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道

人臣以道事君，道同则泰交日固。以行道为职，道行则职业皆举。唐虞五臣，各举一事，皆参赞化育之人也。是以君臣之闲，当有自然相须、休戚一体之义，所以谓之大伦。若但和禄相市，祸福相御，有将顺而无匡救，有近虑而无远图，则伦常之义亦微矣。圣贤观时势而卜功业，审道德而定行事，相难易而决期会。道尊者不屑小就，势难者不敢夸张。至于自顾其学，外观其世，见为可图，即非大言以欺世矣。能尽忠补过，即可称职。能执法不挠，即民不寃。能弥缝省户之隙，即可靖远方之难。能造次不离仁义礼，即可自尊而不因人求尊。能使天下皆行圣人之道而一身之出处可以不计。不治无益之言，不为私己之行，惟以苍生为心、教化为务，即可再造彝伦、匡正皇极而当大任矣。虽不以才智自名而能寝大兵、息大役、定大难，免万人于死，导迎天地之善气，亦有当于天心而受累世福佑焉。总之事上之道在乎无私，使人之道在乎无偏，化人之道先正其心。三者皆要言也。席宠戴势者不虚己尽下而坚持意见，不乐闻过，故寮采之闲奠执其咎，虽比肩同列，然恐惧则气夺，疑惑则志乱，顾身家则多私。因而依违首鼠，徇颜避焰，选愞顾盼，是以朝端之上，事无大小，皆不得其极致；智无深浅，皆不得其实效。戒深刻之流，倾陷之党，耻于言之不从、计之未遂，致怨于人而必报之，抱惭于前事而欲以后事快其意。或势利之士，用大臣则顺大臣，用嬖幸则顺嬖幸。下至厮养伶优，苟可缘以求进，莫不鞠躬俯首，仰其鼻息。其它循牒推迁者，皆以簿书期会、断狱听讼为行湛济时之略，以搏击攻讦、讥讪指擿为言听计从之遇。若此者复不乏人，要皆明主之罪人也。且羁旅之士，一见即合意者，再三必生迟疑。故商鞅不以一见求合而设三术以迭进，乃其巧于求合也。疏远之人再三请见，则上人意指窥探渐熟，情款洽，然后言其所能为与其所欲为，是以无所抵牾，若凿契之相须。盖不切之言用诸未同之时，欲进之说迟诸款洽之际，此正说大人之捷术、苏张之秘诀，君子耻之而不屑也。然为人主者各有一时之喜怒，不可以常理取必。故守正之士往往见弃于曲朝，亦或受摒于盛世，又或彼此之闲诚信未协，虽有仁义之心，不能相孚，于是有智计见疑、朴拙取信者。此其遇合，又不可以常理论也。更有前此小人进身之术，后起小人承而用之，即得祸败，此亦不可以常理论也。若董仲舒者，纯正开廓之儒也，当汉兴八十载之时，贾生不可复得，申公、浮邱伯之流亦不足大畅其道，朝端之上，何可少此一人？犹以宰相所挤，左宦王国，遇合之难若此。在他人或自贬求售曰，吾以行道，而仲舒两事骄主，皆以持正自免。夫居危疑之邦而持正不挠，即道行矣，不必多所宠荣而后为行道也。若多所宠荣，亦当多所矫拂。夫道有兴废，当与时偕行，非曰直己忤人，即为道也。董生而外，以儒名者，经术颇熟，私心未克。谨慎柔软则有之，担当果决则未也。此之持正不挠，不亦优乎？盖君子为心，与人原不相远。顺礼而求之，则易得而日亲；逆礼而求之，则难合而弥疏。故圣王为政，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性情之正，则君子之心不介而自亲。使君子不获其道德之乐，则天下之心，不怨而自离矣。故人君必行道而后能得士也，虽有千钧之兽炭，不得纤芥之葭苇以续火，则不尽其燔炽之用；虽有千载之事业，不得针芒之兔锋以为笔，则不尽其记载之用。夫顺礼而求之，敬慎而用之，亦士君子之葭苇舆毛颖也。上以道求之，下不以道自其，可乎？故贤士亦必行道而后能致主也。然要为人主者当知直道难容、佞人易入，矫情以自克，开诚以广受，则直士盈朝、佞人屏迹矣。

尽职

人臣之义，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安社稷、定国家者，则专行之。此春秋法也。公子结理他事出竟，闻齐宋将伐鲁，矫君命与二国盟，除国家之难，全百姓之命，公羊取以为法，以为大夫君之贰也，政事同之，休戚同之。君而不信其臣者，君之惑也；臣而不敢取必于君者，臣之私也，皆末尽其道也。然出竟乃可自专，君侧则不可。华元子反，君在行闲，可以取旨而行。郄克闻邾人之言，亦当按师不动，请命后还。乃平国不待命，旋师不待报，皆为乱义也。叔孙豹之违命，非违命也，而春秋以违命责之，盖君弱臣强之时，君命一出，所宜崇奉，使国内知我君命之不可违，则强宗恐惧，义士生心，乃匡时矫俗之变体。若其下比邾滕，非关机危。乃曰降尊就卑，率意改命，辨小是而昧大顺。故罪以违命而不可辞，春秋之后，郭子仪盟回纥，公子结之义也。汲黯发粟，近在竟内，可以取旨，当与华元同责。富郑公往来辽庭，抗言不辱，斯不蹈叔孙之过。若陈汤之事，以责郄克者责之，必沮格不行。公子遂有如晋之愆，亦有盟戎之是，一人而二义备焉。此二事者，又当别论也。凡春秋之内，实与而文不与，皆事之行义而臣子自专者也。以其行义，故实与之；以其自专，故文不与。凡若此者，委曲以明大义之当从、几微之宜辨，苟一闲未达，未可临大事而不夺。故曰，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也。魏公子救赵一事，初不能得之魏王，遂欲以死赴秦军。世岂有食客三千，独以身赴邻人之难若匹夫匹妇计划无措者哉？盖尔时已伏矫诏夺军之谋而兵符不可得、壮士不可得，是以商诸老侠客。非以侠客之言始兆此谋，亦可知已。事定之后，门下诸客更欲洗涤其迹，以全公子之美，故以夺军之谋归诸侯生，其实不然也。若侯生之死，亦不足托。溧阳女子、江上渔父，疑似之迹，尚捐躯示信，侯生身与逆谋，在人耳目之前，国法之讨行且见及，先事而死，可谓知几，未可谓徇义也。总之信陵此事，原非正理，特以恤邻好之急，却暴戾之秦，尚有得于齐桓之义，故节取之。而子长好奇，欲纳诺贤者之域，然戕大将以弱宗国，于理则悖矣。吕后欲王诸吕，平勃顺从，议者非之。然天下事当论全局，不当处处绳以礼义，使才智之士难于措手也。大臣之义，固当守正不挠，然大臣守正而与女主相忤，必有小人起而乘之，则权在小人不在大臣。平勃不使克乱之权，属诸他人，虽事会变迁，必有太阿反正之日。非若张华，庶几无事以图一切之安也。公羊以祭仲为行权，言春秋者或取焉。平勃不从吕后，吕后必绝灭汉宗而自取之。后之人有行之者，武氏是也。适使汉之诸王不能以生易死，汉之宗庙不能以存易亡，平勃暂听吕后，则诸王可以生易死，宗庙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吕氏可图，汉室可安，平勃之权与祭仲等。祭仲不克反正，春秋犹取之，况平勃实克反正者乎？厥后袁安、任隗、乐恢、何敞当窦宪之世而能制其凶恶，保护幼主，又奚取夫引领受诛、危及君国者乎？盖此事之局，当吕后之世决难翻覆，惟有善藏其用，俟吕后死，然后起而图之，乃定理也。议者安得卤莽言之？鼌错削擿诸侯，遂致吴楚之乱，尔时调兵遣将、策饷制械、搜间谍、执反侧，抢攘纷乱，劳苦怨叹者遍天下，皆咎始祸一人，错安得晏然已乎？在朝之臣，微闻群情于景帝者必非一喙，既故袁盎一言而入。若景帝不为群言所动，亦未必发之太遽也。师丹议钱币，初从民间所苦，后从有司所复。民间所苦者，钱代龟贝，轻赍易尽；有司所持者，行钱既久，变法多怨。此大臣虚心广谋、舍己从人之美也，当时以为忘其前语，由此见劾，宜乎后世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易前说，以致斥免之悔也。若奏事不宜漏泄，而所上封事吏得私写其草，几事不密，不可谓无过也。陈汤之事，刘向虽引古证今，要亦论理之言，不敌开边生事之说为切利害，但以明白显著之功，不加赏赐，过引未至之患以施督责，而没前美，懈边将之心，掣任事之肘，张设蔽贤之纲，郁结举世之气，虽仅不生事于边，而国家之事恐从此益坏，故有陈汤一事，即不可无刘向一疏，然后古今之士明于轻重是非而折衷用之，始为无弊，岂曰能道古而美之哉？汤虽薄赏于当时，而没身之后尚有援其事以加恩者，虽出于私，亦天道之不可诬也。一切沮贤蔽善之徒，徒为人所唾骂尔。

忠爱

臣子之心，不使君命壅塞于下，是以有直谏之节，又有讳恶之义。盖直言极谏者，事犹未遂，过尚可改，故犯颜逆耳，尽力匡救，以成就盛德，非为得志于所谏，以必行其言也。至于行事既成，追悔靡及，则顺其已然而不忍显言，所以有讳义，义在没其事不存其迹，使吾君所行皆义而足以使人足以制命。虽曰讳之，然先王之法益明，故此二义者，仁非一途，事有两通，所以广敷懿训，博观大道。讳过者，礼也；弼违者，直也。二者俱通以为世教也。讳过之外又有一道，王嘉谏董贤之封，乞下廷议，以为考合古今，必有言当封者。天下虽不悦，咎有所分。又引淳于长事，众人归咎谷永，先帝不独蒙其议。分咎之说，公羊亦有之，如归卫宝而称齐人，讳鲁取而言齐归，乃分咎于齐也。嘉知言之不听，而为曲说诱之，使天下归曲于己而幸君之一悟，事之终止，所谓过则归己，善则归君，即讳恶之义而并掩其迹者也。羁绁之臣，相从人主于艰难，主正其位，臣享其荣，此正理也。然人事之变，多出意外。事已成而求去，亦保身亢宗之良策，常情自不能舍，非义所不可也。可辞则辞之而去，不可辞则亦留，舅犯是也。以诚恳辞去而得之，李泌是也。不可留又不可辞，则变姓名以逃，范蠡是也。若尽心于艰难而责报于安泰，人主或有不堪，举朝不免忌疾，则去留两不安，惟宁武忠敬，固不得有意外之财，然而宛濮之盟，无显赏焉，若介子推则宁隐而死也。

君子欲行其道，若遇不道之人、不道之事，不能不劝人主以诛杀。此中见理不明，轻动人主斧钺固不可也，言之不从，与小人为仇，无益于国事亦不可也。惩此二端，塞默不言，亦未可也。此昔之君子所以置身事外、不受爵禄之縻，固亦免撄人世之祸，然岂致身正理哉？如刘基于张昶、齐翼言、李彬诸事，不得不争，若非太祖英明果断为基计者，未必于众耳目之前指斥赵高如尔时所云，即斥其恶为昶等者，即欲不谓基杀之不可得也。又因卜相之事而言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皆不可相，此三人者即欲不恨基不可得也。噫，如此情事不知几许，塞默之人观望其外，奸黠之人阴阳其中，贤者处此，亦洁其情志以自完尔。欲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则必树敌于天下而身在祸福死生间矣。元世祖谓卢世荣曰，汝勿防朕，飮食起居之间宜自防也。又曰，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尔，彼奸伪者则不爱也。又曰，汝无以一二人从行，亦当谨卫门户。如此用心，乃保爱臣子至情，但用诸言利之官则失人尔。然端士立朝，又未必邀主眷如此也。

广益

大臣，主张众论者也。义理明透，心卫端方，小臣之挟私者自不敢乱国是，执偏见者亦必服于公理，而乐就折衷，然后小臣得尽所长，大臣亦兼收天下之长矣。盖一人所长有限，众人所善无穷。治天下者，必好人之所长而后取资于不竭之府也。然大臣好贤，亦当有别，若所好承颜顺旨，而方正通达之士如凿枘之不入，亦奚取开东阁以招贤哉？既不可其门如市，又不可一切杜门谢客，此非计略所能工也，在乎学问之力与自修之功耳。然贤不可蔽而荐引为私家之计，亦有乖大荐义。魏其武安，交纳宾客，天子常切齿。卫霍不荐士，世以此称之，盖秉公矢慎与植党树私，心迹之闲自然有别，众耳众目不可欺也。是以或亲贤而丛咎，或远贤而蒙庥也。

人之难知何也？寡识则好恶乱之，多私则利害夺之，惟大贤大不肖显然可见者，不待知者而后知也。亦有其从即贤，未必即为大贤；其人即不肖，未必即大不肖。特以乘世之治乱与主之明暗遂为大贤大不肖之事以贻祸福于天下，亦往往有之。如王衍、王安石未必即大不肖也，其所为事，遂贻天下数世之害，由主之不明也。梁冀之恶、韩侂胄之妄，天下大不肖也。若某主不为所惑，亦不过杀身而止，岂能害及社稷若二人者哉？非大不肖之人可以改过，非大乱之时可以防微杜渐，能听大儒之言则两得之矣，不听大儒之言则两失之矣。王衍口不论世事，雅咏元虚；安石头垢不沐，足垢不洗，及食钓饵不知饥饱诸事，未必即为奸恶，总是心无收拾故至此。学先王之道以物其身，视听言动应有规矩，有威可畏，有仪可象，而心无检束若此，其能免君子之诟责乎？不责其检身无法而予以重名，非独二人之过，乃持衡者过也。据其茫然无检之态，似乎清狂不慧，乃至名利相竞而机警急疾，偏能胜人，衍之弃言非所，安石赴召恐后，岂非欲盖弥彰者乎？宣乎论者深斥之也。

居宠

周亚夫不救梁王之急而坚壁昌邑，出奇兵、绝饟道，此操必胜之计，不轻用其师必避无益之谤者也。然在事前观之，不救梁急有似乎怯于中而怠于事者，东北壁昌邑又似乎左次而营便地者，虽亚夫用兵得法，守便宜亦坚，皆合乎大将之道与阃外之义，然朝议有服有不服，恐其制胜于此，未免伏患于彼也。夫甘茂息壤之盟，事几败而复正之，此人主之明，臣道之幸。景帝无秦王之哲，亚夫坚推毂之信，遂得三月成功。功已成矣而以失亲王之欢，生杀身之隙，所以后世将兵之臣常以周旋权贵为先务，奇谋秘策往往不敢独决，必俟中人之助。权贵亦以此掣任事之肘，窒其隙而蹈其瑕，不顾戎事之成败、兵机之疏密也。更有主听不聪，权奸在侧。若王守仁之事，宸濠已擒，诸奸佞欲以南巡为名因攘其功，又素与濠通金钱者多在黼扆左右，欲贷濠以绌守仁之赏。守仁深机曲算，日夜如对勍敌，迟留久之，然后濠得诛而身无事。嗟乎！人主日责帅以成功，大将日尽心以克敌，岂知既克之后，调停布置复隐若一敌国，祸福之几仅在毫发，幸则为守仁，不幸则为亚夫，此古今事内事外之臣所以抚心长叹息也。汉武帝末年，事事悔过，故卒令终而汉业亦长。霍光事武帝时极其敬慎，自废帝举帝后，行事错谬，志气昬怠，身虽获没，后嗣灭绝，称学识者无取焉。夫光以大臣受遗，政由己出，前后二十余年，若忧秉权日久不能无怨，惟有立君之后亟归政柄，若伊尹复辟岂忧不遂？乃以永远据势，为不可拔之基，储君既长，不行册立之礼，岂非欲待霍后之举子乎？英俊如云而取短小伛偻之蔡义以为汉相，岂非苟可颛制，不进贤德者乎？斯大谬矣。彼乘权借势之家，物力有余，志意奢泰，事权太重，卑贱侧目，奢泰日肆，子孙必不知礼法，侧目者多，怨家必疏其过行。彼之怨毒日积，此之防闲日疏，故过多而不可弭，衅大而不可泯，刻刻燕幕之下，事事积薪之上，一蹷之后，前徽尽丧，即尔朱荣高颎尚罹其灾，况童昬跋扈居之，必覆族矣。且多置亲党于朝，筦摄庶政于家，天下公器据为私物，把握甚坚，机械已熟，踞诸炉火之上，纳诸险阻之途，虽欲引身求退亦不可得，是以子孙他日之祸贸亲党此日之欢也。如此权势、如此祸胎，又何必皇后之父为蛇足？知盈虚消息者所不肯为，即好宠利者亦不必为也，而况君母之难发自床侧，弒后立后如易斧柯，其身已在大辟中而天夺之魄矣。班氏赞曰，怀禄躭宠，渐化不祥。阴妻之逆，至子而亡。以其不学无术，未闻君子之道，故败坏至此也。虽然，元功之臣有诛而无绝，春秋之义则然，司马公兼责孝宣，不能如楚庄王全子文之后，又不蚤杀霍氏之权，二义凛然，千古不磨也。若崔浩长于谋略，挥霍有余，诚恳不足骤得君之欢心，终亦不免扞格，祸及其身，不待子孙，臣道所不取也。

权幸

无德者，宠国之衅也。人君有嬖宠之衅，仇雠之国思启疆矣。忠直者，进国之基也。人君有忠直之臣，不轨之人皆丧胆矣。所以少师先毙，楚人谓之去疾；汲黯仕汉，淮南由此寝谋。观敌国之情，可知胜败之几；即乱人之智，可着正士之益。邪佞用则损国体，忠直进则壮国威。此必然之理也。王氏之权，不授指于张禹而张禹为之言，不授指于谷永而谷永为之言。且谷永于此，不惟出脱王氏，并出脱中尚书宦官，又进天子以广收女御，所以天子大臣左右●御，皆不相抵牾，正士疏远，群小并进，贤否倒置，不合人望，暴动乖张，不惬事宜，累世相承，奕叶迭出。不幸贼臣突起，奋其威诈，穷凶极恶，图度天命，而国祚中绝矣。流及后世，变态滋多。甫授永安之首，更有甘露之痛，皆泰阿倒持，神龙失势所致。即幸免此而以小人攻小人，如虫豸相啖，鸷猛互击，非国家之福也。且小人事主，就其怙宠之时即包藏祸心，阴贼成性，造次皆怨府，翻覆为行，转盼即乱阶。卢蒲癸赋诗断章，载在经传。哀帝命董贤之制，识者寒心。故王嘉疏云，父子至亲，失礼患生，何况异姓之臣，非过计也。王莽用孔光，胜用无限爪牙，不必终日斥去善人，而善人自去。不必终日引进不肖，而不肯方来。或予或夺，决诸孔光而莽若无预焉。窦宪用邓彪录尚书，用桓郁侍讲禁中，二人亦无大过，为宪用亦非私昵，但以仁厚委随和柔自守之士寘诸要地，则凡事显畏，不宪亦宪矣。总之有莽宪在位，则孔光邓彪之徒不期自至，人主所不能禁也。然而权臣再世必危，亦非身家之福。必危之故，其说有三：自知势之所在，不能无怨，遂多结与党，厚树藩援，使要津之地莫非私昵，子孙承业，因固有之势，既不备下，从而陵上，以此受诛于朝，是其一也。亦有前人已往，后人不知引退，位尊而非其功，势重而短于智，苍头族子，豪侈于外，谗妾艳妻，蛊惑于内，虽有敬慎之心，多于有司之纪，弹劾日闻，谤讟宏多，不能自保，必受其祸，是其一也。亦有居身无过，而地处必争，后来者谋夺其处，增词饰非，陷以大恶，为之主者，恐其致乱，宁过而防焉，遂以大义割恩，忍而除之，或事后与直，宠赠如礼，而当时为计，必不能免于决绝，是又其一也。且无论再世，即就权臣及身言之，势之所激，人情郁愤，必有一日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者，外有讨贼之师，内必有仗义之举，帷幄之前，燕乐之际，倏尔奋发，成戟刺北掖门内，或殛死玉津园侧，累载之患，一朝除矣。平勃诛诸吕，外有荣阳之师也。王舆反赵伦，外有阳翟之战也。盖势重在外，必思湔浣于内，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谁不必死易生，而谓人能已乎？此又据权宠者所当自儆也。

忧患

圣贤论理，不至纯粹不止。至于已成之功业，亦随其时势节取之，所以诱天下之通才也。春秋之义，实与而文不与者，往往见于经。文之不与者，所以昭弥乱之义、先事之防也。曰实与焉者，所必序定乱之绩、后事之劝也。观孔子录管仲之功，即义例也。孟子鄙夷管晏，所谓论理之言，至于劝诱齐宣，则有合孔子取管仲之义。盖论道不观大指，拘泥章句，亦复无益于世。只管仲一人，孔孟各有低昂，似乎无定论矣。然而天下大乱，不可无长鎗大戟，斩艾芟除以成焕然一新之世，然后会儒者之说得行乎其间以为善后计。若天下未平，终于倾侧扰攘，土崩瓦裂，彼儒者当此，安能别求一世宙以自行其道与其言哉？既食其功，又从而责备焉，拘简册之说，阻立功之路，使天下不复有泰定，亦学问之耻也。一部周易，止有过涉灭顶一爻为杀身成仁之义，余皆冒险犯难，忍诟受责以济屯蹇、致治平，故死生之际，持论不可太刻。后世诸儒论管仲者，舍显然可据之论语而称引春秋。按春秋之说不止一端，有云小白入齐为篡者，有云以国系小白为当立者。诸儒独取为篡之说，有以纠书子为得正者，有以去子称纠为罪齐大夫者，诸儒独取罪齐之说，何其责人者偏取，恕人者偏不取？则儒者之春秋，未必即游夏不能赞之春秋也。然则不如论语可据也，鲁人讨公子遂而录归父之善，虽罪人之裔，小善亦不可不录，所必广为善之途，使人勿自弃也。忠臣义士一念不安，未尝一刻忘诸心，必改其过，使无憾而后已。先轸所以君虽不讨，必自讨也。仇牧叱宋万，先儒诮产乳之犬不惮猛虎，伏鸡爱子投命搏狸，精诚之至知其不敌，而有必讨之心。荀氏父子，一生一死，先儒谓之异事同仁，盖以贤者死生莫不有益，无益而死犹无益而生也，惟荀息之事君子无取焉。献公废长立少，决彼一言，虽死于其位，乃以不正遇祸，义例所不取。其殊于齐襄庄二君之嬖，仅一闲耳。所以书于经者，取不食其言之义，非谓合乎臣道也。萧望之之死，古今共愤。然以理论，为大臣者，君子小人之辨何可不明？郑朋论许史子弟，其事原属可疑，盖真有气节之人，凡事量而后入，必不肯轻用其身，犯当道之怒。以草野之士，无故而指斥权戚，是轻用其身以期一掷者也。轻用其身者，奸人也，其情易见也。且真有学识，亦不肯上书自呈。凡上书自呈者，皆侥幸之徒也。况郑朋之书，倾侧之性炯然可见，望之不察，为其所中，遽欲引以为助，倾邪既露，然后绝之，正易所云同人于宗，吝道也。庸得免咎乎？且为大臣者，进退知几之说亦不可不朋也。望之既为石显所忌，罢其政事，当知元帝不可有为，引身高蹈，岂非伊尹告归之义？观其罢前将军诏书云，傅朕八年，无他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识忘难明一语，想亦显等裁定，留此疑案以箝制将来，望之曾来深观耶？区区欲白宿昔之事，遣子上书，何为也者？当封关内侯时，止宜受其食邑，不宜更受给事中之命，与石显同给事，尚欲有为哉？此二事者，不能为望之解嘲也。虽然，天下之事，有众人之是非，有一人之是非。众人之是非，事之常也；一人之是非，事之不常者也。如上二说，我知望之优为之，所以不能为者，无柰受遗之故，知元帝不可有为而辞之宣帝，何以副麟间列名，与临终深托之意，既受遗矣，不得不与戚党中官相持，持正必相忤，相怍必有一斥。既摈斥矣，在他人尽可超然远去，而受遗之事尚未告成，则受遗之心必不可安，故复自白，以自白而得罪。为望之者，前无可图之功，退非藏身之地，势必一死以终受遗之局，是望之之死，不在石显矫旨围第之日，而在宣帝弥留托孤之日矣。欲全其身，必贻后世讥评，有愧于经术；欲遂其志，又苦人主不断，莫竟其施为。孑然一身，枉道不可，尸素又不可，此其绝命之辰也。所以趣和药，不欲久留，岂畏对簿之辱哉？彼众人之是非，何可概论也！故为人君者，必有不言之听而后臣民之情始达于上。明孝宗语刘大夏曰，李梦阳指斥戚畹，语言狂易，朕不得已，下诏狱，比奏上，朕试问左右云何。应曰，付锦衣挞而释之。朕知此辈得旨即重责致死以快中宫之怒，使朕受杀直臣名。朕以故释梦阳复职。如孝宗者，所谓不言之听也。石显颇屈牢狱之语，与锦衣挞释同出一辙。孝宗察之，元帝不察，士之生世，固有幸不幸也。宋万之祸，生于博戏。博近于狎，故慢易之心生，一语相撄而弒事成，积慢易所致也。景帝以博局提杀吴太子，虽上之行于下，然其酿祸，亦复不小。故知上下之间，不可相戏，是以君臣为谑，礼经戒之。冯衍与鲍永同为更始守境，不时降光武，后永屡立功而衍无所建，遂见屏黜，一废二十余年。为衍计者，但当清静自守，省过思愆，读圣贤之书以进乎道德，摈纵横之策以远乎抢攘，则有司高其行，公卿慕其器，可以不仕即求仕，亦不患无成也。乃上书自直，坐朝士以蔽贤之过，坐人主以听谗之失，岂得为有道之士？人不知道，虽才何为？此光武所以终弃之而不惜也。若桓谭班彪，同未大用。谭以上疏言事多违上意，因而摈弃，固无足怪，若班彪者，其为窦融画策归汉，不可谓无行陈之功，章奏即称帝意，不可谓无左右之荐，且言东宫官属匈奴报答西羌事宜，上皆纳用其言矣，而三府屡辟，终于县令，此何故也？乃知遇合之际，亦甚难言。然彪居之甚安，谭则颇觉其屈，此亦二人优劣之别也。

吏道

吏治者，近民之职也。诗之有颂，所以美盛德，以成功告神明也。天之盛德在于命圣贤为君，君之盛德在于得贤人为臣，贤之盛德能使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济，干戈永戢，四远来宾。群生遂其性，万物得其所，故以其功告诸神明，使社稷山川四岳河海莫不以民事为重，民安则神有恩力而美其祭，民不安则神无恩力，岂复美其祭乎？盖天所命者牧人，祖所本者成业。神无乏祀者，民事之功。人安业就功成，皆由治民得人故也。吏治之美者，上以巽施，下以悦承，如物之相生，皆得中孚之理。一受民社，即就性之所偏，从而矫之。性豪侈者难于恭俭，则力为恭俭以矫豪侈；性贪嗜者难于清平，则力为清平以矫贪嗜；性华饰者易于近名，则力去名誉以矫摹华饰。无欲则所积者精，居敬则所操者约，至精可以祛怠，至约可必涤烦，所以终始如一也。不回邪则赴义必决，无私己则官人必审。义决不怍其志，官审不愧所学，所以表裹如一也。见诸事者惟仁，存诸心者惟寛，本诸德者惟中和。有礼义科指，使世世通行，是以六合同风，九州岛共贯而成其美俗。若专设刑罚，佐以权谲，徒俾诈伪日生，人情险薄，上下相同，恩爱相仇，不过数年，变态百出，向之为奸民者不旋踵而为乱民，向之为恶俗者不旋踵而为乱世矣。汉初禁网疏阔而天下晏然，文景之时吏皆谨身廉平，民悉从化。武帝纵欲，法度凌迟，吏道驳杂，民俗维敝，故其时独无良吏。宣帝接见亲民之官而察其名实，故汉之良吏尔时最多。然当时有才之士任法为治者，皆不免罪戾，惟宽平长者乃成功名。故史家以为威已穷而奸不胜，仁爱施而人自栗，归于仁厚为美，所以杜惨刻之风也。马援守陇西，任吏以职，但总大体，颇哀老子，使得邀游，至今诵之以为美谈。每见居方面者不持大体，好揽细事，细事虽正，大体全失，适足蛊惑人心，败壤风俗，所谓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正此辈也。数年之后，弊端大出，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论者皆咎后事之失，不思前事已伤其根，可胜叹哉！汉之鲍宣，可谓名臣，犹以举措繁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为丞相司直所纠。今以方面之尊，听两造之讼，而私其钧金，束矢自润，又不廉于下吏，纳其岁时伏腊之赆，其能免于纠弹者，弥缝固结之力尔。若黄霸侯封，至王莽乃绝。良吏之泽，永久如此，奚取小润哉！朱邑大司农而歆啬夫之祀，为官行道，固不在位高也。

吏事

天下无俗吏所谓刑名钱谷之类，皆天下所由以治也。汉之儒者，莫不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饰吏事，故议论政事炳然可观。吴质云，奉遵科教，班扬明令，下无威福之吏，邑无豪侠之杰。赋事行刑，咨于故实。犹有汉人余风焉。古之为吏者，本乎先王严恭寅畏之学，故律身甚谨，居心甚清，作事甚勤，布令甚简，总是敬畏之心夙夜不忘，思之既精，图之亦远。凡所以率下者，无不人人可行，至于人皆奉行，而居上者翻若无事矣。后之贤者，或呜琴而治，或卧疾而治，皆自治不苟，故能悬蒲鞭而不用，视官署若无人。若此者，非无事也，虽日在刑名饯谷中而无事自若也。何也？与民休息，不生事也。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言非才不可妄任，犹非礼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言不亲政事，势必假手他人，则恩泽不信于众民。盖众庶无知，从吏所施成俗，故善人居位，凡恶念动于中，恶事见于前，恶人立于侧，皆如农夫艺田，斩除恶草，芟夷蕰崇，绝其本根，非过刻也。无使法度废弛而侥幸民多，移害善类。逐雀之猛与行苇之恩并施而不悖，所以成美俗也。盖天地之间莫非义理流行，故有自然之往来即有自然之应感。义理相通故也。一出于私，则与物情不相往来矣。失其所以感，又安有应之者？感应之理，彼此相从，内外相资。夫彼此相从，则不可虚名得之；内外相资，则不可浮慕致之。今之为吏者，皆私心也，虚名也。与民情原不相通，倡之而不答、令之而愈远，又何怪焉？吏事所重，无过取善察奸。一乡一邑，岂无端士？持身者不以微忘正，不以悦忘守；取人者不以正为迂，不以狎为亲。则贤士踵至，吏治日登。汉有三老啬夫助长吏之聪明，虽君民相临而有朋友之道，故摄以威仪，规以过失。交翁选学官弟子明经饬行者，使在便坐受业，皆取善法也。至于奸诡之言在人者不可轻信，喜怒之迹在已者不可轻发，则谗害之言难入，矫伪之情易败，此察奸法也。子产为政，必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民间非法之服，一切敛藏，不敢暴露。故奸人惶恐畏惧，不复生心以乱纪纲，亦防奸之一法也。又以为治小国而用刚，亦非行道之策。故不拂人所欲，要以自成其功，焚载书以定众志，赂伯石以安巨室，谨防川以消群怨。宽冲平易，不启人犯令之端，亦防奸之一法也。凡子产之言与事，皆吏治师表。推而广之，亦不忧其无法乎！

禁贪

居官之恶莫甚于贪，则凡事之近乎贪者，皆官常所当谨；凡迹之以货财见者，亦官评所当禁。身既为官而使傔人逐商贾利，控引世资，积墆充牣，非事之近贪者乎？去官之日，轻重蔽路，泉刀流于郡国，非迹之以货财见者乎？然上下知而不问，何禁贪之有？汉之郎官，旧有出钱休沐之例以资官署之用，谓之山郎。行之既久，货赂流行，转相仿效。杨恽革除山郎，岁移财用文书之费，取给大司农。郎官化之，莫不自励，绝请谒货骆之端。王莽之世，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故天下多贪吏而不可禁。而天下之患亦因贪吏激成而不可遏。否则贪吏朘削于前，而继起者代受其患于后。有天下者以祖宗积德累仁、栉风沐雨之基业，谋臣猛将运筹帷幄、斩首陷胸所得之疆土，为贪官污吏财货之府，以一官之贪教一郡一邑之贪，以一官之悖入教一郡一邑之悖入，故贪吏所在，民间不独积聚壤，而风俗亦壤。积聚之壤其忧在下，风俗之壤忧必及上，有天下者何其爱守器不如尺璧也？赵衰从晋文公十九年，功亦大矣。壶飱从行，馁而弗食，小善焉尔。守原之命，不因大功而简小善，盖以守土之官廉而且仁，然后便民。不廉不仁，虽有大功，不可使治民也。古之爱民者，魑魅罔两之害犹为法以除之，而况掊克聚敛之臣乎？第五伦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后世有司，一入仕籍，其为良士者未尝道百姓为善，但禁之使不为恶；其残贼者，身自为恶而纵胥吏为恶，又纵桀黠民为恶，又以桀黠訹良实，使不得已而必出于为恶。夫网罗之设，杜绝生路以入死地，非直欺其不见也。吏为残贼，何以异此？且居上者，求利之心不可训也，何也？君之于民，以正治邪，以贤治不肖，则有等威、有节制，无敢以物我并观者。至于求利之心，上下所同具也，以此为心，则略其上下，校以物我，各以智计相尚，毒螫相加。彼之所有我将夺之，彼之所夺我覆取之，其意以为犹夫人也，则无不可相加者矣。是以司会者窃藏，险健者讦上，冶铸者乱泉币，攻剽者犯铃阁，住往见告，脉脉滋多，谁生厉阶而倒授其柄耶？宋张锡为东明令，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强恃力，富恃赀，刑恃赎是已。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使天下有司皆以此言为治，则贪残之风庶几息矣。董宣强项之名见知光武，至其为廉吏，死而后知。盖其为官之日，无货财可自达公卿，侍从莫肯延誉，身死而仅闻其廉者，幸在辇下故尔。其不在辇下者，虽曰圣主，亦无如之何矣。

训行

先王之世，教人以道德之正而督人以必行。有不信所教而由乎旁蹊曲径者，即有严禁大以为防，化之无端，防之又严，要使虽更千载而明道之言无异说，守道之言无异行。偶有邪说诡行，不由正道，不修行实者，人皆望而斥绝，甚有屏之远方、终身不齿，不得比于人数，况杂乱冠裳之间，参预治理之列乎？有王者起，当使天下之人各教其家，百姓家道正而王治隆矣。教家之法，无过敬老慈幼。礼，年至七十，虽庶人之贱，人主亦敬而礼之。孝经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不敢遗小国之臣。谓敬老也。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谓育幼也。此外则出为世用，经所云十三舞勺者，其人尚幼，教以事君之道，未及治人也。成童舞象者，教以治人之功，自小及大，自近及远也。冠者舞武，教以治人之事，达诸天下也。盖教人之法，浮文不如经济，经济不如彝伦。经济者，一时之用；彝伦者，数世之用。总不若虚文之无用也。人主之心，不欲天下有无用之人，故立教之法，不使人学无益之事。至于教已成而施诸用，又必重乡曲之评，以为乡评可绳不肖之心使归于正，不同长吏之法仅足治外貌也。盖欲人自少至老无日不在教化之中，自贱之贵无人不渐教化之泽，自微之显无地不资教化之益，所以贤才众多，若榛楛之济济也。又以为人之生也，莫不函阴阳之气，阴则近于柔邪，而见利必好，见势必趋；阳则不离刚正，而非仁弗为、非义弗行。是二端者，人皆有之，圣人重教化以裁成，去柔邪而归刚正，故能成数世之利，无旦夕之悔，不以残贼万人之命纵一时之欲也。

爱养

人之所以贵于物者，穷则彼此相恤，丰则勇于行义。仁义之心，无贫富皆有之。上之人不必刑政扰民，下之人不以衣食溺心，焉有不行仁义者哉！民间衣食所出，由农事也。文武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是以财用丰多，君可以供祭祀、养贤才，民可以给日用、美风俗。君能供祭祀，则阴阳调燮，灾害不生，人民蕃庶矣；能养贤才，则可立太平之基，俾万物得由其道，泽及四海矣。人生百事给足，则亲戚不相怨，强弱不相侵，人民和陆矣；举世财用不匮，则奸欺不作，刑辟可省，风俗敦厚逸乐矣。是以劝农之诗列于雅颂，藉田之法载诸外传，乡遂之言详于周礼，农功之期重于尚书。古人能重农事，故民生安乐，洽道极盛也。然民之力农又在君有善政，汉之初年，萧何曹参依日月之末光，谨守筦钥，因民之疾秦法，顺其所欲，与之更始。二人同心，此规彼随，是以政简刑清，举世乂安。班壹居于楼烦，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北方多以壹为字者，即一班壹，而四海之内，人之熙豫，物之充牣，不知当何如矣。古者养民之法具于井田，井田之义，其利有五。一曰勿泄地气，谓冬前相助犁田也；二曰勿费一家，谓田器相通也；三曰同风俗，谓同耕相习也；四曰合巧拙，谓共治耒耜也；五曰通货财，谓比耦相交，遂生恩义，有无可相通也。盖其田属公家，赋以与民上中下三等，三年一易其主，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是以最为均平。迨乎暴君之取，不止公田，浸淫及于私田。污吏之取，不止什一，而有倍称之赋。要皆暴君发端而污吏缘以朘削，又加酷焉。故经界乱而民不能讼诸公，皆不肯尽力公田。久之，公家不能自耕，不得不授诸民，公田所以尽变为民田也。自此以后，民之失作业者有七事，民之就死亡者有七事。鲍宣封事，言之最悉，皆由井田废也。古者仓廪府库皆为民设，丰则敛之，凶则散焉。臧孙辰告籴，左氏以为礼，公羊谷梁讥其无备。讥其无备者，缘所从来讥之，先事之防也。既饥之后，则以告籴为礼，后事之救也。二义皆不可废也。亦有非水非旱而民乏食者，服虔曰，阴阳不和，土气不养，虽有麦禾而实不成。此又在为君者身自减损，开仓廪，赈困乏，不造邑，不修旧，而不可尽望诸邻国也。樊准曰，赈给每多虚名，不如募饥民徙就熟郡。此说似善，但所徙之地，何食以赒给，何地以区处？必也不夺土著之地，不侵土著之利，使至者加归，居者不扰，则准未之及也。又献帝之时，临轩作粥米，豆五升，得粥三盂，此最善矣。而郡县行之，必不如法。饥民受赐，必不核实，徒得上下相蒙以为故事，存虚名于文移之间，而不别生事端以扰不饥之民则为幸耳。又柳宗元书以为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趣耕督获之使哗于村落，鸣鼓而聚众，击柝以宣令。小民之家辍饔飱以飨劳，常苦不暇。嗟乎，此犹其小者也。汉明帝时禁民二业，而有田者至不得渔捕，课民区种而吏举度田，欲令多租，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朝廷每下一令，其意非不善也，有司行之辄为民害，盖有利于民者，有司辄自专之而民莫敢问，其不利于官者，有司辄配之民间而私其赢余以自润，甚至惩官之贪而有所谴责，货赂上达，因而获免。既免之后，辄以所费配之民间，而民亦莫敢诉，无往而不为民害也。故明主必慎出令，至于有司所陈兴利之法，遗利之诛，尤不可听，惧与奸民奸吏为嚆矢也。

财用

财用，国之大务，圣贤之书屡言之。夫财生于土而殖于民，亿兆所以养其口体，天地所以流其膏泽。夺亿兆之养，壅天地之泽，使人情怨愤，阴阳愆伏，非所以昭令德、示子孙也。王者富有四海，供天地百神之祀，备百官兆民之用，待不庭不虞之患，皆取诸土壤所生。然服物采章，贲朝仪而饰国恤者，必有等威以明轻重，身自贬损，与天下共守此节制而不敢私焉，乃为圣明之主。故常以敦廉崇俭，率先天下，不宜借助于人。礼诸侯不贡车服，不开进献之端也。天子不私求财，不开义助之端也。一有求利之心，境内之人莫不动心货利，所以诸侯贪、大夫鄙，士庶盗窃，不谋而响至。春秋深探其本，以为宇内贪污之气，莫非王者导之，必返正于上，然后可整齐于下，故国家赋税之事，贤者持论，惟仍旧贯，不敢轻议变法。惟不肖之人常欲变法以行私，更张开而错乱生，错乱生而侵盗便，小人之利，亿兆之忧也。所谓旧制者，度田定赋当循蔿掩之法，然后三壤不淆，科率不诬。山林薮泽，宜用里革之法，生育之时不取，成用之时取之，无弃物亦无病人，无禁利亦无贪民也。古者户口为赋，一夫百亩，取其什一，简易明白，不生弊端。汉时敛民钱以田为率，田不可稽，户不可凭，而匿田逃赋之弊兴，有赋无田之害作矣。填淤之地，取以入科，履亩坐税，不计沧桑之变。商税取足额，不问时之盈歉。地之盛衰，既税所产之地，又税所过之津，至有请桥道以佐军，鬻坊场以雇役者。山川园池之税，汉代所云，列侯封君，自为奉养，不领天子经费久矣。一切括而取之，国家时有所须，名曰发钱市买，实则取给抑配，借生财之名，掩加赋之迹，强匄多而上供少，如此之类，不可悉数。夫贾生所论积贮，民间之藏也。鼌错所论贵粟，公家之廪也。藏在民间则为王道，廪积公家则为恶政。如错之说，塞下之粟则实矣，而吏道之杂，风俗之偷，岂非所得者少，所丧者多乎？元人有言曰，牧羊者岁两翦其毛，令牧人日翦以献，得毛虽多，然羊离塞暑无以自覆，往往多死，此变旧制而病民之验也。故赋税之事，惟当与君子谋之，听用君子之言，勿使小人厕其间变乱是非以贻害无穷也。人主用财亦有定式，供养劳赐，取给少府之钱、大司农所会乃度支天子公用与军器武备诸物，非以资嗜欲为私藏也。史称汉元帝时，外戚赀千万者少，故少府水衡见饯甚多，冯昭仪当熊，所赐不过五万，掖庭之亲，虽有赐予，属勿众谢以示平，恶偏重失人心，所以侈汰不生，加赋之事亦少。若不得已而加赋，则国事益多，所加之赋常不足用。鲁庄公立国二十有八年，而无一年之畜。一岁不登，卿出告籴，春秋以为危道。此如编户之家，岁计不足，仰给称贷，至于称贷而日计亦不足矣。人臣为国省费，亦有失于不当者，如减省边境戍卒及祭典牺牲之类，皆顾小利而害大体，取暂悦而贻远忧，惟召信臣所请，宫观缮治供张，乐府倡优诸戏及大官冬生菜茹之类，大可减除，而计臣偏不言也。

礼乐

礼必将以乐。行礼而无乐以导之，则伤于径情直遂。闺门之内，温凊定省，不必用乐，然而和顺畅洽之意即乐也。乐必资乎礼，作乐于不行礼之时，必至流湎淫泆。深宫之中，房中之乐，蒙瞍之诵，未必行礼，而其庄敬祗肃、忧勤惕厉之心即礼也。此言礼乐每相须也，王者初起，制作尚未遑也，取先王之乐类乎己者，假以风化天下，迨治定功成，则必作乐以象德，制舞以象功。既制乐矣，犹必舞六乐于庙中。舞先王之乐，明有法也。舞己之乐，明有则也。舞四夷之乐，明大德广及之也。记云，讯疾以雅，谓以迟重之声。讯治舞者之急疾，此太公之志，不欲以武治天下，故以雅讯疾也。春秋之时，乐之僭乱者多，叔孙宁武皆有力为反正之意而有所未遑。夫子正乐，亦承先贤之志，欲以乐理感动人心，雅颂正而人心始和平尔。师旷听律之法，常苦不得其解。大抵八风之声，俱在乐府，轻重长短，即与天地之气相通，此古神圣学通天人之妙，非意想所能测也。后之人亦不悉知其所以然，但缘尺度习学，亦能与天地通。或天地之气时有盛衰，亦即见于乐工所用之器，而有可测蕤宾之音，偶与律乖而有死声，是以知南风之不竞，至于岁在豕韦，月又建亥，知天道在西北，此阴阳家所共知，不待吹律而后知也。雅颂所载，皆祖功宗德修身致治之事，汉儒削而不用，独举神灵肹蠁杳冥诡幻之言而用之郊庙，孔子所云雅颂失所，正此之谓。故乐理已亡，至武帝而尽亡之，以其文士制词，优人按节，非周公正考父之俦也。隋炀帝大制艳曲，词极淫绮，新声变响，掩抑摧藏，哀音断绝，万宝常知其将乱。盖天子所居，其气宜盛，而得衰飒之音，亦犹南风之不竞也。然师旷之语亦出术数之学，不可为典要，故叔向以君德折衷之。若季札观乐，或因其词义之邪正，或因其音节之盛衰，未必皆一法。总是以君德为主，而以音节合之，不止师旷之法也。

祀典

先儒之言曰，天下大经，亲亲长长，贵贵尊贤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间，大经以正，大恩以宣，天下之事尽矣。又曰，惟圣人为能享帝，为其尽人道而与帝同德。孝子为能享亲，为其尽子道而与亲心。疏数之节，靡所折中，君子合诸天道，感时而致思焉。祭之有祈，非先王本指。先王之事天也，上报生成之德，非求未来之福。其祀祖考也，缘生事死而已，非冀曾孙之庆。但神以多福佑善人，以宜申嘏令胄，理所自然，不因谄事而得。末世人情好利，事以利动，礼以利举，缘此以窥绅祗之心，亦出于利，而黩礼诬神由此而生，何福之有哉！宋仁宗南郊，配以三圣，当时谓之失礼。胡宿谓当用迭配，亦前此所未闻。总之太祖配郊，其来已久，不必更张也。凡有名氏而死者，皆人鬼也。天地之神，皆气也。纬书以五帝为五行之神，是以有形这人鬼当无朕之天神，诚为谬妄。明太祖制礼之初，削去五行之神，最为得礼意焉。万物之生，天地功也。云雨之润，山川泽也。功之所施，必报以礼。泽之所濡，必荐其物。故天地山川有殷祀之仪，汉武带祀天于甘泉，知其非天之正位，特以在长安西北。西北者，干位也。易曰，干为天。故以为天位焉。其祀后土于汾阴，亦知非地之正位，特以土形脽起，有泽中方丘之象，故以为地位焉。皆武帝文以己意，非天地之意也。故易世之后，卒据经义以改易之。五岳者，因山川以达天地者也。坛壝之来既久，大指皆因于天，不因于人。好事者辄为据都改岳之说，是以王居所托，易天地定位，脱殷人五迁，将岳号五易，非经义矣。金有范拱之说，明有倪岳之驳，此说即当永绝矣。倪岳祧庙之议所以行于当时者，以其为礼官也。杨守陈主有功德之说，其义较长而谐于当时者，以其与礼官相违戾也。未几，世宗议礼，卒祧德祖，是用杨说也。以此见礼宫之论，有时违正，久而后见其戾，未必皆可法也。元世祖崩，群臣请谥南郊，此称天以诔之义，虽前此所未闻，可以义起者，此类是也。其它创议者，有据即是，无据即非。章帝废后，英宗时得谥，此合礼者也。礼官请敛大臣金钱为太后生辰祈福，此黩礼辱尊，不敬之尤，贻讥史册者也。大抵壤俗伤教之事，皆不学无识，借口尊亲以进其猖狂，邀其宠利，遂大势不可遏，正合论莫能治，所壤非一事也。左氏国语，皆不载程婴、公孙杵臼之事。孔颖达曰，于时晋君明，诸卿强，无容岸贾专恣，得厕其间，马迁妄说，不可从也。然扬雄冯衍，皆称述其人，未可谓全无。想亦晋士之贤，当祀乡里者也。宋神宗时以帝命立庙绛州，立庙之故，乃以屡失皇子，郓王被疾，从吴处厚请，许焉。夫人主嗣息，天所笃生，一二下土之神能降疾夭，是何言之陋耶！人之不学，妄诞不经，贻讥国家，取笑来世。范史所云，典祀不修而爰居之类甚众，非孔孟复生不能正也。

历象

天有定舍，星有定次，要以鸟在午中，火在卯中，虚在子中，昴在酉中为正。次之与舍，古今相袭，不可移易。汉书律历志所载与尚书合，所以为正也。周礼亦然。以星土辨九州岛之地，在地封域，必当天星之分。秦汉以来，地分天次，往往因之。但日有岁差，不能尽如次舍之数，故尧时冬至日在虚，此时冬至日在箕。此日自为躔次，非可易地之子丑天之鸟火也。若必日之所次而移天之次以从之，与尚书周礼之法皆不相合，恐未可为定论耳。从来置闰之法谓十二朔已尽而周天之气未尽，是以置闰。畴人弟子所操以合天者，据日月交会之辰以定朔望，又以此验交食，亦不爽矣。第恐日之躔度既差，则黄道长短亦差；黄道既差，则所云气盈朔虚皆不尽存乎旧法，而节候前却亦差矣。夫置闰与交食不同，交食可以形测，置闰全在候气。今候气之法不传，未闻有截竹验灰诸事。可以交食之有验，遂保节候之无差乎？日躔既差，则斗建亦差。摄提孟陬，必不能盈缩进退，与日月相周旋，则今历所云某月建某辰者，皆舛错矣。一月交气之时，日之直建直除，又当与天道不合，则所举示以前民用者，皆不可据矣。汉章帝诏书云，先立春一日，则四分历之立春日也，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正此之谓，岂不大有妨于政化乎？张子之书谓必使交食法合乎闰法，而后历始无差。此今日所当亟讲求也。今时凝寒多在立春后，盛暑多在立秋后，或曰寒暑余气，固必甚乎正气，岂信然乎？窃恐置闰之误也。

所云敬授人时者，谓天时所至则以人事应之，如农祥正而东作兴，霜始降而百工休，一定之数是也。至于阴阳之变态，亦欲先见其端而节宣以政事，故又置灵台以观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所以揆星度之验，征六气之端，以应神明之变化。如将有水旱，则修预备之方，行罪己之令；将有兵戎，则谨嗜欲之端，饬边圉之防，简将帅之才，积刍粟之具之类。盖神明自有变化，凡若此者，以政事迎之，使灾未至而备先修，则万物实受其福焉尔。尝观纬书云，灵台之作，所以招太极之清泉，以兴稼穑之根。盖言天地之交，其理至微，六气之中，皆有灵液，所谓太极之清泉也。草木所以潜滋者，雨露之外，别有此泉以嘘煦其根，物皆赖之。人君行善，则此泉皆为百姓所用。正谷果蔬，无不繁茂。山泽之利，无不诞育，而稂莠螟螣不能与之相争。君行不善而使小人在位，则有生之物，其粗恶狼毒者得气有余，嘉禾仁鸟反受其至薄者，则政事为之也，是极不可不观象以知吉凶也。

灾异

春秋所谓灾者，有害于人物，随事而至者也。所谓异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也。灾者，往事之谴责；异者，来事之朕兆。因灾而改往事之失，因异而儆来事之悖，此弭异消灾之道也。灾者，已成之害也；异者，未至之灾也。非常可怪之物象，先事而至。以其先事，则害未成，若能修德改行，径可不害人物，有似父母教戒子姓之义。灾则随事而至，害及人物，虽欲改悔，靡所救药，有似刑罚既施，无容苟免之义。论害之及物，则灾轻于异；论天之爱人，则异重于灾。盖灾所伤者人物，异则有关宗社，有败纲常。灾止一方，异及天下。灾乃可见之害，异有不测之害。春秋多为天下记异，少为天下记灾。故公羊曰，异大于灾，是灾轻于异也。然而人至卑也，天至尊也，而人之怨恨必感于天，人之修德亦必动天。圣人能见天人之合，故天之所佑即圣所佑，天之所怒即圣所怒，天之所戒即圣所戒，天之所弃即圣所弃。圣人不敢自明其喜怒，惟恭行天地之喜怒，知天心欲人为善之切也，故为经以示人，谓夫六沴作见，若不共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以此警动愚暗，几其能改，既已能改，则六罚六极，厉万世而不一降，故曰天之爱人，异重于灾也。高宗饬己正事，成王反风岁熟，宋景不移股肱，皆克当天心，转溺为福。汉文之时，同日山崩二十九，文帝恐惧修省，海内乂安。自此以后，人君方欲敬天，而臣下导谀之习牢不可破，遂使难言之害反以别有所言蔽之，而为害愈深。如日食地震，发于同日，杜钦谷永皆云应在后宫。由后事观，果在后宫也。但非当时之许后，乃异日之二赵。又二赵之害，止于帝身与嗣，而绝汉祀者乃王太后家。经术之士能知变异之来由乎？后宫至于属诸何人、验于何时则不得而知，此疑似之误人也。又成帝时黑龙见东莱，以五行言之，汉得土德，水为土妃。黑者，后家之色。龙为君象，黑龙者，后家之人欲为君之所为也。东莱者，为害之人，自东方来也。谷永远引夏正，移诸同姓以掩其迹。又以赵氏之恶盖王氏之愆，斥言人主而不敢微刺权戚，诬天罔上，莫此为甚。虽帝怒欲诛永而王氏为之左右敕过交道厩勿追，此藏奸之误人也。张放骄痴，孺子未尝以奸恶着闻，安能感动阴阳，招致灾异。春秋二百余年，大自日食星变，小若昆虫草木，书于策者甚多，未闻为便嬖宠宰作也。时丞相御史皆王氏私人寮属掾吏，以类相从，故舍五侯专擅而遣放塞责，移此俪彼，攻其所不好以庇其所好，始则以许后出脱王凤，后则以张放出脱音根等，此嫁祸之误人也。博士行礼之日有雉飞之异，所历者三公之府及典宗庙骨肉之官，然后入内庭之殿。雉者听察，先闻雷声，今此雉见怪，亦得气之先者。时左右进言，此雉毛羽摧颓，若拘执者，疑有人故放以恐喝朝廷。王音辅政，深责言者而极陈其祸，似乎忠直矣，然末尝引退以避贤，此托诸空言之误人也。且奇兽异鸟、怪草殊木，生于近侧，集于屋间，识者犹知恶之，而况习天官之书，明五行之说者乎？亡何，上天谴告，乃知说灾异者以假借之言，悉皆揜覆，左右阿谀取宠，妄言其吉。公卿畏咎保位，莫告其凶，独一二谏臣呶呶争执，宜人主翫之厌之而不属意也。夫以人心测天心，以古事类今事，灾异之说鲜不验者，必也为人君者不但临事求言，当于平日观古，即不及观于平日，但于求言之时，命群臣诵述古事，得其近似者而以己意度之，庶几乎无忌讳之言而有言外之听，犹胜泛泛求言，使邪佞之党误引经传而奠敢指擿也。夫阴阳五行之理，和则相生，乖则相克。相和者，虽克而实生；相乖者，虽生而犹克也。和则天下之事无不可为，奸宄可化为良善，仇敌可绥为臣子；乖则一家之内、一人之身有此重彼轻、此乐彼忧之殊，而况物类之繁多，人情之谲诡，鬼神之变幻，其为沴为厉岂能免乎？所以致和则有由矣。水火金木土谷，用之必以时；人之筋力货财，使之必以节。饮食男女，必顾其德之所称、义之所宜选举先后；职任大小，必视其才德而位置之。闾阎之下，无冤抑之讼，无茕猾之人，无强御之家，无●诟之习。大顺之气，周流沛溢于两闲，皆消弭灾异之至理也。又樊准曰，调和阴阳，实在俭节。此语能恪守之，通乎上下，未必无小补也。

调燮

水火雷风之变，天地所以告人。人有刑罚所不能加者，恶有隐痛而不得见者，天地鬼神常因水火雷风以警戒之，使达人悟其理，愚夫怵其祸，皆不敢有为恶之事，且告人补救之道也。故三代之时，经术之士确然欲辅相造化，调变阴阳。刘向五行传总以致和消沴，非夸其知天也。京房比之疏矣。盖阴阳之气，相和而成雨泽，一施一受，气之和者也。阴气过急，阳气舒缓，不能成雨。阳气郁勃，阴气散漫，亦不成雨。受者急而施者缓，施者急而受者缓，皆谓不交。不交则不和，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是也。又日在西，虹非东，阴阳之失位者也，故天地不合而雨止。日在东，虹在西，阴阳之得位者也，故天地合而雨降。日之暍者，得月而解；雨之淫者，得风而疏。故曰日月风雨，所以成天地之和也。阳气在雨则温热，阴气薄而胁之，在外不入，转而成雹，故藏冰以御雹。大水亦阴盛，故与救日同法，用鼓伐阳以胜之，以其非祷祠之类，故不用牲，不求助于神也。阴阳相济，确有此理，求助于神，则为矫诬。经义言之详矣。饥馑者，百姓叛乱之萌芽也。赋敛重，钳网密，为乱之心已决，加以饥馑不恤，则乱作矣。方萌之始，可身自减省以弭之，可轻徭薄赋以谢之。古者谷不登，亏膳，灾屡至，损服。凶年不塈涂，其事与调燮同也。董仲舒治江都，每于阴阳错行，以春秋法推之，求雨闭诸阳，纵诸阴，止雨反是，未尝不见其效。至于火灾之对，则诚有未当者。刑狱大事，察词蔽罪，犹恐失中，岂可疑似揣摩，兴大狱之端？天心仁爱，必不以忍而诛之一语视彼下土，且学以明道，遇灾修省，天之道也。舍道而言，勿论效与不效，总不离于技，非儒者本务，又安得以诛杀为意？仰承彼苍以示弟子，亦不能辨，以其不务修者而与道不合，非厥师夙昔持论之本指也。仲舒因此不复言灾异，则体道之功益进矣。

月令

月令行政失时，则有咎征之应，皆以四孟四仲四季之气相为感召，其理颇微，盍使共晓，独言人事乎？春行夏令，太阳陵少阳也，以下陵上曰陵。少阳在前，太阳在后，进而夺其权，是陵上也。故在天为旱，在地为蚤落、为不收、为虫，在人为多疫，在国为多恐。旱者，云雨之蒸无力也。蚤落不收者，地气猥泄，物生不遂也。虫灾者，未夏先暖，蛰虫之属出户太遽，孳生蔓延，其类众多，孕育草木之上，感化土璞之下，纷纷皆是也。多疫者，春多氛雾，在太虚为有质，若非正气即为瘴疠，瘴疠着人，故为疫也。多恐者，盛大之气不以渐至，人感此气，危惙善惊，如服行气药过度，心常震憺危动，易惊也，皆气泄太蚤之害也。春行秋令，少阴陵少阳也。旧阴已尽，新阴未生，何从得此杀气？越序而乘权，由生气微弱，故杀气盛行，以下陵上也。在天为暴风雨，在地为恶草，在人为寇戎、为疫，皆有害于善类者也，皆杀气夺生气之害也。春行冬令，太阴陵少阳也，以阴乘阳，是陵上也。少阳用事，太阴宜伏，不伏而夺其权，尝发生而闭藏也。故在天则霜雪失宜，在地则种植多伤，在人则好搏击，在国则有恐惧，皆闭藏失时之害也。其曰国有大恐，行夏冬二令皆同。人之神明不畅遂，则日就缩减。缩减太过，恐栗作矣。丧胆夺魄，皆恐栗过也，故彼以发泄而恐，此以收敛而恐也。夏行秋令，少阴陵太阳也，太阳方盛，少阴遇之，宜伏反进而干预其事，是下陵上也。故在天则为苦雨，在地则害稼穑、伤草木，在人则多灾疫，在国则有兵革，皆杀气陵养气之害也。夏行冬令，太阴陵太阳也。阴不避阳，越序而陵之，以死气害生气，灾之大者也。故在天为雹、为风，在地枯草木、败城郭，在人物兵革不静、鸟兽不仁，皆死气乘生气之害也。土不克水，异之大者。土有常尊，王室之象，春秋谷洛之鬬，将毁王宫，王灵不振，土不自固，当克而反败也。夏行春令，少阳侵太阳也。本当代谢，留连不去，由正气过弱，故废气执权也。在天为暴风，在地则草木不实、蝗虫为灾，在人多欬病与迁徙。迁徙者火气既弱，不能生土，故民居不安，与败城郭同也。多欬者，肺气属金，既为夏令所克，又与春木相搏，肺气不宁，是以欬也，皆阳当盛反弱之害也。秋行冬令，太阴陵少阴也，以阴乘阴，皆曰陵也。少阴之时，太阴未壮，乃进而有为，此为阴气太甚，故在天为霜灾、为风雷之灾，在地草木蚤死、土寒冻坼，在人为盗贼、为兵戎，在物为介蛊，皆阴气太胜之害也。凡风雷皆气之发散，何以收敛过急而反见之？盖秋气虽收而其卦为观，尚有二阳在地上，骤以严阴锢之，勃发为风，奋激为雷也。螟者，食心虫也，气在外，故贼在内，是以阳气不收则有螟害。介虫刚在外而为躯壳，柔在内而为生气，故阴气过肃则为害也。虫生于贪，介虫者，贪吏之外刚内柔者也。秋行春令，少阳侵少阴也。类之相侵曰侵，前之逼后亦曰侵。阳德虽尊而出非其时，亦为不道。金当克木，木不受克，反乘其权，亦云戾矣。故在天为旱，在地五谷无实、草木再荣，阳气复还，客易主位，丰于外而歉于内也。在人为讹言、为解惰，在国为戎兵。戎兵者，木不受克，下人叛上之征也。言者，气所动也。气不收，故讹言作也。夏月暑湿，人皆解惰，今余暑未尽，益以暖风，故解惰不自克也，皆当杀而更生之害也。秋行夏令，太阳侵少阴也。当退而不退，间少阴之弱而久据其柄，贪位不舍，非时不道，当收敛而盛大，当薄寒而炎暑，比春令加甚焉。故在天为旱，在地为火灾。火宜敛藏者也，人不谨则延灼，不当夏而夏，人事故纵之也，火灾宜矣。又为虫之不藏，谷之复生，水之败宝窖也。在人则为鼽嚏，为疟。疟者，寒热相搏之证也，秋暑不解，人伤于暍，饮水纳凉无节，故为疟也。夏土湿奥，至秋而燥，秋行夏令，土不燥也。故川之方至，不以其时，窦窖之属皆败也，皆当肃反嬴之害也。屈宜咎曰，时绌举嬴，能无灾乎？此之谓也。冬行春令，少阳侵太阴也。太阴谢事而后少阳乘权，今不待时而遽侵太阴之权，易曰，壮于趾，征凶有孚。少阳于此，可谓壮趾，亦不道矣。故在地为水竭、为虫生，在人为流亡、为疥、为伤胎、为病、为逆象，月令言虫灾者入，皆气之不肃，不能杀虫，或先时遽生，或后时不藏，皆由于温暖也。水泉当动而反竭，微阳蚤泄，不成滋液也。流亡者，气不聚，故民亦不聚也。疥生于郁，阳令而阴时，其施不畅，故为郁也。以冬为春，反终为始，是为逆象，皆宜闭而更泄之害也。冬行夏令，太阳越序侵太阴也。水宜克火，火不受克，反侵其事，当密固而太泄，异亦大矣。故在天为暴风、为冬雷、为无雪，在地为大水、为冻解、为虫复出。诗曰，大风有隧，有空大谷，闭藏之时，大地育物。方当固其根荄，柰何有害物之风来自空谷乎？皆气不寒、不敛藏之害也。冬行秋令，少阴陵太阴也。以阴乘阴皆曰陵也。少阴者，肃杀之气，不可常在天地之间，故亟以闭藏敛之，战于干，劳于坎是也。冬行秋令，是有战伐而无休息，杀气妄行，物不得反其宅也。故在天则雨雪杂下、陨霜不杀，在地则虫生，在人则兵起。月令言兵起者十，皆杀气之盛也，当闭藏而杀气不息之害也。二分二至，时之中也，爽其令者，其沴必大。秋之与春，冬之与夏，五行之相克者也。爽其令者，其沴亦大，四气之相近，有留连不去者，有缘闲而起者，要以各有界际，不可踰越。若其相争，是为不道，或轻或重，稍有差别，亦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