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四人，在很早之前就被推举出来，称作“世界四圣”。这一说法大概是明治时期我们日本的学者最先提出的，在这里就没有详加考证的必要了。但是，这种所谓“四圣”的说法，却包含着一种态度，即不是只偏向于西方，而是能够广阔地纵观世界的文化。印度文化以释迦牟尼为代表，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希腊文化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征服了欧洲文化的犹太文化则以耶稣为代表，这是将此四种文化及四个人物都平等地予以极高的评价。那么，为什么这几个人物，就能够代表这几种庞大的文化潮流呢？任何一种文化潮流肯定都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绝不可能简单到能以一个人就完全代表的程度。然而，人们却选出这几个人物作为这几种文化潮流的代表，而且其他人也会感觉到合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自己认为，这几个人物能被选出来，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的教师”。
这一答案，粗看恐怕会让人觉得有矛盾之处。其原因在于，这几个人物都被视为几种相异的文化潮流的代表，因此势必要展现出不同文化潮流的特异之处，倘若将其奉为人类的教师，就无法展现出这种文化的差异性了。其实，这当中并无矛盾。之所以感到矛盾，因为我们拘泥于一些极其抽象的设想之中了，例如“完全不带一丝特殊文化色彩的、普遍的人类的教师”，又或者是“完全不承担任何一种普遍意义的、绝对特殊的文化”。在现实的历史中，不受到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束缚和限制，绝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教师，从来没有出现过，恐怕也不可能出现。此外，因为“文化”这个词本来就表示一种普遍的定义，那么不可能有哪种文化只以一种特殊文化的姿态存在，而完全不带一丝普便性。这种事物从来没有出现过，恐怕也不可能出现。最特殊的事物，包含有最普遍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绝不仅仅适用于艺术作品，人类的教师也是同理。
我们在这里用了“人类的教师”这样一个词语，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存在“人类”这样一个统一的社会。即便到了现在，世界往来已经如此活络的时代，地球上的每个人想要完全融入一个统一体之中，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何况在上面的四圣出现的时代，映入他们眼帘的人，不过只是地球上所有人中的一小部分罢了。孔子想要教化的是黄河下游的人，其地域面积大体相当于日本的一半；释迦牟尼想要说法的对象不过是恒河中游狭小地域中的人们而已；到苏格拉底的时候，则只以雅典城的市民为交谈对象；耶稣的活动范围不过是一个纵四十里、横二十里的小地方罢了。尽管如此，我们仍旧称他们为“人类的教师”。这种情形之下的“人类”，既不指向地球上居住着的所有人，也不指向人这样一种生物。进一步讲，这个“人类”，也不指向一种同“封闭社会”（或曰“人伦社会”）相对立的“开放社会”。倘若没有了一个个小的人伦组织结构，也就谈不上什么人类的生活。实际上，这四位“人类的教师”所教诲的内容主要都是人伦的道与法，并没有什么人伦社会以外的内容。他们之所以是“人类的教师”，因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社会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接受他们的教诲。从事实性上讲，他们直接教授过的人极其有限；但是从可能性上讲，他们却可以教导任何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拥有“人类的教师”这一资格。因此，这种情形之下的“人类”，指的不是事实上的哪个人，而是在任何地方、任何一种历史之中的任何人。因此，这个“人类”，并非一种事实，而是一种“理念”。
一般认为，人类的教师所具备的这种普遍性，是基于教师的人格与智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直接见到这些教师的活动的人当中，必定有一些人能直接洞察出他们作为人类教师的品格。因此，讲述这些教师生平故事的人，往往会描绘出一些少数人，他们在这几位人类的教师并不为周遭所承认，反而最受迫害、最受侮蔑的时候，就承认了他们作为人类教师的地位。不过，只有少数人承认其为真正的教师，而大众并不予以承认的人，果真就是人类的教师吗？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之中，都存在着一些为少数狂热信徒所环绕的教师。现如今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这样的人，在世界的历史中，成千上万地出现过，随后又如同泡沫般消失了。因此，少数者的洞察，并不能最终决定谁能成为人类的教师。
那么，如果大众直接对眼前的某位教师的人格和智慧进行礼赞呢？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人是否会在生前就成为人类的教师呢？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大众所礼赞者，未必都是优异之人。可以说，天才之人，在生前就受到大众欢迎的例子往往才是极少数。更不用说，被誉为“人类的教师”之人，在他们的时代就受到大众承认的例子，一个也没有。作为人类教师的深刻智慧和伟大人格，很难轻易为大众所瞩目。受到大众的礼赞，在生前就确立了伟大地位之人，并非人类的教师，而应当被称为“英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所有受到大众礼赞之人都完全是英雄，大众屡屡将稻草人也错奉为英雄来礼赞。但是，在生前没能获得大众礼赞的英雄，一定是不存在的。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教师和英雄之间的差异就一目了然了。是否成为人类的教师，同样不取决于是否获得了同时代大众的承认。
那么，人类的教师在被承认为“人类的教师”之前，都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换言之，人类的教师是怎样获得这种普遍性的呢？
一般而言，从人类教师的传记来看，人类的教师都有很好的弟子，这当中有被称为“十哲”“十大弟子”“十二使徒”之类的优秀人物。这样的弟子往往坚信自己的老师是真正的“道”的体悟者，或曰“仁者”，又或曰“觉者”。同时代的大众无论怎么迫害其师、侮蔑其师，这种信念都绝无动摇。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就和前面说过的能够坐拥狂热信徒的教师没有什么区别了。更主要的区别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接下来的事情。其师被毒酒赐死，或者受十字架之刑而死之后，或者未能尽享天年，满足地死于二三个自己的弟子之手后[1]（《论语·子罕·十二》），弟子们仍旧会致力于宣传其师的道与真理。这种努力很快就开花结果者，乃是苏格拉底。其弟子柏拉图和徒孙亚里士多德，很快就完成了其师的事业，创造出了西方思想的源头。其弟子的伟大事业受到世人承认以后，苏格拉底也就作为灵魂永远活在了弟子们的事业之中，因而不得不被认定为更伟大的教师。至于其他三人，则弟子们的努力往往历经了一代、两代，仍未完结，现如今留下来关于他们的最古老的资料，均被认为是由其徒孙辈编定。关于释迦牟尼，《阿含经》中最古老的部分是这样；关于耶稣，《保罗书信》和《福音书》也是这样；关于孔子，恐怕也是完全一样。《论语》中最古老的部分也只是其徒孙辈为了教诲更晚一辈的弟子而记录下来的内容。因此，想要根据其中最古老的记录来了解这几位教师，最多也只能站在曾徒孙这一辈的角度了。但是，这也意味着这些教师的人格和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能够贯通几个世代，产生了影响。而且，他们产生的这种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其感化的力量还在不断增大。纵然他们在自己生前只能感化少数几个人罢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其感化的人数反而不断增加。这样一来，从未能够感化同时代大众的教师们，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化了更多的普遍大众。由此，他们伟大教师的身份无可撼动地得到了承认。
然而，这几位伟大的教师想要获得一种普遍性，成为人类的教师，还需要一种重大的契机。那就是孕育了这些伟大教师的文化，要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日后出现的文化的模范，也即它们的教育者。反过来说，这些古代文化，在孕育出这些伟大教师的同时，也就到达了自身的巅峰，并暂时走向完结。孕育了苏格拉底的希腊文化，经由弟子和徒孙将其师的伟大构筑起来时，也就迎来了最终章。之后便是这种希腊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时代，即希腊化时代，再往后则是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形成的罗马文化。即便日后为东方的宗教所征服，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哲学思索，仍旧在苏格拉底及其两代弟子的深刻影响之下。更往后，在打破了东方宗教统治的欧洲，哲学的模范不仅是承认苏格拉底及其两代弟子，而且往往认为这种新文化的魂魄，是希腊文化的重生。在这样的情形下，雅典的伟大教师苏格拉底，就获得了作为人类的教师的普遍性。与之相似，孕育了耶稣的犹太文化，自保罗将其神学基础筑牢以后，其身影就消失在了罗马的世界帝国之中。然而，这种消失绝不意味着其存在的消亡，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文化当然还存在。但是，和《旧约》中的那些文艺作品被创造出来的时代相比，甚至是和当初犹太人以死海一隅为据点的时代相比，保罗以后的犹太文化，都已经呈现出了完结的旨趣，并且就这样保留在了《旧约》中。不过，这种犹太文化和耶稣的福音相结合，征服了罗马帝国；再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征服了整个欧洲。这样，使欧洲诸民族将其背负的各族传统通通抛弃，并且让他们坚信，《旧约》所传为人类唯一正确的历史。以一族之文化，对他族进行教育，能够将感化浸润到这个程度，这是独一无二的例子。即便进入近代，在希腊文化重生以后，这种感化也不易衰退。又或者可以说，只是在欧洲有所衰退，却在世界其他地方实现了复苏。在这样的情形下，耶稣作为犹太人的救世主，却获得了作为全人类的救世主的普遍性。
那么，释迦牟尼又是如何呢？孕育了释迦牟尼的印度文化，在他之后就迎来终章了吗？我认为是这样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反省，所谓“印度”究竟是什么。印度，并非像希腊或者罗马那样，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文化圈的名称；印度和欧罗巴一样，是一个地域的名称。这个地域之内居住着多种民族，各式各样的国家先后兴亡，各式各样的文化在此形成。从印度以西过来的雅利安人侵入这一地域，并在恒河流域定居，从《吠陀》到《奥义书》的文化先后形成之后，释迦牟尼才出现。这里有着牢固的四姓制度，基于贵族政治，小国林立。作为对这种古老文化传统的革新者，释迦牟尼尝试挑战婆罗门的权威，摒斥“我”（man）的形而上学，从内部打破四姓制度。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释迦牟尼是对一种悠久古代文化的否定性的总结。果然，释迦牟尼死后五十年（或者是一百五十年），在亚历山大的影响之下，印度地域建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这颠覆了一直以来压制武士阶层的婆罗门的权威。印度社会，由此就和释迦牟尼以前的印度社会产生了差异。而后，希腊人入侵印度西北，建设成了希腊风的城市和国家。再往后，斯基泰人由北进入印度，建设成了强大的国度，势力范围甚至延及恒河上游。不得不说，释迦牟尼以前的古代文化，到这一时期已经一度中断了。不过，作为一种古老文化结晶的释迦牟尼的教诲，却教育了这些新的国度。因为佛教兴隆而闻名的阿育王，深深沉醉于佛教之中，这一点通过其遗留下来的碑文能明显看到。他想要打破四姓的差异，在政治之中注入慈悲。而后，希腊人在进入印度之后也被佛教所感化，知名的《那先比丘经》便是明证。再往后的斯基泰人受佛教的感化，可以见诸迦腻色伽一世的事迹。佛教在教化这些新的国度和民族时，自身也不断革新。为了教化这么庞大的帝国，一种“转轮圣王”的理想被创造了出来，这是释迦牟尼的时代未曾想过的。在教化希腊人和斯基泰人的时候，过去印度人未曾想象过的佛像雕刻也开始了。从《吠陀》到《奥义书》，印度人在表现思想时只运用过抒情诗这一种形式而已，而从这一时期开始，有着戏曲般结构的佛教经典就被创作出来了。就这样，佛教当中元气淋漓的大乘佛教迎来兴盛，华丽的艺术和深远的哲理并行展开。这样的大乘佛教从印度向北，传播到中亚地区，也逐步东渐，影响日本。在这种情况之下，四姓制度社会之下的“觉者”释迦牟尼，就获得了作为人类“觉者”的普遍性。
那么，最后的孔子又是如何呢？如果要说孕育了孔子的中国文化，在孔子之后就走向了终章，恐怕没有人能够同意。印度在中世纪以后受到伊斯兰信徒的蹂躏，佛教被驱逐，作为佛教之地的印度全然成了过去。或许有人会说，在中国，孔子之教，不是在汉代迎来了繁荣，在唐宋也迎来了繁荣，在明清同样迎来了繁荣吗？然而，我所见并非如此。孕育了孔子的先秦文化，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宣告闭幕了。在这里，我们也需要铭记一点，那就是所谓“中国”，与“印度”一样，更近于一个地域之名，而非一个国家之名，或者一个民族之名。在这个地域之内，种种民族融合交替，种种小国相继兴亡，这和欧罗巴之中，继希腊、罗马之后，种种民族相互混杂，近代诸多国家相继兴盛的情况并无二致。先秦文化，完成于传说中的周文化，至其末期的春秋时代迎来反省，而后因为战国时代的混乱与破坏，因此让位于新的文化。这和希腊演变为罗马，几乎有着相同的意味。战国时代，中原与戎狄的融合，已是显著的事实。由此，在结局中成功实现大一统的秦国，也是同突厥、蒙古融合得最明显的一国。继承这一统一大业的汉，同样发源于异民族融合最显著的山西地带。换言之，到这个时候，黄河流域的民族已焕然一新。由此，其社会结构也全然变了一番模样。当然，汉代也继承了先秦文化。然而，人们一般都说，罗马征服了希腊，但在文化上却反过来为希腊所征服。先进文化，能教化后来的民族，这在中国和欧罗巴均如出一辙。同样，罗马文化不应当被视为希腊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秦汉文化也并非先秦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不断受到希腊文化教育的罗马最终发展出了罗马文化，不断受到先秦文化教育的秦汉也最终发展出了秦汉文化。如果能正视这一层关系，那么，孔子作为一种文化的总结而出现的说法，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中国的民族，常常被称作“汉人”。然而，“汉”其实只是中国这一地域之内一个时代的国名，并不宜于用来指称这一地域之内的所有民族。汉代黄河流域的民族，是创造了周文化的民族之中混杂了异民族后的产物，当然，这一民族也持续了四五百年之久，从汉末到隋唐，又迎来了一次壮阔的民族融合过程，蒙古人、突厥人、西藏人相继加入。这一时期，与之前不同的是，异民族的人在黄河流域自己建立起了国家，这便是所谓“五胡十六国”，其交替之频繁可见一斑。不过，这当中也有如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那样盛极一时的国度。鲜卑人，实则就是蒙古人。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三百年之久，其民族构成势必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随后迎来的隋唐统一时代的中国，从文化上讲，和汉文化有着显著的区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一时代美术、文艺的形式，事实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样的统一时代持续了三百年，唐末五代之际，突厥人再一次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国家。接下来进入宋代，北边的蒙古族契丹国同样非常强大，以至于西方对中国的称谓经历了从kitai到cathay的演变。这种情势让满洲民族也实现了崛起，最终建立了从满洲跨越到黄河流域的、强盛的金国，为中国以北注入了满洲民族的血液。宋一方面被迫向扬子江流域迁移，另一方面也和南方诸民族实现了同化，在这里实现了强有力的民族融合。这之后就是成吉思汗所统率的蒙古人，由北方开始压迫边境，灭了金国、南宋，将中国全境都纳入元的有力统治。进入中国，统治中国的诸民族，却并不为中国文化所同化，相反，试图将本族的风俗加之于中国的诸民族，就是始自蒙古人。元的统治不过百年，但是却彻底压制了中国本来的知识阶层，或者说完全消灭了这一知识阶层也不为过。元末所掀起的反抗运动，全部是当地农民发动起来的，没有一个读书人参与其中。这样延绵不断的民族入侵持续了三百年的时间，而后终结为明的统一，但这个时候明的文化，已经和唐的文化有了显著的差异，这一点也是情理之中。唐的制度尽管被当时定为永世不变的模范，但到了明代却有了根本的改变，极端的君主独裁制度也被创立出来了。律令、兵制，都有了改变。社会组织也发生了改变。现代仍存在的乡党制度，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基础。此外，与唐宋时期丰赡、华丽的诗文相比，明代的特征则体现在《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样的作品之中。与唐宋时期醇美的雕刻绘画相比，明代的特征则体现在宣德、嘉靖、万历的陶瓷、剔红、填漆等之中。此外，在学术领域，与唐宋时期佛教哲学和儒学的隆盛相比，明代的创造力则可谓明显的空疏。这一倾向，历经清朝，并一直延续到当下。
从以上可见，同是在中国这一地域之下兴起的国度，秦汉、唐宋和明清，其相异程度堪比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近代欧洲诸国。欧洲始终将拉丁语作为书面语言来使用，但即便如此，也不好说欧洲文化就是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与之相类似，中国的古典也延续不断地被阅读，自古以来的汉文未曾中断地为人们所使用，但也不好因此就说先秦文化、汉文化完全一贯地延续了下来。即便如此，也有说法认为先秦、秦汉、唐宋和明清，乃是同一种文化的不同时代，而且这主要归因于“汉字”这一不可思议的文字形式。本来，文字就是“书写下来的语言”，和“说出来的语言”相对立。当语言要付诸视觉形象时，既可以用一种形象，将语言的意思直接表现出来，也可以将表达这一意思的声音，以记号的方式表现出来。现代世界使用得最广的是始于腓尼基的表音文字，每一个字只表一个音，一个个字排列起来，就表示一定音的连续体。到这个时候，讲出来的语言终于得到了书写呈现。因此，即便一个个的文字可以是共通的，但借这些文字来表现的语言却可以是全然不同的。不仅如此，为了尽可能忠实于发音，即便同样一种语言，产生分化的倾向也是存在的。例如，同样是拉丁语，在不同地域就会发生讹变。如果完全按照发音来记录的话，就会形成与拉丁语相异的意大利语和法语。然而，这种分化的倾向对古代文化传统的保存会产生不便。因此，会出现一些情况，早先出现的文化，其文字仍旧保持不变，但每一个字所表示的语音却发生了改变。法语为了维持其拉丁语的源流，就忠实地袭用拉丁语的拼写，但用来表示不同的语音连续体，便是一个例子。步入近世之初，当法国人想要从拉丁文中获得解放，开始书写本国语言的文章时，法国人便使用能够忠实记录自己语音的拼写。不过，这便呈现出了一种同自己的拉丁文化根源相分离的观念。因此，这一运动很快发生逆转，变为一种尽可能按原样保留拉丁语拼写的运动。与tempus写得几乎相同的temps，却可以用来表示法语里ta这样的发音[2]，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即使是拼音文字，也并非彻底地表示这一发音，文化的传统会阻碍这种彻底性。那么，或许有人会认为，倘若用别的文字样式，即直接表现其意义的象形文字，其独特的生命就能够得以保存了。在与腓尼基非常相近的埃及，自古以来就有了象形文字，这也是书写文字的一种。然而，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被腓尼基的拼音文字所取代，最后灭亡了。从实用性上来讲，恐怕它并不能与腓尼基文字相匹敌。而汉字，虽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发端于象形文字，但最终克服了象形文字直观上的繁杂性，约有一半实现了表音文字的功用，从而能够直接表义，其发达程度相当之高。其原因之一，恐怕是在中国域内创造了文化的民族讲的是单音节语言。然而，在我看来，最有力的原因当属于汉字的本质是通过视觉形象来表达意思。语言一定要通过声音来表现，但是，并非只有表现声音的记号才是文字。不经由声音这一媒介，直接表现其意义，同样也属于文字。如果写下来的形象并不会给使用带来任何不便，那么毋宁说，作为文字而言，它完全没有偏离其本质。汉字，在直观性和抽象性上实现了适度的交错，作为一种书写合宜的象形文字，它成功了。一旦这种便于书写的文字创立起来，它就会发挥出和表音文字不同的效用，即同一个文字，可以用来表示声音不同的语言。即便语言因为地方差异产生讹变，文字上的表现却可以是始终如一的。此外，即便随着时代的演变，语音发生了变迁，文字也可以丝毫不变。正是因为汉字的这一机能，中国域内显著的方言差异也好，随着时代而产生的显著的语言变化也好，可以说都在很大程度上被隐去了。在现代中国，如果使用一种完全忠实于语音的表音文字的话，那么其语言的多样性恐怕与现代欧罗巴相比也毫不逊色。此外，如果中国古代的语言用表音文字来记录的话，那么，先秦、秦汉、唐宋的语言与现代语言的差异之处，恐怕也和古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同现代欧洲语言的差异之处不分高下了。然而，汉字可以打破所有的这些差异，实现一种共通。也就是说，“写下来的语言”，无论地域，也无论时代，全是统一的。换言之，中国域内，两千多年的时间内都由同一种语言在支配。作为一个文化圈统一的象征，汉字是一种不能无视的、强有力的存在。正是基于此，我们才会认为先秦文化和汉文化是同一种文化的不同时代，其根源就在于此。袭用了腓尼基文字的诸多文化国恐怕很难都归入腓尼基文化圈之中，与之相仿，袭用了汉字的我们日本文化，同样很难被归入中国文化圈。汉字正是基于其自身的性质，也可以用来表示日语，在语言学上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一种语言。日语的“ヤマ（yama）”可以写作“山”，日语的“カワ （kawa）”可以写作“河”，这类情况固然都有，但这些事实并不能直接表示我们国家的文化和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与之相同，文字的统一，并不能够直接抹杀先秦、秦汉、唐宋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性。
在我看来，我们如果要理解孔子是如何获得了作为人类教师的普遍性，就不得不正视以上事实。孔子是作为先秦文化的结晶而出现的，汉文化与先秦文化存在差异性，但孔子的影响依旧延续其中，并教化着汉文化；再往后的唐宋文化同样存在差异性，但依旧受到了孔子的教化。当然，汉代所理解的孔子，和宋代所理解的孔子，并非一个孔子。汉代的儒学是基于其所理解的孔子，创造了汉代文化，宋学也是基于其所理解的独特的孔子，创造了宋代文化。正是随着这一历史的发展，作为鲁国一夫子，孔子获得了作为人类教师的普遍性。在这一点上，孔子和其他人类的教师并无不同之处。
[1] 原文为“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和辻哲郎以口语串讲《论语》大意处，则以注释形式补充《论语》原文。
[2] temps，法语名词，可以表示时间、阶段、时态、拍子。tempus为其拉丁语词源，亦指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