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她的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身子靠在窗子旁。“伊莎贝尔。”我叫了一声。

她没有回答。她的眼睑像被儿童活活穿在针上的蝴蝶一样在抖动。

“伊莎贝尔，”我说道，“我是接你来的。”

她吓了一跳，身子朝着墙壁贴去。一阵痉挛之后，她僵直地坐在那里。“你不认识我了？”我问道。

她静静地坐着，只有一对警觉的黑眼睛在朝我这边转动。“你是那个冒充大夫的人派来的。”她低声说。

这是真的。韦尼克派我来这儿。“他没有派我，”我说道，“我是偷偷来的。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儿。”

她缓缓地从墙上松开。“你也把我出卖了。”

“我没出卖过你。我没法见到你。你没出来过。”

“可我却不能出去，”她低声地说，“他们都站在外面等。他们想抓我。他们打听到我在这里。”

“谁？”

她凝视着我，一言不发。她多么瘦啊！我想，在这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多么瘦小，多么孤单啊！她从来没感到有自己。从来不觉得她那“自我”的孤单。她在一个陌生、危机四伏、捉摸不透地令人惊恐的地方，像一发炮弹炸成一片片纯粹带尖棱的恐惧碎块。

“没有人等你。”我说道。

“有。”

“你从哪里知道的？”

“声音。你没听见吗？”

“没有。”

“声音知道一切。你没听见？”

“那是风，伊莎贝尔。”

“是的，”她顺从地说，“我不反对那是风。但愿那不至于这样疼痛！”

“什么会叫人疼痛？”

“锯。他们也可以切，切来得快。但是他们用钝锯锯得这样慢！如果他们慢慢地锯，一切又会重新长在一块的！然后他们又从头开始，就这样没完没了。他们锯肉，随后锯开的肉又长在一块，没完没了。”

“谁在锯？”

“声音。”

“声音不会锯的。”

“这些声音会锯。”

“它们在哪里锯？”

伊莎贝尔做了一个动作，仿佛她在剧烈疼痛。她把双手夹在大腿之间。“它们要把他锯出来。它们说我不该有孩子。”

“谁？”

“外面那个女人。她说她生了我。现在她又要把我拉回到肚子里去。她在锯啊，锯啊。而他把我抓牢。”

她在战栗。“他，在她身上的他……”

“在她身上？”

她在呻吟。“你别说——她要杀死我——不许我知道——”

我朝她走去，绕着一张带有灰白色玫瑰图案的靠背椅转圈，这图案在这空荡房间里，与它仿造的甜蜜生活丝毫没有联系。“不许你知道什么？”

“她要杀死我。不许我睡觉。为什么没有人同我一起醒着？一切我都得一个人做。我累极了，”她像一只鸟在诉苦，“火光熊熊，我睡不着，我累极了。但是，如果火光熊熊又没人醒着，谁能睡觉呢？就连你也离开了我。”

“我没有离开你。”

“你跟他们说过话。他们把你收买了。为什么你没有保护我？蓝树和银雨。可你不愿意。从来不愿意！你本来可以救我的。”

“什么时候？”我问道。我发觉我身上有什么在颤动，我想抑制住，但是它还是在动，房间似乎变得不牢固了，仿佛四周的墙在震动，仿佛墙不是用石头和三合土砌成，再刷上泥灰，而是用弧线，即由亿万根线丝汇集成很粗的弧线组成的，这些线条从这一水平线流到另一水平线以至更遥远的地方，在这儿压缩成一个用吊绳和绞索构成的四方形牢房，渴望和对人生的恐惧就在绳索中翻动。

伊莎贝尔转回自己的脸对着墙。“唉，完了，已经很久很久了。”

暮色突然降临窗户。它给窗户蒙上一条由几乎看不见的灰色织成的面纱。一切还像以前那样存在着——外面的亮光，绿色、黄色的道路，大型彩画盆里的两株棕榈，布满云朵的天空，树林后城市遥远、拥挤的灰红屋顶——不像以前那样，现在什么也不在那儿，暮色笼罩了它们，给它们涂上暂时性的油漆，像家庭妇女准备把牛肉醋溜了给人吃，暮色也准备把它们供给夜狼吞咽。只有伊莎贝尔还在那里，她紧紧抓住亮光最后一根绳索，但是就连她也被这根绳索拖入晚间的戏剧里，这种戏剧在过去从来就不是戏，只有一种戏剧我们知道，它就叫作消失。自从我们知道我们必定要死以后，而且因为我们知道了，田园景色才成了戏剧，圆圈才成了矛，发展才成了消失，叫喊才成了恐惧，逃跑才成了判决。

我两只臂膀牢牢地抓住她。她在颤抖，凝视着我，紧紧贴在我身上，我搂住她，我们抱在一起——两个陌生的人谁也不知道谁就相互搂住，因为他们误解了对方，都把对方认作是别的什么人，他们从这种误解中汲取一瞬间安慰，这是一种双倍、三倍以至无穷无尽的误解，不过这也是唯一的误解，它就好比彩虹虚构出一座永远不会变成现实的桥来，它成了两面镜子之间的一种反射，被继续抛到越来越遥远的真空里去。“为什么你不爱我？”伊莎贝尔耳语地说。

“我爱你。我心中的一切都在爱你。”

“不够。其他人还一直在那里。如果爱得够，你会把他们打死的。”

我把她搂在怀里，越过她望着公园，在那里，阴影像紫石英色的波浪从平地和林荫大道飘上来。我心里的一切清晰而又明朗，但同时我觉得自己似乎站在一个非常高而又狭窄的平台上，我脚下是发出喃喃自语的深渊。“但愿你不会容忍我离开你生活。”伊莎贝尔低声地说。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每当她说这种话的时候，总有些什么搅得我不能平静，仿佛在这些话的后面隐藏着比我所认识的更为深刻的真理，仿佛这真理来自事物的彼岸，来自无名之地。“你觉得天气变冷了吗？”她靠在我的肩上问道，“每逢夜间，一切都死去。心也如此。他们把它锯碎了。”

“什么也没死，伊莎贝尔。永远不会。”

“会的！石头做的脸——它裂成碎片。第二天又恢复原状。唉，它不是脸！我们撒谎，就是用我们可怜的脸！你也撒谎。”

“是的，”我说道，“可是我不愿意这样。”

“你必须把脸彻底刷一刷，直到脸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光滑的皮肤。别的什么也没有！但是它总还留在那儿。还会再长起来。假如一切静止，人就不会有疼痛。为什么他们要把我同一切锯开？为什么她要我回去？我什么也没出卖！”

“你可以出卖什么？”

“会开花的东西。它沾满污泥。它是从沟渠里来的。”

她又颤抖起来，把身子紧贴着我。“他们把我的眼睛粘牢。用胶水，然后他们用针刺穿。但尽管如此，我也不能把视线移开。”

“从什么移开？”

她把我推开。“他们派你来的！我什么也不泄露！你是个奸细。他们把你收买了！如果我说出来，他们会搞死我。”

“我不是奸细。如果你把这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搞死你？他们直接杀你更方便。假如我知道，他们也会杀死我的。那么，就不止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她听懂了，又盯着我，并且在思索。我克制自己保持安静，以至我简直透不过气来。我发觉我们站在一扇门前，而门后可能就是自由。韦尼克把这称作是自由。从精神病医院回到正常的街道、房屋和关系里来。我不知道，情况是不是会好得这么多，但是当我看到这受折磨的生灵就在我面前时，我无法进行思索。“假如你告诉我，他们会让你安静的，”我说道，“若是他们不让你安静，我会求援的。向警察、报纸求援。他们会害怕的。而你用不着再害怕。”

她把手贴在一块。“还不止这件事。”她终于说了出来。

“还有什么？”

一秒钟后，她的面孔变得生硬，板了起来。痛苦和犹豫不决似乎已经一扫而光。嘴巴变得又小又窄，下颌突出。此刻她倒有点像个瘦削的、凶恶的清教徒处女。“别再谈这个！”她说，就连她的嗓音也变了。

“好的，我们不谈这个。我不需要知道。”

我等待着。她的眼睛发出淡淡的光亮，像最后一道光中的潮湿的油页岩一样。晚间的一切灰色似乎都聚集在她的眼睛里，她高傲地、面带讥笑地凝视着我。“你大概很想知道，不是吗？没完全成功，奸细！”

我莫名其妙地勃然大怒，尽管我知道她有病，这种意识上的毛病像闪电一样突然爆发出来。“见鬼去，”我恼火地说，“这一切关我什么屁事！”

我看到她的脸又变了，但是我满怀无法理解的激动心情迅速地走出去。

“还有呢？”韦尼克问道。

“全说了。为什么您叫我进去找她？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我不适于当看护。您也看到——当我应该小心翼翼地同她谈话时，我却对她喊叫，并且跑开了。”

“情况比您预料的要好。”韦尼克从他的书堆后拿出一个瓶子和两只玻璃杯斟了起来。“法国白兰地，”他说道，“我只想知道一点——她从哪里发觉她母亲又在这里？”

“她母亲在这里？”

韦尼克点点头。“前天来的。她还没有见到她，也没有从窗子里看她。”

“为什么她看不到她？”

“为此，她得往窗子外把身子伸得老长，得有一对像望远镜的眼睛。”韦尼克仔细观察他的白兰地酒的颜色，“可是这类病人有时会感觉出来的。也许她已经猜出来了。我逼她往这个方面想。”

“有什么目的？”我说道，“她现在比我过去看到时病得更厉害。”

“不。”韦尼克反驳说。

我把酒杯放回去，对他藏书室里厚厚的书籍瞥了一眼。“她现在非常痛苦，会叫人反胃的。”

“是痛苦，但不是病得更厉害。”

“您应该让她休息，像她夏天时那样。当时她很幸福。而现在——真可怕。”

“是的，是可怕，”韦尼克说道，“事情几乎就是这样，仿佛她所想象的一切，都真的发生了。”

“她坐在那里像坐在刑讯室一样。”

韦尼克点点头。“外面的人总相信，这种刑讯室已经灭迹。可它还是存在。就在这里。每个人脑子里都有自己的刑讯室。”

“不仅在这儿。”

“不仅在这儿，”韦尼克毫不掩饰地承认道，并且喝了一口白兰地，“但是这儿许多人都有刑讯室。您想证实一下吗？请您穿件白大褂。晚上查房的时间到了。”

“不，”我说道，“我想起了上一次。”

“那是战争，它还在这儿怒吼。您想到另一个病区看看吗？”

“不。我也会回忆起来的。”

“不可能什么都回忆的，您只看到几个。”

“这也够了。”

我回忆起那些可怜虫，他们好几个星期身子僵直，呆呆地站在角落里，或是不停地朝着墙壁奔去，从床上爬过去，身穿疯子的上衣，翻着白眼呼哧呼哧直喘气，大喊大叫。纷杂的雷雨无声地落在他们身上，他们脑海里出现蛀虫，利爪，鳞片，黏黏糊糊、蜷成一团的无脚爬行动物，以至兽类尸体从下面伸出爪子来抓他们的五脏六腑、睾丸和脊椎骨，把他们拉到混沌初开时的分崩离析中去，成为鳞片状身体和没有眼睛的怪物——他们像惊恐万状的猴子呼喊着，逃到他们脑子里的最后一些光秃的枝条上，他们被越升越高的内脏驱逐着，发出嘎嘎的叫声，惊恐万状，那不是脑子的惊恐，比这更糟的是细胞面临衰亡、喊叫之上的喊叫、恐惧中的恐惧、对死亡的惊恐，这惊恐不是个体的，而是血管、细胞、血液和潜意识智力的惊恐，这种智力默默控制着肝脏、腺体、血液循环以及头骨下面的激情。

“好的，”韦尼克说道，“那么，您喝您的白兰地。别逃到潜意识中去，赞美生活吧！”

“为什么？因为一切都安排得如此美妙吗？因为一个人在吃另一个人，而后吃自己吗？”

“因为您活着，您这天真的海怪！对于同情的问题，您还太年轻，没有经验。如果您一旦上了年纪，您将会发觉，这问题是不存在的。”

“我有某些经验。”

韦尼克表示不同意。“请您别自以为了不起，您是个参加过战争的人！您所知道的，与玄妙的同情问题毫不相干，同情问题属于人类性格上的普遍愚昧。伟大的同情在别的地方开始，也在别的地方停止，即在像您那样哭丧着脸的人的彼岸，也在像博登迪克那样兜售安慰的人的彼岸。”

“妙，您这超人，”我说道，“但是您就有权为所欲为地在您病人头脑中煽动地狱、净罪之火或挑起冷漠的死神吗？”

“权利。”韦尼克怀着极端仇视反驳道，“可是一个诚实的凶手反对像您这样的权利维护者，是多么兴高采烈呀！您知道权利吗？肯定比知道同情还要少，您这学究式的感伤主义者！”

他举起他的酒杯，咧嘴笑了笑，平静地望着暮色。房间里的电灯照在棕色和彩色的书籍背面越来越呈现出金黄颜色。夜也是脑子里的极地之夜，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么珍奇和这么具有象征性的景象。“在宇宙规划图里，都没有规定这一个和另一个权利，”我说道，“但是我对此并不满意，假如您觉得这是人类的缺陷，我倒是乐于一辈子这么坚持。”

韦尼克站起身，从衣帽钩上取下帽子戴上，他脱去帽子向我致意，然后又将它挂在钩子上，又坐了下来。“善与美万岁！”他说道，“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现在请您出去，晚上查房的时间到了。”

“您可以不把安眠药发给热纳维耶芙·特霍芬吗？”我问道。

“我可以这么做，可是这于她无益。”

“为什么您今天一会儿也不让她安静？”

“我给她安静。我也要发给她一份安眠药。”他对我眨眨眼睛，“您今天做得比整整一组医生还要出色。非常感谢。”

我茫然地瞅着他。他的任务见鬼去吧，我想，他的白兰地见鬼去吧！他那些神一般的言辞见鬼去吧！“一种药性很强的安眠药。”我说道。

“现有最好的。您到过东方吗？到过中国吗？”

“我怎么会到中国？”

“我到过那里，”韦尼克说道，“在战前。在洪水泛滥和饥荒的时候。”

“是的，”我说道，“我可以想象得出，您现在要说什么，我不愿意听。关于这一方面，我读得够多了。您立即到热纳维耶芙·特霍芬那里去吗？头一个找她？”

“是的。我要让她休息。”韦尼克微微一笑，“为此我现在得稍许打扰一下她的母亲。”

“奥托，你想要什么？”我问道，“我今天没有兴趣讨论颂诗的韵律！你去找爱德华吧！”

我们坐在诗人俱乐部的房间里。我到这儿来的目的是排遣一下，避免去想伊莎贝尔。但是这里的一切突然使我感到厌恶。讨论韵律有何目的？世界充满恐惧和鲜血。我知道，这不过是狗屎不如的结论，何况这结论还是错的——但是我讨厌自己长时间参与逢场作戏的无聊的闲谈。“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

奥托像一只用黄油牛奶喂养起来的猫头鹰盯着我。“我到过那里，”他带着责备的口吻说道，“又去了一次。你们先是把人赶到那里去，然后不闻不问！”

“生活总是这样。你去过哪里？”

“铁路街。逛妓院。”

“有什么新闻？”我心不在焉地问，“我们大家一起去，给你付了钱，而你却临阵脱逃。难道我们为此得给你竖个雕像吗？”

“我又去过一次，”奥托说道，“自己一个人去的。请你注意听。”

“什么时候？”

“在去红磨坊夜总会那一晚上以后。”

“好，还有呢？”我兴趣索然地说，“你又在生活的事实面前溜之大吉？”

“不，”奥托声明，“这次没有。”

“佩服！是铁马吗？”

巴姆布斯脸色泛红。“这可无所谓。”

“好的，”我说道，“那么你为什么谈它呢？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经历。世界上相当多的人和女人睡觉。”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后果。”

“怎样的后果？我相信铁马没有病。特别在开始时，总会往这方面想的。”

奥托做出一副难受的面孔。“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为什么这么做，你完全可以想象。我的两组诗进展很好，特别是那首《穿着鲜红服装的女人》，但是我想，我需要有更多的灵感。我想在回乡下以前把那组诗完成。因此我又到铁路街去了一趟。这一次顺顺当当。你可知道，自那以后，什么也没做，一点也没有！没写过一行。好像是切断了！真是事与愿违。”

虽然我没有这样的心情，可我还是笑了。“这可是艺术家倒了大霉啰！”

“你说得挺轻松，”巴姆布斯激动地对我说，“但是我坐在那里！十四行诗写完第十一行，行行无可挑剔，可在写第十二行时发生不幸！根本写得不行！失去幻想！结束了！完了！”

“这是心满意足之后的诅咒，”洪格尔曼说，他已经凑了过来，对这事情似乎已经有所了解，“人满足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饿汉梦想痛痛快快吃一顿。饱汉对这感到厌烦。”

“饱汉又会再饿的，他又会做梦的。”我反驳道。

“你才这样，不是奥托，”洪格尔曼得意忘形地说，“你这个人不多愁善感，是个正常人，而奥托感情丰富。奥托原来的变态心理被另一种变态心理所替代。别笑，他的作家生涯也许到此寿终正寝。倘若允许我说，那次在妓院就是一次下葬。”

“我感到空虚，”奥托颓丧地说，“从来没有过这么空虚。我把自己毁了。我的梦幻在哪里？满足是渴望的敌人。我应该早知道呀！”

“可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说道。

“这主意挺不错！”洪格尔曼抽出他的笔记本，“我早就有这想法。可这对奥托毫不合适。他在这方面的风格还不够成熟。”

“他可以写成挽歌。或者是哀歌。宇宙性的悲哀，星球滴下金色的眼泪，上帝本人在抽泣，因为他把世界搞得这么糟，秋风用竖琴奏起安魂曲。”

洪格尔曼热心地写着。“多么巧合，”他插进来说，“一星期以前我也说过这样的话，几乎只字不差。我的太太可以做证。”

奥托耳朵略微竖起听着。“再说我还害怕染上什么病，”他说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出来？”

“得淋病三天，梅毒四星期。”洪格尔曼这个有妇之夫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不会染上什么病的，”我说道，“十四行诗不害梅毒。但是你可以充分利用这情绪。马上改变方向！如果你不作诗赞成，可以作诗反对！可以用辛辣的控诉来代替歌颂穿着鲜红色和紫色服装的女人的赞美诗。脓从星球上滴下，约伯躺在脓疮里，或许他是第一个梅毒患者。在宇宙的碎块上，爱情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孔上甜蜜地微笑，另一副上有个啃坏的鼻子。”

我看到洪格尔曼再次写着。“一星期前你也把这些讲给你太太听吗？”我问道。

他容光焕发地点点头。

“那么为什么你还要记下来？”

“因为我又忘了。小事情我常忘。”

“你们取笑我倒快活，”巴姆布斯委屈地说，“我可不能作诗反对什么，我是个赞美诗人。”

“写篇赞美诗反对。”

“赞美诗只能赞美什么，”奥托教训我说，“不能反对什么。”

“那么就写赞美诗歌颂道德、纯洁、寂寞和修道士的生活，现有的‘自我’沉没到最近和最远的时期中去。”

奥托像一只猎狗歪着头倾听了一会儿。“我已经这样做过，”他垂头丧气地说，“这不完全是我的特性。”

“你的特性见鬼去吧！不要过分要求！”

我站起来，走到隔壁房间。瓦伦丁·布施坐在那里。“来，”他说，“和我一起喝瓶约翰尼斯贝格的葡萄酒。这会把爱德华气坏的。”

“我今天不想气人。”我答道，继续走去。

我走到街上时，奥托·巴姆布斯已经在那里站着，痛苦地凝视装饰瓦尔哈拉进口处的石膏金发女郎。“这样的事。”他茫然地说道。

“别哭，”我说，目的在于摆脱他的纠缠，“你显然属于很早结束作诗生涯的克莱斯特、毕尔格、兰波、毕希纳——诗人中最优秀的人物——这个行列，因此别把那事情放在心里。”

“可他们死得也早！”

“你愿意，也可以这样。兰波在停止写作以后还活了许多年。他在埃塞俄比亚当了冒险家。不错吧？”

奥托像一头三条腿的鹿看着我。然后又凝视那石膏金发女郎肥厚的臀部和高高隆起的乳房。“你听着，”我不耐烦地说，“写一组诗《圣者安东尼乌斯的诱惑》！性欲和断念，两者你皆有之，还有一大堆别的什么。”

奥托脸上有了生气。紧接着这张脸像一头怀有官能欲念的星宿羊那样尽可能全神贯注。德国文学一瞬间似乎又得救了，因为我对他来说，已经明显地变得无所谓了。他心不在焉地向我挥手示意，加快脚步顺着街道走下去，朝家乡的写字台而去。我忌妒地目送着他。

办公室漆黑宁静。我打开电灯，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里森费尔德已动身。你今晚无公事。请你利用这时间弄好纽扣，修剪指甲，清醒一下头脑并为皇帝和帝国祷告。上士和普通的人克罗尔留条。谁睡觉，也是犯罪，又及。”

我朝楼上自己的房间走去。钢琴龇着白牙迎着我。死人的书籍从四面墙上冷冰冰地凝视着。我向街道对面弹去一串七和弦。莉萨的窗子打了开来。她站在炽热的灯前，身穿一件晨衣，衣服敞开着，手里高高举着一把车轮状的花束。“里森费尔德送的，”她沙哑地喊着，“真是个白痴！你需要这种菜吗？”

我摇摇头。我若是拿了，伊莎贝尔会以为她的敌人用这种手段来达到某种卑劣的目的，而我好久没见到格尔达，她也会认定这么做是错的。此外，什么人我都不理会。

“真的不要？”莉萨问道。

“真的不要。”

“不幸的人呀！但是你得快活起来！我相信你会长大成人的！”

“什么时候算是长大成人？”

莉萨考虑片刻。“到了想自己要多于想别人的时候。”然后她沙哑地喊着，砰的一声关上窗子。

我又弹去第二串七和弦，这一次声音减弱，只出了窗子。这回钢琴声没有明显的效果。我把钢琴关上，又从楼梯走下去。我看到维尔克那里还亮着灯。我朝他那里走去。“双胞胎的事结果怎样？”我问道。

“好极了。那位母亲胜利了。双胞胎用双人棺材安葬了。当然是在市立公墓，不是在天主教公墓。真滑稽，那位母亲起先在天主教公墓买了一块墓地。本来，她应该知道在那里是行不通的，因为双胞胎之中有一个是信新教的。现在她手头还有头一次买的墓地。”

“在天主教的公墓里吗？”

“当然啰。这块墓地好极了，是块沙土地，地势高，干燥。占有这块墓地，她可以感到高兴了！”

“为什么？给她自己和她丈夫用吗？现在由于双胞胎的缘故，她死后也想安葬在市立公墓上。”

“作为资产，”维尔克说道，他对我的迟钝感到不耐烦，“一块墓地在今天来说是第一流的投资，这是尽人皆知的！如果她现在想出售，可以赚几百万马克。实物总是发狂似的上涨！”

“说得对。我有一会儿工夫把这给忘了。为什么您还在这儿？”

维尔克指着一口棺材。“给银行家维尔纳做的。死于脑溢血。纯银、最优质的木材、真丝、加班费，用多少算多少。帮我一点忙行吗？库尔特·巴赫不在这儿。您明天一大早可以卖块墓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知道。维尔纳是在下班以后死的。”

“今天不行。我累死了。您将近午夜时可以到红磨坊夜总会去，一点以后回来继续干活。这样，鬼魂时辰的问题就解决了。”

维尔克思索着。“主意不坏，”他说，“可是我到那里去要不要一套晚礼服？”

“根本用不着。”

维尔克摇摇头。“尽管如此，不行！一个钟头所花的钱要比我整夜赚的钱还要多。可是我可以到小酒馆去。”他感激地瞧着我，“请您把维尔纳的住址记下来。”他随后说道。

我把住址写下来。奇怪，我想，今晚已经有两个人听了我的建议。只是对我本人，我还不知如何是好。“真滑稽，您对鬼魂那么害怕，”我说道，“亏您还是个温和的自由思想家。”

“只有白天才是，而不是晚上。谁晚上还当自由思想家？”

我朝着下面库尔特·巴赫的房间做了个手势。维尔克示意不同意。“年轻时当个自由思想家容易。但是我这样的年纪，加上得了疝气，还有个硬结的肺病病灶。”

“您换个地点吧！教会喜欢愿意悔改的罪人。”

维尔克耸耸肩膀。“我的自尊心往哪里放？”

我笑了。“夜里您没有自尊心，不是吗？”

“谁在夜里有自尊心？您有吗？”

“不。但或许巡夜的人有，或是夜里烤面包的面包师。您一定要有自尊心吗？”

“当然。我也是一个人。只有动物和自杀者没有自尊心。这种矛盾，也是一种痛苦！无论如何，我今天夜里去布卢默饭店。那里的啤酒好极了。”

我迈着步子回来，走过黑漆漆的院子。方尖碑前闪着淡光。那是莉萨的花束。她去红磨坊以前，把它放在那里。我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捡起来。我没有过多担心克诺普夫会亵渎它。我把它拿到我的房间里，插在我从办公室里拿上来的一个淡橙色的坛里。整个房间立即飘逸着花香。如今我伴着散发泥土和公墓气味的棕色、黄色和白色的菊花一起坐着，仿佛我要埋葬人似的！可我不是真的已经葬了点什么吗？

午夜时分，我忍受不住花的香味。我看见维尔克到小酒馆去度过鬼魂的时辰。我拿起花束，把它带到他的工场去。门敞开着，灯还亮着，这个怕鬼的人回来时就不至于害怕了。一瓶啤酒竖放在巨人棺材上。我把这瓶啤酒一饮而尽，将玻璃杯和酒瓶放在窗台上，打开窗子，以便造成假象，仿佛有个鬼魂曾经口渴似的。然后我把菊花从窗口直撒到银行家维尔纳那口已经完成一半的棺材上，在末端放一把毫无价值的千元马克钞票。叫维尔克在上面做首诗才好！若是维尔纳的棺材因此而完不成，那也并不是什么不幸——银行家已经用通货膨胀的钱使数十个小业主丧失了他们少得可怜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