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那国粹派未必真会去复兴明堂或实行攘夷，但是在思想上这些倾向却已显著了，旧势力的余留如《四存月刊》等，可以不算，最重要的是新起的那些事件，如京沪各处有人提倡孔门的礼乐，以及朱谦之君的讲“古学”，梅胡诸君的《学衡》，……最后是章太炎先生的讲学。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的，但我觉得他在现在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藉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点成就，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倘若照中国的旧说讲来，那么载道之文当然为文学之正宗，小说戏曲都是玩物丧志，至少也是文学的未入流罢了。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却忧虑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听说上海已经有这样的言论，说太炎先生讲演国学了，可见白话新文学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由此可以知道我的杞忧不是完全无根的。照现在的情形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化之至治。我的预言最好是不中，而且也有不中的可能，因为一种反动总不能澈底的胜利，其间被压迫的新势力自然会出来作反抗的运动的，所以或者古衣冠刚才穿上，就不得不随即脱下，也未可知；不过现在就事论事，这国粹主义的勃兴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了。

最后附带说明一句，现在所有的国粹主义的运动大抵是对于新文学的一种反抗，但我推想以后要改变一点色彩，将成为国家的传统主义，即是包含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的意义：这个是好是坏我且不说，但我相信这也是事实。

十一年四月十日。

附　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

至于太炎先生的讲学，更是近来的一件好事，仲密先生忧虑“他的结果……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这真是过虑了。太炎先生当日在日本讲学的历史，仲密君是知道的。东京当日听讲的弟子里，固然有黄季刚及已故的康心孚先生，但内中不是也有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逷先诸君吗？仲密君又提及上海因太炎讲学而发生的言论。但以我所知，上海报界此次发生的言论并不表现何等盲目的复古论调。太炎先生有一次在讲演里略批评白话诗与白话文，次日即有邵力子与曹聚仁两君的驳论；曹君即是为太炎的讲演作笔记的人，这不更可以打消我们的疑虑吗？

至于“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也都是已过去或将过去的事，不能说是将来的趋势。即以“作骈律”论罢。我可以预言将来只有白话文与白话诗作者的增加，决不会有“骈律”作者的增加。假如现在有一位“复古”的圣人出来下一道命令，要现在的女学生都缠三寸或四寸的小脚；仲密先生，你想这道命令能实行吗？他所以不能实行，只是因为这班女学生久已不认小脚的美了。虽然此时有许多女子还不能不衬棉花装大脚，但放足的趋势好像已超过未庄的赵秀才盘辫子的时代了。（这个典故出在《阿q正传》第七八章。）白话文与白话诗的趋势好像也已经过了这个“盘辫子”的时代；现在虽然还不曾脱离“衬棉花”的时代，但我们可以断定谢冰心汪静之诸君决不致再回去做骈律了。最近的《学衡》杂志上似乎传出一个胡适之君做古体诗的恶消息，这个消息即使是真的，大概也不过是像昨天北京大学学生穿着蟒袍补褂做“盲人化装赛跑”一类的事，不值得使《学衡》的同人乐观，也不值得使仲密君悲观的。

至于“制礼作乐”的圣贤，近来也不曾推却那巴黎洋鬼子送他的羊皮纸。况且辜鸿铭先生曾说，“四存”的卷帘格，恰好对“忘八”。以崇古之辜鸿铭先生，而藐视“四存”之圣人如此，然则“四存运动”之不足畏也，不亦明乎？

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主义勃兴”的事实。仲密君所举的许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

最后，我想提出我自己对于现在思想界的感想：

昨天报上登出仲密君的《思想界的倾向》，我读了颇有点感想。我觉得仲密君未免太悲观了。他说，“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仲密君又说，“照现在的情形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化之至治。”这种悲观的猜测，似乎错了。

我们不能叫梅胡诸君不办《学衡》，也不能禁止太炎先生的讲学。我们固然希望新种子的传播，却也不必希望胡椒变甜，甘草变苦。

即使这一点回波果然能变成大浪，即使尾声之后果然还有震天的大响，那也不必使我们忧虑。

仲密的根本错误是把已过去或将过去的情形看作将来的倾向。“复古与排外”的国粹主义，当然不在将来，而在过去。“着古衣冠，用古文字”的国粹主义，差不多成了过去了。即如“金心异”先生也曾穿过用湖绉做的“深衣”来上衙门；即如仲密先生十几年前译“或外小说集”时也曾犯过“用古文字”的嫌疑。但这些都成了过去了。

仲密君还有一个大错误，就是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现在那些“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的人，难道真是“思想界”中人吗？他们捧着一张用画片放在聚光点外照的照片，真心认作吕祖的真容，甘心叩头膜拜。这样的笨伯也当得起“思想界”的雅号吗？

仲密君举的例有朱谦之君的讲“古学”，梅胡诸君的《学衡》，章太炎先生的讲学。这都不够使我们发生悲观。朱谦之君本来只是讲“古学”；他的《革命哲学》与他那未成的《周易哲学》，同是“讲古学”。他本不曾趣时而变新，我们也不必疑他背时而复古。梅胡诸君的《学衡》，也是如此。知道梅胡的人，都知道他们仍然七八年前的梅胡。他们代表的倾向，并不是现在与将来的倾向，其实只是七八年前——乃至十几年前——的倾向。不幸《学衡》在冰桶里搁置了好几年，迟至一九二二年方才出来，遂致引起仲密君的误解了。

q．v．

文学革命的健儿们，努力前进！文学革命若禁不起一个或十个百个章太炎的讲学，那还成个革命军吗？

一九二二，四，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