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风》

△《黍离》非追伤诗

《黍离》一篇，《韩诗》以为“尹吉甫信谗而杀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忧懑不识於物，视黍离离，反以为稷之苗。”今玩其词，乃似感伤时事，殊不见其为遭家庭之变者也。《毛诗序》则以为“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而作是诗”，较《韩》说为近理。然玩“心忧”、“何求”之语，乃忧未来之患，亦不似伤已往之事者也。且二家之讹不过以章首言“黍离”、“稷苗”故耳，然作诗者多就其所见以起兴，“蒹葭”、“大杜”，意原不在於物，岂得以章首言“黍稷”遂断以为诗人之旨在是乎哉！细玩此诗词意，颇与《魏风园桃》相类。“黍离”、“稷苗”，犹所谓“园桃”、“园棘”也。“行迈靡靡”，犹所谓“聊以行国”也。“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犹所谓“谓我士也罔极”，“心之忧矣，其谁知之”也。然则此诗乃末乱而预忧之，非已乱而追伤之者也。盖凡常人之情狃於安乐，虽值国家将危之会，贤者知之愚者不之觉也，是以“不知者”谓之“何求”。《黍离》忧周室之将陨，亦犹《园桃》忧魏国之将亡耳。若待故宫已为禾黍而後忧之，不亦无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东也，非由西而东也，当其未立之时畿甸已尽没於戎矣。是以平王以岐、丰地与秦而使自为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其子孙始陆续攻得之。当东迁之初，故国皆戎也，大夫何为而至其地？宋之南渡也？称臣於金，故其臣有衔命至金者。平王未尝乞怜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国哉！盖缘说《毛诗》者谓《王风》皆周东迁以後之诗，此篇居《王风》之首，当为初迁时所作，有此成见在心，故见章首言“黍稷”遂以为故宫之禾黍耳。其实《王风》不必皆在迁後，读者当玩其词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为行役於故国也。曰：然则季札何以谓为“周之东”也？曰：此不过大概言之耳，非为其必无一二篇在东迁之前也。正如称《大雅》为“文王之德”，而《大雅》岂尽文王之德；称《郑风》为“其细已甚”，而有《缁衣》、《羔裘》；称《唐风》为“思深忧远”，而有《绸缪》、《葛生》；岂得以是为疑也哉！朱子集传虽亦用《序》说，然终未有以见其必然也。

△《扬之水》非刺平王私舅

《扬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余按：申与甫、许皆楚北出之冲；而申倚山据险，尤为要地。楚不得申，则不能以凭陵中原，侵扰畿甸。是以城濮还师，楚子入居於申；鄢陵救郑，子反帅师过申。申之於楚，犹函谷之於秦也。宜王之世，荆楚渐强，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冲。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渐弱，不能自固，故发王师以戍之耳；非以申为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戍甫戍许何为者？曰：为申同姓故也。曰：申同姓之国若是亲乎？申与齐、许、纪、甫皆姜姓也，然齐灭纪，又灭许以与郑；而晋亦灭虞、虢、焦、滑、霍、扬、韩、魏。同姓之国且自相灭矣，况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乌之爱乎？盖甫，即吕也，《书吕刑》或作《甫刑》是也。楚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巫臣曰：“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於漠。”然则申、吕二国皆楚北冲，惟许地稍近内；然楚师度申、吕而北则必经许。是以齐桓得许，则能伐楚而至召陵；晋文践土之盟不得许，则於盟後汲汲率诸侯以伐之；晋霸既衰，许折而入於楚，始以争郑为事耳。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国，非私之也。谓平王之戍申为私其舅，则宣王之封申亦为私其舅乎？谓平王之戍甫、许以申同姓故，则宣王之城齐亦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说《经》者不考其时势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也！

△申侯无与弑幽王事

朱子《诗集传》云：“申侯与弑幽王，法所必诛。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至使复雠讨贼之师反为报施酬恩之举，则其得罪於天甚矣。”余按：申侯与弑幽王，其事本之《史记》，而《史记》采之《国语》史苏、史伯之言；然《经传》固无此事也。《诗》、《书》或多缺略；《左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语》专记周事而亦无之。此非常之大变，周辙之所由东，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而但旁见於《晋》、《郑》之语，史伯逆料之言，史苏追述之事？乌在其可信为实也！且所载二人之言荒谬者亦多矣。伊尹，圣人也，而以为与妹喜比而亡夏；胶鬲，贤人也，而以为与妲己比而亡殷，诬矣！褒君也而化龙，龙也而化鼋，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数十年，又妄矣：如谓申侯之事必实，二子之言可信，将伊尹、胶鬲亦果与妹喜、姐己比者乎？以此为平王罪，吾恐古人之受诬也！细玩诗词，但为伤王室之微弱，初无刺王之意，故以“扬水”喻王室，以“束薪之不流”喻诸侯之不肯敌王所忾。盖因荆楚日强，渐有蚕食中原，窥伺畿甸之势，故戍三国以遏其锋。以为私其母家，固已失之；因《序》此言遂谓之为忘雠报施，则更冤矣。观其後数十年，楚人卒县申、吕，通道中原，陈、许、宋、郑咸被其害，赖有齐桓一匡始得少安，及齐桓亡，许遂改而事楚，由是楚人遂观兵於周郊而问鼎焉，然则此三国者，正如汉之虎牢，唐之维州，如之何其可不戍！安得不详考其时势与其地势而遽以为平王罪也！说并详《丰镐考信录》中。

△《中谷有{艹推}》、《兔爰》、《葛ぱ》皆自镐迁洛者所作

《中谷有{艹推}序》云：“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岁，室家相弃尔。”《兔爰序》云：“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葛ぱ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朱子《集传》於《中谷》一篇全用《序》说，於《兔爰篇》虽亦采《序》说而不训以为桓王伐郑之事，於《葛ぱ篇》则绝不用《序》说而但以为世衰民散流离失所者所作。余按《兔爰》诗云：“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然则其人当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凌，平王播迁，家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於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馀，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惟郑於桓王世始不朝耳，其於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辽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皆自镐迁洛者所作。盖迁徒之际，弃旧营新，最易失所，非上大有以安辑之不可。是以盘庚将迁，率吁众戚，既迁之後，奠厥攸居；太王仁主，则民从之如归市；而《传》亦称齐桓迁邢，邢迁如归。平王不能抚┰其民，以致父子兄弟夫妇不能相保，是以其诗云然。吾故读此三诗而知周之不复振也！“仳离”，犹云“流离”。“终远兄弟”，非迁徒之故何以至是？王族即使衰微，亦必不至於“谓他人父”、“谓他人母”也。细玩其词，其为东迁之人所作明甚，非但与王族无涉，亦不必定在凶年饥岁时也。至以桓王伐郑之事附会之，尤失之远矣。

△《王风》非东迁所降

旧说，周室东迁，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故诗不为雅而为风；然其王号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余按：风与雅者，诗之两体，非以天子诸侯分也；犹後世之诗有乐府，有古体，有齐、梁体，有唐人近体；诗之外复有词，有北曲，南曲也。《小雅》中间有类《大雅》者，亦有类《风》者，《豳风》亦有类《雅》者；犹唐人诗之《边草河汉》类词，宋人词之《天净沙》、《西江月》类曲也。所以《宾筵》、《抑戒》，卫而列《雅》；《宫》，《泮水》，鲁而称《颂》。诸侯之国既有雅颂，宁天子之畿而独无风乎！东迁以前士大夫多尚雅音，故风之传者少耳，非以东迁故降而为风也。曰，然则何以不曰“周风”而曰“王风”也？曰：王也者，别於齐、秦、郑、卫而言之也；若别於《商颂》，则曰“周颂”不曰《王颂》矣。《春秋》於诸侯之大夫书曰“齐人”、“晋人”，其师书曰“齐师”、“晋师”，独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师曰“王师”，女曰“王姬”，正曰“王正”。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犹之乎四量不曰齐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鲁臣而曰“公臣”也。是故，风也者，诗之体也，非以其迁故而风之也；王也者，名之正也，非以其风故而王之也。说并见前《黍离条》下。

○《郑风》

△《缁衣》非国人美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徒

《缁衣》，言好贤也。治国之要惟在得人：虽有英主，非贤莫助；虽有善政，非贤莫行。然世未尝乏贤但患人主之不好耳。“子之馆”，屈身以见贤也，──孟子所谓“欲有谋焉则就之”是也。“授子之粲”，大烹以养资也，──孟子所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是也。故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夫如是，安有不得贤者！郑开国之规模其在此矣！大抵国家初造，莫不以好贤为务。虽以郑之不振，而其立国之初犹且如是，况齐、晋之强，鲁、卫之久，当必有更甚於此者；但开国於周初，世远诗轶，无从见耳，惟郑建国於平王之世，是以此诗尚存；学者所当以三隅反也。《序》乃以为“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徒，善於其职，国人美之而作此诗。”说者因曲为解，谓“诸侯入为卿士，皆授馆於王室，故云‘适子之馆’”。夫郑，本以王之支庶而为卿士，非由诸侯而入仕王朝者，其居此宫久矣，何待别投以馆？况“馆”、“授粲”皆上施於下之词，而人君爵尊禄厚，亦非民之所当为之改衣授粲者也。朱子《集传》亦用《序》说，殊不可解。嗟夫，自《卫序》、《郑笺》出而《毛诗》大行於世，三百篇遂变而为章句之学，与政毫不相涉矣！

△《将仲子》非指庄公、祭仲，亦非淫奔

《将仲子序》云：“刺庄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郑笺》云：“‘无逾我里’，喻言无干我亲戚也。‘无折我树杞’，喻言无伤害我兄弟也。”余按：以“仲子”为“祭仲”，则此乃庄公谕祭仲之词，不得反以为刺庄公。至以“里”为亲戚，以“杞”为兄弟，其取喻亦不伦。且下既明言“父母”、“诸兄”矣，此又何为之里与杞乎？共叔，庄公之母弟也。庄公方假仁义以欺人，将使人谓我不负弟而弟负我，今乃自谓不敢爱弟，少自顾惜者不肯出是语，而谓庄公肯言之乎！此为勉强牵合，无待问者。朱子驳之，是已。然以此为淫奔之诗，则犹未得诗人之本意也。果奔女与，其肯拒其所欢而不使来，其肯以“父母”、“诸兄”、“人言”自防闲乎？且既以拒之矣而犹谓之淫奔，彼奔焉者又谓之何？细玩此诗，其言婉而不迫，其志确而不渝，此必有恃势以相强者，故为此言以拒绝之，既不干彼之怒，亦不失我之正，与唐张籍却李师古聘而赋《节妇吟》之意相类。所谓“冲可怀”者，犹所谓“感君缠绵意”也。所谓“岂敢爱之，畏我父母诸兄”云者，犹所谓“君知妾有夫”，“远君明珠双泪垂”也。此岂果爱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立言耳。又按《春秋传》，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其取义正与此诗语意相合，无怪其能感平公而使之许也。然则此诗固善於词令者。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反覆读之，其意自见。若以为淫奔，以为刺庄公，而言语之妙遂泯然不复可识矣。

△《叔于田》非指共叔

有友人谓余曰：“朱子大儒，诚有功於圣道，独於《诗传》余有憾焉。凡《序》所称为刺某人，美某人者，概不谓然；必《经》有明文若《叔于田》者，方敢指为共叔，否则必以《序》说为非矣。”余曰：“余於朱子《诗传》亦有憾焉，顾所憾与君异：非憾朱子之不从《序》，正憾朱子之犹未免於信《序》也。即如《叔于田》二篇，‘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尚叔，郑之以叔称者当不下十之五，使余为《诗传》，必不敢谓此叔之为共叔也。”（答友人语止此）共叔，国君之介弟也，诗人果称美之，当举卿士大夫以为拟；乃仅曰“巷无居人”、“巷无服马”，彼共叔者岂但与里巷之人较优劣者乎！共叔之在郑也，如二君矣；收二鄙为己邑，其目中岂复有庄公者，而诗曰：“衤裼暴虎，献於公所。”彼共叔者岂尚肯获禽而献於庄公者乎，子封之伐京也，京叛共叔，祭仲、子封之谏也，庄公若不为意者，盖庄公已早策共叔之庸愚不能抚┰其众，而下皆有叛心，而《序》乃云“国人说而归之”，《朱传》亦云“郑人爱之”，段不能结京人之心，而况能得郑国之人之爱且说乎！且共叔之在京也，抚大都，收二鄙，缮甲兵，具卒乘，爱共叔者何不述其都邑之雄富，车甲之强盛，而惟田猎之是言乎？取二篇之诗逐文而求其义，未见有一言之合於共叔者，然则其非共叔明矣。

△名字之附会

大抵《毛诗》专事附会。仲与叔皆男子之字，郑国之人不啻数万，其字仲与叔者不知几何也，乃称叔即以为共叔，称仲即以为祭仲，情势之合与否皆不复问。然则郑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复字叔，郑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复字仲乎？宋陈振孙云：“本朝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订详洽如刘原父、吕与叔、黄长睿，多矣，大抵好附会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为祖丁，‘举’字即以为伍举，‘方鼎’即以为子产‘仲吉’即以为逼吉之类。邃古以来，人之生世夥矣，而仅见於筒册者几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仅存於今世者几何？乃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实焉！余尝窃笑之。惟其附会之过，并与其详洽者皆不足取信矣。”陈氏之言可谓特识。然岂惟古器物为然哉！古今之如是者盖不可枚举矣。故陈恒所杀者阚我也，而司马氏以为宰予，以予亦字子我故也。饵金石药者卫退之也，而孔氏以为韩昌黎，以昌黎亦字退之故也。世传有严洞宾者尝挑女子牡丹，而传奇家遂以为吕岩事，以岩亦字洞宾故也。彼说《诗》者亦如是而已矣！滏间有李氏者，素封也，其季弟行五者俗呼为李老五。同城别有一李老五，年相若也，偶以事至邻郡，闻者遂以为素封之李老五也，延之於家厚其供帐饮食，出金帛以态其狭邪游，犹恐其不得当也。其人知其误而利其奉，亦不自言。去旬月，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乃嗒焉若丧。闻者莫不笑之。然此二人者；不惟其行同，其姓亦同，其误犹有说者。若《诗》之《将仲子》、《叔子田》，但举其字而姓氏皆无之，何所见其当为祭与共者？乃说《诗》者动谓《诗序》近古，其言必有所据、岂知生同斯世者，相距仅百里，其舛误已如是，况作《序》者（谓卫宏）上距作诗之时已八百馀年乎！嗟夫，嗟夫！此真非言语所能争也！

△《女曰鸡鸣》非贤夫妇相警戎

《女曰鸡鸣》一篇，《序》以为“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郑笺》以为“夫妇相警戒以夙兴，言不留色也”。朱子《诗传》不取陈古刺今之意，而但以为贤夫妇相警戒之词。余按：夫妇果贤，则当男务耕耘，女勤纺织，如《葛覃》之“刈、”七月之“于耜”、“举趾”矣；果相警戒，则当如《蟀蟀》之“无已大康”，《小宛》之“无忝所生”矣。今也，鸡鸣而起，所为者弋凫雁耳，饮酒耳，好交游耳；所谓贤者固如是乎？所谓警戒者如是而已乎？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之徒也。”然则鸡鸣而起不必贤者而後能也。若但以不留色为贤，则天下之男子岂必皆日日御妇人者哉！盖郑俗浮薄，不知勤於职业，男女相悦者不必论矣，即夫妇居室，不为冶荡，而亦不过弋游醉饱之是好，初无唐、魏勤俭之风，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园势之不振。以此为贤而相警戒，误矣。以为陈古刺今，则尤大误。岂古之人亦惟弋猎饮酒之是好哉！

△《女曰鸡鸣》之可取处

《女曰鸡鸣》一诗虽不足以当贤夫妇，然亦尚有可取者在。妇人之性多私所亲而执所见。故女叔齐曰：“先君若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汉高帝大封诸子，约非刘氏不王，及吕氏称制，而王诸吕，杀诸刘矣。若近世士大夫之家，更难以屈指数。苟於己有瓜葛者，虽常有怨於夫而常思厚之，夫之贫困因何致，不问也。夫欲薄之，则以积德从厚之说进之。苟於己无瓜葛者，虽尝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夫之富贵自何来，不问也。夫欲厚之，则以节用留馀之说进之。夫夫之富贵，己必与焉，夫之贫困，己亦必与焉，此宜无事不与夫一体，而倒行逆施乃如此，不几以怨报德而以德报怨乎！至於执所见者尤非书所能尽（若汉窦太后奉黄、老，黜儒术之类），虽丈夫有言？若弁髦然。今诗乃云“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妇人能体其夫之心乃至是乎！是虽不足为贤，然恐後世以贤名者或未逮焉。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亲而执所见者矣。

△《有女同车》非刺忽

《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太子忽尝有功於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於见逐，故国人刺之。”朱子《诗序辨说》云：“忽之辞昏未为不正；至其失国则又特以势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为国人作诗以刺之，其亦误矣。後之读者又袭其误，必欲锻炼罗织，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说《诗》者之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以乱圣经之本指，坏学者之心术也。”朱子之辨可谓明尽。然近世说《诗》者仍多从《序》说而以朱子为非是，余按诗词，一则曰“有女同车”，再则曰“有女同行”，齐侯之女深处闺中，何由得与郑人同车同行？郑氏不得已，乃曲为之解，以同车为亲迎。未聘之女而遽咏其亲迎，称为同车，其污蔑孰甚焉！一则曰“颜如舜华”，再则曰“颜如舜英”，明明称其色美，贤何在焉？岂称人之贤者固当称其色乎？抑有色者即为贤女乎？且齐侯初欲妻忽者文姜也，文姜淫於兄而弑其夫，何贤之有！忽果娶之，亦不过为鲁桓之续耳。说者不得已，乃属之再请妻时。再请妻者，尚未知为何人，安知其不亦如文姜，而郑之人遂能决其为贤女乎？然则此诗即非淫奔之诗，亦断断非昭公诗矣。细玩此诗，皆赞女子之美，或男子所作，或女子所作，均不可知；要不过称其容颜之丽，服饰之华，初未尝有一语称其贤也。盖郑俗浮薄，所郑重而乐称者惟色，是以季札谓之“其细已甚”；细也者，无关於大体之谓也。不必於诗词之外强寻一意以诬古人也。原《序》所以为是说者，无他，当汉之时，四家并立，务期相胜，而又其时方尚锻链，故因诗有“孟姜”之文，遂取《春秋传》昭公辞婚一事以附会之。此乃汉时风气，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为实然，虽经朱子详加指驳而犹不信，真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从《序》说者，不过曰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耳；然不当存者，岂独淫诗哉！昭公辞婚一节乃贤哲之高行，若不知称美，反用刺讥，此乃势利之小人，扳援之鄙夫，无见识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删乎？晋董叔欲为系援，求婚於范氏，他日范氏纺诸庭槐，为叔向所讥笑。若删淫诸而独与其刺忽，是圣人教人皆学董叔也，尚可以为训乎！吾不知世何为而信之也？

△《扶苏》、《箨兮》、《狡童》亦非刺忽

《扶苏》以下三篇，《序》皆以为刺郑昭公。《扶苏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箨兮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序》云：“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朱子《集传》则皆谓篇淫奔之诗，而深辟言刺忽之谬。然近世说者皆以为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反以朱子之说为非是。余按：谓淫诗不当存，似也，然所当删者岂独淫诗哉！昭公为君未闻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权臣擅命，虽诚有之，然皆用自庄公之世，权重难移，非己之过。厉公欲去祭仲，遂为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将兵於河上而不召；为昭公者岂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为昭公罪也。如果郑人妄加毁刺，至目君为狡童，悖礼伤教，莫斯为甚。孔子曰：“恶居下流而讪上者。”何以於此等诗反存之而不删哉？且所美非美者，谓色乎？谓德乎？子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贤臣？考之《春秋经传》，昭公以前为庄公，射王，囚母，纳宋、鲁之赂而与其弑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郑人不之刺。昭公之後为厉公，逐太子而夺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谋杀祭仲，赖傅瑕以入而卒杀傅瑕，贪忍谲诈，背盟食言，是以谧之为厉；然而郑人亦不之刺。独昭公较为醇谨，虽无驾驭之才，亦无暴戾之事，谓宜郑人爱之惜之；然而连篇累牍莫非刺昭公者。岂郑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恶而恶人之所好者乎？然则三诗之为淫奔与否虽未可知，然决非刺忽则断然无可疑者。孔子未尝删《诗》，说详见後条下。

△《郑风》多淫诗

《诗序》之谬，《郑风》为甚。《遵路》以後十有馀篇，《序》多以为刺时事者；即有以男女之事为言者，亦必纡曲宛转以为刺乱。至朱子《集传》始驳其失，自《鸡鸣》、《东门》外概以为淫奔之诗，《诗序辨说》言之详矣。顾自朱予以後说者犹多从《序》而非朱子，无他，以为《诗》皆孔子所删，不容存此淫靡之作耳。余按：《风雨》之“见君子”，拟诸《草虫》、《隰桑》之诗初无大异；即《扬之水》、《东门之单》，施诸朋友之间亦无不可；不以淫词目之，可也。至於《同车》、《扶苏》、《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属，明明男女洽之词，岂得复别为说以曲解之！若不问其词，不问其意，而但横一必无淫诗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说诗岂有当哉！且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张采序陈际泰文云：“知为大士文者，虽不佳亦佳。不知为大士文者，虽佳亦不佳。”小说载有马生者，以其诗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称康状元海诗，座客无不赞者。後知其出於马，始结舌不复语。世儒闻为孔子所删而逐谓其无淫诗者，何以异是！由是言之，朱子目为淫奔之诗未可谓之过也。然其诗亦未必皆淫者所自作。盖其中实有男女相悦而以诗赠遗者，亦有故为男女相悦之词，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无题》、《香奁》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间有所感触，而之於男女之际，如後世之“冉冉弧生竹”、“上山采蘼芜”、“君嫌邻女丑”之类，盖亦有之。子太叔赋《褰裳》，子柳赋《箨兮》，子{羔齿}赋《野有蔓草》，赋之者既可以断章而取义，作之者独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赠男者甚多，男赠女者殊少？岂郑之能诗者皆淫女乎？虽据词以说诗，而不拘以成见，但取其词之有资於言，而不强知其意之所指为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季札论《郑风》

《郑风》二十一篇，惟《缁衣》好贤，有开国之规，《羔袭》直节，有扶危之操，其馀皆卑鄙猥琐之言耳。两《叔于田》及《女曰鸡鸣》，其言之津津者止弋猎一事。至《遵路》、《同车》之属！淫靡冶荡，尤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故季札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细也者，即卑鄙猥琐之谓也。习俗如此，久必不胜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读《郑风》者当知立国有久远之图，教民以淳朴为贵，惩淫荡之风，变弋猎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则宗社固於苞桑，──所谓授之以政而达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学《诗》耳。若如《诗序》所言，诸儒所释，篇篇皆刺时事，莫非爱君忧国之心，则与《卫》、《齐》、《唐》、《魏》之风几无所别，季札何缘目之为“其细已甚”，又何由知其当“先亡”平？吾尝取《传》所载季札之言证之十五国风，无不合者。然据毛、郑所注，则与季札之言无一不相刺谬。不知向来诸儒何以深信笃好其说而不容人少持一异议也？可叹也夫！

○《齐风》

△《鸡鸣》非刺诗

《鸡鸣》，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则莫若勤。虽古之大圣人犹以勤为要务。故《书》曰：“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盖人君以一身抚有一国，为地广矣，为人众矣，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之不上达，故惟勤为要务。何者？人主日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不能欺矣；日与其群臣接，则大臣不能欺矣。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贤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欲恶而兴革之。不然，逸乐自恣，深层简出，大臣有权则为大臣所壅蔽，大臣无权则为便嬖宦寺所壅蔽，民情何由而达，国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晏安鸩毒尤多因於好内：故开元治非不盛，得太真而遂亡；同光亲翦朱梁，宠刘氏而遂乱。是以贤君惟恐视朝之晏，不得与大夫士熟议国政；而贤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乐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劝之。知其事者作此诗以美之也。《序》乃以为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相成之道，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说，而但以为言古贤妃，亦恐未然。岂自丁公下至僖公十二世之中断不得有一贤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说之误，皆由以十三国为《变风》，务谓其有刺而无美，有邪而无正，委曲以为之解；必不可通，则以为陈古以刺今耳。学者信为实然，亦可叹矣！

△《春秋》时齐、晋最强之故

《齐风》何以首《鸡鸣》也？政勤於上也。《唐风》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时，齐、晋最强，齐伯至数十年，晋伯至百数十年。此其立国之基必有远胜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势而有为。《鸡鸣》、《蟋蟀》，所谓先立其基者也。盖自丁公、唐叔立国於成周盛时，其设施措置，政事纪纲，必有能抚绥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远诗缺，无从详考；赖此二诗犹足见其遗泽。何者？此二诗者皆其数世以後之诗，国安民乐，朝野无事，正人心逸豫之时，而在上者不敢自逸，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政犹存，立国之纪纲未坏。是以虽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贤君即可以经理整饬而得志於诸侯也。故此二诗者皆当在春秋以前。编《诗》者首载之，以见夫《南山》、《卢令》、《肃羽》、《采苓》之所以不至於亡，而且以大启其国者，赖有此也。

△《远》、《著》、《东方之日》皆非刺诗

《远序》云：“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云云。《著序》云：“刺时也。时不亲迎也。”《东方之日》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後之说《诗》者因此，遂谓作此诗者其意主於刺也。余按《远》云：“揖我谓我儇兮。”著云：“俟我於著乎而。”《东方之日》云：“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皆以其事归之於己。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也；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是之自污者乎！《南山》，刺襄公也，则其《序》云：“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而此三诗但云“哀公好田猎”，云“时不亲迎”，云“男女淫奔”，并无一言及於刺者，与《南山》之《序》迥不类。疑作《序》者之意但以录此诗为刺之，非以作此诗为刺之，不必附会而为之说也。又按：“俟著”、“俟庭”，施之明友亦可，施之男女私会亦可，未见其必为婚娶者。而“彼姝者子”，以“干旄”例之，亦可施之男子，亦未见其必为淫奔者，窃谓遇此等诗但当缺其所疑，不必强命之以事也。说已详见前《邶》、《》、《卫风》中。

○魏风

△《葛屦》、《汾沮洳》皆非刺俭

《葛屦》、《汾沮洳》二诗，《序》皆以为刺其君之俭啬。《朱传》采《序》刺俭之说，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词亦并不似刺俭者。“象扫”、“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仪修饰之美言之，似讥其华而不实者。宁有刺人之俭而但叹其美好者哉！褊，狭也，狭则不能尊贤容众，非俭之谓。而“采莫”、“采桑”亦诗人兴之常，如“采苓”、“采蕨”、“采杞”之属，非谓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与其奢也，宁俭。”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俭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则尤难。祈以币更，宾以特性，器用不作，车服从给，晋悼以霸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袭三十年，平仲以显其君。黜官，薄祭，印段以保其室。俭亦何负於人，而乃以为刺，且琐琐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时尊А饮，楚之先世若敖、{曰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未闻有以其俭为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国者殆不可以枚举。胡为乎魏之人独以俭为诟病？无怪乎宋蔡京之据《周官》“不会”之文启徽宗之奢以覆其国也！盖此二篇章法与《风》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饰之美，而末以一二语醒出诗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风，善於立言者也。“履霜”、“采莫”不过借以起兴，执此为俭之证，误矣。

△《园桃》、《陟岵》、《十亩》背非刺国削

《园桃》乃忧时，非刺时。《陟岵》，以为行役思亲者得之。然谓“国小而迫，数见侵削”，则二篇中皆来见此意。《园桃》所忧，在国无政。若果已见侵削，则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肃羽》，《召南》之《殷其雷》，岂必皆见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亩》为国削，小民无所居，语尤附会。“十亩”，但就树桑之地言之，非以十亩授田，何遂至於无居！朱子以为“政乱国危而不乐仕”，是也。大抵《诗序》揣度为多：以唐、魏之俗多勤俭，故谓之刺俭；以魏国小而邻於晋，故以为国小而见侵削耳。甚至《唐风》之《蟋蟀》明言“无已太康”而犹以为刺俭，其诬古人亦已甚矣！

《陟岵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当以上五字为句，下六字为句，於文既顺，於韵亦谐。盖“子”与“已”谐，“季”与“寐”谐，“弟”与“偕”（举里反），谐也。近世乃於“行役”处读断，失之矣。

△《伐檀》兼刺贪与美不素餐之二义

《伐檀序》以为“刺贪”，朱子以为“美不素餐”。然细玩其词，二意实兼之。盖惟贤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t於十亩之间，故在位者皆贪鄙之夫，不以无功受禄为耻。其反覆叹美於辞荣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硕鼠序》以为“刺其君之重敛”，朱子以为“刺其有司”。然细玩其词，“莫我肯顾”，“莫我肯德”与《小雅黄鸟篇》笔意相类，非惟不类刺君，亦不似专指有司者。盖由有司不肖，惟务剥小民以自逸乐，而不复理民事，以致豪强舆隶皆得肆行吞噬而无所忌，故民不堪其扰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诛求者其害犹小，困於众人之鱼肉者其害最钜。惟有司不以素餐为耻，讼焉而不为逮，逮焉而不为理，则奸民益肆，里巷之间皆不能安其生。此即有司廉静寡欲，民犹不胜其困，况加之以贪乎！无怪乎其以硕鼠为忧也！

△《魏风》中兴亡之故

《魏风》仅七篇，然读之，兴亡之故如指诸掌。休休有容，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孙黎民也。执政者褊心，则在下之贤才无由进。况人之心思不能两用，务实政者必简於虚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节。若卿大夫惟以修饰容仪为美，而贵游子弟仿而效之，则不复以量德程才为事，而政事之乖忤者必多，西晋之所以陆沈也。是以《园桃》诗人忧其将危。然卿大夫狃於旧习，莫之知也，故曰：“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即有一二贤者，亦困於下位，劳於行役，家人父子无生聚之乐。由是稍有识者皆不恋富贵而恋田园矣。贤人去，则在位者尽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见卿大夫之皆素餐也。岂惟素餐而已，方且剥民以奉己，纵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所以晋师一至，不复有御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早曰：“诗可以观。”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葛屦》、《汾沮洳》见植基不固

大抵国家盛时，皆以勤政，爱民，黜华，崇实为务。故《卫风》首以《淇澳》，《齐风》首以《鸡鸣》，《唐风》首以《蟋蟀》，虽以郑之其细已甚而犹以《缁衣》冠之。一则其时在春秋前，君德民风尚美，二则编《诗》者亦寓惩劝之意。观其先世诗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虽衰，风俗虽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风》首二篇，独以“左辟”、“象扫”、“如玉”、“如英”为刺，则是魏当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无远虑，而但以修饰仪容为事，植基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即以《园桃》一诗继之。编《诗》者於此盖有深意焉。惜乎说《诗》者皆为刺俭之说所误而见不及此也！汉初诸家解经，虽不尽合经意，尚多推之政事。自《毛诗》以附会为事，郑氏笺之，逐变而为章句之学，学者读之不过以为诗赋之资，举业之用而已。故今初学之童子莫不诵《诗》者，及其为政，虽举人进士毫无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视以为固然。无他，《诗》自《诗》，政自政，彼其读《诗》之时固不知其为政也。嗟夫，嗟夫，政与“诗”之分，其来固已久矣！

△《硕鼠》见早亡

季札之观乐也，於《郑风》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陈风》曰：“国无主，其能久乎？”然陈为楚灵所灭，楚平复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陈卒亡，而郑下至战国之初而後亡，乃《魏风》之“大而婉，险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盖凡风俗之浮靡而无远虑者，势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掊克持权，强陵弱，众暴寡，有不可终日之势，则其亡也忽焉。吾故读《黄鸟》、《我行其野》之诗而知周之必衰；读《硕鼠》诗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贤人去则风俗日颓故《白驹》之後次以《黄鸟》、《我行其野》两篇，《十亩》、《伐檀》之後次以《硕鼠》一篇，理势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过昏姻不相顾恤而已，薄则薄矣，初未有相陵藉事也。《黄鸟》，啄我粟矣，然所损不多，且犹有邦族之可复也。《硕鼠》，则吞噬无厌矣，而又作於土著之人，非乐土，其势无以自全。是以西周虽陨，犹有郏辱阝之迁，而魏遂为晋所灭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顾恤者，患在陵夷不振，故其害缓；互相吞噬者，患在o不安，故其害速。学者此而观之，则兴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观矣。

△魏诗朴茂深厚

《二南》以外，《豳风》尚矣；其次则莫若《魏风》。郑、卫之风舒缓，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弱。齐、秦之风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强。《魏风》则皆不然，其诗朴茂深厚，元气未漓，盖其俗犹为近古焉。《葛屦》之刺褊心，止篇终一语，《彼汾》之讥贵游，仅微露其意，皆不失温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亲之念，无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叹不均者乎？无有也。有如《肃羽》之呼苍天者乎？无有也。且不言已思亲而但言亲思己，慈孝之情尤为笃挚。《十亩》但言退居之乐，不及服官之欢，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兴尤远，为美为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叹，诵之使人尘鄙之心都消。惟《园桃》与《硕鼠》忧时感事，语颇沈痛；然犹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风俗之厚，盖迥非他国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为耳。然晋自并魏以後，国势益强，遂霸天下；及三家分晋，而魏氏为多贤，文侯修德勤民，为战国诸君第一。善乎吴季札之言曰，“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谅哉其知音也！千载而下读其词犹令人神往。信乎，词之与声果不容分而为二也！

○《唐风》

△《蟋蟀》非刺俭

《唐风》何为首以《蟋蟀》也？犹《齐风》之首以《鸡鸣》也，所以著晋盛之所由来也。而《蟋蟀》之用意较之《鸡鸣》尤美。《序》乃以为“刺晋僖公俭不中礼”，今观其词，但云“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俭何在焉？且云“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为“岁晚务间，相与燕饮，而忧深思远”者得之。然尚有未尽者。何者？此诗前四句特系开笔，後四句乃其主意，与《东山》之四章相类，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谓人之当乐，正谓人之不当过於乐也。“职思其居”，居谓现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木业，先尽力於其所当务而後以其馀暇行乐，虽行乐而仍不忘其本业也。“职思其外”，外谓意外所遭；本业虽已克尽，而事变之来无常，不可以为未必然而置诸度外，──朱子所谓“出於平常思虑之所不及，当过而备之”者，是也。“职思其忧”，乐者忧之所伏，太乐则忧必至，──故计然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孟子曰：“生於忧患，死於安乐。”──所以乐之时常作一忧之想也。“瞿瞿”悚惕瞻顾也。“蹶蹶”，龟勉奔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乐不忘忧则不至於有忧，《传》所谓“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则此三章者，即高宗“不敢荒宁”，文王“小心冀翼”之意，非陶唐之遗民安能如是！第以勤俭美之，犹失其旨。况反以为刺俭，不但与诗意相枘凿，而与季札所言“思深忧远”者亦大相迳庭矣！而世犹以《序》为可信，无怪乎授之以政而不达也。

△《蟋蟀》见风俗之美

大抵人情处贫困则思虑多周，处安乐则奢佚易起。唐自叔虞至此，盖不下数世百有馀年，太平日久，年丰人乐，上下恬熙，正纵恣怠惰之时，而其言乃如是，则其层安思危，循分守义，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颓薄，不耐处约，亦复不耐处乐，衣食饶足则侈荡顿生，乾隆四十三年，余乡大饥，人不自存。甫丰收三年，而民即恣意暴殄，贫者亦美衣食，惮勤苦。近西山处俗尤尚侈，婚葬之费常至钜万。城中演剧，几无虚日。尤好爆竹之戏，声常盈耳。每岁放烟火於城南，男女骈肩累迹，蜂屯蚁聚。有娶妻者，则姻友助以炮，沿途声常不绝。其以繁华相尚若是，其居且不之思，况於思外，又况於思忧乎，然强者皆取人财以自奉，黠者百计谋人之财，而愚弱者一遇荒岁即逃外郡，困踣道路间。呜乎，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风》之“好乐无荒”，则皆有以自给，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穷饿。然勇威怯，智欺愚？横暴乡里，人皆习以为常而不之怪；数十年不葬者十家而九，而少节浮费则众共非之。故谚曰：“笑贫不笑娼。”吾愿为政者善所以导民；使风俗渐臻於淳厚，庶几无愧於学《诗》也。

△《山有枢》之喜乐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读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东门》，言好德也，然读之而知郑俗之淫。《蒹葭》，言好贤也，然读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读《山有枢》之诗而益知唐俗之美也。盖惟其民勤於职业，所忧者远，而不肯苟目前之安，是故诗人以此劝之。使如陈、郑之风，淫靡是尚，则此诗不必作矣。且其所谓“喜乐”“永日”者，不过曳娄衣裳，驰驱车马，扫庭内而考钟鼓，使在今日，即为循分自守之人；初无放纵荒淫之事而已满其愿，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恣为淫巧、狎妓、呼虑、闹灯、演剧、烟火杂戏阗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见未闻。即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银呢羽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窝海参之目，其馀雕镂挑绣之属夺目争妍，亦莫非古人梦想所不到，视所为曳娄驰驱者且淡漠而无味。然则古所云逸乐者，即後世之不自逸乐者也；况於不自逸乐者乎！吾故读《山有枢》而益叹唐俗之美，而知晋之必霸诸侯也。《序》乃以为刺晋昭公“政荒民散，将以危亡”，与诗意全不类。岂有不劝之以勤政爱民而反劝以及时行乐，不忧国亡而反忧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说也。吕氏祖谦乃以吕Ч之弃珠玉为比，曲为之解。Ч但贵吕禄之弃军，未尝劝以弃珠玉也，特自愤而弃珠玉耳，岂得用以为比！甚矣後儒之好附会以护《序》之失也！

△《大杜》与灭翼前事正相反

《大杜序》以为“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层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朱子《诗序辨说》云：“此乃人无兄弟而自叹之诃，未必如《序》之说也。况曲沃实晋之同姓，其服属又未远乎！”余按：曲沃正晋之宗族，方患其强大有灭翼之势，而今反谓他人不如同姓，与其事正相反。朱子非之，是也。然吾反覆读之，一何其与晋事如合符也！盖自昭侯以後患在兄弟之相争夺，而自献公以後则患在兄弟之相疑忌。桓、庄之族谮富子而去之，献公尽灭桓、庄之族。骊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文公诸子皆他国，其见於《传》者，雍在秦，乐在陈，成公在周。襄、灵以後，遂以为常。卒至公室衰微，六卿相并，而韩、赵、魏共分晋国，诗言若蓍蔡。然则是此诗与灭翼以前之事正相反，与献公以後之事酷相类。而《序》乃以曲沃为言者，无他，《序》以《无衣》为美武公，而此在《无衣》前，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当之。不知《无衣》未必果美武公，而篇第亦不无失次。或者此诗即指献公以後晋事而言亦未可知，但不如《序》所说耳。即果诗人自道其家事，而其理自可通於国。使晋君能服膺此诗，则无复有三家分晋事矣。然则无论此诗所言为家为国，而其祸福皆如烛照数计，无怪乎季札以为思深而忧之远也。

△《唐风》与晋之强

五霸，桓公为盛。齐桓在位数十年，晋文在位不及十年；而管仲天下才，先轸、狐偃、赵衰等亦非其比。然齐桓既没，齐遂失霸，而晋文子孙继霸百数十年，此何故哉？吾读《春秋经传》时尝疑之。近年细玩《风诗》，始知其故。盖晋本承陶唐之旧，民情淳厚，流风遗俗尚未尽改，非但《蟋蟀》一诗“好乐无荒”为思深而忧远也。观《椒聊》之“盈升”，亦似预知有汾隰之获者。阅《大杜》之“叶氵胥”，亦似预知有屯留之迁者。乃至《采苓》之刺听谗，为之代谋深虑，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爱国之忱而作焉者，与《巷伯》、《青蝇》遭谗忧愤之诗皆不类。即《鸨羽》之思亲，《大杜》之好贤，亦皆足见风俗之美。是其植根深固，迥非他国所及。不惟郑、卫之靡弱不可同语，即泱泱大风亦安能望之！是以易世之後，犹师武臣力，绵延数世；下至战国之初，而犹谓“晋国天莫强”也。故读《豳风》知周之所以王；读《唐风》知晋之所以强。信乎诗之可以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