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叛变”
作为第二国际的成员，社会主义政党为了防止战争，做了它们能做的一切事情。但当战争依然爆发时，它们迅速重新集合在它们的民族事业下，确实令人惊奇。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比英国工党成员更少犹豫。 (1) 当然，必须记住，每个交战国全都深信它在进行纯粹防御的战争——在进行战争的所有国家眼里，每一场战争都是防御性的，或者至少是预防性的。 (2) 而且，如果我们回想起社会主义政党拥有宪法赋予的不容置疑的投票反对战争预算的权利，和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总的道德规范内没有拥护国家政策的义务——事实上在所有交战国里与社会主义反军国主义完全无关的人都反对战争——看来我们碰到我们可疑地引证马克思或引证倍倍尔和冯·福尔马先前所作的如果他们的国家遭到攻击他们将予以保卫的宣言解决不了的问题。回想起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的正确教导应是不难的。此外，保卫祖国的意思不过是参军尽自己的义务；并没有投票支持政府和加入“神圣同盟”的意思。 (3) 在战时内阁任职的法国盖德与桑巴和比利时的范德费尔德以及投票赞成战时预算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就这样对他们国家要求的效忠，做得比当时普遍理解的更多。 (4)
这个谜团只有一个解答。不管大多数社会主义政治家是否信仰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也许这个信仰在当时已与对宏伟革命的同性质信仰遇到了同一命运——他们肯定知道，根据这个福音采取的任何立场，都会使他们丧失追随者。群众开始时会盯着他们看，接着他们会不再表示忠诚，从而用行动来反驳无产阶级无祖国和阶级战争是与他们利害攸关的唯一战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个意义上——附有一个但书，意思是如果战争的冲击发生在资产阶级结构内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进化之后，情况可能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结构的最重要的支柱在1914年8月断裂了。 (5)
这点实际上是大家都感觉到的。保守阵营感觉到它。德国保守派人突然开始用极其谦恭的语言谈论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阵营中仍然对信仰保持原有热情的那一部分人也感觉到它。在英国，麦克唐纳不但没有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甚至失去在工党中的领导地位，最后丢了议席。在德国，考茨基和哈泽离开了多数派（1916年3月），于1917年组织独立社会民主党，虽然该党大多数重要党员在1919年回到原来的党。 (6) 列宁宣告第二国际业已死亡，社会主义事业被出卖了。
这里有一定的真理。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多数人而言，处于十字路口的社会主义事实上经不起考验，它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信条、口号、最终目标、组织、办事机构、领导人并未变动。大叛变前夕它们怎样，大叛变之后依旧怎样。可是它们体现和支持的东西全变了。经过这次十字架上的考验之后，不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反社会主义者不再能够以与前同样的眼光来看待那些政党。那些政党本身也不再能继续它们原来的古怪行为。不管怎样，它们已经走出它们的象牙之塔。它们已证明这个事实，即对于它们来说，国家的命运比社会主义目标更加重要。
但是，像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社会民主党那样从未置身于任何象牙之塔的那些政党的情况就不同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政党，它们的情况由从不认真看待那种革命滑稽戏的观察家看来 也是不同的。特别就德国党来说，十分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这个“社会叛徒”——人们给它的绰号——只不过从非现实主义的云端走下来，国家的危急状态教会它用脚站在地上，不要用头站在地上。我们有些人还要说，这完全是值得赞扬的事情，根本不是叛变。不论我们采用什么观点，毫无疑问这种新的负责任的态度大大缩短了1914年前似乎横亘在它们与每个政党自然目标——官职——之间的很长间隔。我确实从不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这种打算，从不怀疑他们决定不在资产阶级社会做官的真诚。但事情很清楚，他们在战争开始时采取的立场，使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与其他政党不同，他们没有大喊大叫要离开从而有损自己的名誉。但他们也没有在危难时刻遗弃他们的国家。
2．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前途的影响
1．任何以失败告终的重要战争都会动摇社会结构和威胁统治集团的地位；军事失败造成的威望丧失是一个政权要生存下去的最难对付的事情之一。我不知道这条规律有任何例外。但是逆命题就不是那么肯定。除非胜利来得迅速，或者无论如何它与统治阶层的政绩有突出而清楚的联系——例如像德国在1870年取得的胜利那样——否则，甚至在战胜的情况下，经济上、物质上和心理上的衰竭，定会对各阶级、各集团和各政党的相对地位产生影响，本质上与战败所受的影响没有什么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战争努力的时间不长，消耗不大，不足以表明这种影响。即使在美国，对战争负责的政府在竞选中遭到惨败。在所有其他战胜国中，统治阶层的威信及其对人民的驾驭能力，没有加强反而削弱。德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交上好运，它们获得权力，或者无论如何获得官职。在德国，社会把中央机构的控制权硬塞到社会主义党的手中。虽然为了争理论上的面子，党内某些人以及一些反社会主义者坚持说是通过了一场革命，事实他们是应邀请——谦恭的要求——而执政的。在英国，工党的选票在1910年1月还只稍稍超过50万张，1918年还不到225万张， (7) 1922年上升到4236733张，1924年更升到5487620张（1929年达8362594张）。麦克唐纳再次成为党的领导人，1924年该党进入政府（如果说尚未真正执政的话）。在法国，政界的构成阻止出现上述鲜明的完美情节，但总的轮廓是同样的：战后工团主义者立即又活跃起来，但劳工总同盟让新成立的工团主义的劳工总同盟和共产主义的统一劳工总同盟去吸收到处不适应的分子，它阻拦革命进程，为承担占优势的政治角色缓慢地作准备。
此外，当时肩负落到它们身上的责任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政党，可能深深感到它们几乎垄断了使它们事业成功所需要的许多资格。比任何其他团体高明，它们有能力对付因不满而激动的群众。如德国事例表明，此时它们甚至处在比任何其他政党更有利的地位上来坚持对付革命的爆发——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武力。无论如何，他们是开社会改革正确处方的最好人选：一方面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使群众接受改革。最最重要的是，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也是医治“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创伤，恢复国际关系和清理不是他们过失纯粹是资产阶级政府作为和平代价造成的混乱局面。在这方面，他们犯了与他们的资产阶级竞争者根据不同立场犯下的同样错误——相信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重建金本位货币和取消贸易壁垒。但只要我们承认错误的前提，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者希望获得成功，特别希望在外交政策上获得成功是对的。
2．两届麦克唐纳政府的成就——麦克唐纳和亨德森在外交部的工作——足以证明这一点。可是德国的情况更有意义。首先，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在道德上有条件接受和约。以及支持旨在实行条约规定的政策。当然他们悲叹国家的灾难和灾难带来的沉重负担。但他们有军事光荣的感觉，战败本身和签订和约都没有给他们带来无法忍受的耻辱。他们中一些人几乎赞成英法的战争理论，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关心重整军备。当其他德国人以冷漠的厌恶心情旁观时，他们以全然不带剧烈仇恨——如果不是全然不带怨恨——的心理为与胜利者达成和平谅解而工作。在别人看来是强加的民主制度问题上，他们甚至和西方国家的看法完全一致：解决了1918—1919年共产主义者叛乱和以明智的妥协在国内政界取得支配地位，他们处于最民主的精神状态。
其次，他们控制群众十分有力，足以使这种态度有政治上的效果。当时全国人民中有一大部分人对事物持有与他们相同的看法。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对付形势的正确方法，不管执政政府的政见如何，一时成了官方的看法；他们为谈判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的联合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没有他们就无法组成联合政府，即使组成，也绝不能采取那条路线。斯特莱斯曼不是社会主义者，可是和他名字联在一起的政策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由于这个政策他们在10年中获得极大声誉，也由于它，他们在另一个10年中备受惩罚。
第三，他们在与国外政治舆论的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世界几乎不知道德国发生的事情。但世界知道两件事：一方面它了解有一个愿意永远接受许多战后安排的政党，事实上该党十分赞成其中的某些安排，这个党是英国和法国曾经深信是它们 敌人的敌人。另一方面，世界了解，不需要在其他问题上害怕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个政府不论怎么保守，它没有必要像它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那样反对德国人。从长远观点看来，这是一个弱点。这种了解与处理德国抱怨问题没完没了的情况有很大关系。这种看法引导英国和法国外交部相信，德国将永远是一个恭顺的请求者，保证它有一天会上升到与强国平等地位就能使它十分快乐。但从短期观点看来，尤其在入侵鲁尔的黑暗日子里，它是一宗资产：这个党——或者应该说大家知道依靠该党支持的政府——具有不给其他人的进入权。
第四，社会民主党与其他国家相应政党从第二国际年代起就有长期的接触。这些接触并没有被战争完全割断。毕竟，第二国际从未正式解散，其中许多个人和团体——尤其是（但绝不仅限于）中立国家的个人和团体——仍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国际主义的信念。国际书记（c．胡斯曼）继续在活动，1917年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者的建议下，他甚至试图召开代表大会，只是因为协约国当时决心粉碎其敌手，拒绝发给护照，才没有开成。 (8) 这样，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复活国际组织是理所当然之事，也就很自然了。
3．国际恢复了，但不是没有困难。1919年和1920年为恢复国际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只取得有限成功。与此同时，出现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见下文），它所具有的吸引力证明是世界劳工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团结的严重障碍。几个不想与共产党人共命运的重要团体仍然希望有比第二国际更现代化的某种组织。这个局势被一项聪明的策略措施成功地满足了。根据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英国独立工党参与下提出的创议，一个新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政党联盟”（所谓维也纳国际）组成，其目的在于使复活的第二国际里的团体激进化，抑制那些过分倾向共产主义的团体，通过明智地制定目标，使两方面趋向一致。 (9)
这个事业的意义由共产主义者很快为它找到的绰号“两个半国际”确切地描绘出来。这正是为什么它能满足当时需要的道理。在汉堡大会上（1923年），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联合起来组成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它给和平打上“帝国主义”烙印，号召建立反对国际反动势力的统一战线——这点无论如何听起来很动人——号召八小时工作日，号召争取国际社会立法。一年以前（1922年法兰克福会议决议）宣布必须把德国赔款降低一个明确而合理的数字，取消协约国间的债务和从德国领土上撤军。从嗣后发生的事情看，我们不会不理解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和贡献。
3．共产主义和俄国成分
1．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政党也正在迅速发展。这件事本身在我们意料之中，它也没有什么危险。任何经历过清醒的负责任地位影响的政党，不可避免地不得不为左翼（或右翼）团体的发展留出余地，这样的余地不大可能长时间一直空着。只要脱党行为能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不必把它看做极大的损失，这甚至比把不可靠分子留在党内还要好些。社会主义政党与过激派之间总有麻烦。 (10) 这样的“左派”团体在战后困难日子里应能发展壮大，它们会抓住机会获得与其他政党不同的重要地位，这并不比他们袭用传统惯例并称自己为“共产党人”或他们显示出比官方党当时所表示的强烈得多的国际主义倾向更令人吃惊。
请记住，所有这一切与俄国方面的共产主义发展毫无关系。如果沙皇依旧统治俄国，也会有好些共产主义政党和一个共产主义国际。但是，因为俄国成分已成为形成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命运——事实上形成我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一个因素，很有必要再讲一遍它是怎样发展的和怎样评估它的性质与重要性。为此目的，我们把它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2．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取得政权以前——关于共产主义团体的发展，除了那个最强有力的人碰巧是俄国人以及在他的思想体系里存在一股蒙古人专制主义之外，没有什么东西特别是俄国的。战争爆发时，第二国际实际停止活动，当时列宁宣告，第二国际业已死亡，执行更有效的方法的时刻即将来到，很自然，那些与他有相同感觉的人就聚集在一起。在瑞士齐梅瓦尔德（1915年）和金塔尔（1916年）两次大会上出现了机会。因为实际上全部拥护他们国家事业那些人都没有出席，参加会议的斗士们发觉程度不同地集合到列宁提出的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国际革命的纲领之下没有什么困难。这样做要比单纯声明信仰纯洁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提出救世主式的许诺有更大意义。与会的某些人清楚地察觉到各国资产阶级完全看不到的真理，即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经受不了长期“总体”战争的紧张和压力，至少有几个国家会崩溃。但是，除此之外列宁的领导未被接受。大多数出席者想要说服、威吓和利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不愿毁灭它们。此外——列宁同意这点——国际革命要由国内的无产阶级的各别行动来实现，首先在“先进”国家发动。
第二个阶段的时间我定为从1917年到1927年，也就是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到托洛茨基被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开除（1927年10月）。这10年目击一些共产党和共产（第三）国际的出现。这10年还目击它们与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政党（暂时的）断然的决裂，这种决裂在德国由于1918年冬到1919年当权的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而达到无可修补的地步。最后这10年看到俄国锁链的扩展。
但是在整个这10年里，这条锁链既没有磨损也没有变形。必须记住，布尔什维克赢得所有大国中最落后国家的统治权纯属侥幸。 (11) 列宁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这一点。他一再重复谈到，只有较先进国家革命力量的行动才能赢得最后胜利，而这个行动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当然，他像先前一样命令共产党人，他坚持共产国际是严格中央集权的组织——它的执行局有权指挥各党的每一个行动——但他以共产主义领袖的身份而不是以俄国专制君主的身份进行指挥。这一点有重要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总部在莫斯科，实际的领导人是俄国人，但指导政策的是彻底的国际主义精神，丝毫没有特别考虑俄国的国家利益，制订政策的原则是各国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同意的。虽然国际执行局和苏联政权政治局之间的个人关系 (12) 在当时要比以后密切得多，可是二者仍是截然不同的机构。因此，国际本身和各共产党的行为与它们没有俄国关系时的行为不会有什么不同。
所以，在这10年间，与俄国关系的重要性虽然很大，但再大也不会超过这一些。首先，有一件有分量的事实，即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成员不管在质量和数量上如何微不足道，不管这个团体没有多少权利使别人郑重对待，它能享受到征服一个帝国的另一个共产党反射过来的光荣，它能从这样的支持下得到鼓舞。第二，布尔什维克的现实尽管存在恐怖、悲惨和喀琅施塔得叛变后采取新经济政策一事暗示的承认失败，但从此以后可以指出一个“能运转的”社会主义制度。布尔什维克党人证明自己是利用可能性艺术的大师，能使英国和美国的舆论吞下任何东西，只要它是以熟悉的口号形式端上来的。这当然也增加其他共产党的优势。第三，只要各国共产党人（包括列宁本人）相信世界革命近在眼前，俄国军队对他们来说，就像19世纪第二个25年中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对各反动团体同等重要。 (13) 1919年时这种希望比现在人们准备相信的更加合理、更接近于实现。确实，共产主义共和国只在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实际上成立。 (14) 但是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社会结构危险地接近于倒塌，如果托洛茨基的战争机器在当时准备就绪，而不是使用在内战和波兰战争中，那些国家也许还有更西边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就很难说了。 (15) 不应忘记，共产国际是在迫在眉睫的生死搏斗的环境中建立的。许多后来具有不同意义的事情——如对各个党有无限权力并剥夺各党一切行动自由的中央集权控制——在当时的环境看来是充分合理的。
第三个阶段我定在从开除托洛茨基开始（1927年），因为这是斯大林绝对权力上升的、方便的时间界标。那时以后，每一项政策的实际决定看来都是他的事情，虽然直到“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1936年），甚至直到叶卓夫的恐怖统治（1937年），他还在政治局里和其他地方遇到某些反对。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嗣后的每一项决策是由这位俄国政治家根据合理化了的专制主义立场，代表俄国国家利益作出的决策。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它反过来又决定他对共产国际和对外国共产党的态度必定是怎么样的。它们变成俄国政策的工具，在这种工具的巨大武库中各占一席之地，并被现实主义地根据环境条件估计相对于其他党的价值。在可能重新掀起世界革命的目前这场战争之前，世界革命一直是冻结的资产。留存下来的老战士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新战士可能受人轻视，但他们依然有用处。他们能宣扬俄国政权的光荣。他们能够被当针使用来刺伤怀有敌意的政府。他们增加俄国与他国讨价还价的力量。所以，为了使他们保持顺从，为了用秘密警察来监视他们，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局里使用害怕得发抖的绝对巴结的农奴来承担工作，增加一些麻烦和花费一点钱是值得的。
3．在这种情况下（和安于这种情况），斯大林遵行多年来既定的做法。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做法也和他一样，对他表示特别的愤慨纯属伪善。信奉一种宗教信条的政府的做法提供最明显的例子。只要有关信条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激发行动，这些政府常常利用信奉同一信条的外国团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如1793到1815年的历史充分证明，这种做法比这些例子表明的要普遍得多，受到这类做法影响的政府的反应——口头上的和其他的——同样千篇一律：所有类型和所有阶级的政治人物莫不乐于抓住这个机会称对手为卖国贼。
但对于俄国以外的共产党来说，从现代沙皇掌握中的有名无实的废物那里接受命令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他们可怜的奴颜婢膝引起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何这样做的原因，另一个是这样做对今后革命社会主义的特性和命运可能发生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也许比从它表面看来较易回答。我们必须做的只是把自己放在共产主义者的位置上，考虑到他的类型，以求实精神察看他的形势，他绝不会从人道主义考虑反对斯大林政权。他可能甚至以屠杀为光荣；某些神经衰弱的堕落者——饱受失败和忿忿不平的共产主义者——和别的人的确从某个阶级牺牲者的苦难中得到满足。再者，既然资产阶级人们对这个政权盲目崇拜，他为什么要对它的残酷行为表示愤怒呢？在坎特布雷大主教并不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时候，为什么他应为这个理由谴责它呢？ (16) 真的，为什么？
而且，共产主义者以“热月政变”为据，就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表示反对。这句话首先由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使用，但托洛茨基后来用它来指责斯大林政权是“反革命”，理由是1794年推翻罗伯斯比尔那些人的行动是“反革命”。但这样说根本没有理由。毕竟，是斯大林实行农业集体化，“清算”富农，推倒新经济政策。事实上，他像一个高明的策略家，镇压了反对派，实质上实行反对派的纲领。
最后，对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只要保护他的权力对待他公正，苏联党在本国做些什么并无头等重要性。即使它对他不公正，他准备怎么做？锁链拉得紧而且擦伤人，而且它也支持他。社会主义政党绝不会接收他。正常心理健康的工人哼的一声掉头离开他。他就将像托洛茨基一样惶惶无所适从。没有这条锁链他什么也不能做， (17) 接受他的奴隶身份同时，他可能还在希望——他可能依旧希望着——时机将会出现，那时他能够飞黄腾达……这场世界大战后，也许……
最后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即俄国专制主义将遍布欧洲文明的废墟——或甚至还会超越这个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共产党将变作俄国的警卫部队。但还有许多别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俄国政权将在这个过程中失败崩溃，或者在伸展到其他国家时它取得与这个国家土壤更加相宜的特性。这种变化的特殊事例是，到最后俄国成分在未来革命社会主义特性中不再存在 。指望这样的发展无疑有风险。可是这样指望并不比希冀我们的文明将从眼前的大火中不受损伤地挣脱出来更为愚蠢——当然，除非这场大火比我们有权利期望的熄灭得更快。
4．管理资本主义？
1．然而，我们迄今没有见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社会主义政党1918年后负担的政治责任的实验为什么没有完全成功的。再说一遍：有几个国家里——如瑞典——社会主义者不过继续巩固他们以前得到的政权；在另外几个国家里，政权不必用革命行动去争夺，自然地送到他们手中；在所有国家里，他们似乎比任何其他政党更能够尽力解决当时的重大问题。如我前面业已提到，看来他们几乎独占了取得成功的主要条件。此外，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前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他们获得了最有用的组织、谈判和管理的大量经验。实际上应该立刻指出，他们几乎从未做过一件十足的蠢事。最后，不论是左派社会主义者新政党的不可避免的出现，还是那个政党与莫斯科的关系，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他们的对手试图说成的那么严重。
但尽管这样，不论在哪个国家他们的形势都是不安全的。对于诚笃的信徒来说，这种情况似乎是很不可能的。尽管有这些策略上的优势，优势后面隐藏着他们无力排除的困难。战争和由它引起的混乱，把社会主义者推上政坛；但在旧外衣的破片底下，社会机构尤其是经济过程依旧和以前的一样。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必须管理一个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
马克思曾经设想，夺取政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后者是唾手可得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事实上马克思论点的意思完全是，当资本主义走完它的过程时，或者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当物质和精神成熟时，夺取政权的机会就会出现。他想的崩溃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器由内因促使的崩溃。 (18) 资产阶级世界政治上的崩溃只是经济崩溃的附带事件。可是现在，政治崩溃——或与它类似的事情——业已发生，政治机会业已出现，而经济过程没有一个地方接近成熟。“上层建筑”比推进机制运动得更快。这是一种最非马克思主义的局势。
关在书房里的学者也许会推测，如果认清事物现状的社会主义政党拒绝充当执政的特洛伊木马，继续留作反对党，并同意资产阶级去对付战争与和平时期留下来的烂摊子，事物将会怎样发展。也许这样对他们、对社会主义、对世界都会更好一点——谁知道？但对当时已经懂得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国家共命运，并采取负责任观点的人来说，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坚定地面对一个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是一个除非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否则便无法运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者可以控制它，根据劳动者的利益调整它，榨取它，直到损害它的效率——但他们不能做特别属于社会主义的事情。如果他们想要管理它，他们必须按照它的逻辑来管理它。他们必须“实行资本主义”。他们这样做了。为把他们的措施用社会主义的言辞装扮起来，要做一些事情，还要多少成功地使用放大镜来察看他们的政策与每个事例中想象的资产阶级使用的政策之间的每个差异。但实质上，他们必须做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在同样环境中也一定会做的事情。虽然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但对社会主义政党来说，这是它们遵循的最危险的途径。 (19)
情况并非完全绝望，或者从社会主义信仰的立场而言，并非完全不能防护。本世纪20年代初，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有理由希望，有好运气加上小心把握方向，他们会使自己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或附近，这就可以有能力挡开任何“反动”的危险，保护无产阶级的地位，直到有一天可能不经暴力破坏，使社会社会主义化；他们将主持资产阶级社会的溘然去世，与此同时，确保死亡过程一切顺利，保证它不会卷土重来。要是除了那些进入社会主义者的或劳动者社会画面的因素之外不存在其他因素，这个希望可能实现。
站在社会主义信仰的立场进行辩护，可能就是以上面提到的命题为基础，那就是形势是从未见过的，是马克思预见不到的。资产阶级受难者转向社会主义者请求庇护——这种情况显然在马克思的图式中是没有规定的。可以这样说，在这种环境下，甚至仅仅“管理资本主义”也是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也不是根据资本主义利益来管理资本主义问题，而是在社会改革领域中做诚实的工作和以工人利益为中心建设国家的问题。无论如何，如果选择民主道路的话，这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因为形势不成熟明显而确实地表现在没有大多数人选择社会主义这个事实上。难怪在这样环境中决心要接受官职的社会主义政党大声宣布它们忠于民主政治！
这样，这班渴望官职的政客是能够从最高理论根据和无产阶级利益中找到正当理由的。读者不难想象，这样的大惬人意的协调一定会给激进批评者怎样的印象。但是，因为后来的事态演变引发许许多多人谈论那个政策的失败，并教导当时的领导人他们本应当做些什么，我真的希望着重指出他们观点的基本原理以及他们不得不在其中这样做的社会模式的强迫性质。如果有失败的话，其原因必须在愚蠢和背叛之外别的地方去找寻。为了使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只需要看一看英国和德国的事例。
2．一俟民族主义狂潮随着战争结束而消退，在英国出现真正的革命形势，例如，群众愤怒的情绪在政治罢工中突出地表现出来。负责的社会主义者和负责的工党党员被那种情况——也被全国正受形势促使产生真正反动情绪的危险——完全驱使在一起，从此接受共同的领导，至少就议会上运用策略而言是如此。联合力量的主要部分致力于劳工利益和（属于劳工利益一部分的）几个大工会办事机构，以致几乎立刻引起对此不满的知识分子的反对。这些知识分子反对这个联盟的亲劳工性质，声称他们看不到这种做法是社会主义的。工党党员思想意识上的机会主义使这种看法显得有点可信，但我们重视实际形势不重视口号，就劳工力量当时接受麦克唐纳领导而言，我们仍然把他们等同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成功地从革命形势中脱颖而出，工党在1924年麦克唐纳执政之前逐步改善其地位。麦克唐纳及其党员表现得如此出色，以致甚至不满的知识分子也暂时表示服从。在外交和殖民政策方面，这个政府能够执行自己的主张——特别在与俄国关系上。在国内事务上，做起来比较困难，主要因为依靠一部分工人选票的保守党政府一直（并继续）按照条件允许尽可能执行财政上的激进主义。可是在立法上，工党政府只限于做相对微小的工作，它证明有资格管理国家事务。斯诺登在财政大臣任上出色的政绩，足以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工党适合执政。这件事本身对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贡献。 (20)
由于工党政府在议会中是少数，它不但必须依靠自由党人的合作——与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如自由贸易观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依靠保守党的宽容，这个事实当然大大促成上边所说的成功，也使取得其他方面的成功增加很大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他们的处境和保守党人于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短暂执政时期的处境非常相似。它要像占有多数地位那样采取负责态度是很困难的。但如上所说，它尚未占有多数的这个事实，即使用马克思主义来判断，证明采取较强硬行动路线的时间尚未到来——无论如何以强硬行动实行符合民主要求的任何计划的时间尚未到来。
但一般党员并不理解这一切。群众更不理解：他们应该感激工党，不但因为该党本身所完成的业绩，而且为了争取工人选票的保守党为他们做的那部分工作也是工党的赐予。他们思念壮观的重建建议和对他们切身利益的允诺，不知道他们天真地质问：“现在社会主义者上了台，为什么他们不为我们做点事呢？”是多么不公平。不甘心处于次要地位的知识分子自然利用这种情绪提供的机会来攻击工党分子支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煽动当前的不满情绪变成可怕的错误行为，而专横的工会官僚们对此漠然置之。在他们的影响下，独立工党在此后在野的几年中，尤其是麦克唐纳不接受他们主张执行更激进的纲领时，逐渐变得不受控制。 (21) 就这样，在许多人眼中，成功看来很像失败，负责任看来很像怯懦。
但这是无法避免的。社会主义政党政策（包括在“不成熟”条件下执政）中固有的困难和危险，被麦克唐纳第二次组阁的历史更清楚地证明了。 (22) 历史学家已经懂得对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治家才能与风度应公正地评价。 (23) 我相信，他们将学会以公正的态度对待麦克唐纳的政治家才能与风度。他突出的不幸是他登台于世界经济萧条开始之时，而这次萧条正是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
有少许人可能在想——事实上少许人确实这样想——根本性重建的机会已经到来。这种想法会使国家分裂为二，这样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但除了根本性重建外，实施扩大纸币量加上非根本性社会改革——例如个别的国有化措施和外加的社会保障立法——并在国际关系领域依靠重商主义政策，这是有许多人推荐的计划。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无疑会加强经济萧条，而其余部分——放弃英镑的金比值和重商主义政策——意味着非常激进地与国家传统决裂，与工党本身的传统决裂，以致社会主义者几乎难以实行它，更难成功地实行它。要安全而有效地实行它，必须得到其他党的同意，也就是要由联合政府来实行。
因此，鉴于没有可能组成联合政府，麦克唐纳及其助手投身于使他们建立的体系运转起来的任务。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个任务是他能够承担的所有任务中最困难的一个。当每个人叫嚷必须立刻做“某种事情”的时候，当各种类型的不负责任者有其讲坛的时候，当群众在抱怨，商人感到绝望，知识分子慷慨陈词的时候，他们坚定地为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斗争。在国内，他们维护金融秩序，他们支持英镑，他们制约立法机器的增速运转。对国外，他们竭尽全力——相当成功地——使日内瓦体系发挥作用，降低全世界的危机和紧张局势。当时机来到，国家利益值得该党冒险时，他们断然行动，帮助举国一致政府的成立。
在许多重要场合中，一个政策越是贤明，必然使公众和知识分子批评者越不欢迎，回想起来使人忧郁。这是一个确当的例子。对于不能把那种政策与英国比较温和的经济萧条和随后的稳步恢复相联系的知识分子批评者来说，那种政策中没有任何优点，只有荏弱、无力、褊狭的传统主义，如果不说它背叛地放弃社会主义事业。它也许是民主政治历史上最好成就之一，也许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正确理解而负责地决定行动的最好例子之一，却被批评者用“羞耻和憎恶”的目光看待，充其量他认为麦克唐纳只是一个使马失前蹄的蹩脚骑师。可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假设是，麦克唐纳政府在英国银行家有魔法的耳语下，（或更坏）或者在他们的美国支持者的压力下投降了。
不幸的是，这种胡言乱语是有真实重要性的一个因素，在试图作任何预测时必须把它考虑进去。它会严重干扰社会主义政党在我们生活着的过渡时代服务于文明事业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舍弃这个因素，也舍弃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的任何政党从短期看来将为之受苦的陈词滥调，我们将没有什么困难地认清，从长期看来劳工势力极可能由于麦克唐纳第二次组阁而得到加强。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第二次内阁的相似性再一次有助于说明这一点。皮尔的保守党多数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分裂。皮尔一派虽然在人数上和重要性上大大超过麦克唐纳的个人追随者，但它很快解体。保守党受到重创，证明没有能力执政——虽然它又三次组阁——直到1873年迪斯累里的伟大胜利。但从那以后，直到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1905年的胜利，保守党执政的时间占三分之二。比这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说，英国的贵族和绅士一直来 坚持他们自己的做法要比不曾去掉提高面包价格的恶名时他们原来会做的好得多。
事实上，工党在紧跟着分裂后的几年里很快恢复和巩固在国内的地位。有把握说，即使在事物的正常进程中——也就是不考虑战争——社会主义者具有增加了的力量和更好的成功机会，不久就会再次组阁，而且他们会有能力采取比以往采取的更强硬的路线。但有相等的把握说，鉴于他们制订的纲领和实施纲领的能力，他们的政策与麦克唐纳的政策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主要在于实行社会化的某些个别手段。
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战后经历，在许多细节上当然不同于英国工党。但是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一旦参加政府，决心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就和英国同事完全一样从事于“管理资本主义”。如果我们同意这些前提，并考虑到他们过去没有、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也不能期望在联邦议会中或普鲁士议会中或在总人口中占有多数这个事实，其他一切事情都将以无情的逻辑随之而来。1925年总人口约为6200万，无产阶级（劳动者及其家属，我把家庭佣仆包括进去）的人数不足2800万，这个阶级部分选票归其他政党。“独立劳动者”人口比上数少不了很多——大约2400万——大部分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信念。即使我们不算上层阶层——比如说100万——只计算可望投票的集团——农民、工匠、小商贩——能争取到的选票不会很多，这个情况不但眼前如此，即使在近期的将来也是如此。介于这两部分人中间，有人数不少于100万的白领雇员（包括他们的家属）。社会民主党当然理解这个阶级的关键位置，花大力气争取它。但是，尽管取得相当成功，这样的努力只有助于表明，白领阶级比起根据马克思社会阶级理论所说的是严重得多的障碍。 (24)
这样，即使共产主义者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同盟者而不是他们的死敌，这个党依旧属于少数。确实，非社会主义多数的所有派别并非都抱严重敌意：左翼自由党人（民主人民党）人数不多能力很强，他们一贯愿意合作（在一定范围内）。这个多数分裂为许多团体，它们没有能力和谐一致地行动，它们的成员和支持者也不像社会民主党人本身那样有纪律，但那些既无能力又不愿意从事充满惊险事业的明智的人们依旧觉得，对于他们只有一条道路可走——民主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联合政府。
最合格担任同盟角色的党是天主教党（中央党）。它强大而有力量。在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看来什么都不能动摇它的支持者的忠诚。它的组织极为出色。倘若教会的利益得到保护，它准备在实行眼前实际性质的社会改革方面走得和社会主义者本身一样远，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得更远。对被取代的王朝不抱特殊热情，它断然支持魏玛宪法。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它欢迎能保证它独占利益不受侵害的分赃安排。这样，谅解就以在外国观察家看来是惊人容易的情况下达成。社会主义者以最尊敬和最得体的方式对待天主教会。他们毫无困难地与教皇达成契约，契约给予教士的比在异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教士曾经得到的还多。至于政策方面，几乎完全没有意见分歧。
但是，虽然这两个党的联盟是主要的，但没有一个表示忠于魏玛宪法的政党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民主党人、国家自由党人、国民党人（保守党人）全被接纳，甚至担任极重要职务。联盟作为普遍原则意味着妥协作为普遍原则。在各种措施上的必要让步事实上是事先商定的。不能动军队，实际上它由自己选择的管理部门管理，得到充分的供应。东普鲁士得到补贴，一般说来农业是十分小心关注的对象。这一套政策的某些含义可能不十分符合社会主义的规范，把这个东西称作计划 ，使它更合出钱的无产阶级的口味——也许读者会感觉到，这些东西说白了，没有一样是新的。
在它对工业群众和对它自己的纲领的态度上，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和工党一样。开始时，它通过一个十分温和的法案，把包含在“社会化”一词中最激进的特色插入法案的标题中作为象征性的报偿（1919年）。可是社会主义者很快把这一切束之高阁，以便致力于制订美国人在新政中熟悉的那种劳工立法。这样做使工会满意，工会办事机构越来越被允许成为该党制订政策机器的工作部门。
人们可能会想，对于一个有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继续在党的学派中流行）的党，这样做该是有困难的。但情况不是如此。除了一定数目共产主义者拂袖而去外，可以期望在党内提出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和英国党不同，德国党已经在帝国、各邦和大都市的行政机构里有牢固基础。此外，它在它的新闻出版业及别的地方有可以提供的自己的许多职业。这种任命职务的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在文官职位、学术事业、大量公共事业及其他单位中，顺从招来晋升。这些手段有效地使激进分子就范。
社会民主党人对国家行政机器各部分的牢牢掌握，不但有助于更严格的纪律，而且有助于增加党员和党可以指望的选票。当然，它还用别的办法增加力量。例如，社会主义者在普鲁士自由邦得到占支配地位的权力。这使他们能控制警察力量，他们小心地选择党员或可靠的热衷名利者充当大城市的警察局长。他们就这样巩固他们的阵营，直到他们的地位根据寻常标准看来达到坚不可摧的程度。再根据政治分析的一般规律，甚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以提出如下论点而自慰，那就是，在那些战壕里他们可以十分舒服地安顿下去，直到事物按照其长期进程，使他们从少数变为多数，目前只要拉上掩蔽最终目标 的帷幕就行了。引自《共产党宣言》……
撇开党的权力机器的机制不顾，一般的社会形势以及政治体制看来显著的稳定。此外，针对许多个别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不论有什么样的反对意见，从总体上说，联合政府的政策有利而不是不利于稳定。它所做的许多事情必定能得到我们真挚的尊敬。它所做的事情中没有一件证明比缺乏威信与魅力的政权所做的引起公众不满的一般性措施更坏。唯一可能的例外在金融领域。这个政府体系的文化与政治成就的一部分，与政府支出的大量迅速增加有关。再者，支出资金的筹集方法——其中虽然包括十分成功的销售税——吸干了积累的来源。只要国外资本继续流入，一切进行得比较顺利，虽然预算困难甚至现金困难在资本流入停止一年多以前开始出现。当它真的停止时，那种众所周知的将破坏最具魅力的领导人地位的形势就出现了。但总而言之，对党及当政时期的指挥提出意见的社会主义批评家有理由夸耀不凡的成就，如果他们万一能执政，他们应干得一样漂亮。
5．当前的战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未来
当前战争将如何影响现存社会主义团体的命运，当然要看战争的持续时间和结果。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不知道怎样加以推测。可是让我们运用事例分析的方法，从大量可能事例中考虑两种事例。
即使到现在（1942年7月），许多观察家似乎预期，战争结束俄国将获得巨大的力量和威望，事实上斯大林将作为真正的胜利者出现。如果情形确实这样，也未必可以作出推论说，其结果将是共产主义世界革命，或者甚至是欧洲大陆的“俄罗斯化”，以及上等阶层的消灭和对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的彻底清算。因为，即使不谈英美可能对俄国势力扩张的抵抗，也不能肯定俄国专制政权的自我利益会采取那种做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发生这样一种结果——完全实行列宁纲领——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不过这种世界革命可能与马克思的想象不同，对于那些愿意接受它作为代替品的人来说，它无疑不再是白日梦，而且不只是与欧洲有关。
在那种情况下，正统社会主义及其所有主张的命运将被决定。在欧洲大陆上，假使法西斯政权不被打败，它们的命运也毫无二致。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英美俄同盟获得完全胜利——就是说依靠英美的力量实现无条件投降的胜利——那时我们很可能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型或者工党型的正统社会主义有好得多的机会在欧洲大陆生存下去，至少能生存一段时间。相信这个事态的一个理由是，人民如果发现走向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的道路俱被堵塞，很可能倾向社会民主共和国作为可以选择的最明显的道路。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工党型的社会主义可获得战胜国的好感。根据我们现在的设想，一个完全胜利的结果将是由英美控制战后世界的事务——一种英美的统治，它在我们眼前采取的形式，根据我们知道的观念，可以称之为伦理帝国主义 。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其他国家的利益与抱负只有在得到英国和美国理解和赞成时才能算数，这种秩序只有凭借军事力量建立；只有永远准备使用武力才能维持。也许不必要解释，在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为什么对英美两国说来，这样建立起来的只能是适当地称为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但很清楚，控制和警卫世界的任务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一方面在欧洲重建和新建小而无效率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设置工党型或社会民主党型的政府。尤其在德国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破片是建立政府的唯一政治材料，这样的政府可能在战败屈服期以后仍旧接受这个世界秩序，并能毫无心理保留地与世界保护国的代理人合作。不论这样做的价值如何，这是自由 社会主义 的机会。
可是按照本书主旨的立场（不是按照其他立场），所有这一切都只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不论某个或某些特定的社会主义团体的命运如何。毫无疑问，当前的大战将——到处不可避免地与战争的结果无关——意味着趋向社会主义制度迈出的另一大步。根据我们经验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结构的影响，就足以使我们作出这样的预测。不过这次在美国也跨出了一大步。
但那种经验虽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指南，却是不充分的指南。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它甚至对于走向本书第二篇说明的那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而言，也是不能忽视的一段时间。其他一切不谈，我们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将面对与1918年时根本不同的经济形势、社会环境和政治力量的分布。无论如何这许多变化是在最近25年内发生的，是难以单单根据社会的一般趋势预测到的。其中尤其是大萧条，它冲击微妙的形势，震动社会结构的基础，对任何地方都没有对美国厉害。破坏社会结构更厉害的是对付萧条所采取的政策，这主要归因于部分是偶尔形成的政治结构，后果是明显的。特别是已经逐渐形成庞大的官僚机构，到现在它的强大力量足以保持它的阵地和执行根本性重建的政策。
工商业和工商业阶级的战时赋税负担，没有一个国家会以1919年后减轻的速度降低。这点本身可能足以使资本主义机器永远瘫痪，因而为政府控制提供另一个论据。通货膨胀，即使其趋势不再超过譬如说美国眼前政治模式不能避免的程度，它完全可能直接地，或者通过被剥夺的债券和保险单持有人思想的激进化而间接地做完其余的事情。此外，战时管制在任何地方不会取消到1918年以后几年的经验使我们相信的程度。管制手段可以移到他处应用。在美国已经采取步骤为政府控制战后调整准备舆论，不考虑资产阶级的抉择。最后，没有理由相信，政府将放松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过程已经实行的管理。可以肯定这一切加起来不等于社会主义。但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自称为唯一可以取代僵局和不断磨擦的实际办法向人们兜售。
细节和用语在不同国家当然不同，政治策略和经济成果也有不同。英国的发展比较容易预见。工党人员进入丘吉尔政府响应国家危急的号召。但如上文业已指出，与危急状态无关，他们当时在官职与权力道路上已走得很远。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有能力单独管理，或者——证明是最有效的办法——在他们控制的联合政府里管理战后重建工作。战时经济将会实现他们某些当前目标。在相当大程度上他们只要保持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就行了。在没有多少东西留下来可供资本家争夺的条件下，进一步向社会主义目标前进，可以期望是相当轻易的。进行的方式有可能证明是坦率的，清醒地以井然有序的方法和主要得到同意后实行社会化。有许多理由，但主要是因为官方社会主义党的衰弱，美国的情况较难预测，但最后结果不可能不同，虽然口号几乎肯定不同——福利上和文化价值上的代价也不同。
再说一遍：只有本书限定其意义的社会主义，才这样可以预测。其他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无法预测，特别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这种社会主义的实现意味着正统社会主义者梦想的文明的来临。更有可能出现法西斯的特征。这是向马克思祈祷者奇怪的回答。但历史有时喜欢开令人难解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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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实上英国工党于1914年单独采取了严肃的支持和平的立场，虽然以后它参加了战时联合政府。
(2) 这就是为什么战胜国在强加的和平条约上，以一个条文来决定战争责任问题的企图不但很不公平而且是很愚蠢的原因。
(3) 说不这样做会损害国家事业，这也不是正确的。莫利勋爵的辞职显然并未损害英国。
(4) 目前我们中有些人想法不同。但这仅仅表明我们离开自由民主主义的老锚地有多远。把国家团结上升为道德准则是使人们接受法西斯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
(5) 这个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归因于非社会主义改良的成功。
(6) 值得指出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绝不是完全从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招收的。考茨基和哈泽属于那种人，但加入他们的党的许多人不属于那种人。例如伯恩斯坦加入该党，一些其动机不是尊重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也加入了。不过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正统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赞成多数派所采取路线的唯一理由。这些修正主义者只不过具有与拉姆齐·麦克唐纳同样的信念罢了。
(7) 从1910年到1918年的增加完全是因为妇女获得选举权和简化选举资格的缘故。
(8) 在此之前，实际上在瑞士开过两次会议——1915年在齐梅瓦尔德，1916年在金塔尔——我相信与原来的意图相反，这两次会议由于出席者不是官方党的代表，因而具有不同的色彩。下文我将对它们略加叙述。
(9) 在那些目标中，有几个会替18世纪外交家增光。巨大的障碍是阶级斗争。欧洲大陆上的一些团体不谈阶级斗争活不下去，英国人有了它活不下去。所以，当合并工作在汉堡大会上完成时，在德文本和法文本上保留了“阶级斗争”（klassenkampf和lutte des classes）字样，而在英文本上这二字由难以辨认的委婉辞令代替。
(10) 英国和德国在战争问题上出现的分裂当然是一个不同的事情，但只有暂时的重要性。即使于1916年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创立的德国“斯巴达克同盟”，虽然它在反对战争上比独立社会民主党所赞成的走得更远，它从容地培养起明确的敌对态度，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它的言行也不超出（至少在正式场合）坚守埃尔富特纲领文字的范围。据我所知，不论李卜克内西还是卢森堡夫人从未完全断绝与该党的关系。后者是布尔什维克做法最无情的批评者之一。
(11) 谈到这种侥幸，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能应感谢德国总参谋部，根据它的命令，把列宁递送俄国。如果有人认为这样说夸张了他个人在1917年事件中的作用，在这个局势中还有其他足够多的碰运气的因素，使我们相信这段历史的奇特性。
(12) 在列宁时代，政府权力由他本人领导的政治局、属于托洛茨基领地的军事委员会和当时由捷尔任斯基管理的契卡行使的。苏联国家宪法没有提到所有这三个机构，宪法把权力授予“人民委员苏维埃”。也许在理论上应该称它们三者为党的机关。但党就是国家。
(13) 应该注意到，共产主义者已经像丢弃民主主义一样轻易地丢弃反军国主义和不干涉主义。
(14) 匈牙利事例（贝洛·库恩政府）颇有启发性。上等阶级的瘫痪和农民的漠不关心使一个知识分子小团体有可能不遇重大抵抗夺取政权。他们是一伙奇怪的人——有些人表现出（在巴伐利亚也一样）真确无误的病态症状——完全不胜任这种或任何别种严肃的任务。但他们对自己和他们的信条有无限信心，不反对任何恐怖主义的方法，这些都有充分的证明。如果协约国不准许（或不命令）罗马尼亚军队驱逐他们，同意他们上演他们的歌剧，有可能永远继续下去。
(15) 因此，说西方大国半心半意支持俄国各种不同反革命，特别是支持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冒险事业是愚蠢和无效的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在我看来，不论是由于清醒地估计形势还是由于运气，西方国家得到它们能够希望得到的东西：它们使苏联在紧要关头保持中立，由此阻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前进。支持得太少会危及它们自己的社会制度；支持得太多会陷入长期的、代价昂贵的、也许毫无好处的努力，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可能轻易地破坏它们的目标。
(16) 那个教士所写书中表达的情感，根据下面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俄国实验”的原则是一回事，而它执行的方式是另一回事。其实斯大林政权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对几百万牺牲者所做的事情，而是如果它希望存在下去，它就不得不这样做 。换言之，那些原则和那种做法是分不开的。
(17) 当然，这点特别适用美国的共产主义团体。美国的政治条件不利于正式共产党的出现——几个县的党的司库的工作一直停留在招募党员阶段。但共产主义成分的重要性绝不可用是不是正式党的党员来衡量。那些既非正式党员又不是同路人的知识分子的确没有参加党的动机。他们只想留在党外，因为他们不带党的徽章，如果能够在制造舆论的委员会或在行政机关等地方占有一席之地，并能自由和完全真实地否认他们是政党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就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服务。像这样的看不见的团体，如果没有莫斯科的领导是无法采取一致行动的。
(18) 这部分说明了旨在表明资本主义事实上由内因促使崩溃的理论在美国备受推崇的原因。见第10章。
(19) 我不建议讨论另一种可能性，即从根本上重新构思俄国的路线。因为在我看来，这样的企图必定会以混乱和反革命告终，这是十分明显的。
(20) 此外，从党的策略观点看，这点使保守党人遭遇的困难要比任性的激进主义给予的严重得多。
(21) 那个纲领提出银行和某些关键工业的社会化，因而与正统社会主义路线是不符合的。但在当时环境下，它自吹自擂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麦克唐纳的纲领是“改良主义的”——根据这个词的经典用法，同样很适用独立工党的纲领。
(22) 读者可能未见到关于1926年总罢工的一篇评论。虽然争相把总罢工征象重要性缩到最小是符合两党利益的，虽然官方对罢工的理论业已相应形成，罢工的严重性要比在某种形势下产生的一系列策略错误大得多，在这种形势下工会大会必然会“发出吓唬”，而保守党政府必须会“责备吓唬”。我们只要问问自己，罢工成功对政府权威和对民主政治的后果是什么，就能理解罢工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历史事件。如果这个武器证明有效，工会将变成英国的绝对主人，其他政治、司法或经济的力量除非得到工会的默许，将不可能继续与之共存。处于这样的地位，它们将不再保持过去的样子。工会领导人无论如何不愿意、也不得不使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绝对权力。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有两点需加注意。第一，上边描述的形势，特别是基层成员中遍布的并为不负责任分子孜孜不倦地加以鼓动的不满情绪，与引起罢工有很大关系。第二，罢工并没有像原来可能做到的那样损害党的权力。相反，罢工的失败似乎产生群众的激进化，群众的这种情绪是1929年该党成功的部分原因。
(23) 麦克唐纳与皮尔的相似之处不但在于二人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某些特点（虽然皮尔有1836—1839年危机后进入内阁的有利条件），还有政治上的细节事情。两人都大胆地甘冒党的分裂的风险，并最后大胆地接受党的分裂；而党的领导人都被认为是“叛徒”。
(24) 面对这个事实，社会主义者通常用如下论点以自慰：非社会主义雇员正是迷途羔羊，他们尚未找到他们正确的政治位置，但他们最后肯定会找到的，或者说他们受到雇主不准他们参加政党的无情压力。第一个论点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团体外任何人相信——我们看出社会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一系列理论中最薄弱环节中的一个。第二个论点的虚妄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不管它在别的时候可能包含多少真理，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雇主，除了极少数例外，不可能影响他们雇员的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