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看了《文成公主》以后，想谈谈王昭君。
王昭君在过去的史学家眼中是一个渺小人物，在现在的史学家眼中还是一个渺小人物；然而在这个渺小人物身上，却反映出西汉末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民族关系的这个侧面。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历史。
比起历史上的大人物来，王昭君确实是一个渺小人物，她在当时不过是汉元帝掖庭中的一个宫女。但是历史上往往有一些渺小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王昭君正是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渺小人物。
作为汉元帝掖庭中的一个宫女，王昭君不过是封建专制皇帝脚下践踏的一粒沙子；但作为一个被汉王朝选定的前往匈奴和亲的姑娘，她就象征地代表了一个王朝、一个帝国、一个民族，并且承担了这个王朝、帝国、民族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
不管王昭君自己意识得到或意识不到，落到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重大的。根据历史记载，自从汉高帝接受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冒顿单于缔结和亲以后，他的继承人惠帝、文帝、景帝一贯地奉行这种和亲政策，先后与匈奴冒顿单于及其子孙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结为婚姻。在汉初70余年间，汉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统治集团之间，始终保持亲戚关系。但是到了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由于马邑地方的边境冲突，这种世代的亲戚关系，便宣告中断。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昭君出塞之年，其间整整一百年，汉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统治集团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而这种由双方统治阶级发动的相互掠夺的战争，不论谁胜谁负，对于两族人民来说，都是灾难。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绝和亲一百周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两个兄弟民族的和解，不能说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而王昭君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角色。
二
当然，汉元帝的政府不会把它的全部匈奴使命交给这个年青的、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姑娘，他们知道，在这个姑娘后面，还有一条万里长城。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昭君出塞是汉王朝用真人真事表演的一出滑稽剧，以此作为战争中的插曲。应该指出，昭君出塞这件事，对于汉王朝来说，是一个政策的转变，即从战争政策回到和亲政策。
和亲政策，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种陈旧的过时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却是维持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好的办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维持民族友好关系，主要地是通过两种办法，或者是质之以盟誓，或者是申之以婚姻，后者就是和亲。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主要的是和亲政策，只有在这种政策不能产生效果的时候，才采取战争政策。因此，他们对昭君出塞是非常重视的。史载汉元帝为了纪念这次和亲而改元竟宁，就是最好的证明。应该指出，为了和亲而改元，在西汉王朝的历史上，这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另外的资料也证明汉王朝对这次和亲的重视。1954年在包头附近麻池乡汉墓中发现了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残片，据考古工作者判断，这些瓦当是属于西汉末叶的。[1]还有传世的单于和亲砖，上面也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2]这些单于和亲砖，虽然没有制作年代，但和瓦当上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如果对这些遗物的年代判断不错，那么，这些印有“单于和亲”的砖瓦，只能认为是为了纪念昭君出塞而制作的，因为在西汉末只有这一次和亲，而王昭君则是最后出塞的一个姑娘。
事实的发展是符合于汉王朝的期望的，昭君出塞以后，汉与匈奴之间有50年左右没有战争。一直到王莽执政时期，由于王莽的政府推行一种分化匈奴人的政策（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又要把大汉文明强加于匈奴人（如强制匈奴单于改用汉式单名），特别是为了确立他的政府对匈奴的政治从属关系而更换“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等等不愉快的事，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才受到损害。
50年的和平，在历史上不是一件小事，而这50年的和平是与昭君出塞有密切关系的。当然这种和平的出现，不完全是王昭君个人的作用。作为一个个人，不论王昭君生得如何美貌，也不论她具有多大的政治才能，都不能转移作为一个部落联盟的匈奴统治集团的政治方向，至多只能从匈奴单于获得对她个人的宠爱和信任。西汉初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西汉初，尽管汉王朝不断地与匈奴单于和亲，但并没有因此而免于匈奴部落贵族的侵袭，只是没有使这种侵袭发展成为真正的战争而已。
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恢复，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公元前一世纪所形成的客观形势的必然趋势。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一方面匈奴已经由于部落贵族之间的分裂而趋于衰落；另一方面，汉王朝也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的末期。在这种形势下，双方都无力发动侵略对方的战争，特别是双方的人民，都迫切地想望和平。甚至一部分匈奴贵族也由于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而感到必须与汉王朝和解才能稳定自己在匈奴部落中的统治地位。匈奴呼韩邪单于之决定款塞入朝，和汉王朝恢复友好关系，就是接受以匈奴贵族左伊秩訾王为首的主和派的意见。
和平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不能就得出班固所说的“和亲无益”的结论。不可想象，假如当时的汉王朝拒绝与匈奴和亲，单靠历史的必然性，就可以自动地发展出50年的和平。
史实证明，在昭君出塞以前，这种形势是存在的，但并没有因此而导致和平，甚至在呼韩邪单于两度入朝以后，汉王朝还不得不在它的西北边境线上保持相当的军事戒备。这种情形，从居延汉简的遗文中可以得到证明。居延汉简中有一简云：“塞外诸节谷呼韩单于”。[3]又一简云：“就屠与呼韩单于諆”。[4]另一简云：“郅支其名未知其变”。[5]这些残缺不全的简牍遗文，虽然看不出完整的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简牍都是当时汉王朝的边防驻军留下来的有关匈奴的军事情报或记录。
和亲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史载汉元帝以王昭君赐呼韩邪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见《汉书·匈奴传》）虽然汉王朝没有接受呼韩邪单于的建议，但从此以后，双方都从思想上撤销了仇恨的堡垒。燃烧了一个世纪的烽火熄灭了，出现在西北边境线上的是和平居民的炊烟。
一直到王莽执政时期，汉与匈奴双方还在利用王昭君的关系来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史载汉平帝时（公元前1—6），王莽曾邀请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访问长安。天凤五年（18）匈奴单于又派遣须卜居次云及其婿须卜当、儿子须卜奢，还有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醯椟王（醯椟王中途回去了）再度出使长安。王莽并把他的庶女陆逮公主王捷嫁给须卜奢。在汉王朝方面，也曾于天凤元年（14）派遣王昭君的侄儿和亲侯王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天凤二年，王歙又再度奉命出使匈奴。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通过王昭君个人的关系进行的。
很明白，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是标志着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而王昭君在友好关系的恢复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这个标志着民族友好的历史事件，却被过去的诗人、戏剧家宣布为民族国家的屈辱，而王昭君则被描写成一个抱着琵琶而恸哭的悲剧人物。这在今天看来是很不妥当的。
三
把昭君出塞宣布为民族国家的屈辱，已经很久了。大概在王昭君死后不久，就有很多的诗人把昭君出塞当作一个屈辱事件写成了诗歌。保留到现在的最早的一首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歌是西晋诗人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这首歌词中，作者就是把王昭君当作被历史风暴摧残了的一枝含有诗意的花朵，向她倾泄了同情之泪。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清，历代的诗人，包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在内，写出了无数的诗歌来抚慰这个被他们认为是屈辱的灵魂。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咏王昭君的诗，唐以前有二十多首，[6]唐有六十多首，[7]宋元明清愈来愈多。[8]这些诗人在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前，树立了一块抒情的堕泪碑，一千多年来，在这块堕泪碑前，洒遍了诗人的眼泪，题满了诗人的挽歌。
诗人们之所以对昭君出塞这个事件感到如此悲哀，当然不完全是为了王昭君个人的不幸，有些诗人是借王昭君的眼睛，流出自己的眼泪。但是隐蔽在诗人眼泪背后的除了诗人们个人的感伤之外，还有贯通一切时代的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大民族主义情感和封建道德观念。这种感情和这种观念就是王昭君这个人物引起诗人共鸣的真正的思想基础。
在过去的诗人看来，只要是一个汉族姑娘出嫁比较落后的邻近部族或种族，就是伤害他们的民族尊严。如果这个姑娘是以王朝的名义出嫁，那就被认为是替民族国家带来了屈辱。因此诗人们无条件地反对和亲政策，好像一个民族的尊严就在于严格地保持婚姻的种族封锁。例如唐代的和亲，一般都不是在民族抑压，而是在民族友好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敦煌发现的唐人所写的《昭君出塞》变文，却把昭君出塞联系到突厥。如云：“传闻突厥本同威，每唤昭君作贵妃，”又云“假使边庭突厥宠，终归不及汉王怜。”[9]大家都知道，汉代尚无突厥，变文把匈奴说成突厥，显然是影射唐与突厥的和亲。
最大多数的诗人也没有忘记在道德上把王昭君理想化。他们根据封建道德的原则，向王昭君提出了贞操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愈到后来愈严格。西晋的诗人石崇认为不能容忍的只是违反伦理主义的匈奴人的落后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即使如此，石崇也没有要求王昭君为了抗议“父子见凌辱”而自杀，还是让她留在匈奴单于的帐幕中“默默以苟生”。《琴操》的作者就要求王昭君为了拒绝再嫁呼韩邪单于的儿子而饮药自杀。到了后来，诗人们便不允许这个曾经属于大汉掖庭的宫女踏上匈奴人的土地。为了保卫贞操，保卫大汉族的尊严，诗人们一定要看到王昭君死在大汉帝国的边疆，才感到愉快，而且还要看到她的坟墓上生出青草，看到她的圣洁的灵魂，带着原来的环癿，回到她的“亲爱的”皇帝陛下的身边，才算心满意足。
如果说这些咏王昭君的诗歌，其中有些也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那就是通过昭君出塞反对妥协投降政策和不抵抗主义。的确，在有些诗歌中，王昭君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面反对屈辱的旗帜。但正是在这个带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上，诗人们就不敢面对历史的真实，他们很小心地避开了应该反对的以皇帝为首的当权的封建统治阶级，向着遇不到危险的地方去舒展他们的爱国主义的热情。他们和《西京杂记》的作者一样不但不敢反对皇帝，也不敢反对皇帝的近侍，真正的贪污犯石显（他贪污了一万万），硬要无中生有，把一个与昭君出塞毫无关系的画师毛延寿拉扯进来，替他扣上一顶贪污的帽子，作为替罪的羔羊。自梁以来，许许多多的诗人都在这个倒霉的艺术家身上发泄了他们“高尚的义愤”。
四
王昭君这个人物，不但引起了诗人的共鸣，也打动了戏剧家的心弦。到了13世纪，戏剧家便让王昭君披着诗的美装，并且让她踏着诗人替她铺设的轨道走上舞台。当然，把诗人的情调塑造成为一个悲剧人物的形象而在王昭君这个人物身上打上封建道德和大民族主义的烙印，戏剧家们在艺术的创造方面发挥了最大的智慧，而且在思想感情方面和写作的动机方面都贯彻着自己的时代精神和个人意图。保存到现在的最早的一个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剧本是元代戏剧家马致远的《汉宫秋》，在这个剧本中的王昭君就是为汉元帝流着眼泪的一个姑娘。在此以后，明清两代的戏剧家也写了王昭君的戏。在明代，有陈与郊的《昭君出塞》，[10]无名氏的《和戎记》，[11]还有另外一个无名氏的《青眆记》。[12]在清代，有周文泉的《琵琶语》，还有京剧中的《汉明妃》。[13]所有这些戏剧中的王昭君就都是流着眼泪的。
在这些戏剧中，应该提出来说一说的是马致远的《汉宫秋》。作为13世纪的戏剧家所写的一个剧本，《汉宫秋》未可厚非，因为在这个剧本中，作者反对了妥协投降和不抵抗主义，谴责了那些在外来侵略面前被吓倒的满朝文武，甚至也讽刺了皇帝。但是马致远究竟是13世纪的一个戏剧家，而且生活在民族矛盾最尖锐的时代，他不可能没有大民族主义情感和封建贞操观念。
在《汉宫秋》这个剧本中，作者把匈奴呼韩邪单于放在敌人的地位，让他以一个好战的粗野的酋长的形象以压倒的威力和汉王朝对立，并通过匈奴人的战争威胁，替整个的戏剧投下了民族仇恨的阴影。然后把王昭君连同她的皇帝陛下和整个汉王朝放在战争威胁的前面，或者说，放在民族屈辱的面前，迫使汉王朝不得不让王昭君出塞和亲来承担这个民族屈辱。作者的民族情感是浓厚的，他甚至不允许王昭君穿着汉家的衣服走到匈奴去。只是由于作者生活在蒙古王朝的统治下，他才不得不违背他的民族情感，让这个戏剧以匈奴人的胜利而结束。
在反对妥协投降和不抵抗主义的问题上，作者也和诗人一样从小路溜走了。在《汉宫秋》这个剧本中，作者把画师毛延寿刻画成为一个贪污、卑鄙、奸佞和背叛民族国家的败类。宣称这个画师是造成灾难的祸首，把一切责任都归到他的身上，而把汉元帝说成是一个“愁花病酒”的多情的皇帝。作者就用这样的虚构，把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的责任，从皇帝身上转移到画师身上。皇帝得到了宽恕，而画师却问了斩刑。
由于把问题转向贪污，作者就把悲剧的冲突降低到一个宫廷画师的阴谋和背叛，好像历史就是按照一个画师的贪欲而进行的。这样就抽出了昭君出塞这个事件的政治内容和历史意义。
在肯定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屈辱的前提之下，出现在《汉宫秋》这个剧本中的王昭君，只能是一个悲剧人物。从王昭君个人的遭遇来说，她的确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使她成为悲剧人物的不是和亲，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迫害。封建专制主义把她从温暖的家庭带到冷酷的宫廷，又从冷酷的宫廷，把她带到沙漠的边缘，最后死在匈奴人的帐幕。可以说，王昭君是一个被封建专制主义磨成粉碎的姑娘。如果要把王昭君写成一个悲剧人物，那就应该把汉元帝写成她的敌人，并且通过对汉元帝的控诉来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性的限制，作者不但没有把汉元帝写成她的敌人，反而把汉元帝写成她的情人，并且用粉红色的幕布掩盖封建专制主义对于人身的野蛮凌辱和迫害。在作者看来，好像把成千少女禁闭在与世隔绝的高墙之中，让她们望着“无风竹影”“有月窗纱”而流出眼泪，然后从她们饱受精神折磨的痛苦心灵中去吸收快乐，这是一个封建专制皇帝的“温情”，作者就用这样的“温情”磨掉了一个民间少女性格上的尖锐棱角，让她驯服地接受封建专制主义的蹂躏，让她把这种蹂躏当作皇帝的“恩宠”来欢迎，并且让她向着她的敌人“迎头儿称妾身，满口儿呼陛下”。
作者也没有忘记保卫封建道德是他的责任。在剧情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昭君怀着对汉元帝割不断的恩爱，对画师毛延寿刻骨的仇恨和对匈奴人最大的敌意，走上一去不复返的征途，就在征途上，在作者认为不可逾越的道德防线上，用自杀结束了她的生命。“今生已矣，尚待来生也”，这就是她给汉朝皇帝的遗嘱。实际上还没有等到来生，作者就迫使王昭君这个从门口赶出去的姑娘，又从窗户里飞回来，来安慰这个在成千宫女环绕之中而感到寂寞的皇帝。
皇帝是情种，画师是败类，王昭君是封建专制主义最驯服的奴才，匈奴人是汉王朝最凶恶的敌人，而昭君出塞则是中国历史上涂不掉的屈辱的印记，这就是《汉宫秋》的全部内容。也是明清两代戏剧家所写的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剧本的蓝本。如果说明清两代戏剧家所写的昭君出塞的剧本也有一些新的创造，那就是用更多的虚构来填补皇帝的遗恨。
在清人所写的《琵琶语》中，作者甚至乞灵于圣母，由圣母派遣东方朔和青鸟使者运用陈平秘计把王昭君从匈奴人手中抢救出来，然后让她白日飞升。显然，《琵琶语》的作者已经翱翔于云雾之中，但是当戏剧家从空中跌到地下的时候，就会发现王昭君还是留在人间，留在匈奴人的帐幕中。
五
应该让王昭君从天国回到人间，从道德领域回到历史领域，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
只要把昭君出塞这个事件放在历史领域之内就会发现把昭君出塞说成是民族国家的屈辱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根据历史的记载，在公元前2世纪，匈奴人的确曾经一度成为汉王朝的威胁，但是就在这个世纪最后30年的一连串战争中，匈奴人遭受了汉武帝的沉重的反击，已经一蹶不振。跟着汉王朝有计划地建立了沿长城的要塞体系，特别是在河西走廊地带巩固地占领了阵地以后，匈奴人就再不成为汉王朝的威胁了。
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上半期，这个曾经号令蒙古草原的匈奴人便进入了他历史上严重的危机时代。频繁的战争与普遍的灾荒使匈奴人的社会经济陷于破产。这时的匈奴已经丧失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物质条件，以致使汉王朝可以放心大胆撤退他驻扎在长城以外第一线的要塞驻军。
战争与灾荒不久就导致匈奴部落贵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到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五单于争立，匈奴分裂为南北。为了对抗以郅支单于为首的北匈奴，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倒向汉朝。甘露元年（前51）呼韩邪单于首次入朝，黄龙元年（前49）二次入朝，竟宁元年（前33）三次入朝。王昭君就是呼韩邪单于三次入朝时随同呼韩邪单于出塞的。这时距匈奴的衰落已经有半个世纪，距匈奴的分裂也有25年，距呼韩邪单于首次入朝已经有18年，距呼韩邪单于二次入朝也有16年了。
从呼韩邪单于首次入朝以后，匈奴已经变成了汉王朝的藩属，一直到呼韩邪二次入朝时，守卫着他的帐幕的还是汉王朝的军队。到呼韩邪单于三次入朝时，以郅支单于为首的北匈奴也被汉王朝消灭了。这时汉王朝的势力已经跨过阴山，横绝大漠，远远地伸出了万里长城之外。王昭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出塞和亲的。在这种历史形势下，匈奴人还有什么力量威胁汉王朝，使汉王朝接受屈辱呢？
固然，写历史剧不像写历史教科书，每一件事都要力求准确；但既然是历史剧，在主要的问题上，或者说在总的历史形势、历史倾向上，应该符合于历史真实。昭君出塞是不是民族国家的屈辱，这个问题，攸关着戏剧家对待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态度，不能说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最好符合于历史的真实。
六
把王昭君和汉元帝写成一对情人，这是用不调和的色彩构成的一幅历史漫画。当然戏剧家有权把历史漫画化，但可惜在这幅漫画中被丑化的不是封建专制皇帝，而是被封建专制皇帝迫害的一个宫女。
根据历史的记载，王昭君入宫数岁，并没有见到汉元帝，也没有取得妃嫔最起码的称号（当时的妃嫔分十四等），只是以待诏掖庭的名义等待皇帝的召见。一直到汉元帝为呼韩邪单于饯别而举行的一次盛大的宫廷宴会中，她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皇帝陛下。不可想象，世界上会有那样廉价的爱情，像戏剧中所说的王昭君会为了她见了一面的皇帝而流出眼泪。更不可想象，一个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姑娘就有后来诗人、戏剧家那样浓厚的封建贞操观念，觉得她必须为了见了一面的皇帝而死在什么黑龙江、乌江和其他什么江。
至于汉元帝是不是一个多情的皇帝，历史上没有说到这件事。历史上只说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喜好音乐，而且具有音乐的天才。他会弹琴鼓瑟，击鼓吹箫，也会唱歌，而且都能合乎严格的节奏。作为一个业余的音乐家，他的音乐天才，使他的御用乐人为之惊叹。在音乐方面，只有他的儿子定陶王刘康赶得上他。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他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史载元帝蔽疾，不亲政事。他的御史大夫韦玄成也说他：“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大概是事实。
像这样一个皇帝，当他看到王昭君“丰容靓饰”出现在宴会中的时候，也许因为王昭君的美貌而使他感到过去没有发现这个宫女是他的疏忽，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即当他看到一个已经属于他的掖庭的宫女要属于匈奴单于的帐幕时，他才流露出嫉妒而悔恨的心情。正像清代史学家刘继庄咏王昭君的诗中所说的“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但是一个拥有成千的宫女的皇帝失去一个宫女，甚至像《后汉书》作者范晔所说的不是一个而是五个宫女，对于他来说，并不像过去诗人、戏剧家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好像失去了一个宫女就像从他的皇冠上摘下了一颗珍珠，甚至就像夺去了他的灵魂。虽然如此，我并不反对在昭君出塞这出戏中把汉元帝写成正面人物，因为在批准昭君出塞这件事情上，他是正确的。
昭君出塞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谁也不知道。《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说王昭君自己“向掖庭令请行”，我以为这是合乎情理的。只要看一看《汉书·外戚传》记载的妃嫔生活就会觉得一个宫女自愿请行去和亲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掖庭，对于一个宫女来说简直就是一座人间地狱。一个宫女被送入掖庭以后，不能指望在活着的时候会能得到人身的自由。而且从汉武帝以后，当皇帝死后，宫女们还要被送到皇帝的陵园去陪伴骷髅。因此尽管过去的诗人、戏剧家用怎样美丽的词藻美化宫廷生活，说什么“月楼花院”、“绮窗朱户”，但在宫女们看来，用黄金铸成的牢狱，也是牢狱，谁会因为黄金而留恋牢狱呢？“向掖庭令请行”正是一个被迫害的女性向封建贞操观念提出的辛辣讽刺，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的人身凌辱和迫害提出的严重抗议。
王昭君当然也知道，在她离开汉元帝的掖庭以后，她会走到一个比较落后的游牧人的社会，但她对匈奴人的社会并没有过去的诗人戏剧家想象的那样可怕，好像一旦越过了北部边境线就要进入一个蒙昧时代的世界，一个原始人的社会，因而就必须把自己埋葬在文明世界的边缘。
实际上当时的匈奴人，并不如过去的诗人戏剧家所想的那样落后，他们是一些牧人部落，但这些牧人已经知道制作铜器和铁器。靠近长城一带的匈奴人还知道种植庄稼。当然他们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特别是匈奴部落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大半是从与汉人交换或者通过汉王朝的赠送形式获得的。只要看一看汉王朝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和他的儿子的礼物单，就知道当时的匈奴贵族并不缺乏汉人的文明。昭君出塞的时候带去的礼物，其中就有锦绣绮鄃杂帛一万八千匹、絮一万六千斤。8年以后，呼韩邪单于的儿子复株薱若閛单于入朝时，汉王朝又赠送他锦绣绮帛二万匹，絮二万斤。此外还有粮食、酒曲、各种工艺品，还有笙竽箜篌等乐器。如果东汉时赠送匈奴的礼物是按照西汉的例子，那么还有大宫御食酱及橘、龙眼和荔枝等水果。由此看来，王昭君到了匈奴以后是不会变成野蛮人的。
当然，王昭君也知道她到了匈奴以后，会要进入呼韩邪单于的帐幕，但她知道呼韩邪单于并不是汉王朝的敌人，而是第一个派遣侍子居在长安的匈奴单于，是第一个亲自款塞入朝的匈奴单于，是一个和汉王朝缔结“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相攻诈”的友好盟约的匈奴单于，也是第一个带着蒙古草原这一大片土地加入大汉帝国的匈奴单于。她还没有后来诗人、戏剧家那样妄自尊大的大民族主义思想，觉得出嫁这样一个匈奴单于，就替民族国家带来了屈辱。
七
文学的感染力是很大的，特别是戏剧。一个戏剧家在历史剧中的虚构可以从人们的头脑中挤掉历史的真实。我对于王昭君的印象，就不是《汉书》、《后汉书》给我的印象，而是戏剧家给我的印象。只是提到王昭君，我就想到三十多年前在长沙看过的一出《昭君出塞》。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扮演王昭君的姑娘的一副愁眉苦脸，特别是她的一双为汉元帝流泪的眼睛，虽然浸透在沉重的痛苦之中，仍然闪出青春的光亮。我当时觉得，现在还是觉得，用这样一双眼睛为一个死了将近两千年的皇帝流泪，实在太可惜了。然而更可惜的是一直到现在，王昭君还是为汉元帝流着眼泪。
已经有一千多年了，昭君出塞一直被当作民族国家的屈辱，王昭君一直为着这种屈辱而向她的皇帝陛下流着眼泪。过去的诗人、戏剧家用大民族主义的态度对待昭君出塞这个事件，用封建道德观念要求王昭君这个人物，这是他们的古为今用，是他们的艺术实践，是他们的时代精神和阶级意识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集中表现。现在如果再把昭君出塞说成是民族国家的屈辱，再让王昭君为一个封建皇帝流着眼泪并通过她的眼泪去宣传民族仇恨和封建道德，那就太不合时宜了。应该替王昭君擦掉眼泪，让她以一个积极人物出现于舞台，为我们的时代服务。
（《光明日报》1961年2月5日）
注解：
[1] 《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十期。
[2] 邵适庐：《专门名家》，第二集，《广仓砖录》，原物的一部分存历史博物馆。
[3] 《居延汉简甲编》，一八〇〇条。
[4] 《居延汉简甲编》，二三六一条。
[5] 同上书，一八〇四条。
[6] 《乐府诗集》。
[7] 《全唐诗》。
[8] 清胡凤丹编《青冢志》。
[9] 《敦煌掇琐》十三，二五五三。
[10] 《盛明杂剧》第一集。
[11] 《古本戏剧丛刊》第二集。
[12] 全剧散失，《缀白裘》中保存了《送昭》、《出塞》两幕。
[13] 毛世来藏本，见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的《京剧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