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周报》停刊了。这是一件可惜的事。但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里说，要改办月刊或半月，而且“将来的新《努力》已决定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这又不得不说是一件很可喜的事。

我是赞成文学革命的事业的，而尤其赞成思想革命。但我要预先说明，思想革命是最不讨好的事业，只落得大家的打骂而不会受到感谢的。做政治运动的人，成功了固然大有好处，即失败了，至少在同派总还是回护感谢。唯独思想革命的鼓吹者是个孤独的行人，至多有三个五个的旅伴；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民党的人可以得孙中山的信用，津派的人可以蒙曹仲三的赏识，虽然在敌派是反对他们；至于思想改革家则两面都不讨好，曹仲三要打他，孙中山未必不要骂他，甚至旧思想的牺牲的老百姓们也要说他是离经叛道而要求重办。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新青年》正是一个前例，陈独秀办《向导》，胡适之办《努力》，不过受到一部分人的恶感，为了《新青年》上的几篇思想上的文章，二位却至今为全国旧派的眼中钉，与秋瑾案有关的“张让老”近来反对经子渊做浙四中校长，电文里还说及陈胡之罪大恶极。我并不是将这些话来恐吓胡先生，劝他不要干这不讨好的事，实在倒是因为他肯挺身来肩这个水浸木梢，非常佩服，所以写这几行，以表我对于这件事的欢迎与忧虑。

要讲思想改革，势必对于习惯的旧道德要加以攻击，这决不是我们这“礼义之邦”的人所能容受的。不但年老的如此，便是青年里也有许多许多“年不老而心已老”的先生们，更反对得起劲。倘若这只是我的杞忧，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所怕者是我的预言竟中，——不幸我的预言曾中过好几次。或者别的问题还不至于十分要紧，但讲到性的伦理的改革，我相信必定要遇见老心的少年（老年的不必说）的迫害。……猪仔尚可，心老杀我！愿“新《努力》”冒险努力！

十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