的鼻息水蒸气似的向上升腾，我们一停下来它就浑身冒气。玉米田在令人炫目的光下稍稍恢复了它固有的色彩。在阳光和白雪中，显出极淡的金黄色。我们四周的积雪结成薄薄的一层层阶梯，边上像沙上的浪痕，这些曲线的波纹是狂风猛吹留下的确切的印记。
两个姑娘在披巾下穿着棉布单衣：她们一直在牛皮车毯下面瑟瑟发抖，并互相拥抱着取暖。但她们能够离开家里丑陋的洞穴和母亲的咒骂，高兴极了，恳求我往前走，往前走，直走到俄国佬彼得的住屋。在室内时，温暖使她们麻木了，如今来到广阔无垠、空气新鲜的旷野，她们的行动简直像野物了。她们大声笑着，喊着，说她们永远也不想回家去了。于尔卡问道，我们能不能就在这里住下来，住在俄国佬彼得的屋子里，我能不能到镇上去为我们买一些住家用的东西？
我们去俄国佬彼得的屋子的路上一直快活得不得了，可是回来时——一定已是四点钟左右了——东风越刮越厉害并开始咆哮起来；太阳失去了它鼓舞人心的力量，天空变成铅灰色，阴沉沉的。我解下我的长羊毛围巾裹在于尔卡颈子上。她冷极了，我们让她把头钻在牛皮车毯下面。我和安东妮亚直挺挺地坐着，可是我的手拿不稳缰绳了，风吹得我的眼睛有好大一阵子睁不开来。我们到达她们家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不过我不肯和她们一同进屋去烤火。我知道如果我走近火炉，我的手会痛得难熬。于尔卡忘记把我的羊毛围巾还给我，我得顶着风驾雪橇回家。第二天我的扁桃腺发炎，病倒了，使我呆在家里将近两个礼拜不能出门。
那时候，地下室里的厨房像天堂一样的安全和温暖——像冬天的大海上一只不透风的小船。帮工们整天都在田里剥玉米的包皮，中午他们进屋时，头上戴着拉下来捂着耳朵的长帽，脚上穿着有红道道的套鞋，我老觉得他们很像北极探险者。下午，祖母坐在楼上织补剥玉米戴的手套，我就大声念《瑞士家庭鲁滨逊》给她听，我觉得在惊险生活上，瑞士家庭并不比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我确信人类最大的对手是寒冷。我佩服祖母，她总是那么高高兴兴、满腔热忱地设法使我们温暖、舒适、吃得饱饱的。她为那些饿着肚子回来的下力的人准备饭食的时候，常常提醒我，这个地方不像弗吉尼亚；如她所说，厨子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礼拜天她给我们鸡肉，尽我们的量吃，其他的日子，我们也能吃到火腿、腊肉或做香肠的碎猪肉。她每天烤馅饼或蛋糕给我们吃，有时为了换换口味，她做我最爱吃的布丁，嵌着一行行小葡萄干，放在一个袋子里去蒸。
除了烤火保暖以外，午餐和晚餐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我们的生活就围绕着烤火、饮食和傍晚下力人回家这个中心转。我老是感到不可理解，他们从田里筋疲力尽地回来，脚冻僵了，手上开了坼而且肿痛，怎么还能那么认真地去做那一切家里的杂事：给马饮水和喂食料、铺草、挤牛奶、照料猪。吃完晚饭以后，他们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骨头里受的寒气消除。祖母和我洗盆碟，祖父在楼上看报，这时候，杰克和奥托便坐在炉灶后面的长凳上，“松一松”他们套鞋里面的靴子，或用羊脂油揉他们开坼的手。
每个礼拜六晚上，我们爆玉米花或是做太妃糖，奧托·富克斯总是唱《我是个牛仔，我知道我错了》或《不要把我埋葬在寂寞的大草原》。他有很好的男中音嗓子，我们到村校土屋去做礼拜的时候，总是他领唱。
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看见这两个人坐在一条板凳上；奧托头发剪得短短的脑袋，以及杰克用一把湿梳子把前面梳得光光的蓬松的头发。还能看到他们靠在白粉墙上，倦乏的双肩下垂着。他们是多么好的人呵，他们知道的事情那么多，在多少事情上他们又是那样忠实可靠！
富克斯做过牛仔、公共马车的赶车人、酒吧间的跑堂、矿工；走遍了整个西部广大地区，到处都是做的吃苦下力的工作，然而，正如祖母所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杰克比奥托迟钝一些。他不大认得字，甚至写自己的名字都很困难，他的性子暴躁，这使他有时行动像个发了狂的人——不顾一切地使着性子，而且使他真的感到很不舒服。但他的心肠很软，任何人都能利用他的慈悲心肠欺骗他。如果如他所说的，他“忘乎所以”，竟在祖母面前骂娘，他就整天垂头丧气，羞容满面。他们两人都对冬季的寒冷、夏季的炎热感到痛快，随时准备着加班加点和应付紧急情况。他们对不爱惜自己感到自豪。然而他们都是这样一种人，不知怎么的，从来不会发达，除了拼命干活，一天赚一两块钱外，也没有干过什么好差事。
在那些寒冷刺骨、星光灿烂的夜晚，当我们围坐在那只给我们饮食和温暖，使我们愉快的古旧的炉灶边时，我们能听到山狗子嚎叫着跑到畜栏边来，它们那冬天的饥饿的呼唤常使小伙子们回忆起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故事：关于落矶山的大灰狼和熊，弗吉尼亚大山林里的野猫和豹子。有时候我们劝说富克斯讲起他所知道的一些亡命之徒和铤而走险的人。我记得有一则他自己的有趣的故事使得正在揉面板上做面包的祖母笑得不可开交，直到用她光着的手膀擦眼睛，因为她的手上全是面粉。那故事是这样的：
奥托离开奧地利到美国时，他的亲戚托他照顾一个与他同船渡洋到芝加哥她丈夫那里去的妇女。这个妇女动身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很明显的，在旅途中她的家庭成员还要扩大。富克斯说他“同两个小把戏相处得很好”，对这位母亲也很喜欢，虽然她对他开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玩笑。在汪洋大海中，她不只是生了一个婴儿，而是生了三个！既然富克斯是和她一路同行的，这件事就使他冤枉得了个坏名声。统舱里的女乘务员对他很愤慨，医生也对他起了疑心。头等舱的旅客们凑了点钱给这位妇女，对奥托很感兴趣，这种兴趣却使他感到尴尬，他们时常向他打听托他照管的人的情况。当三胞胎在纽约上岸时，他得如他所说，帮她“捎带上几个”。从纽约到芝加哥这一路上比海上航行还要糟糕。在火车上给婴儿搞到牛奶以及使奶瓶保持清洁都是极困难的。做母亲的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一个女人能用自己的自然资源同时喂饱三个婴儿。丈夫是在芝加哥一家家具工厂工作，工资不高，他到车站来接他的家人时，看到家庭成员的庞大，几乎被吓坏了。连他似乎也认为多少有点要怪富克斯。“我确实很高兴，”奥托结束道，“他满肚子不高兴，没有拿这个可怜的女人来出气，只是对我恨恨地白了一眼，平安无事了！嗨，你可曾听说过有哪个年轻小伙子有这样倒运的，伯丹太太？”
祖母对他说，她认为上帝一定会记住他这些值得赞美的事情，在他不知不觉中帮助他渡过许多难关，上帝在保佑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