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百里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和光芒。
——曹聚仁评蒋百里
在我们的师友中，能够断然论定中日之间，非战争不可，而且它是长期的战争，战场一定在平汉粤汉以西的，只有百里先生一人。他和马歇尔一样，也断然论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西安事变结束后，一九三七年春天，他奉命考察全国的军事防御。从山东、青岛、周村、泰山、济南到北平，又由北平而太原，归途经娘子关、石家庄、郑州而汉口，又转到长沙，又由衡阳而广州，而香港，而福州，对各地防务，有全面的了解。那时，福建省主席陈仪，乃是他的老友，他们对中日必战的论点是相同的。（我们对于百里的推断，那时便有几分相信了，不过，对于长期抗战的认识不够的一部分人，还有着恐日病。那时德国事军事顾问，只是战术的顾问，对于战略的决定，他们没有参与幕后决策的机会了。不过，德国顾问看了徐州的布防以及鲁南的防御工事，也就知道我军将于台儿庄迎战从胶东来的敌军的。）
左梅，她是日本女人，但在中日战争观点上，她是支持百里的主张，认为这是日本军阀的过错，她知道他们的侵略中国的阴谋。因此，她自己也不说日本话，也不让女儿读日文。她们一家人，说的是道地的北京话。那年夏初，百里回到了杭州。（意籍顾问史丹法尼也同行。）其时蒋介石正在杭州，彼此就详细讨论了一回。（张冲陪伴着周恩来，从西安到了杭州，也就是那几天的事；所以国共合作抗日的军事计划，百里知道得很清楚的。）在杭州，百里又和老友钱均甫见了面，均甫问他对于中日两国的和战情势，百里说：“今年明年都说不定，至迟不出一年。”（我在那年夏间，开始记者生活，一半也受了百里的暗示。）
不久，百里便和左梅母女三人上了牯岭，参加当时的国防参政会。（这是后来的国民参政会的雏形，当时议员三十余人，有周恩来、胡适、梁漱溟等，百里也与其列。）还担任了暑期训练班的教官。接上来，便是庐山谈话会，恰碰上卢沟桥的“七七”事变。百里看明白战事的情势，他决心在这次对日战争中奉献他自己的一切。他曾对年轻军官说，“你们年轻人，活着看中国的翻身；我们老年人，该为国家拼一拼命。”
百里从上海到南京，那是八月十五日的事；那时，“八·一三”上海战争已经开始了。他沿公路到了南京，参与最高军事会议，知道当局的抗战决心。他就从南京电话通知左梅带着一家人离开上海到西南大后方去。九月间，左梅她们从杭州经江西到长沙；百里也已溯江而上，从汉口到了长沙。那时，百里又奉命出国到德意去作外交活动，争取军事上的援助。他就把左梅母女她们安顿在香港，嘱以必要时可到衡阳乡间暂住，这是他对中日战局第一步预测。（他预测沿海地区必被日军攻陷，日军可能进至长江黄河的中流地区。）
在中国抗战前后，国际间的矛盾情势是十分错综的。意德是日本的与国，但有军火运到中国。美国表面上是唱甚么正义的高调，而轰炸中国的飞机、汽油、炸弹，都是美国军火商所供给的。苏联的军事援助，则在抗战军事进展以后，他们的机师，代替了意大利的航空员。百里的赴意大利，和史丹法尼教授同行，当然还对墨沙里尼存着希望的。
百里动身前，把那位预定到英国去读书的第二女儿蒋雍，从香港送到衡山去参加军队工作。他要她在大变动时代身受生活上的锻炼。
条条大路通罗马
抗战初期，意德当局颇想利用在中国的军事外交的关系，操纵远东的局面，于中日战争中取利。淞沪战事后期，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照说可以把危机挽救过来。意大利有意不让日本出席，而他们自己以代表日本的身份出现，会中的预定调解，一切就无从说起了。日军进到南京以后，陶德曼便代表希特勒来向蒋介石游说，说是中国应该在这样不曾亡国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他说：“有着山海关以内的中国就够大了。”而意大利的代办，就向汪精卫进言，在近卫三原则下谈和。这是后来汪精卫出奔的导因之一。就在这样错综捭阖的外交情势中，出国赴欧洲的百里先生，他当然也有离间德意与日本之间的结盟的动机的。他到罗马时，正在十月初旬，那时，淞沪战争正在持续中。
百里到了罗马，一看墨沙里尼的态度，和上回大不相同。上回，百里只是到意国考察，墨相和意陆军部那么盛大欢迎，还邀他参观军事演习，看待得有如友好大国的使节。这回，他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到了罗马，墨沙里尼却避而不见，由外长齐亚诺敷衍一回便算了。百里住在史丹法尼的家中，也摸不上墨沙里尼的路门。（刘文岛住在罗马，任驻意大使，也是一筹莫展。那时，日意正签订了日意经济协定。）十月十二日，百里和齐亚诺晤面（齐亚诺，意外长，墨沙里尼女婿），齐一开口，就怪中国参加了国联对意的经济制裁，不够交情。那时，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和日军侵略东三省，其破坏和平的罪过是相同的；中国当然不仅是站在正义观点上应该制裁意大利，也在期待国联制裁日本的侵略，必须投这一反对票的。（至于英国站在他们的利害关系上，同意撤销对意大利的制裁，那又是一件事。）百里听了齐亚诺的话，当然明白墨沙里尼决意和日德相勾结，对中国是十分冷淡的。
他枯居细思，要打开那一僵局。十月二十日那天，由刘文岛大使出面招待他自己，由史丹法尼开单邀请意大利朝野名流作陪。华堂盛宴，百里起立致词，说到中国与古罗马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供（贡）献。开口就说：“条条大路通到罗马，我和世界人士一样，也找到罗马来了。”这一句话引起了全场人士的拍掌。结底说：“世界古文化的国家，留存下来的并不多，大而强的只有中意两个古国。这两国历史上没有仇恨，没有斗争，直到今天，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并没有甚冲突。”这番话倒把墨沙里尼吸引过来了。宴会既终，中国大使馆便接到意大利外交部的通知说：“杜谦约蒋百里将军于二十五日相见。”（杜谦即“领袖”之意）
二十五日下午六时，墨沙里尼在威尼西亚宫和百里相见，这一幕颇富戏剧性的。一进宫门，身上一切金属品，都得卸下来，手表也不在例外。宫中那架电梯有特殊设备，客人身上带了金属品，便铮锵作响，电梯就停住了。黑衣相的戒备是很严密的。办公厅很大，四围布满了侍卫，只是客人看不到就是了。百里当时和墨沙里尼谈得很多，不过，这都是历史上的事，不必引述了。那天，百里送了一部《四库全书》给这位黑衣首相，于是大家在文化交流上做了许多文章，至于“主题”当然抛开了。齐亚诺就告诉百里：“九国公约的前途渺茫！”他们是准备扼杀这一会议的，齐氏对百里暗示两点：1斡旋中日问题的中心在柏林，2如果中意政治路线相同，倒可以谈彼此的合作的。
在柏林的沉重情怀
当百里先生奔波于罗马柏林那一段时期，国内战局的激变，首都的陷落，以及九国公约会议的无疾而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订立，都使他的心怀非常沉重。（十一月一日，百里到了柏林，十四日又回到罗马，十七日又到柏林去。十二月中旬，百里命蒋慰堂带报告回国，慰堂到了罗马，便知南京已陷落。）
百里初到柏林，住在雅隆特饭店。程天放（那时任驻德大使）带着他的两位爱女蒋英、蒋和去看他。一年不见，英姿挺秀，十足洋派，几乎不相识了。那一晚，父女联床，谈了一整夜；在外交荆棘中，这份温情在百里是无限的安慰。不过，盱衡世局，他知道她们在柏林的日子，不会很久了。有一晚，他带了两个女儿看了《哈姆莱特》悲剧，恍然有感，觉得日本人性格，有着“哈姆莱特”影子。那篇有名的《日本人》的论文，就是这么触发而来的。
他曾在柏林郊外，租了两间房子，住了些日子，那一时期他曾和白伦堡将军、麦刚森上将见了面，也访问了李宾特洛甫和戈林，这都是希特勒的左右手。戈林是有名的戏剧性人物（绰号“怪雷神”），满身都是勋章，百里也奉送了中国所赠与的一等勋章。在应对上，戈林倒不像墨索里尼那么狡猾，开宗明义就是说中日都是他们的好朋友，中日战争使得德国左右为难。他说要把握时机做中日两国间的调人。（这便是陶德曼向蒋介石进言调处的伏线。）
戈林和百里之间，有一场有趣的舌辩：戈林引用一句德国的俗语：“一个人吃了苦头，就会找到魔鬼。”他认为苏联和日本在国防上对立，历史上有累积的仇恨，苏联是日本的假想敌。他说：“日本的反共是诚意的，中国得听友人的忠告，不要去找魔鬼。”百里兜了圈子，指出日本军阀主要目标在侵略中国，其它都是幌子。他指出广田说过：“有我广田在，日苏战争决不会发生。”日本和德意订立防共协议，广田秘密通知苏联驻日大使，说是：“此约乃是对英，并非对苏联。”苏大使也就把这段话在报纸上公开出来。百里认为日本对西比利亚的兴趣，不若对西南太平洋的浓厚，因为这是争阳光、争资源的战争。日本毕竟南进，倒是百里说对了。
德国的远东政策，在威廉第二时代，就有联中抗日的蓝图。清末民初的幕后接触，百里亲与其事，知道得很清楚的。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情势的演变，倒使德国和日本相接近了。不过戈林说得很爽快，日本责怪德国出售军火给中国，他说：“我们要外汇，日本拿外汇来，我们也卖给你们！”
在中国受到日本军阀践踏时，曾经对国际联盟寄了希望，希特勒却把“国联”看得一钱不值。他说：“国联是一根稻草，中国想抓住这根稻草过河吗？”当年的“国联”，有如今日的“联合国”一般，只是英美法的工具。百里对国际情势的观察，暗合于辩证逻辑，自比一般人高一筹的。［一位法国记者说：“日内瓦碧绿的树林里，露出半截白石砌成的宫殿，远远地望去，辨不明白到底是和平之宫或和平之墓；走近一看，才知道这是一所奢华的病院，一进门就听沉痛的叫喊，尤其是受了空袭的残骸，叫喊得格外惨痛（中国和西班牙）。内中有几位医生，也曾抚摸一下以示慰藉。如果连叫喊的资格也没有的（如阿比西尼亚），就用实验方法证明它已经死了。”百里最欣赏这一段讽刺的语。］
在欧洲，百里已经看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难于避免。中日战争将与世界战争合流，这是百里逝世前一年所看到的，所以他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的名句。
在巴黎的一页
百里在柏林那一段时期，轴心国的野心，已经很显露了。希特勒、墨沙里尼心目中的中日力量，自有一种估计；在他们征服世界的蓝图中，他们要日本军阀牵制英、美、苏的力量，当然要踢开中国了。他知道难于挽回这一情势，而陶德曼对蒋介石的进言，并未为蒋所接受，中德邦交，也起了激变；百里只得离开柏林，到巴黎去了。（到巴黎去以前，百里还巡游了汉堡、慕尼黑，又到布鲁塞尔和伦敦。他决定一到巴黎，便回国了。他原和英、和二女同行，只因英的音乐课程，恰在重要阶段，只好将她一人留在柏林，带了和女回国。）
他们离柏林时，百里忽问和女：“在柏林可有未了的心愿？”她说：“在柏林，我交了一个知心的女同学，每逢假期，总是住在她们家中。那同学叫爱尔克，她的父母把蒋和看作自己的女儿的一般，他们替她们买了两匹马，让她们一同爬山滑雪，探林行猎。我曾向爱尔克说过：将来请她到我们家中去住，她听了高兴得很。我一走，她一定大失望了。”百里听了说：“傻孩子！我们的家离开柏林太远了，国际局势又这么紧张，怎么行？”他想了一想，“好吧，就请她一同到巴黎去玩些日子吧。”他就写信给爱尔克的父母，提到这一建议，爱尔克从来没出过国门，听说带她到巴黎，高兴得跳起来。因此，百里回巴黎，就带了两个女孩子。
百里在巴黎，一早起身，研究拿破仑的兵法，整理法国兵学图书馆中的文献；两个女孩子，天天读法文，陪着他。午后离寓去应酬，先后访问过勒蒲仑（总统）、达拉第（总理）和甘木林将军（国防部长）。他知道法当局对德国的野心勃勃，颇有戒心。可是法国朝野，熙熙以乐，生活非常颓废，前途是可忧虑的。公事酬酢以外，他就陪着这两个女孩子闲游巴黎，这两个女孩子所心醉的花都。
爱尔克，她年纪虽轻，却也对法国人生活和她们自己德国人的显著差别，颇觉惊异。她说：“我们德国人那么紧张，法国人呢，就这么悠闲。”百里和她说到德法之间的历史，正如中日之间，也是邻国，生活方式也这么大不相同的。法国人坐咖啡馆，一整天那么坐下去，也和中国人坐茶馆一样。正闲谈中，百里准备和她们去游河，恰好日本驻法大使也带着女儿在租船。那位日本大使和百里是熟人，虽不交谈，还相互打了招呼。那日本女孩子却和蒋和怒目以视，有如冤家狭路。百里觉得法德之间的民族仇恨，也是这么触发起来的。他看了爱尔克，轻轻叹息了一回。他想，大屠杀的场面正在开始，世界大同的梦，还渺茫得很呢！
在塞纳河上，拿破仑的墓坟，引起她们的兴趣，朱红色的石棺，中有拿翁的宝剑和约瑟芬的钻石。拿破仑石像，他的双睛，俯视塞纳河流。他对她们说到拿破仑生前掌故以及拿破仑所代表的法兰西精神。不过，他也想不到“巴黎的沦落”竟是眼前的事，希特勒的铁骑又在塞纳河上出现了。
到了一九三八年初夏，百里送爱尔克回到柏林，便和和女一同经马赛乘轮回国。途中传来台儿庄军事胜利的消息，船长举杯向百里父女及中国旅客致贺。百里慨然对和女说：“国际间，甚么都靠实力。有一分实力，别人就会敬重你一分，你们年轻人，该牢牢记在心头！”
《日本人》，那故事的内幕
开头，我说到抗战初期，在大公报发表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乃是百里访问了欧洲回来在武汉发表的轰动一时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会垂之不朽的。昨天，我重读张禾草的日记，这故事是有许多有趣的内幕的，那是百里对禾草闲谈中所提及的。（禾草乃是张宗祥的侄儿。这篇论文附在本书末卷。）
百里说：“你们也许还不了解里面的含义吧？这完全是一段象征的描写：‘十一月十一’，就是我在柏林得到电报，知道南京危急的消息的一天。‘心里胡思乱想’，就是象征首都沦陷后为国家想到军事政治将来的困难。‘又是旧习惯不适于新环境’，就是暗示中国几百年来文化的失败。‘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就是柏林的冬天，老是晦冥得辨别不出甚么时候，‘结果迷失了道路……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就是描写现在对于国家危险的一种心境。‘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只好向着灯光走，找人家问路，哪知道灯光在小湖对面’，就是象征着在文艺复兴史里面所说的意义有一个同样的观点。‘又沿湖绕了一个大圈，才到目的地’，就是象征要达到这曙光，中间还要费许多的努力。‘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那就是艾斯德先生（erstere）。艾斯德，我们平常叫他艾先生的。艾先生是驻扎在青岛的一位舰队长，日俄之战，他被日本俘虏了去，俘虏了三年多。在那时期，他就在日本暗地研究这个谜样的国家，他还研究日本的古代，因而研究到与日本文化渊源有关的汉学，所以他着实会说得中国话。后来，他回到了德国，对日本与东方问题，写了一点最有价值的东西。如今他大概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正在担任西门子海外事业部部长，与我有相当的交谊，曾经几次和我谈到日本，都能够说到日本人的骨髓里去。”这些线索，要不是百里自己说了，我们也不会明白的；当时，称许百里这文章的人，也摸不清头绪的。（有人还以为是郭沬若先生所写的。）
（陶菊隐先生，对这一篇文章的内幕，有所补充。“冬天枝叶凋零的树，湖里漾着星星的灯光，路是一片黑，这景物也并非空中楼阁，就是柏林郊外‘无愁宫’的写照。这所法国式的建筑物，还是威廉大帝的消夏别墅，屹立于一片蓊郁的柏树林内，百里常在这里看秋天的红叶。宫外一面临湖，湖心的孔雀岛，相传有孔雀从远处飞栖于此。百里泛舟其间，或与二三友人举行野宴，他有一个德国老朋友带了他的孙女儿就住在这里。这老人也是中国迷，有东方式的客厅和中国贡香、绣件、瓷器、古钱等。德国人大半都是饮啤酒的，脸色红润，像婴儿一样。在德国所见的老者，几乎人人都是童颜鹤发的仙人。另有一个德籍老教授，久居北平，不愿回国，是个极端亲华的中国通，也是百里在北平时往（来）最密切的朋友。他的儿媳妇，就是中国人。”）
百里说：“日本这个国家，除开两个特点，其它都是很虚空的，不值得推崇的。那两个特点就是女人当看护，男人当侦探。日本的女看护，真是像钻在病人身里的脑子，为了看护病人，真会不顾一切发疯似的为看护而牺牲的。男人呢，他们为了生存在时时刻刻防备人家的必要，这是他们三百年来锻炼成功的一种特性。所以侦探小说，日本从古就有，他们还有几种做贼的教科书，名为‘忍耐’。”
百里的《日本人》写得好，骂得好；但骂得使日本人看了，也非佩服不可的。
“西安事变”余话
我在前面，说了百里先生串演了西安事变的“囚犯军师”角色，最近，从另外文献中，又找了一些有趣的史料，再来写一段余话。
西安事变的城中枪声，打死了招待所中的邵元冲，上文也已提及了。后来四十九军一○三师在淞沪战线作战，邵夫人张默君便散发传单，攻击刘多荃将军的军风纪，其意即是为夫报仇。因为刘将军的一○三师，乃是张学良的警卫师，发动西安事变的就是他们那一师。张学良幽居以后，这一师也就改编了。可是，这一师的武器特别好，战斗兵多而精壮，纪律也颇好，抗战中也发挥了威力。邵夫人的话是不可信的。
我在江西抚河前线，和刘将军谈得很多，很痛快，曾经谈到对于东北问题的感想。他说：“东北人物新新旧旧，短短长长，总而言之，他们对于认识时代，眼光不够。当时所注意的，是如何应付关内的局面，一种对关内的外交。应付敌人的外交，有几十年老文章可抄：一贯的小处吃点亏，大处拖了再说；想不到敌方的野心是这么大。军人之中，和老帅同辈的如汤玉麟、张作相那些人，年纪老了，精神不行，都应付不了这个大变局。张学良的精神也很不行，不敢下决心。就东北军的地位说，‘九·一八’那天即算不能抵抗，后来在锦州线上，应当不计成败拼一拼的。事前没有计划，临事没有决心，就一直那么糟下去。等到汉卿从欧洲回国，身体恢复了健康，精神也振作起来了。可是他在国内所受的刺激，使他精神上有点儿变态；他凝集于一种想望，只有对敌作战，才可以恢复他过去的声名和地位。”他曾曲曲折折叙述他所知道的西安事变的演进，他把张学良的矛盾的心理以及政客们错综的线索剖析得很清楚。他自己则是被老派看作是新派，又被急进的看作落了伍的夹板中人物，另有一种苦闷。因此，邵夫人那么攻击他，他也只是一叹置之。
打中邵元冲那一枪，百里是听得很清楚的，有人说到邵元冲到西安的动机。百里说：“是的，这事又滑稽，又可怜，也许是近乎有鬼在作祟的。那时有三个人到西安去是同样的动机，但是邵元冲的遭遇最惨。他住的房间本来是陈辞修住的。九日，陈司令到洛阳去，邵就搬了进去。这间房间，在招待所中，比较最好的，后窗外还有一间小屋。陈司令从洛阳回来了，并不叫他让出来，就在靠右边极端的一间住了下来。出事时，正是天还没有亮透，东方微曦，一听见枪声，士兵就进招待所来搜索了。我的房间靠厕所旁边，因为我没带行李，我的惯常又是住房间，不喜欢关房门的；从外面望进来，又黑，又空，又静。这间房就没引起士兵的注意，所以第一次，士兵闯进招待所来，并没到我的房间。邵元冲呢，就因为后窗外有小屋，屋顶上是个出路。大概他看了有出路，于是就跳了出去，在露台上沿边一望，其意想逃去。他的影子在微曙中被卫兵发现了目标，一枪打过来，他就应声而倒了。
百里说，顶紧张时，顶危险倒是陈辞修，幸亏他机警，不走前门，从后门兜转去，躲在一座衣橱里。卫兵们煞费苦心，才算找到他。他们在衣橱中发现他时，道：“哦，我们找你，找了不少时候了。”他的发现，还害在一个大胖子厨师，躲在他隔壁的一个大柜子里，因惊骇而抖动，才被发现的。在那时，陈辞修实在受了一番虚惊了。
百里也说到何柱国和张学良一同去看他。他对他们说：“主张，在没曾成功前，就不能说好不好；成功了才能说。西安决不是一个抗战的地方。要谈抗日，到东面去；你们现在要谈也可以，全部军队，跟我一块儿到郑州去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