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缕，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痒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柏，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翼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译文】

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好像管理家庭。管理家庭的关键是确立家庭的根本，根本确立了，与之相应的其它部分也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本，就是万事万物的起始、根本，末，就是由本派生而来并与本相呼应的事物。万事万物的根本是天地，由天地派生出的“末”就是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繁衍不息的道理是，依天生成、赖地生长，并通过人来完成。所以，君主治理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应该象北极星是天的中心一样成为治理国事的中心。宰相的辅佐就好比北极星旁边的指极星，一般的官吏就象天空中其它的星辰，而老百姓就是散落在天幕上的数万颗小星星。这是因为北极星的中心位置不可以改变，指极星的作用也不可以没有法度，其它的星辰更不可以有错误、失谬的地方，这就是天象。因此，人们设立高台楼阁来观测天象，制定时节、进行祭祀活动，以应和神灵，顺应天时、敬畏神灵，这就是务天之本，遵循天的规律。人们对农耕、社稷、山林、川泽的祭祀活动是要祈福于地，也是在务地之本，遵循地的规律。人们还在痒、序里学习礼仪，严格八佾之乐明确上下的等级，君主在大殿之上设立太学、讲授治国安邦的理论，并在高墙深院内祭祀列祖列宁，就是在务人之本。可见，治理国家的根本就是平时的各项法令，人伦规矩的基本内容。圆形的铆眼不可能容纳方形的榫子，铅刀不可以用来砍伐树木，也就是说不使用正确的工具不能成事，不采用适当的方法也不能成功，即违背了客观规律注定是要失败的。当天的规律失去常态时，就会出现动乱，当地的规律紊乱时，万物就会枯败，人伦失常必会出现各种灾祸。所以，《经》说，“如果不是先王传下来的礼法道统，我不能妄加遵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呀！

【解析】

这篇文章论述立国之本，强调君臣之序不能改变，君为天生，为国之主，群臣只能象列宿一样为其台辅，人民则只能象群星一样，接受统治，这种关系绝不能夫度。这是作者受时代所限，只能维护这种封建的君君臣臣的纲常伦理思想，在今天，当然不能再去效法这种思想、理论。但文章中提出“经常之法，规矩之要”，还是有价值的，舍去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面，单就其强调国家的根本之法，保持国家的有效结构体系和治理系统而言，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单位，都应有其经常之法，有其基本的规矩，有其组织领导体系，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会“失常”，就有“患害”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早在1000多年以前，已经强调了教礼乐、重法治。这一点在当今仍很有借鉴意义的。要维系一个社会的安定，保障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这“礼乐”和“法治”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只不过，每个时代不同。其具体内涵不同而已。诸葛亮所说的是封建社会的“礼”和“法”，而我们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礼”和“法”，但从维护社会安定来说，制定和运用“礼”和“法”，保障国家正常秩序，教育人民群众守“礼”遵“法”，确实是同样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