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英国的发展和费边主义精神

这两个年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1875这一年诞生了其力量强大到可算是一种政治因素的第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个重大的事件是通过两个德国政治团体——拉萨尔的团体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于1869年建立的团体——合并为社会民主党而发生的，该党在当时（哥达纲领）虽然对拉萨尔的政纲作出相当大的让步， (1) 最终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埃尔富特纲领，1891年），并稳步地开辟自己的道路，到1914年占有值得骄傲的地位，但就在那年，它和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一样，遭遇致命的危机。 (2) 在评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毋需作出牺牲原则性的妥协，眼看就能取得议会领导权的惊人发展之前，我们应先看一看其他国家事态发展的过程，首先看一看那个时期的英国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它提供了与德国党完全不同的令人惊奇的和有启发意义的对照。

在表层底下，当然存在本质相似的社会过程和（作为过程一部分的）本质相似的劳工运动。英国和德国事态发展之间有基调、意识形态和策略的不同，其原因是容易解释的。自从欧文派的全国团结总工会于1834年垮台以来，或者说自从宪章运动销声匿迹以来，英国的劳工运动不再产生任何坚决的敌对行动。某些工人的经济目标得到自由党的支持，另一些目标得到保守党的同情。 (3) 例如，1871、1875和1876年的工会法通过时都没有发生刺激工人好斗心理的任何事情。此外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是由非社会主义团体进行并解决的，群众除了欢呼或讥笑外，没有很多的事情可做。在所有这些事情中，英国工人基层群众的优秀品质充分地表现出来，英国政治社会的优秀品质同样明显地表示出来：在证明它们能够避免走上与法国大革命同样道路，能够消灭由昂贵面包引起的危机后，它们还懂得怎样控制日益艰难的社会形势，怎样体面地放弃自己的某些主张——1906年的劳资纠纷法可以为证。 (4) 结果是英国的无产阶级经历较长的过程才具有“阶级觉悟”，才达到基尔·哈迪能够组成独立工党（1893年）的标准。但是新工会运动 (5) 的兴起，最终宣布与德国工人运动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的（除了语言表达外）事态的来到。

当时存在的这种差异的性质和程度，如果我们看一看能最完整地表达其目的与方法的团体——费边社——就会十分清楚地显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者会轻蔑地讪笑在他们看来必定是对从不标榜自己的那个知识分子小团体重要性的严重夸张。事实上，在英国，费边主义者及其态度就像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同等重要。

费边主义者出现于1883年，在我们整个时期一直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 (6) 他们来自边沁和穆勒学派，继承两者的传统。他们像在他们之前的哲学激进派一样，对人性抱有同样巨大的希望。他们以同样的实事求是的进步理论，努力为理性的重建与改善而工作。

他们很注意他们的论据，他们中有些人不辞无限艰辛通过大量研究和对某些论点与措施的批判来收集这些论据。可是他们对他们目标的基本原理——包括文化的和经济的——完全不加批评。他们把这些目标看做理所当然之事，就像好心的英国人那样，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说出来罢了。他们看不到贫民窟与上议院之间的差别。二者皆是“坏东西”，不是吗？这是常识。至于较大的经济平等、印度的自治政府、工会或自由贸易显然是“好东西”，谁能怀疑？必要思考的是怎样清除坏东西和怎样取得好东西；其他每一样思考只会激起无益的行动。在所有这些思想中，全心全意为公众事业献身的精神和不能容忍对个人价值和国家价值有别种看法的态度同样明显，还具有小资产阶级憎恶带有贵族情调的（包括对美的欣赏）任何事物的情绪——他们表达这些观点的方式和马克思主义者表达的方式完全一样。

起初，费边社成员得不到任何支持。他们开始劝说愿意听他们讲话的任何人。他们向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群众发表演说。他们能干地和大量地写作并分发小册子。他们推荐特定的政策、计划和法案，或者抨击它们。但他们施展影响的最重要的途径是接触“要人”，或者不如说接触政界、企业界和劳工界领袖人物的随从人员。他们的国家和他们本人在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为建立和利用这种接触提供绝好的机会。

英国政治社会并不总是接受外界的劝告，但它比起任何其他社会都乐意倾听别人的意见。而某些费边社成员不是外人，有些人能够利用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学生联合会和公共休息室建立起来的联系。从伦理上说，他们不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是现有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全都强调愿意合作，不愿意敌对。他们不打算出来组织政党，他们非常讨厌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词藻。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宁愿做个有用的人，不愿做被人嫌恶的人。他们总有一些主见提供给议员或行政官员，而后者总是欢迎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的建议。

现代内阁部长一般说来能在他的部内找到他需要的大部分情报和建议。特别是他绝不会感到缺乏统计材料。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不是这样。那时除偶有例外，各级文官只知道他们的例行公事，其他一无所知。担任官职的议员，尤其是未担任官职的议员，除了原有政策外，总是得不到有关“新”社会问题的论据与主意。占有论据与主意并一直愿意把它们贡献出来的团体，把它们妥善编排，准备供政府大臣或一般议员使用，这个团体肯定拥有进入权，尤其是从后门进入的权利。各级文官接受了这些论据与主意，他们不但对费边社成员的眼前目标相当同情，而且还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主意的宗旨。反过来，费边社成员也接受充当非正式公务人员的角色。事实上他们很合适充当这个角色。他们没有个人野心。他们乐意在幕后服务。通过人数日增、权力日大的官僚机构所进行的活动（这是他们预见到的和赞成的）十分完美地适合他们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总方案。

但是，马克思本来很可能会问，小小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团体（1881年成立的海因德曼的民主联盟）确实曾经问过：如果这种成就不能算是与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政治上拥护者的共谋，它还能算是什么呢？它怎能被称为社会主义？如果可以这么称谓，它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按上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意义）的另一种版本吗？不难设想，费边社成员和马克思主义者相互必定多么憎恶，各自对另一方错误观念的蔑视必定多么深切，虽则费边社成员的做法是一贯避免讨论基本原则和策略，而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他们以稍稍带有保护者的同情态度耐心等待费边社成员来讨论所有问题。然而就超然的观察家来说，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

费边型的社会主义努力，在任何别的时间不能算是一回事，但它在1914年以前的30年间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在那期间各种事物和人的思想适合并乐于接受这种信息，不需要比它保守或比它激进的思想。整理和组织现存的思想是使每种可能性变成清楚易懂政策所必要的，正是费边社成员以最勤奋、最实际的态度在做这个“组织整理”工作。他们是改革者，时代精神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目标在致力于社会的根本性重建，最终使经济管理成为公共事务。他们是志愿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在任何早期阶段必然被划为马克思主义者观念中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有等待他们的目标，所以以上看法所涉的含义并不符合他们的情况。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以空谈革命与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那个猎物意识到危险是十足的疯狂。惊醒阶级觉悟正是他们想要避免的事情，至少在开头时是如此，因为这将使他们的原则不可能和平而有效地传遍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和行政机构。当事物足够成熟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帮助建立独立工党，遂即与1900年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合作，并展开工会的政治活动，促使进步党在伦敦市议会里提出自己的路线，首先宣传在市里实行社会主义，然后宣传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最后倡导苏维埃制度的优点。

所有这一切无疑有另外一方面，即容易使他们的组织受到指斥。但无论如何，如果说他们从未发表过更加马克思式的战斗宣言，从未确切地告诉资产阶级那个猎物他们准备怎样对付它，他们同样从不去保护它。对准费边社成员的另一个批评来自相反的立场，它指出他们的方法使他们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国防御工事上被阻住的危险，而这种方法不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对阵战。这个批评没有考虑到他们特有的态度。可以代表他们作这样的回答：如果他们尽一切可能攻击资本主义制度，不消灭它而成功地对它进行充分的改造，这当然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至于对阵战，他们事先就以突出巧妙的方法，采用罗马将军的名字，来回答革命的批评家，那位将军尽管小心谨慎，但在把汉尼拔赶出意大利的斗争中，却比他任何急躁的前任起了更大的作用。

因此，这样说可能是正确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也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费边主义正好与马克思主义站在对立面上；也可以这样认为，费边社成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比马克思本人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中注意于实际政治范围内的问题，与社会事物进化的步调保持一致地前进，暂且不问最终目标，这些实际上要比马克思本人任意嫁接在他基本理论上的革命思想意识更符合他的基本理论。对资本主义的迫在眉睫的灾变不抱幻想，理解社会主义化是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能改变社会上所有 阶级的态度，甚至能琢磨出基本学说的优越性。

2．一方面是瑞典另一方面是俄罗斯

每个国家有她自己的社会主义。但在那些对人类文化价值宝库作出与其国土大小不相称的惊人贡献的大陆国家——特别是尼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事物与英国的范例并无多大的不同，以瑞典为例。像她的艺术、科学、政治、社会制度和许多别的事物一样，她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之迥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不是由于原则或意向的任何特色，而是由于造就瑞典民族的材料和她特出均衡的社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说，其他民族试图抄袭瑞典的榜样是十分荒谬的原因；要抄袭她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请来瑞典人，让他们执掌主权。

既然瑞典人是那样的人，他们的社会结构是那样的社会结构，我们就能容易地理解他们社会主义的两个突出特征。几乎总是得到干练而认真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和十分正常的社会过程合拍地缓慢成长，并不试图走在正常发展的前面，不想为对抗而对抗。所以当它执政时未产生任何骚动。它的领导人自然地担任负责的职位，他们能够以平等地位并主要在共同基础上对待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到今天，虽然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理所当然地出现，各党对当前政治的分歧已降为讨论这样的问题，如对一致同意的某个社会项目是否应多拨款几百万克朗，还是少拨款几百万克朗。在该党内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只有凭借显微镜才看得清楚，因为从双方的水平看，他们之间已不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也因为瑞典的社会有机体比其他社会有机体产生相对少的难以就范的知识分子，被激怒的和激怒人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多。这种情形有时被描绘为工会一般地对社会主义运动特别地对社会主义政党施加的“削弱性控制”。对沉湎于当前激进主义词藻的观察者来说，这种情况显得更加真切。可是这样看问题没有正确看到社会和种族环境的重要性，不仅那里的工人而且还有知识分子都是这个环境的产物，这个环境阻止他们把社会主义提高为一种宗教。虽然在马克思的教导中可能找到这种模式的位置，但当然不能期望一般马克思主义者赞同地看待瑞典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甚至不能期望他们承认它是真正社会主义努力的事例。反过来，瑞典的社会主义者所带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是轻微的，尽管他们特别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国际关系中，经常使用符合当时认为是社会主义规格的语言。

在天平的另一端，在俄国，我们发现几乎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具有全部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但不难从其环境加以理解的社会主义。沙皇俄国是主要带有前资本主义面貌的农业国。工业无产阶级——就职业社会主义者可接受的意义来说——只占1.5亿总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 (7)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人数相应的少，较之其他任何阶级并不更有能力，虽然由政府促进的资本主义进化当时正在迅速积聚力量。插入这个结构中的是一个知识界，他们的思想对当地人是陌生的，犹如俄国上流社会妇女的巴黎服装。

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当时实行的政府形式当然是令人憎恶的，它是由一个专制的国王（独裁者）率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与土地贵族和教会结成同盟。全世界舆论接受他们对历史的解释。甚至最仇视接替沙皇政权的那个政权的作家，无不急急忙忙地向他们的读者保证，他们对沙皇制度这个怪物感到极度的厌恶。于是简单的真理就完全陷入无意义语言的迷宫，茫无踪迹了。其实，那种政府形式之对于产生它的社会模式，并不比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更不适合。那种官僚机构的运用效率，考虑到它进行工作的条件，也比人们要世人相信的高得多，它的社会改良——农业的和其他的——和它走向初步宪政的蹒跚步伐，做到了在那种环境里可以期望的一切。和民族精神抵触的是外来的激进主义和知识分子的集团利益，不是沙皇的君主制度，相反这个制度牢牢掌握了所有阶级的绝大多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乍见之下它们显得自相矛盾，虽然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会认为如此。一方面，循着组成卡捷特党（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派律师、医生、教授和文官所希望的方向作巨大而突然的行动是不可能的，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纲不能为君主政体所接受，而是因为他们太软弱无力了。让这些人当政就等于让那样的一个集团当政，它与执行沙皇主义的原来集团相比，在群众中能得到的支持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对群众的感情和利益的同情不是更多而是更少。那里不存在资产阶级政权出现的余地，更不用说社会主义政权了。在法国1789年形势和俄国1905年形势之间没有相同的地方。1789年瓦解的社会结构是过时的，它阻塞了国内几乎每一个有生气事物前进的道路，它没有能力应付当前的财政、经济和社会问题。俄国在1905年的形势不是这样。由于在日本手里吃了败仗威信扫地，因此出现社会不满和混乱。可是这个国家证明自己不但有能力克服混乱，而且能够解决混乱背后的各种问题。在法国，结果出现罗伯斯比尔，在俄国，结果出现斯托雷平。要是沙皇制的生命力像法国旧政体那样已经消失，情况就不可能是这样。没有理由假设，倘若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社会组织过分紧张，俄国君主政体不能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并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和平而成功地进行改革。 (8)

另一方面，显然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基本稳定，才使不能希望使用正常方法取得优势的知识分子被迫采取不顾一切的激进主义，走上犯罪暴力的道路。他们采取的是那种其剧烈程度与实际可能性成反比的那种激进主义，也就是软弱无能的激进主义。暗杀是无效的，它只能产生镇压，但此外又没有很多的事情可干。镇压手段的残酷反过来产生报复，于是悲剧就这样发展下去，残忍和犯罪的悲剧不断地相互加剧，这是全世界看到和感觉到的全部情况，也是我们可以期望的正确判断。

可是马克思绝不是盲动主义者，对于俄国革命者中某些小丑，尤其是巴枯宁式的那些小丑，他怀有极大轻蔑和同样多的憎恨。此外，他应该看到——也许他确实已看到——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具备根据他自己学说规定的那种类型社会主义胜利甚至出现所必需的任何一个条件。但是，从逻辑上说，如果这一点本该阻止俄国知识分子信奉他的教导，那么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情况却相反，他的教导在他们那里取得巨大成功。他们是或多或少诚实认真的革命者，他们的目的却含糊不清。这里正好有一个力量无与伦比的革命真理。马克思闪闪发光的词藻和千年至福的预言正是他们想要逃出民粹主义可怕荒漠所需要的东西。此外，这个经济理论、哲学和历史学混合物适合俄国人口味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毫不介意这个真理完全不适用于他们的情况，对他们没有真正的指望。笃信者一直听到他们想听的道理，不管预言者实际讲的是什么。实际形势离开马克思设想的成熟状态越远，俄国知识分子——不单是他们中公开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越是准备指望从他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此，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早在1883年就出现了，1898年渐渐演化为社会民主党。开始时领导人和党员当然大都是知识分子，虽然它在“群众”中的秘密组织工作取得充分成功，足以使抱同情态度的观察者说它是工人团体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联合。这点说明了为何俄国没有出现有强大工会组织国家中其他马克思主义团体所遇到的很多困难。无论如何在开始时，进入这个组织的工人以绝对驯顺的态度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甚至很少自称要为他们自己决定任何事情。结果，理论和行动都循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并在高水平上发展。这自然得到德国这种信仰保卫者的祝福，他们看到这种绝对服从的美德，显然感到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从成熟资本主义崛起的论点一定有某些例外。但1883年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和该组织最早20年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他对马克思学说的有才气和有学问的贡献得到普遍的尊敬）却真正接受这个论点，因而认为不能希望社会主义过早实现。在与威胁信仰纯洁性的改良主义和其他当代异端邪说进行英勇战斗的时候，在坚持革命目标与方法的信仰的时候，这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早就为在党内兴起一个看来倾向于在最近将来采取行动的团体而感到忧虑，虽然他同情这个团体及其领导人列宁。

使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那次不可避免的冲突（1903年）所具有的意义，要比两个集团名字所暗示的仅仅是有关策略的分歧严重得多。当时，没有一个观察家——不论他的经验如何丰富——能彻底理解这次分裂的性质。到今天其结症应是很明白了。两个集团保留的马克思主义辞令把它们中的一个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分裂出去的事实弄得含糊不清。

列宁显然对俄国局势不抱幻想。他看到沙皇政权只有在它军事失败被暂时削弱时才能成功地打倒它，而在随后出现的政权瓦解中，只有一个抱有决心而训练良好的集团以无情的恐怖行动可以推翻可能企图取代沙皇政权的其他政权。对于这个可能性，他似乎比任何别人理解得更加清楚，他决定准备适当的工具。他不喜欢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当然在俄国农民构成重要的社会问题——更不喜欢那个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有必要等候工人提高他们自己的积极性的理论。他需要的是一支除了他谁的议论都不听、任何顾忌都没有、对理性或人道的呼声无动于衷的、训练精良的革命近卫军。在这种环境下，根据质量的要求，这样的军队只能从知识分子阶层招募，而能够得到的最好材料只有在党内才找得到。因此他想控制党的企图等于企图毁灭党的灵魂。多数派及其领袖l．马尔托夫一定感觉到这一点。他不批评马克思或鼓吹新的分离。他以马克思的名义抵抗列宁，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政党的学说。这个新颖的论调受到列宁的攻击。

从记忆不起的时候起，异端分子无不宣称，他们从不打算毁灭他们拥有的任何真理，而正相反，他们试图设法恢复它的原来纯洁性。列宁采取这个历史悠久的做法，他赞扬马克思，说得比马克思还要高得多，从不丢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充其量他首先提出了这个见解，这个见解可以用一句后来大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欢迎的话来概括，即“帝国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读者很容易看到，列宁不难采用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和内容直到某种关键性的范围。同时也容易看到，列宁从这个堡垒出击，占领本质上非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非马克思主义指的不仅仅是在显然不成熟形势下利用宣言实行社会主义化的思想；更多的是指认为“解放”不是（像马克思教条所说的）无产阶级本身的事业，而是一批统率暴民的知识分子的工作的思想。 (9) 这点要比关于鼓动做法和妥协做法的意见分歧严重得多，也要比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次要点上有不一致的看法严重得多。这点意味着背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核心的意义。 (10)

3．美国的社会主义团体

在美国，一种全然不同的社会模式证明它和俄国社会一般不利于真正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生长与发展。因此两个社会出现的类似之处和它们之间的差异之处，同样令人感兴趣。尽管俄国乡村结构中固有共产主义特征，俄国的农业社会实际上不接受现代社会主义的影响，而美国农业社会证明是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它准备除掉其重要性足以引起它注意的任何马克思主义活动。如果说俄国的工业部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未能产生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群众政党，美国的工业部门由于资本主义以令人眩晕的步伐猛冲地发展，因而也未能做到这一点。 (11)

最重要的差异在各自知识分子团体之间：与俄国不同，美国在19世纪结束之前没有产生一群就业不足和饱受挫折的知识分子。由开发国家经济可能性这个全国性事业引起的价值方案几乎把全部才智之士吸收进实业界，并把实业家的观念深深印在民族灵魂中。纽约以外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人数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这个价值方案。要是他们不接受，主要街区的人就拒绝听他们的话，并本能地憎嫌他们。这种态度在训诫他们上，要比俄国政治警察所采取的手段更为有效。中产阶级对铁路、公用事业和大企业的普遍敌视，吸收了当时几乎全部“革命的”精力。

一般有才能和可尊敬的工人都是务实家，也感到自己是务实家。他成功地致力于利用他自己的机会向上攀登，或者无论如何尽可能有利地出卖他的劳力。他理解他雇主的思想方法，也具有同样的思想方法。当他发觉与同一企业内的同等地位的人联络一气是有益的，他就以同样的精神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大约自从19世纪中叶起，这种做法逐步越来越多地采取雇员委员会的形式，它是战后城市中取得充分经济与文化上重要地位的公司工会的前驱。 (12)

除此之外，对工人来说，在全国规模上与别地的本行业成员联合起来常常有好处，因为这样做可以改善直接对付雇主间接对付其他行业的谈判地位。这种利益产生了许多典型的美国工会，主要表现在它们都采取行会原则，这个原则在排除未来参加行会者方面比任何其他原则远为有效，真正产生了工人卡特尔。自然，这些卡特尔不表现出丝毫激进主义，这种状况过去和现在都使国内外社会主义者以及同路人有理由感到痛心。他们关心的只有工资率和工作时间，他们十分愿意研究公众甚至雇主在其他每一桩事情的愿望，特别是雇主说出来的愿望。这点已为个别工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体现那种精神的风格和行为完整地证明，也为工会机构企图以工会基金投入它们十分合意的工业与金融企业领域的做法完整地证明。 (13)

可以肯定，信条和口号——意识形态——十分不革命和十分厌恶阶级斗争的事实，其本身只有有限的重要性，美国的工会运动者不大喜欢讲理论。如果他们曾经谈到理论，他们可能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但这样说仍然是对的，且不谈讨价还价，他们认为自己在所有事情上都没有丢失立场，至于与雇主合作——我们中那些不喜欢这种做法的人称之为勾结——不但符合他们的原则，而且符合他们面临形势的逻辑。除少数问题外，政治行动不但是不必要的，甚至在他们看来是无意义的。就其能够施展的影响而言，激进的知识分子可能同样试图改变宾夕法尼亚铁路董事会。

但在美国劳工界中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移民中与品质优秀者一起来的，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品质低于标准者，这些人在内战以后在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上都有增加。这些人的数量激增还因为有许多人虽然在体力适应性或智力或精力上并不低于正常人，但是，由于过去的不幸，或者由于生活在长期不利环境中所受的影响，或者干脆由于不安分守己，不能适应环境的脾气或犯罪的倾向，而沦入到这批人中。所有这种类型的人容易成为剥削的牺牲品，而道德约束的阙如使剥削肆无忌惮，于是某些人的反应是盲目和冲动的仇恨，这种仇恨心情很容易酿成犯罪行动。在许多聚集各种各样出身和倾向人们的最近迅速发展的工业社会里，法律和秩序必须以其本身不合法的行动来维持（如果要维持的话），粗暴的人们以比他们受到的待遇更粗暴的行为来对付雇主或雇主的代理人，雇主及其代理人尚未养成责任感，往往出于害怕他们财产受损甚至生命危殆被迫采取残酷的行动。

因此社会主义观察家总是这样说，存在最最毫不夸张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响起隆隆炮声，借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确。事实上不存在这类事情。很难想象有任何条件比这些更不利于政治上保护劳工主义和严肃社会主义的发展，只要这些条件不改变，二者均难出现。

劳动骑士团这个不问技术不问行业——事实上只要愿意加入——的全体拿工资工人重要的全国性组织的历史，大约有10年时间（1878—1889年）具有很大力量，进行过有意义的活动。1886年“侠义骑士团”的成员几达70万人。其中由工业劳动者——大部分为非熟练工——组成的一部分人在当时几次经济萧条中精力充沛地参加或甚至倡导罢工或抵制。仔细地查阅纲领和宣言，就能发现它是各种各样社会主义、合作主义偶尔还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有点支离破碎的大杂烩，如果我们愿意，还能追索到门类繁多的来源——它们之中有欧文的英国农业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费边主义者。它的政治观点十分明显，总的计划和社会主义重建的思想也极显著。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发现这种明确的目标，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是以自己时代的观点来复述当时情况。事实上那里并无明确的目标，有的只是追求良好生活 的思想（缔造人尤赖亚·s．斯蒂芬斯受过担任牧师的教育）与美国宪法思想特征的总和，而美国宪法对包括农民和自由职业者在内的许多人有吸引力。这样，侠义骑士团成为各种改革者计划的交换场所。就这一方面而言，它的确完成了当它的领导人强调它活动的教育作用时牢记在心中的任务。可是由如此不同的人组成的组织在构成上就不能有所作为。当它明确支持社会主义信仰时就破裂了。同类的运动（人民党运动、亨利·乔治的运动和其他运动）重复了同样的经历。

明白的结论是，在美国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也不可能有进行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所需要的材料或所需要的动力。追索从劳动骑士团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这条线就能证明这一点。这条线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丹尼尔·德·利昂一生的事业中，应该对忠诚信仰者具有相当特殊的分量。 (14) 正是在他的指挥下，劳动骑士团里的社会主义者于1893年起来反对原来领导人波德利，由于这个风波，结果使该组织受到致命的打击。造反的目的是想创立或多或少根据马克思主义路线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打算由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发动阶级斗争、革命，毁灭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其他行动。但不论是社会主义劳动党（1890年）还是德·利昂的社会主义职工同盟（1895年）都没有在这场变动中显示出生命力。不但跟着走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这点本身不是决定性的——而且甚至像俄国那种成功——占有控制知识分子的核心——也没有得到。社会主义劳动党先是分裂，然后把留下来的大部分地盘输给了新成立的社会党。

社会党和美国任何社会主义团体一样接近于取得正统的成功。首先，它的出身是正统的。它兴起于1892—1894年的劳工斗争，当时罢工由于当局使用武力而失败，联邦政府和司法部门给雇主以坚决的支持。 (15) 这使许多原是“保守”行业工会所属的人们的思想有所转变。无论如何，这使尤金·v．德布斯首先投向产业工会主义，然后赞成政治行动的原则。其次，社会党采取的总的态度是正统的。它试图与工会一起工作，从而“在内部进行破坏”。它建立起正规的政治组织。在原则上它赞成和欧洲社会主义大党同样意义的革命。它的理论不是十分正统的。事实上，它不论在德布斯还是其后任的领导下都不认真重视理论方面，它允许在党员中展开的教育工作有相当大的自由。可是，虽然它从来未能成功地吸收全国各地到处兴起的当地劳工小党，但它直到共产党开始竞争的战后时期为止发展一直十分顺利。我想，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会同意称它为美国的唯一真正社会主义政党。它的竞选力量虽然和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一样是靠非社会主义同情者才扩大的，但仍可衡量其严肃社会主义努力的程度。

可是德·利昂还有另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来自——也消失于——西部矿工联合会。该联合会的激进主义与任何理论背景毫不相干，完全是粗鲁的人们面对艰难环境作出反应的产物。这个工会为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的建立提供基石。德·利昂和他的同事们在这个组织里加进他们自己和其他垮台组织的残余，同时还加进从各处来的或不知来处的大多数性质可疑的分子，有知识分子，有无产阶级，也有有知识的无产阶级。但该组织的领导人——还有他们所说的话——是强有力的。除了德·利昂外，还有海伍德、特劳特曼、福斯特等。

无所不为的突击战术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获得一连串孤立的成功，只有革命词藻和突击战术，此外一无所有是最终失败的原因；与共产主义者的争吵和共产主义者的背信以及内部不断的倾轧加速了最终失败的到来。我毋需重述人们以各种观点讲过多次的故事，与我们有重要关系的是，这个组织曾被称为工团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后来几个州实施的工团主义惩治法就是用来对付它的。现场“直接”行动的原则和对西部矿工联合会理论上的让步，指明了产业工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任务——这是德·利昂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无疑表明它是工团主义的组织。但把它说成是工团主义的因素插入实质上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树干的分株里，要比把它说成完全是工团主义看来较为正确。

这样，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这个普通人，这次又说对了。他说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是非美国的。如果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它完全等于我正在罗嗦地试图说明的道理。美国的发展实际上跳过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目击纯粹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和第二国际的盛衰。它们的本质性问题是难以理解的。对待它们的适当态度是把它们看做偶尔从国外输入的东西。美国的问题和态度偶尔借用这些外来的东西。但事情就限于这些。下一阶段的事件冲击着尚未从马克思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

4．法国的状况；工团主义分析

工团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法国图像中看得最清楚。 (16) 在察看这幅图像之前，我们应大体上扼要说一说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几件事。

1．法国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历史相当悠久，也许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为著名。但那里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在完美的净化上和为人忠诚信仰的广度上比得上（譬如说）费边社型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型的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需要英国的政治社会，而法国没有出现过像英国的那种社会——大革命以及贵族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随后的失败合起来阻止那种社会的出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要求有广泛而统一的劳工运动；或者有作为召集知识分子的信条，它要求有与法国人无忧无虑天性极不相同的文化传统。但当时已出现的所有其他社会主义信条，只对特殊的精神状态的人和特殊社会地位的人有吸引力，是有宗派性质的。

2．法国是典型的农民、工匠、职员和小食利者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以标准的步伐进行，大型工业限于几个中心，把法国社会分成这些阶级的不管是什么问题，它们首先在经济上是保守的——其他地方的保守主义没有这么广阔的基础——嗣后它们日益支持倡导中产阶级革命的那些团体，其中包括激进社会党，可以用一句话把这个党形容透彻，即它既不激进、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许多工人属于同一社会学类型，具有同一思想。许多专门职业者和知识分子使自己适应这个情况，从而说明知识分子的生产过多和就业不足的情形虽然存在，却不如我们预期的那么严重。骚动是有的。但在不满分子中间，反对第三共和国中由各种不同环境形成的反教士倾向的天主教徒比讨厌资本主义秩序的人更为重要。正是由于前者而不是由于后者，引起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时期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危险。

3．结论是，虽然还是由于不同原因，法国发展严肃社会主义的余地不比俄国或美国更多。因此她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和准社会主义而没有严肃的社会主义。寄希望于“少数意志坚决者”行动的布朗基主义的党就是很好的例子：一小撮热衷于阴谋活动的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加上巴黎和两三个大城市的暴民，这就是出现在那种团体视野中的一切。但最后由盖德和拉法格建立起具有得到马克思本人批准的阶级斗争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1883年）。它遵循正统路线发展，在一条战线上与埃尔韦型的盲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战，在另一条战线上与饶勒斯的改良主义作战，这情形与德国马克思主义党所做的十分相似。可是它从未得到与德国党同等的重要性，在群众或知识分子眼中也从来没有与德国党近似的意义，尽管社会主义团体于1893年在议会中合并（占有48个席位，而执政的共和党占300席）并最终导致统一社会党的成立（1905年）。

4．我只想简单地谈一谈下面的事实（不打算详加评述），即上面粗略看到的社会模式不可能产生英国类型的有纪律的大政党。相反，每个人都知道，法国的议会政治变成小型不稳定团体的不断更换舞伴的交谊舞，这些团体按照短暂的形势和个人的利益及阴谋，时而联合时而解体，根据我上面提到的客厅游戏的原则，一会儿建立内阁，一会儿搞垮内阁。这种议会政治的后果之一，就是政府的低效率。另一个后果是，法国社会主义团体和准社会主义团体得到内阁职位的机会要比别的国家快得多，在那些国家里尽管社会主义政党有强大得多的力量，但那里的政治是按照比较合理的方法运行的。在1914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前，盖德及其团体证明不受诱惑，以最佳的正统风格，一贯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但这个改良主义团体，渐渐变为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它奉行的原则——不经过革命的改良——不谴责这样的合作，实际上也没有理由那样做。于是饶勒斯并不为在德雷福斯危机时（1898年）为了保卫共和国而支持资产阶级政府而感到内疚。就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问题（它在英国或瑞典根本不成问题而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突然以最实际的形式在社会主义世界爆发了。这个问题由于一个外加的条件显示出它特别的刺激性。这个条件是：支持资产阶级政府是一件事，尽管从严格的正统派观点看够坏的了，而实际参加政府并分担其责任完全是另一回事。m．米勒兰做的正是后一件事。1899年他加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与m．德·加利费共事，加利费是一个保守的将军，以其1871年参预镇压巴黎公社而举世闻名。

两位爱国者牺牲个人的观点以便在国家危急关头联合力量——这是什么性质？我猜想这个问题会迫使大多数我的读者作出回答。我不需向读者保证，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愿认为这两位绅士使自己丢脸。此外，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那个时候还应不应该称m．米勒兰为社会主义者。 (17) 最后，法国工人阶级有充分理由以感激的心情怀念他担任内阁职位时在立法上和行政上作出的功绩。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设法了解“米勒兰主义”为何必然要打击法国的盖德主义者和整个欧洲的正统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米勒兰主义是错误与罪恶，是对目标的背离和对信仰的玷污。这是十分自然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大会（1904年）对它的诅咒也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在理论上诅咒以外和在它的背后是个简单的常识。如果无产阶级不想支持有野心的政治家，不使他们利用这种支持爬上权力高峰，就必须最小心地注视对批准了的做法的每一次偏离。每当形势适合野心家企图获得权力的时候，奢谈国家紧急危机的诡计——说到底，是否有过政治家不认为是紧急危机的形势——是太老生常谈和太丧失信用，不足以骗过任何人，尤其是已经学会从政治言辞中看出真正价值的法国无产阶级。存在着群众有可能轻蔑地厌恶政治社会主义的危险。 (18)

事实上，不仅仅有这样的危险。群众确实已经讨厌这种社会主义了。瞧，整个国家都看到政治效率低下、无能和草率从事的可悲景象，它是上文末全面地概述的社会学模式的产物，群众不信任政府、政界人物和粗制滥造的作家，群众不再尊重他们中的任何人，实际上除了对过去几个伟大人物的怀念外，不再尊重任何人和任何事物。一部分工业无产阶级保留天主教信仰，其余的人失去信仰。对于那些已经克服资产阶级倾向的人，工团主义比任何可以得到的、可靠的社会主义更有吸引力，那种社会团体的发起人有可能在较小规模上如法炮制资产阶级政党的游戏。以工团主义为主要继承人的法国式的革命传统当然有助于它的兴起。

工团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工会主义，它可以包含与后者无关的许多东西。工团主义厌恶政治和反对政治，因为它一般地蔑视传统政治机构的活动和通过它进行活动，尤其蔑视议会的活动。它反对知识分子，因为它既蔑视根据理论制订的建设纲领，也蔑视知识分子的领导。它确实 诉诸工人的直觉——不像马克思主义诉诸知识分子想象中必定是工人直觉的那个东西——它答应工人他能理解的东西，也就是占有他工作的工厂，以肉体的暴力去占领，最后以总罢工去占领。

和马克思主义或费边主义不同，工团主义不能为受过经济学或社会学艰苦训练的任何人所信奉。它没有理论基础。遵照任何事物必须达到合理化这个假设行事的作家，如果试图为它设立一个理论，不可避免地会使它荏弱无力。有人把它与无政府主义相联结，作为社会哲学的无政府主义与它在根源上、目标上和意识形态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巴枯宁的工人阶级追随者的行为（1872—1876年）在我们看来多么与它相似。另一些人企图把工团主义作为以特殊策略癖好为特征的特殊部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这就得抛弃对两者都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些人构想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品种，作为柏拉图式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作用——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做就必须使活动按照一个明确的、有最终目标的图式，而没有这种图式正是它的突出特色之一。组织和领导奉行工团主义信条的劳工总同盟（1895—1914年）的那些人绝大部分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或工会官员或者兼有两种身份的人。他们充满着憎恨和战斗意志。他们并不费神考虑假使成功了他们对这堆烂摊子将做些什么。这还不够吗？我们为什么应该拒绝承认生活每天教导我们的真理——有这么一种抽象的好斗性，它既不需要、也不注意任何议论，关心的只是胜利本身。

但是任何知识分子都能以适合他口味的方式填满这个残酷暴力后面的空虚。暴力本身加上反知识和反民主倾向，若以无数人有各种理由嫌恶的分崩离析的文明为背景加以观察，就有了颇具深意的内涵。那些当时有这种感觉，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憎恨没有对资本主义民主理性主义的憎恨那么深的人，没有自由退到正统社会主义那里去，因为正统社会主义具有更多的理性主义。对于他们智力上的反智力活动来说——不论是尼采派还是柏格森派——工团主义崇尚暴力的反智力活动在群众中作为他们自己信条的补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就这样，一种十分奇特的同盟实际上产生了，工团主义终于把乔治·索雷尔看做它自己的哲学家。

当然，任何时候共存的所有革命行动和革命思想总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产物，必然在许多方面以同样方式、对同样需要作出反应。同样，它们在它们的争吵中彼此不免借用对方的观点和宣扬自己的观点。最后，不论团体还是个人常常不知道他们的归属（如果有归属的话），有时是出于无知，有时是出于正确的优势概念，他们把相互矛盾的原理混合成他们自己杂乱的信条。这一切使观察者糊里糊涂，也是目前对它有多种解释的原因。特别是曾在一个短时间盛行，很快被知识分子拥护者遗弃的工团主义的情况更为混乱。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评价工团主义对索雷尔意味着什么和索雷尔对工团主义意味着什么，他所写的《暴力论》和《进步的幻想》确实有助于我们作出评价。至于他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与马克思完全不同，这件事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但是站在反智力活动激流中，索雷尔社会哲学充分表明了社会力量的第一次实际表现，这股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和现在都是革命的，而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是革命的。

5．德国党和修正主义；奥地利社会主义者

可是，英国的方法和策略为什么在德国不能奏效呢？为什么加强对抗并把国家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策略却得到成功呢？如果没有另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为社会重建努力，或者如果统治阶层不理会它们的建议，这个问题原来是容易理解的。可是，一俟我们知道德国当局对当时社会紧急状态比英国政治社会表现出较多而不是较少勃勃生气，而英国费边主义者的工作在德国由十分类似的团体做得效率更高而不是较低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成一个谜团了。

德国并不落后，在主要与劳合·乔治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社会保障立法通过之前，一直在“社会政策”事务上领先。使那些社会改良法案列入法令全书的是政府的创议，而不是来自下面的以令人恼火的斗争坚持其权利的压力。俾斯麦倡导社会保险立法。发展它并加上其他社会改良项目的是执行威廉二世指示的保守的文官（冯·贝雷普施，波萨多夫斯基伯爵）。创立的制度确实是令人钦佩的成就，全世界都这样认为。同时，工会活动不受束缚，政府当局对待罢工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君主制度的外衣下出现的，这一点与英国的过程相比无疑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能趋向更大而不是较小的成功。可是，德国的君主政体向经济自由主义（它的批评者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作一段时间让步之后，干脆恢复了它的老传统——有一些必要的变更——为工人做它过去为农民所做的事情。比英国发展得更好和更有力量的文官制度提供了完善的行政机器和立法思想以及起草法案的技术。这个文官制度至少和英国文官制度同样能接受社会改革的建议。它主要由贫穷的容克组成，其中许多人除了够过清苦生活的薪水外别无其他生活资料，他们全心身投入工作，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知识训练，他们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他们喜欢工作如鱼之喜欢水。

这个文官机构官员的主见与建议通常来自他们大学里的教师——“讲座上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对组织“社会主义政策协会”的教授们的科学成就不论怎么想， (19) 他们的工作往往缺乏科学性的精心安排，但他们为社会改革的真正热情是炽热的，他们传播改革思想得到完全成功。文官们坚强地面对资产阶级的沮丧，不但制订实际改革的各个方案，而且大事宣传改革的精神。他们像费边社成员一样，主要对手头的工作感兴趣，不赞成阶级斗争和革命。但是，他们也像费边社成员一样，知道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知道但不介意社会主义在他们前面道路尽头渐渐出现。当然，他们设想的国家社会主义限于一国，也是保守的，但它既不是假的，也不是空想的。

一般世人绝不会懂得这个社会模式和由这个模式产生的立宪君主制的性质。无论如何，世人已经忘却了他曾经知道的任何事物。但一旦我们瞥见真实情况，我们发觉更难理解，在那种非豪富统治的环境中，这个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中最伟大的党，怎么有可能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纲领和前所未有刻毒的马克思主义言辞而发展壮大，并假装向无情的剥削和成为奴隶监工皮鞭下奴隶的国家作斗争。的确，这个问题不能用“客观社会形势的逻辑”来解释。

那么，我想我们必须再次承认，从短期看来——在这类问题上40年是短期——方法和错误，个人和团体的缺乏才干，可能比形势逻辑更能说明问题。此外我能指出的任何其他理由显然是不适当的。当然，个别邦的议会里有扩大选举权的斗争。可是对工业群众最重要的事情在帝国议会（reichstag ）的权限之内，为此，俾斯麦一开始就实施成年男子的普选权。更重要的是保护农业——提高面包价格。这个措施无疑对社会气氛很有害处，尤其因为它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东普鲁士大中型庄园。但是，至于这个措施所发挥的实际压力，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即到1900年左右向外移民实际上才停止。不——这条路线是找不到解释的。

但是这种才干缺乏再加上德国行事风格，我们可以就德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的明显特性把事情弄得较为清楚。1914年以前，德国的殖民野心和其他对外野心——隔了这么一段时间后这样说看来是对的——确实不过分，尤其如果我们拿它和当时英国和法国扩大帝国的、干脆而有效的行动作比较就更加清楚。德国实际上做的或表示某种意图要做的，没有一件事可与（譬如说）英国征服特勒凯比尔、布尔战争、征服突尼斯或法国征服印度支那相提并论。比较放肆和比较咄咄逼人的倒是德国人惯于使用的说话方式，令人难以容忍冒犯的倒是德国人即使在提出合理要求时表现的恃强凌弱的姿态。比这更坏的是，德国人从不坚持一条路线；轻率地冲向永远在改变的方向，突然变为狂暴地退却，一会儿有失尊严地抚慰，一会儿毫无必要地拒绝，直至所有这些因素使全世界舆论大哗并彻底厌恶。 (20) 在国内事务上情况也无区别。

致命的错误实际上是俾斯麦犯下的。这个错误只有假说他完全误解那个问题的性质才可解释。那就是他试图以强制手段镇压社会主义活动，这种手段以颁布一项特殊法令（社会主义者镇压法sozialistengesetz）达到高峰。这个法令实施于1878年，一直生效到1890年（当时威廉二世坚持废除它），也就是其时间之长足以教育德国党，使它在1890年后的战前全部时期里接受经历过监禁和流放并具有罪犯和流放者精神状态的那些人的领导。通过种种环境不幸的结合，结果是恶化了以后发生的整个历程。那些在流放中定型的人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是军国主义和军事光荣的思想。而君主政体——它在其他方面同情一大部分有理性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是眼前实际目标的事情——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是对军队和1870年光辉业绩的蔑视。主要是这个差异而不是任何其他分歧使双方把对方看做敌人而不仅仅是对手。在党的大会上，一方面加上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不管有多么明显的空谈味道——另一方面加上前文说过的咄咄逼人的态度，你就能看清这幅图画。不管有多少富有成果的社会立法，不管有多少遵守法律的行为，都不能避免相互呼喝“不行”（non possumus ），隔着纸板屏障两个主持人互相谩骂，向对方摆出一副最可怕的面孔，原则上要把对方生吞活剥——所有这一切并无真正严重伤害对方的意思。

从这种状态下形成的局势，无疑有其危险性——不负责任的巨大权力总是危险的——但局势全然不像它看来那么令人不安。联邦和邦政府——或者晋升到内阁一级组成那些政府的文官们——主要关心诚实而高效的行政机构，关心有益的总体上进步的立法，和关心陆军和海军的预算。这些目的都未受到社会主义者投反对票的严重危害，特别是海陆军预算的通过大部分时候由于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而得到保证。而组织良好由奥古斯特·倍倍尔杰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一心一意巩固和扩大它的得票数，选票事实上增加得非常迅速。政府并不对此进行严重干扰，政府机构谨慎地遵守给予党徒活动实际需要的所有行动自由的法律条文。 (21) 政府机构和该党双方都有理由感谢对方，尤其在比洛执政期间，政府为人们作演说的过多的能量提供发泄机会，这种机会是双方都需要的。

因而，这个党不但令人满意地发展，而且安定下来。这个党有一个办事机构，建立了党报，有一批资深政治家为其支柱，所有人员都有适当的收入。一般地在各自岗位上安心工作，总的说来受到高度的尊敬——就这个词的任何（包括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一个工人阶级成员的核心成长起来了。对于核心成员来说，参加党不再是选择问题而是当然之事。越来越多的人“生来就是党员”，养成了毫不怀疑地接受党的领导及其教义问答手册的习惯，就某些党员而言，当时的教义手册对于他们不多不少等于教会的教义手册之对于今天的普通男女。

所有这一切，由于非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能力有效地竞争工人选票而大大得到促进。这方面有一个例外。中央党（天主教政党）一方面拥有它所需要的所有人才，因为它有质量非同一般的全体教士的支持，另一方面它准备设法争取劳工的选票，办法是尽量在不会激怒它的右翼而它自觉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改革，并采取两次教皇通谕《不朽的上帝》（1885年）和《新事物》（1891年）中教义的立场。 (22) 但是所有其他政党，出于不同理由在不同程度上都站在和工业无产阶级互不信任（如果不说互相仇视）的立场上，从来不想对任何数量的劳工投票人作自我宣传。这些劳工投票人，除非是活跃的天主教徒，他们相应地除了社会民主党外很难有任何政党可以信任。按照英国和美国的经验看来，这样愚蠢的事情令人难以相信，然而允许社会主义大军——在谨防它带来可怕危险的所有叫嚣声中——大步进入政治上毫无防卫的领域，却是事实。

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从表面上看来如此难以理解的事实，即为什么德国社会主义者如此固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条的原因。一个能够提出具有特色的信条然而不但被完全排斥在政治责任之外而且没有任何担负政治责任近景的强大政党，一旦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自然会保持这个信仰的纯洁性。那种对非社会主义改革和资产阶级国家一切行为的一味否定态度——如我们在上文见到，这是马克思推荐的除某些特殊情况外适用于一切环境的策略原则——实际上是强加给它的。领导人既不是不负责任，也不是不管死活，而是他们懂得，在这种形势下，党除了批判和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外没有更多事情可做。任何牺牲革命原则的事均属有害无益，它只能瓦解他们的追随者，不会给予无产阶级比由君主政体创议（而不由其他政党创议的）的任何情况下更多的好处。由这种行动可能得到的些许额外利益，不值得党去冒风险。于是，严肃的、爱国的和守法的人继续高喊革命和造反的口号——这种血腥气的口号非常奇怪的出自许多爱和平和戴眼镜者之口——幸运的是，他们意识到这个事实，即他们极少可能一定要照口号行动。

可是不久，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渐生疑虑，恐怕革命的言辞有一天可能碰到政治争论最致命的武器——微笑。也许微笑是对这种言辞性质的理解，或者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言辞和当时社会现实间那种几乎荒唐可笑脱节的感觉，这个感觉最终促使老恩格斯这样的重要人物宣布赦免——也就是他在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新版序言 (23) 中所写的——说，街垒战毕竟有某些不便之处，信徒们不一定要感到非参加不可（1895年）。

这个及时的和小小的调整激起一小批彻底急性人的愤怒。特别是卢森堡夫人在愤怒谴责老人中表现得非常激动。可是这个调整得到党的默认——也许带着宽慰的叹息——嗣后朝同一方向迈出的更小心的步子也许是策略地制订的。无论如何，当爱德华·伯恩斯坦冷静地着手“修正”党的信条的整个结构时，发生了重大的争吵。经过我对形势的说明，这场争吵是不会令人惊奇的。

即使最老于世故的政党也知道改变其重要政纲会带来的危险。一个政党，其政纲及其本身的生存均寄托在它的信条上，而信条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用神学的热情制订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作彻底的改革势必发生可怕的震动。这个信条是信徒准宗教崇敬的对象。它已经被高举达四分之一世纪。在它的旗帜下，党大踏步走向成功。它是党必须明示的一切。现在心爱的革命——革命对于他们犹如基督再临之对于早期的基督徒——就要不举行仪式地取消了。不再有阶级斗争，不再有毛骨悚然的战争呼叫，有的是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所有这一切竟来自一个老赤卫队员，一个以前的流放者，事实上还是一个最可爱的党员！

但伯恩斯坦 (24) 走得还要远。他把他亵渎的手放在教义的神圣基础上。他攻击黑格尔的背景。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也遭到责难。他怀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把它说成是可争取的“合乎需要的东西”。他以怀疑的目光看待经济史观。经济危机不会杀死资本主义的龙；相反，随着时间推移，资本主义将增加稳定性。当然，日益加重的不幸是胡说八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已经产生值得努力加以保持的永久价值，他甚至说无产阶级不是最重要的阶级。这还了得！

当然这是党所不能忍受的。即使伯恩斯坦在每一个论点上都是无可争辩地正确，也会是无法容忍的，因为体现在组织中的这个信条不容以大破坏来改革。而且他也不是全对。他是个杰出的人，可不是马克思智力上的对手。如在第一篇中我们已经看到，他在他并不全部理解的经济史观问题上走得太远了。他断言农业部门的发展反驳了马克思经济控制集中化的理论，也说得过火了。还有别的一些论点招来有效的反驳，以致正统派战士考茨基 (25) 发觉掌握他的论据——或其中一部分——并不很困难。同样不很清楚的是，如果伯恩斯坦推荐的策略占了上风，对党是否有利。此时有一派必然要分裂出去，党的威望会大大受损。正如上文已经说过，不会产生眼前的好处。因此，对于“保守的”观点有许多话可说。

在这种环境下，倍倍尔采取的路线既不明显随和也不明显专横，如一些同路人和别的批评者当时指出的那样。他强有力地斥责修正主义，借以掌握左派。他在汉诺威大会（1899年）和德累斯顿大会（1903年）上咒骂修正主义。但他要把重申阶级斗争和其他信仰条文的决议写得使“修正主义者”有可能顺从，这批人的确顺从了，于是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反对他们，虽然我相信有过某些惩罪行动。伯恩斯坦本人在党的支持下被允许进入帝国议会。冯·福尔默继续留在党内。

工会领袖们耸耸他们的肩膀，对一再灌输的理论窃窃私议。他们早就是修正主义者了。但只要党不干预他们当前利害攸关的事务，只要它不叫他们做他们的确不喜欢的事情，他们是不很介意这些的。他们保护几个修正主义者，也保护他们的文化机关。他们十分明确的表示，不论党的哲学如何，公事公办，要做的就是这些。

把理论视作十分重要的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和某些非社会主义同情者（他们想要参加不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想的当然不同。就是他们在谈论党的危机，并对党的未来大摇其头。他们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们在党内和党周围的前途确实受到危害。事实上，本人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尚空谈的温和激进分子朋友的倍倍尔急忙警告他们丢掉这种想法。然而党的基层党员受这一切的干扰不大，他们跟随他们的领导人，一直高喊他们的口号，毫不在乎马克思或倍倍尔对这件事会说什么，直到他们为保卫他们的国家急忙拿起武器。

奥地利党平行而不同的发展对我们刚才概略评述的事态作了一些有趣的说明。 (26) 根据该国慢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步伐，使它多花20年时间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要素，这是符合我们预期的。从微小而不大可靠的起点缓慢兴起，它终于在维克托·阿德勒领导下在1888年成立（海因费尔德大会）。他在团结居住在该地区的所有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者这个几近绝望的事业中获得成功，他以无比的才能在此后30年中领导他们。

这个党也是正式马克思主义的党，形成党知识分子核心的才华横溢的犹太人小圈子 (27) ——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我们在第一篇已经提到，它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大量的贡献——沿着正统的路线前进，在做法上无疑有所改变，但严厉而有力地打击试图想同样做的其他任何人，并一贯以它最不妥协的方式固守革命的意识形态。它与德国党的关系密切而亲善。同时，每个人都知道阿德勒受不了胡言乱语。由于文化和种族的理由，他对他的知识分子极端主义者比倍倍尔对他的知识分子极端主义者有更大的权威。他有能力允许他们在咖啡馆里有他们想要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允许他们使用它，但不让他们干预他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组织、党报、普选权、进步立法，是的，还有政府的正常工作。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改良主义实践的做法收到令人满意的成效。奥地利政府很快发觉这个重要性不比教会或军队更小的政治要素，发觉根据其本身的利益，这个要素必然支持中央当局，支持它与阻挠议案通过的民族主义反对派（特别是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的长期斗争。历届政府——主要是像德国那样的文官内阁，由于国王不断企图安插一些官员于其中，至少充当不管部长——以此把恩惠施加予该党，而受惠的党也充分地给予回报。 (28) 当一届政府（高奇男爵为首的文官内阁）开始实施普选权时，阿德勒在没有遇到他追随者任何反对的情况下，能够公开宣布，眼下社会主义党是“政府党”了，虽然内阁职位没有让他们担任，也不会被他们所接受。 (29)

6．第二国际

马克思主义政党政纲中的国际主义政策要求组织一个像已消逝的第一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以马克思信条衡量，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和劳工团体都不是国际主义的。但是，部分因为继承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部分因为对各自国家内上层阶级政府的厌恶，它们全都具有（虽然程度不同）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与感情，因而它们很容易进行国际合作。第二国际的成立（1889年）体现了真正试图调和不可调和事物的妥协，并且一直工作到1914年。对于这个主题只要说上几句就够了。

它有一个国际局，有代表大会正式辩论策略和原则问题。以实质性的成就来衡量，第二国际的重要性可能正好等于零。革命活动家和劳工组织成员确实评价它为零。但事实上，这个评价并不是对任何种类的直接行动来说的；不论革命行动还是改良主义行动在当时只在一个国家内进行。第二国际要组织所属政党和团体之间的接触，要统一观点，要协调行进的路线，要限制不负责任的行为，要鞭策落后者，要尽可能快地造成国际社会主义舆论，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这一切都是极端合乎需要的和重要的，虽然根据这些事情的性质，积极的结果要几十年时间才能成熟。

因而，国际局的首脑和成员绝不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指挥部。他们不像第一国际那样制订政策和施行政纲。各国党和劳工团体有完全的自主权和自由加入其他适合它们特殊目标的国际组织。它们喜欢、甚至企求参加工会，还有合作社和教育团体，但它们在那些团体中不发挥领导作用。各国党仍然保持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颇为广泛，足以使这一边的斯陶宁和布兰廷和那一边的列宁和盖德继续合作。这个国际组织中的某些成员无疑看不起另一些成员那种胆小如鼠的自我克制，而后者则反对前者头脑发热的激进主义。有时候事态发展到可怕地接近你死我活的程度。但从整体上看来，他们全都从对方手中上了一堂社会主义外交手腕的课。由于这种和解方式——有允许分歧的充分自由——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其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

听起来有点奇怪，第二国际的成立主要是德国人——在俄国人和盖德主义者支持下——的努力。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大党，他们在共同点上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他们很清楚懂得，德国以外的声称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大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来说，签署39条是一件事，同时保留解释它的无限自由。很自然，比较热情的信徒对此深为震惊，并明言信仰正堕落为没有实质的形式。无论如何，德国领导人还是容忍了这种情况。他们甚至容忍明明白白的异端邪说，要是在国内，他们早就予以激烈攻击了。倍倍尔知道他能走多远，他的忍耐事实上立刻碰上英国人的忍耐，他知道他的忍耐最后将得到报酬，如果不发生战争，他的目的肯定会达到。就这样，他运用策略巩固无产阶级阵线，意图及时使它具有生命力，在这样做时，他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倘若德国外交有同样的才能，有可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某些结果确实成熟了。第一个10年左右时间中进行的有些不明确的讨论终于集中到外交政策上，有点像共同观点那样的东西终于开始出现。这是与时间的赛跑。这场赛跑失败了。现在提到那个时期的每一个记者都感到有资格为他所想象的国际社会主义在大战爆发时垮台的原因谴责第二国际。可这是采取最肤浅的观点。1912年巴塞尔非常大会和大会呼吁各国工人努力争取和平，肯定是它在那种环境中可能做的一切。向一个哪里都不存在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头脑里的国际无产阶级发出总罢工的呼吁，不会有更大的效果，它的效果要少得多。争取做到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不管最后证明这个成功是怎么的不足。要是有失败的话，它发生在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内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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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萨尔的主要秘方是把工人组织为有国家支助的生产合作社，以它与私人企业竞争，并最后消灭私人企业。这个办法十分明显带有乌托邦主义的气味，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厌恶它的原因。

(2) 当时它在帝国议会里占有397席位中的110席，又由于资产阶级议会党团没有能力组成意见一致的联合体，这点比数字本身表明的意义更大。

(3) 在保守阵营中出现亲劳工态度特别令人吃惊。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提一提保守阵营内由阿什利勋爵领导的集团和青年英格兰团体（迪斯累里的托利民主党）。

(4) 目前已难理解，这个法案怎样必然会对依然相信以私有财产制度为中心的国家与法律体系的人们是一个沉重的冲击。因为放松关于和平布置罢工纠察线的阴谋法——这实际上等于承认包含武力威胁的工会行动的合法——和免除工会基金对属于侵权行为 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这实际上等于规定工会不会做错事——这个法案事实上把国家一部分权力交给工会，赐予工会一种特权地位，这种地位是雇主协会形式上免税范围的扩大所无力比拟的。而且这个法案是1903年建立的皇家委员会提出报告的结果，那时正是保守党执政，在该党领导人（贝尔福）的三读致词中，痛痛快快地接受了它，毫无不愉快的表情。无疑1906年的政治形势更能说明该党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可是这一点并不影响我这个论点的有效性。

(5) 新工会运动意味着一些正规而巩固组织的向外扩展，这些组织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只限于有熟练技术的行业，并养成职业自豪感和资产阶级体面感的态度（80年代的几个领导人——如克劳福德——常常强调那种隔绝可尊敬的工会官员与无产阶级群众的鸿沟）来对待在他们底下的程度不同的非熟练工人。那些非熟练工人对自己的谈判能力毫无把握，因此较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宣传，接受单是罢工是不安全的武器，应该用政治行动加以补充的论点。因此，在工会主义向下扩展与工会对政治行动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有所改变中间有了一条重要衔接的链环。就是在那个时候——1889年码头工人大罢工几年之后——工会全国大会开始通过倾向社会主义的决议。

(6) 这个团体的成员从来没有超过3000—4000人，实际上比它宣布的成员人数还少。至于起作用的核心会员，不超过会员总数的10％或20％。这些核心成员不但出身和传统都是资产阶级，在别的方面同样如此：大部分会员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至少他们有可以赖以生活的收入。

(7) 1905年工厂工人约为150万人。

(8) 这一段分析当然引起一些大有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涉及我们习惯上称为历史必然性那个东西的性质，另一方面涉及个别领导人的品质对历史过程的作用。我想，很难认为俄国是被冷酷的必然性赶入战争的。至少，在和塞尔维亚争吵中受到威胁的利益并没有极端的重要性。1914年国内局势并没有严重到一定要采取作为最后手段的军事侵略政策。前一个原因无疑刺激了民族主义分子，后一个原因刺激了一些（不是全部）极端反动分子以及一些别有企图的个人与集团。但是，沙皇若能在最后表现出少许一般的谨慎和坚决，无疑能够避免参战。当后来不利的形势已经明显，特别是戈尔利采战役以后，所有取得军事胜利的希望已成泡影时，要挽救巨大灾难比较困难，但还不能说已无可能。甚至在君主政体崩溃以后，克伦斯基政府若能谨慎地节约使用资源，拒不同意协约国再三要求，不下令发动铤而走险的最后进攻，绝不能肯定他的政府无法挽救危局。可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沙皇社会和革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竟以麻木不仁的状态眼睁睁地看着日益临近的灭亡，这种状态是千真万确的，然而也是难以解释的。这时，出现了一个阵营的集体荏弱无能和另一个阵营的明智干练和精力充沛，当然不能归因于偶然的机会。但在这个事例中，旧政权的无能仅仅表明它没有能力应付全面瓦解的局势，这种局势原来无疑是能够避免的。

读者不会料到我对俄国社会主义及其环境条件的分析会与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英译本m．伊斯门译，1934年）中的分析相一致。更有意思的是二者没有太大的差别，特别是托洛茨基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即如果革命运动冲击的是一个“不同的沙皇”，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没有从考虑那种情况作出明显的推论，这是实在的，但他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强制我们忽视个人的因素，虽则看来他并不承认个人因素在分析俄国革命过程中的全部重要性。

(9) 事实上，与犯罪分子建立联系的虽然不是列宁本人，而是由在场的他的随从人员进行的，但这导致了“没收者”（从事实际“没收行为”的抢劫突击队）在俄国本土和波兰的活动。这是纯粹的土匪行为，虽然西方知识分子吞下了为它辩护的“理论”。

(10)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对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细节没有必要进一步评论。只说下面的一节话就足够了。列宁并未成功地制服俄国社会主义党，相反，党的领导人随着时间推移日益离开他。这些人处境的困难可用普列汉诺夫的犹豫踌躇来很好地说明，其原因在于他们希望保持一种像联合阵线那样的东西，又不放弃他们的原则。可是列宁确实成功地保持住他的集团的团结，成功地使它完全服从于他，成功地使它的路线适应1905年革命及其后果造成的问题，问题包括在杜马里出现列宁主义分子。与此同时，他成功地保持与第二国际的接触并保持在该组织中的地位（见下文），他参加三次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有一段时间他代表俄国党参加国际的政治局。要使他的观点和活动能像给予大多数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印象那样使国际中其他国家代表有同样深刻的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第二国际和一般西方社会主义舆论，只是把他看做正统派左翼的杰出人物，对他以及他固执的极端主义表示厌烦，对他的某些方面表示称赞，在其他方面并不认真看重他。就这样他在政治领域里扮演双重角色，很像沙皇政权扮演的角色，后者的对外态度（可以它发起国际仲裁和国际安全为例）也和它的对内态度大不一样。

不管他的这些成就还是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其中大多数是显著的平庸（顺便说一句，和托洛茨基一般平庸）——都难以保证他在第一流社会主义者中间占有一席之地。俄国在世界大战中崩溃以后他获得的崇高地位，既是各种环境条件独特结合的结果（它使他的武器发挥作用），也是他在运用这些武器中有超人能力的结果。从这方面说（虽然没有别的方面）拉斯基教授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乌里扬诺夫条）中对他的崇高评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还应说说，知识分子必然 拜倒在他们时代的偶像之下。

(11) “西部边疆”的存在当然大大减少摩擦的可能性。但这个因素的重要性（虽然不小）很可能被估计过高了。工业发展的那种步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工业边区，这个事实要比打点行装到西部去的机会重要得多。

(12) 这种安排的一般意义和它特别适合美国的条件是十分明显的，正如它成为工会和后来激进知识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一样明显。我们时代的标语口号——近来才正式定下来——诬蔑公司工会是雇主阻挠有效代表工人利益努力的恶毒企图的产物。虽然从无产阶级的好斗组织其性质是一个道德原则的观点看——和按照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总体国家的观点看——这个说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它玷污了历史的解释。雇主们为这种类型的组织提供方便，经常采取主动并试图影响它，以便能够与它融洽相处，这个事实并不能排除或反驳另外一个事实，即公司工会以及它们的先驱完成了十分必要的任务，在正常情况下它们很好地为工人的利益服务。

(13) 机车司机兄弟会沃伦·桑福德·斯通的形象为最后提到的那个方面提供极好的（虽然时间上晚一点）例证。塞缪尔·冈珀斯时代提供的进一步例子，读者一定容易想到，所以毋需再提。但上边所说不应被理解为那种收高额入会费和大批人等着入会的看起来奇怪地像是警察开设独卖商店的工会过去和现在是美国唯一的一种工会。正相反，外来移民输入每一种形式的工会和那些与欧洲建立的形式相同的工会，并在条件适宜的地方，特别在相对悠久和巩固的工业地区和工业部门发展起来。

(14) 鉴于列宁本人极不寻常地一反以往的作风对德·利昂的著作和思想表示敬意，这个分量更大了。

(15) 可以看出，这个行动是在大多数欧洲政府迅速采取另一种态度时作出的。可是，这不能简单地认为大西洋这一边的“落后”。这一边实业界的社会和政治威望比任何其他地方高得多，因之美国的民主政体对劳工问题的看法要比（譬如说）普鲁士的容克政府狭隘许多。当然人们可以根据他的道德或人道主义准则来认识甚至判断这个问题。但与此同时他还能认识到，部分由于国家行政的不发达状态，部分由于存在使较开明的方法无法起作用的种种因素，部分由于国家决心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尽快前进，使问题的确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即使一个完全不戴资产阶级有色眼镜的政府机构，也会做出同样的行动。

(16)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团主义几乎能看得同样清楚。只是与文盲人数相比较，无政府主义者的数字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致扭曲了我认为是真正特性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有他们的地位，但不应过分强调。

(17) 的确，他是以保护罢工领袖在“左翼人士”中成为杰出人物的，当他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时，他被称为“社会主义左派”的60个议员中的主要人物，但他不过做了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也能够做得同样好的事情，以后他作为公共工程部长（1909年）和作为国防部长（1912年）的态度并不像他的敌人有意夸张的是非常之大的突变。他1920年后在总统任期内与民族主义集团的联合和与左翼联盟的冲突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对它们也可以有言之成理的辩解。

(18) 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确实谢绝参加内阁的邀请，三次邀请是焦利蒂发出的（1903年、1906年和1911年）。

(19) 我真的希望能说服读者细读那个独特组织的短短的历史，这段历史真正表现出德意志帝国真实情况的特色，虽然此书尚未、也许永远不会译为英语。历史作者曾担任协会秘书数十年，他的记叙是如此翔实和朴实无华，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弗兰茨·伯兹，《社会政策协会史》，柏林，1939年）。

(20) 我要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那就是上面这段话并不想把这个政策整个或主要归因于威廉二世，他不是一个不足道的统治者。此外，他完全有资格当得起比洛亲王对他的评价，它是议会中对君主曾经有过的最不寻常的辩护：“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他不是庸人。”如果说他和曾经教导他统治技术的一个人争吵，批评他对待俾斯麦行为的人不应忘记，这场争吵主要是关于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皇帝希望中止迫害——和关于开始一项庞大的社会立法计划。如果人们不管所说的话，根据皇帝一年年的行动，重新构想他的意图，就必然会得出结论，他对于当时重大问题的看法常常是正确的。

(21) 行政机关的迫害无疑是存在的，而社会主义者当然把任何能说成是迫害的事情尽量渲染。但这类事情他们做得并不十分多。事实上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主义活动史足以证明。此外，这类迫害的性质确实对“受迫害的”政党有好处。

(22) 让我们顺便注意一下一种有趣的（几乎是美国式的）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政党，其内部几乎包含尽可能多的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各种意见，从最僵硬的保守主义到激进社会主义，然而它还是一架最强有力的政治机器。绝对不同的类型、出身和愿望的人们，包括极端民主主义者和极端专制主义者，毫无摩擦地进行合作，单就他们对天主教会忠诚的力量而言，就有可能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嫉妒。

(23) 据梁赞诺夫说，此书编者随意更动恩格斯的原文。但对编者笔下的篡改作最可能的估计也不影响文中的论点。见梁赞诺夫《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库尼茨英译，1927年）。

(24) 他的与我们目的最有关的两本书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e．c．哈维译，1909年）和《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1901年）。

(25) 从那时以后，《新时代》的创办人和编者以及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几篇论文的作者考茨基持有只能用教士的语言才能描述的立场，他坚持“革命的”理论反对修正主义，正如后来他坚持正统理论反对布尔什维克异端。他是最教授气的人，但没有伯恩斯坦可爱。但总的说来，必须对党的两派庆贺它们战士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

(26) 提到奥地利，这里我指的是奥匈帝国西半部，那里从1866年起有自己的一个议会和一个政府（但没有外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机构在平等基础上与东半部匈牙利的议会及政府相协调，后者的正式名称为“圣斯蒂芬神圣国王的国土”。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按照奥地利党的模式建立，但党员人数一直不多。

(27) 托洛茨基（当时还叫勃伦斯泰因）偶尔出现在他们中间，似乎受过他们的影响。

(28) 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一再用来帮助政府的手段。当民族主义阻挠议事分子使议会瘫痪，一切事务都陷于停顿时，社会主义者就提出关于预算的“紧急议程”。当这个动议实际上及时通过时，这意味着用这种方式宣布为紧急的议案，如果有多数赞成（在预算问题上总能得到多数赞成）就算通过了，不必去管阻挠议事分子要想使它成为不可能遵守的议会程序的正式规则。

(29) 我想，主要困难在于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强硬立场。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本身的顾忌倒是次要的。奥地利政府机构或年老皇帝的反感——如果也起作用的话——在阻止那种和谐完美的因素中是第三位起不好作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