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问题上，也有些不同的意见。最一般的情况是在论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人们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同化这个名词，而以融合代替同化。
例如有人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同化说成是民族大融合，把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同化也说成是民族大融合。好像自古以来中国各族之间就只有相互融合，不曾有过落后部族或民族同化于先进民族的史实；然而他们所说的“民族大融合”，其结局又往往是某些比较落后的部族或民族消失本部族或民族的特点，融合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中。像这样的情况，如果照列宁的说法，就不能说是融合，只能说是同化。列宁曾经这样说过：关于“同化的问题，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1]很明白，凡丧失本民族的特性变成另一民族，列宁就称之为同化。上面所说的“古代的民族融合”，正是列宁所说的同化。
“任一种科学，每当有新解释提出时，总不免要在这个科学的术语上发生革命”[2]。当马克思列宁对民族关系提出新解释时，同化和融合这两个科学术语，也就具有不同的含义。照马克思、列宁的说法，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只有民族同化，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融合。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民族同化于自己。像滚雪球一样，大民族越滚越大，小民族就滚得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史上许多小的部族或民族陆续消失了，而汉族却越来越大的原因。至于严格意义的民族融合，那就不是以一个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为主体而使其他的民族同化于它，而是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各民族的平等的融合和高度的统一。这种融合的结果，不是一个大民族在其他民族消失它们的民族特点的情况之下扩大自己，而是形成一个既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而是一个从来没有的新民族，但这要在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很长的时期内才有实现的可能。
民族融合能不能在阶级社会出现呢？照列宁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3]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民族融合不但不能在阶级社会实现，就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也不能实现。他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说：“列宁不是把民族差别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的时期，就是说，归入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奠定的时期。”[4]
“民族融合为什么不能在阶级社会实现呢？因为实现民族融合的最主要的前提条件是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剥削，而这在阶级社会是不可能的。
民族融合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时期还不能完全实现呢？因为要实现民族融合不仅要消灭民族压迫和民族国家的壁垒，而且要消灭各民族在经济方面和生活方面的差别，形成各民族利害一致的经济中心，还要求消灭民族语言、文化等精神生活方面的差别，形成民族间的共同语言，照《共产党宣言》上说，还要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个世界的文学。而这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只能提供一种可能性，并替这种可能性准备现实的条件，不可能完全实现”。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曾经作过说明。他说：“在我们国家中，民族压迫早已消灭了，但是由此决不应该得出结论说：民族差别已经消失了，我国各民族已经消灭了。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国家中，民族国家壁垒如边防、关税早已取消了，但是由此决不应该得出结论说：各个民族已经融合起来了，各种民族语言已经消失了，这些民族语言已经被我们一切民族的某种共同语言代替了。”[5]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进步的现象，我们应该欢迎它。但是，不能因为欢迎这种进步的现象就把它提前塞进历史，就把阶级社会的民族关系，一律说成是民族融合。”如果把阶级社会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都说成是融合，那么就会掩盖阶级社会的民族关系的本质，也会模糊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的本质的差异，同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史上常常有“归化”、“向化”和“化外”之民的纪录。这里所“归”的和所“向”的文化，当然是指汉族文化，而所谓“化外”之民，则是指的没有同化于汉族的人民。不仅在封建社会只能有民族同化的事，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只能有民族同化。列宁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全世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没有充分发展的民族运动的例子，提供了一些由若干小民族或损害某些小民族组成大民族的例子，提供了一些民族同化的例子。”[6]列宁的这段话指出了民族同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政治接触和文化往来的结果，而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表现形式。只要把民族同化这个问题提到历史范畴以内，就可以看出从民族形成经过民族同化到民族融合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而民族融合实际上就是民族消亡。
同化是不是不可以用呢？我看是可以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常常使用民族同化这个名词。例如马克思在论印度时说：“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那些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总是不久就被印度人同化了。”[7]恩格斯在论暴力的作用时也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为被征服的本地人民所同化”[8]，列宁在说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关系时也是说“民族同化”。[9]由此看来，同化这个名词是用不着回避的。
同化基本上是带有强制性的，自愿的是例外。在阶级社会历史时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阶级社会的国家是各民族人民的大牢狱，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大家庭。在民族牢狱中，大民族强制小民族同化于自己，难道还有什么奇怪。
由于封建社会的闭塞性，居住在中原地区和边陲地区的民族之间的自然联系不够密切，再加上落后民族的保守性，就使得民族之间的自然同化不很容易。具体的历史事实指出，当中国的封建主义在中原地区取得了支配地位以后，那些交通阻塞的边陲地区就成了落后的氏族制、奴隶制、农奴制的避乱所，居住在那里的落后部族和民族，他们依靠崇山峻岭，依靠沙漠作为屏障，坚持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而以保存祖传下来的原始生活方式感到自豪。这些落后部族或民族的头脑，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瑞士山民的头脑一样，简直是“花岗石堡垒，要想开化他们，那是千难万难的事。”[10]因此强制就成了必要。当然，这里所谓强制，并不是说一个民族用暴力去消灭另一个民族的特点，只是说用各种强制的手段，来创造有利于同化的条件。
封建主义的文明，通过商业的交换和文化的影响向边陲地区的伸展，无疑地会加速少数民族被同化的过程，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条件使落后地区的部族或民族更容易接触较高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的部族或民族通过征服或和平的迁徙而移居中原地区，也无异把自己转移到更容易被同化的环境之中，但这种条件的创造，大半是通过带有强制性手段，有时是通过战争。
在中国史上，强制移民的史实是不胜枚举的。或者把中原地区的汉人移到落后的边陲，例如秦始皇徙五十万人于当时的南越，汉武帝徙七十余万人于当时的河南地；或者把边陲地区的落后的部族或民族移到文化较高的中原，例如汉武帝先后徙东瓯、闽粤于江淮之间，汉武帝、和帝先后徙廪君于江夏。不论是哪一种移民，其结果都是加速同化的过程，但移民也是带有强制性的。
还有直接用命令推行同化政策的。例如王莽强制匈奴单于改用汉式单名，金世宗强制汉人学女真文，清世祖强制汉人剃发易服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宋代著名的诗人陆游有一首诗提到在女真人统治下的汉人同化于女真人的情况。诗云：“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装，庐儿尽能女真语。”[11]
在几个民族杂居地区或者接壤的地区，也有自然同化，但自然同化也是受到生活条件的强制，例如《颜氏家训》上说到一位北齐的士大夫要他十七岁的儿子学鲜卑语及弹琵琶，看起来是自愿的，实际上是生活条件的强制，因为生活在鲜卑人统治区域的汉人，学会了鲜卑语及弹琵琶就可以“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当然，不学鲜卑语及弹琵琶也有自由，颜之推就向他的儿子说过：“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北魏孝文帝命令鲜卑人学汉人语言，看起来也是鲜卑统治者自愿的，实际上也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迫使他们不得不学习汉人的语言，因为当时的鲜卑人已经由游牧生活转向定住的农耕，而鲜卑语可能没有足够的农业方面的语汇。由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需要学会其他民族的言语，虽然不是强制的，但条件就是一根棍子。
即使有了同化的条件，但要使一个部族或民族同化于另一个民族还是不容易的。例如相继征服过汉族的那些游牧民族，当他踏入黄河南北开阔的原野时，虽然很快就受到繁华的城市生活的诱惑，受到封建文化的熏陶，受到那些没有骆驼却有鸡犬之声相闻的村落的习俗的传染，但由于落后的民族主义的偏见，闭关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还是想挣脱文明的诱惑并力图保存那些对于他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民族特点。例如女真统治者屡次下令禁止女真人用汉姓，禁止女真人学汉人的装束。清朝的统治者，也屡次下令禁止满洲人学汉人装束，禁止满洲人和汉人通婚，禁止各省的八旗驻军和汉人杂居，禁止满洲人经营商业和农业，甚至封锁东三省不准汉人去开垦。这种种的措施，简直是对文明的抗拒。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抗”[12]。当然，要在文明的世界中保存落后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只要这些落后的民族走进黄河流域这个汉族文化的摇篮，用列宁的话说，走进这“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大磨坊”[13]，任何具有“花岗石堡垒”的头脑的部族或民族，结局还是被碾成粉碎。
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所谓同化，实际上就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列宁对同化的积极作用估价是很高的。他说：同化“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呢？”“当然是有的，还有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每过十年就显得更加强大有力，并且是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动力之一。”[14]因此列宁认为“谁没有陷入民族主义偏见的泥坑，谁就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同化民族的这一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历史进步作用。”[15]又说：“那些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同化’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只是表明他们自己是民族主义市侩而已。”很明白，封建主义时代的民族同化替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同化，又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而民族融合则是民族运动的最高形式。所以列宁说我们“欢迎民族的任何同化，只要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16]但是欢迎同化，不等于欢迎同化政策。“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17]因为这种政策是用强迫的办法，用命令来消灭另一民族的特征。
（摘自翦伯赞著：《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62年第8号）
注解：
[1]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9页。
关于同化与融合两个名词的外文含义，我曾经请教邵循正、张芝联两位同志。“同化”这一名词，英文、法文、德文均为assimilation，俄文为accntnлrtopoctвo，词根皆相同，都是从拉丁文similis演变而来。拉丁文是“像”或“相似”的意思，冠词as乃使之相似的意思。“融合”这个名词，英、法、德文一般皆作amalgamation，系从拉丁文amalgama变来，原意是一种金属和水的混合物。（至于amalgama一字的来源又有两说：一说谓系从阿拉伯文变来，原意是“婚姻的结合”；一说谓系从希腊文变为阿拉伯文，原意是“搓揉”。）俄文也有ataльгamnpoвatь一字，系外来语。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用similis，意即“混合”、“溶合”。
[2] 恩格斯：《资本论》英译本第一卷，编者序。
[3] 《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41页。
[4]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298页。
[5]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294页。
[6]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18页。
[7]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30页。
[8]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29页。
[9]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12页。
[10] 恩格斯：《瑞士的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88页。
[11] 陆游：《得韩无咎书寄使虏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剑南诗稿》卷四。
[12] 恩格斯：《瑞士的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87页。
[13]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12页。
[14] 同上书，第11，12，18页。
[15] 同上。
[16]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11，12，18页。
[17]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2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