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过了两天，我们清早起来刚要吃早点，伍德科特先生就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一个惊人消息，说是发生了一件可怕的谋杀案，乔治先生因为这件事情被捕，关在监狱里。伍德科特先生对我们说，累斯特·德洛克爵士悬赏一笔巨款，缉拿凶手，我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惊愕，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伍德科特先生稍微解释一下，我才知道被谋杀的人原来是累斯特爵士的律师，于是，我马上想起了这个使我母亲感到害怕的人。
我母亲早就对这个人怀有戒心，而他也早就对我母亲怀有戒心；我母亲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总害怕他是个危险和隐蔽的敌人；现在这个人突然死于非命，这似乎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所以我马上就想到了我母亲。一个人听到这样一个噩耗而竟然能够无动于衷，这是多么可怕啊！说不定我母亲有时甚至也希望这个突然被谋杀的老头子死掉哩，这回想起来又是多么吓人啊！
我听到人家提起德洛克这个名字，总是感到苦恼不安，这会儿勾起重重心事，就越发是如此，所以我非常激动，几乎在餐桌旁边呆不下去了。在我定下心来之前，有一会儿，我简直听不清他们在谈些什么。不过，等我清醒过来看到监护人很激动，发现他们在认真谈论那个嫌疑犯，同时还想起我们根据他的优点对他所形成的种种好印象，我对他的关怀和担忧，便大大地增加，因此我又能够打起精神来了。
“监护人，你不认为他这次被控告是合乎情理的吧？”
“亲爱的，我不能这样认为。我们知道他为人坦率、热情；他的力气像巨人那样大，可是心肠却像小孩那样软；他看起来非常勇敢，可是又非常单纯、沉着；控告他犯这样的罪，怎么能说是合乎情理的呢？我不能相信这一点。这倒不是我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而是我不能相信。”
“我也不能相信，”伍德科特先生说，“但是，不管我们相信他也好，了解他也好，我们最好不要忘记，有一些情况对他很不利。他当初对死者是仇视的。他在许多地方都公开谈到这一点。据说，他曾经骂过那位律师，而且据我所知，他在谈到那个律师的时候，也的确是如此。他承认，在发生谋杀案的几分钟以后，他曾经独自一人在出事地点呆过。我真诚地相信，他和我一样清白，根本没有参与这件谋杀案；可是，这些事情都成了人们怀疑他的理由。”
“说得对，”监护人说；他回过头来对着我，又说了一句：“亲爱的，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不能面对现实，那反而会误了他的事。”
当然，我觉得我们不但要自己承认，而且还要向别人承认，这些情况对他极其不利。然而，我不得不说，我也知道，我们绝不会在他倒霉的时候因为这些情况对他不利就丢下他不管。
“绝对不会！”监护人回答说，“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因为他当初也帮助过那两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可怜人啊。”他指的是格里德利先生和那个男孩，因为乔治先生曾经把他们两人收留下来。
后来，伍德科特先生对我们说，乔治先生的伙计像疯了似的在街上转了一夜，天还没亮就跑去找他。还说，乔治先生最担心的是我们认为他犯了罪，所以特地打发他的伙计来说，他敢向我们庄严地保证，绝对没有犯罪。伍德科特先生还说，他答应了一清早到我们家来转达这些话，那个伙计才算放了心。他又说，他现在就要亲自去探望被关起来的乔治先生。
监护人马上说，他也要去。我原来就很喜欢这位退伍军人，而他也很喜欢我，现在，除了这个原因，我和所发生的事情还有一种不可告人的利害关系——这一点只有监护人才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牵涉到我。对我个人来说，最要紧的似乎是：事实真相必须弄清，无辜的人绝不能受到猜疑，因为一旦乱加猜疑，就会弄得不可收拾。
简单地说，我觉得，我似乎有责任和有义务同他们一起去。监护人没有劝阻，我便去了。
那是个很大的监狱，许多的院落和走廊，彼此非常相似，地上铺的石块也完全一样，所以我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想到那些单独监禁的囚犯，年复一年地关在牢房里，面对着那仿佛是瞪着眼睛看人的墙壁，我好像又得到了新的启发，懂得他们为什么会像我在小说里看到的那样，喜欢一棵野生的植物或一片野生的青草。有一个拱顶的房间，样子很像楼上的贮藏室，四面墙壁白得耀眼，相形之下，窗户上的粗大铁栅和包铁皮的门就显得更黑了；在这个牢房里，我们发现那位骑兵一个人站在角落里。他原来是坐在一张板凳上的，听见有人开锁和拉门闩才站起来。
他看见我们的时候，还是像从前那样迈着沉重的步子迎上前来，可是，他只迈了一步就站住了，微微鞠了一躬。不过，我还是继续往前走，向他伸出手去，他立刻就明白我们的来意了。
“萨默森小姐和两位先生，我现在可以说，我完全放心了，”他一面极其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一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只要你们了解我，将来落得个什么结果，我都不在乎了。”他一点也不像囚犯。他很冷静，具有军人气概，看上去倒像个监狱看守。
“在这里接待一位女士比在我的打靶场里还要糟糕，”乔治先生说，“不过，我相信，萨默森小姐一定会将就一下。”他领我到他刚才坐着的那张板凳跟前，我便坐下来，这似乎使他感到非常高兴。
“谢谢你，小姐。”他说道。
“你瞧，乔治，”监护人说，“我们不需要你提出什么新的保证，同样地，我相信，我们也不必给你什么保证吧。”
“当然不必，先生。我衷心感谢你们。你们不怕有失身份，到这里来探望我，我要不是清白无辜的，我就没有脸见你们，而只能把真情隐瞒起来。你们来探望我，我实在感动。我不是那种很会说话的人，但是，萨默森小姐和两位先生，我确实是很感动。”
他把手放在宽阔的胸膛上，向我们鞠了一躬。虽然他马上就伸直了腰，但这些简单动作却表达了深厚的感情。
“首先，”监护人说，“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使你过得舒服一点吗，乔治？”
“使我什么，先生？”他清了清嗓子，问道。
“使你过得舒服一点。你关在这里一定很不方便，需要什么东西吗？”
“是啊，先生，”乔治先生考虑了一下，答道，“我反正是很感激你的；可是，这里既然不许抽烟，我就说不上需要什么东西了。”
“你以后也许慢慢会想起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只要你想起什么，乔治，你就告诉我们好了。”
“谢谢你，先生，”乔治先生说，他那张晒得黑黝黝的脸露出了笑容，“不管怎么说，像我这样一个长期在世界各地流浪的人，倒是能够在这种地方凑合呆下去的。”
“其次是关于你的案子。”监护人说。
“是的，先生。”乔治先生回答的时候，带着非常冷静和有点好奇的样子，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你的案子现在怎么样了？”
“嗯，先生，我现在是还押待审。布克特对我说，在对这桩案子调查得比较彻底之前，他大概会不时申请延长还押待审的期限。怎样才能对这桩案子调查得比较彻底呢？我可不懂得；不过，我敢说，布克特一定会设法做到这一点。”
“噢，我的天啊！”监护人喊道，他在惊愕之余，又犯了爱激动的老毛病，“你谈到自己就像是在谈别人似的！”
“别生气，先生，”乔治先生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一个清白无辜的人，除非是抱着这样的看法，否则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忍受这样的事情，而不把脑袋往墙上撞。”
“就某种程度来说，这话是对的，”监护人回答的时候，态度温和一些了。“不过，我的好朋友，就连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也应当采取一般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啊。”
“是的，先生。我已经这样做了。我已经向推事们讲过：‘先生们，我同你们一样是清白的，根本没有犯罪；你们提出的那些对我不利的情况都是真的；除此以外，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打算将来还说这样的话，先生。除此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这是事实啊。”
“不过，光有事实可不行啊。”监护人答道。
“真的不行吗，先生？这么说我的前途可就不妙了！”乔治先生心平气和地说道。
“你需要一个律师，”监护人接着说下去。“我们必须替你请一个。”
“请原谅，先生，”乔治先生往后退了一步说，“我反正是很感激你的。可是，请你不要见怪，我绝不要什么律师。”
“你不要律师？”
“不要，先生。”乔治先生非常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反正是很感激你的，先生，不过——不要律师！”
“为什么不要？”
“我不喜欢律师这一流人，”乔治先生说。“格里德利也不喜欢。如果你不怪我太直言的话，我敢说，你自己也不喜欢，先生。”
“那是衡平法，”监护人有点不知所措地解释说，“那是衡平法，乔治。”
“真的吗，先生？”乔治先生随随便便地答道，“这种种的名称我是不大懂的，不过，总的说来，我反对律师这一流人。”
他松开抱在胸前的胳臂，换了个姿势，一只大手按着桌子，另一只手放在身后，他站在那里的那副神气好像是一经打定主意就不再改变似的。我们三个人都跟他谈过，都想设法说服他，但是没有结果；他很温顺地倾听着，这和他那率直的态度完全一致，不过，很显然，我们说的话并没有使他动摇，就像没有使这囚室有所动摇一样。
“乔治先生，请你再考虑一下，”我说。“关于你的案子，你难道没有什么要求吗？”
“小姐，我当然希望这桩案子由军事法庭来审判；不过，我很清楚，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他答道，“如果你肯花几分钟听我说一说，小姐，只说几分钟，那我就尽可能清楚地把我的看法谈出来。”
他把我们三个人依次看了一遍，又微微晃了晃脑袋，好像要让脖子适应紧绷绷的制服硬领似的；他想了一会，便说下去：
“你瞧，小姐，我当时被戴上手铐，押到这里关起来。我成了一个很不体面的嫌疑犯，我现在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我的打靶室被布克特上上下下都搜遍了；我的东西虽然不多，也被翻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我刚才已经说过，我现在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我对这个也没有什么抱怨。我现在呆在这样一个地方，虽然这不是由于我的过错直接做成的，但我完全明白，要不是我年轻的时候到处流浪，那么，今天就不会出这种事情。不过，现在既然出了这种事情，那就应当考虑怎么去应付了。”
他带着愉快的表情，用手揉了一会儿那黑黝黝的额头，又带着歉意说：“我没有口才，不会讲话，所以必须先想一想。”他想了想以后，重新抬起头来，接着说下去：
“怎么去应付呢。你们瞧，这个不幸的死者本身就是个律师，他曾经牢牢地抓住我的把柄。我不想在他死后还去骂他，不过，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我就要说，他像魔鬼似的牢牢抓住我的把柄。因此，我就更不喜欢他那一行的人。如果我以前远远躲开他那一行的人，我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不过，这不是我所要说的事情。你们瞧，布克特先生在我的打靶场里找到一些最近刚刚用过的手枪，可是，我的天啊，这有什么希奇，自从打靶场开张以来，他哪一天不能在那里找到这样的手枪呢。假定是我杀了他，假定我真的用手枪打死了他，那么，我被人家牢牢地关在这里的时候，应该马上采取什么办法呢？当然是要请个律师啰。”
他听见有人开锁和拉门闩便把话打住，等到门打开和重新关上以后才继续说下去。至于为什么要开门，我过一会儿就要谈到。
“假定是那样一个情况，我当然要请个律师，而且，他也一定会说——就像我常常在报上看到的那样：‘我的委托人没有说什么话，我的委托人保留他的答辩权——我的委托人这个那个，等等。’哼，据我看，他们这一流人向来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办事情，也不相信别人会老老实实地办事情。比方说，我现在没有罪，也请个律师，那他就会相信我是有罪的；说不定还要更糟呢。不管我有没有罪，那个律师会怎样做呢？他的做法好像我真的有罪——把我的嘴给堵起来，叫我不要让人拿住把柄，隐瞒当时的情况，减少罪证，进行诡辩，最后说不定会把我开脱出来！不过，萨默森小姐，你看看我是愿意这样开脱出来呢，还是宁愿随我的意思去让人吊死？——我在你面前提到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请你多多原谅。”
他这时越说越起劲儿，不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了。
“我宁愿随我的意思去让人吊死。我真的要这样做：这倒不是说，”他把两只粗壮有力的胳臂叉在腰上，扬起浓密的眉头，环顾着我们说，“这倒不是说，我比别人更喜欢让人吊死。而是说，我要么就清清白白地开脱出来，要么就根本不开脱。因此，当我听到人家提出那些对我不利但却是真实的情况，我就说，这是真的；当他们对我一说：‘你说的话可能被人用来控告你。’我就对他们说，我不在乎这个，就让人用来控告我好了。如果他们不能根据整个事实判我无罪，那么，他们大概也不可能根据次要的事情或别的事情判我无罪。如果他们有可能这样做，那对我也是毫无价值的。”
他在石板地上走了一两步，又回到桌子旁边，把要说的话说完。
“萨默森小姐和两位先生，谢谢你们的好意，更谢谢你们的关怀。我是个小小的骑兵，头脑也很迟钝，不过依我看，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我这一辈子，除了执行一个骑兵的职责以外，从来就没有务过正业，如果将来落得最坏的下场，那也是自作自受。我被人家当作凶手抓起来的时候，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可是，像我这样一个走南闯北的流浪汉，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清醒过来了；于是我慢慢地作出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决定。我将来还要这样做下去。我没有亲人会因为我而丢脸，或者因为我而感到不痛快，这——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刚才开门的时候，进来了两个人：一个也像乔治先生那样富有军人气概，但乍一看却不像他那样气宇轩昂；另一个是个女人，面孔晒得黑黑的，眼睛明亮，身体健康，拿着一个提篮，刚一进来，就非常注意听乔治先生说的每一句话。乔治先生对他们亲切地点了点头，友好地看了一眼，不过，他在说话的时候，没有停下来特地向他们打招呼。这会儿，他热情地和他们握手，并说：“萨默森小姐和两位先生，这是我的老战友约瑟夫·贝格纳特。这是贝格纳特太太。”
贝格纳特先生像军人那样直挺挺地向我们鞠了一躬，贝格纳特太太向我们行了一个屈膝礼。
“他们是我真正的好朋友，”乔治先生说。“我就是在他们家被捕的。”
“那人瞎说八道，”贝格纳特先生气愤地晃着脑袋，插嘴说，“什么旧低音提琴。音色好的。替朋友买的。多少钱不成问题。”
“马特，”乔治先生说，“我刚才跟这位小姐和这两位先生说的话，你差不多都听见了。你同意我的话吧？”
贝格纳特先生考虑了一下，便把这个问题交给他太太去回答。“老伴儿，”他说，“告诉他。我是不是同意。”
“嗐，乔治，”贝格纳特太太大声说道，她刚才已经把篮子里的东西拿出来。那里有一块冷腌猪肉，一点茶叶和糖，还有一个黑面包，“你应当知道，他不同意你的话。你应当知道，听你说话，真叫人急死了。你说什么不愿意这样子开脱出来，不愿意那样子开脱出来——你这样挑挑拣拣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简直是瞎说，乔治。”
“我现在正倒霉，贝格纳特太太，别对我太苛刻了。”乔治先生轻松地说道。
“噢！你没有因为这些倒霉的事情，学聪明一点，还嚷嚷什么倒霉哩！”贝格纳特太太道，“你今天对这几位说的话，我听了真害臊，我这一辈子听到人家说糊涂话，还没有这样害臊过。律师吗？是啊，你的乱七八糟的主意太多了，要不然这位先生既然给你介绍律师，你为什么不要他十个八个的？”
“你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监护人说。“我希望你能够说服他，贝格纳特太太。”
“说服他，先生？”她回答说。“我的天啊，那可办不到。你不了解乔治。你瞧！”贝格纳特太太放下篮子，伸出两只没有戴手套的晒黑了的手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任性，坚持错误，不管什么人都会被他气死的！你可以凭自己的力气，把发射四十八磅炮弹的大炮拿起来，扛在肩膀上，可是，他这个人只要打定了主意，你就不能动他一动。是啊，难道我还不了解他吗！”贝格纳特太太喊道。“难道我还不了解你吗，乔治！我们认识多年了，我相信，你总不会在我面前装成另外一个人吧？”
她那出于善意的愤慨，对她丈夫起了示范作用，他有好几次向乔治先生摇了摇头，默默地表示要他听话。贝格纳特太太不时地看着我；我从她那挤眉弄眼的神色中看出，她希望我做点什么事情，不过，我弄不明白她的意思。
“老朋友，我打消了说服你的念头，已经有好些年了，”贝格纳特太太一边说，一边把腌猪肉上面的一点尘土吹掉，同时又看了看我，“等这位小姐和这两位先生像我这样了解你的时候，他们也会打消说服你的念头的。要是你还没有固执得连东西都不想吃，那你就拿去吧。”
“我非常感激你送我这许多东西，”乔治先生回答说。
“你真的感激吗？”贝格纳特太太还是那样友好地叨唠着说。“这真叫我感到奇怪。我很纳闷，你为什么这一次不随你的意思去活活地饿死。那才像你这个人啊。说不定你下一步就是要这样子干吧。”说到这里，他又一次看着我；我这时才明白，她看看门口，又看看我，就是希望我们出去，在监狱外面等着她。我用同样的方法向监护人和伍德科特先生示意以后，便站起来。
“我们希望你能够改变主意，乔治先生，”我说，“我们下回来探望你的时候，相信会看到你更理智一些。”
“萨默森小姐，你们在这一点上不会看到我更感激你们的。”他答道。
“不过，我希望，我们会看到你更听话一些，”我说。“我希望你考虑一下，如何把这个神秘的谋杀案弄清，把真正的凶手找出来，不但对你自己，而且对别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话的时候，稍微背着他，准备往门口走去，他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说话，但没有注意我说些什么，而在观察我的高度和身材（这是他们后来告诉我的），因为我的高度和身材似乎忽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真奇怪，”他说道。“可是，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监护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先生，”他回答说，“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不幸来到死者家里，正上楼梯，我在黑暗中看见有人从旁边经过，那身影和萨默森小姐非常相像，我当时真想跟对方打个招呼。”
有一阵子，我感到浑身颤抖，这是我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过的，我希望将来不再有这种感觉才好。
“我上去的时候，这人正好下楼，”乔治先生说，“披的是一件宽大的黑斗篷，经过那个射进月光来的窗口，我注意到斗篷上带着长长的流苏。不过，这和目前的这件事情丝毫没有关系，只是萨默森小姐看上去很像当时那个人，所以我忽然想起来了。”
我现在已经无法说清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我只记得，那种在开始时模模糊糊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和有义务注意这案子的调查情况的感觉，渐渐加深了——尽管我还不敢明确地问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另外，我记得当时我是如何愤愤不平地认为自己没有丝毫理由提心吊胆。
我们三个人走出监狱，在离门口不远的一个僻静的地方踱来踱去。我们没有等多少时间，贝格纳特先生和太太就出来了；他们马上走到我们这里来。
贝格纳特太太眼睛里含着泪水，满脸通红，而且显出很匆忙的样子。“你知道，小姐，我没有让乔治看出我对他的事情有什么想法，”这就是她来了以后的第一句话，“不过，他的处境很糟糕，可怜的家伙！”
“如果小心点，谨慎点，再加上有人帮忙，那还不至于很糟糕，”监护人说。
“先生，像你这样的绅士当然是最明白事理的，”贝格纳特太太一边回答，一边匆匆地用灰斗篷的边擦干眼泪，“不过，我真替他担心。他一点也不小心，说了许多糊涂话。陪审团的先生们也许不能像我和大木头那样了解他。再说，还发生了许多对他不利的情况，许多人会出庭作证，说些对他不利的话，同时布克特又非常狡猾。”
“他胡说什么要买旧低音提琴。还说小时候吹过笛子，”贝格纳特先生非常严肃地补充说。
“来，小姐，我跟你说句话，”贝格纳特太太说，“我是说小姐，我的意思是指你们几位。来，到墙角落这边来，我跟你们说句话。”
贝格纳特太太匆匆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加偏僻的地方，刚一开始的时候，急得连话都说不上来，这时贝格纳特先生不得不说，“老伴儿，跟他们说呀！”
“是这样的，小姐，”老伴儿一边说，一边把帽带解开，好呼吸得更舒畅一些，“除非你找到什么新的力量，要不然你宁可去动一动多维尔港的城堡，也别想在这个问题上动一动乔治。不过，我已经找到这种力量了。”
“你真了不起，”监护人说，“说下去吧！”
“我跟你说，小姐，”她在着急和激动的时候，每说一句话，就拍一下手，一共拍了十几次，“他说他举目无亲的那些话全是瞎扯。他们不知道他的情况，他可是知道他们的情况。他常常跟我谈自己的身世，他跟我说的要比跟别人说的多一些。有一天他对我的小孩伍尔维奇说，不要使母亲增添白头发和皱纹，这绝不是偶然的。我敢拿五十英镑来打赌，那一天他一定看见他母亲来着。她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找来。”
转眼间，贝格纳特太太便把一些别针含在嘴里，开始把裙子边别起来，比灰斗篷稍高一点，她一会儿就做完，做得特别快和特别利落。
“大木头，”贝格纳特太太说，“你去照料孩子，把雨伞给我！我要到林肯郡去，把那位老太太带到这里来！”
“可是，我的天啊！”监护人喊道，同时把手伸到口袋里，“她怎么个走法？带了多少钱？”
贝格纳特太太又翻了翻她的裙子，掏出一个皮包来，匆匆忙忙地数了数里面有几个先令，然后露出非常满意的样子把皮包合上。
“你不要替我操心，小姐。我是个军人的妻子，自己走惯了路。大木头，我的老伴儿，”她一边说，一边吻着贝格纳特先生，“这一下是给你的，这三下是给孩子们的。我现在就到林肯郡去把乔治的母亲找来！”
她真的走了，当时我们三个人还站在那里，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哩。她真的披着那件灰斗篷，迈着坚定的步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后来拐了个弯，便消失不见了。
“贝格纳特先生，”监护人说，“难道你就这样让她走了？”
“没有办法，”他回答说，“从前有一回，她披着这件斗篷，带着这把雨伞，从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直走回家来。无论老伴儿说做什么。那就得做！只要老伴儿说，我要这样做。她就一定做得到。”
“这么说，她的为人也是和她的外表一样，又正直又真诚，”监护人说，“说实在的，很难再找到比这更恰当的话来形容她了。”
“她是无敌军团的旗手，”贝格纳特先生这时也走了，他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对我们说，“这样的女人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不过，我在她面前从来不这样说。纪律是必须维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