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平有屡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学子叩吾以治国史宜读何书，辄沈吟久之而卒不能对。试思吾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书外，更何术以应此问？然在今日百学待治之世界，而读此浩瀚古籍，是否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许，姑且勿论。尤当问费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几？吾侪欲知吾祖宗所作事业，是否求之于此而已足？岂惟仅此不足，恐虽徧读隋、唐《志》、《明史》……等所著录之十数万卷，犹之不足也。夫旧史既不可得徧读，即徧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
吾前尝言，著书须问将以供何等人之读，今请申言此义：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观孔子欲得诸国史，求之甚艰。而魏史乃瘗诸汲冢中，虽不敢谓其必禁传读，要之其目的在珍袭于秘府而不在广布于公众，殆可断言。后世每朝之史，必易代而始布，故吾侪在今日尚无清史可读，此尤旧史半带秘密性之一证也。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则吾既言之矣。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与其人”，盖将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自余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专门之士。夫著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理固然也。读者在禄仕之家，则其书宜为专制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读者在绩学专门之士，则其书不妨浩瀚杂博奥衍，以待彼之徐整理而自索解。而在此两种读者中，其对于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殊非其所渴需。而一般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或反为其所厌忌。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此类之史，在前代或为其所甚需要。非此无以保社会之结合均衡，而吾族或早已溃灭。虽然，此种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而保存之则惟增其毒。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今之史家，当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
复次，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然而旧史家殊不尔尔，彼盖什九为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人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故纪事以宫廷为中心，而主旨在隐恶扬善。观《春秋》所因鲁史之文而可知也。其有良史，则善恶毕书，于是褒贬成为史家特权。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励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试观明、清以来饰终之典，以“宣付史馆立传”为莫大恩荣，至今犹然，则史之作用可推矣。故如魏收市佳传以骄侪辈，袁枢谢曲笔以忤乡人（看《北史》收传、《宋史》枢传），贤否虽殊，而壹皆以陈死人为鹄。后人评史良秽，亦大率以其书对于死人之态度是否公明以为断。乃至如各史及各省、府、县志，对于忠义节孝之搜访，惟恐不备。凡此皆求有以对死者也。此类观念，其在国民道德上有何等关系，自属别问题。若就史言史，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果何为者。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别自有其意义与其条件（此意义与条件，当于第七章说明之）。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复次，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及人物传之两种原素糅合而成。然衡以严格的理论，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科，曰“年代学”、曰“人谱学”，即“人名辞典学”，而皆可谓在史学范围以外。若是乎，则前表所列若干万卷之史部书，乃无一部得复称为史。若是乎，畴昔史学硕大无朋之领土，至是乃如一老大帝国，逐渐瓦解而无复余。故近代学者，或昌言史学无独立成一科学之资格，论虽过当，不为无见也。虽然，今之史学，则既已获有新领土。而此所谓新领土，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例如天文，自《史记·天官书》迄《明史·天文志》皆以星座躔度等记载充满篇幅，此属于天文学范围，不宜以入历史固也。虽然，就他方面言之，我国人何时发明中星，何时发明置闰，何时发明岁差，乃至恒星、行星之辨别，盖天、浑天之论争，黄道、赤道之推步……等等，此正吾国民继续努力之结果，其活动状态之表示，则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天文学为一事，天文学史又为一事。例如音乐，各史《律历志》及《乐书》、《乐志》详述五声十二律之度数，效祀铙歌之曲辞，此当委诸音乐家之专门研究者也。至如汉、晋间古雅乐之如何传授，如何废绝，六朝南部俚乐之如何兴起，隋、唐间羌胡之乐谱、乐器如何输入，来自何处，元、明间之近代的剧曲如何发展，此正乃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音乐学为一事，音乐史又为一事。推诸百科，莫不皆然。研究中国哲理之内容组织，哲学家所有事也。述哲学思想之渊源及其相互影响，递代变迁，与夫所产之结果，史家所有事也。研究中国之药剂证治，医家所有事也。述各时代医学之发明及进步，史家所有事也。对于一战争，研究其地形、阨塞、机谋、进止，以察其胜负之由，兵家所有事也。综合古今战役而观兵器、战术之改良进步，对于关系重大之诸役寻其起因，而推论其及于社会之影响，史家所有事也。各列传中，记各人之籍贯、门第、传统等等，谱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摭之以资矜式，教育家所有事也。观一时代多数人活动之总趋向，与夫该时代代表的人物之事业动机及其反响，史家所有事也。由此言之，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版图之事项，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无所让也。旧史家惟不明此区别，故所记述往往侵入各专门科学之界限，对于该学终亦语焉不详，而史文已繁重芜杂而不可殚读。不宁惟是，驰骛于此等史外的记述，则将本范围内应负之职责而遗却之，徒使学者读破万卷，而所欲得之智识仍茫如捕风。今之作史者先明乎此，庶可以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之于史之内矣。
复次，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孔子所修《春秋》，今日传世最古之史书也。宋儒谓其“寓褒贬，别善恶”；汉儒谓其“微言大义，拨乱反正”；两说孰当，且勿深论。要之，孔子作《春秋》别有目的，而所记史事，不过借作手段，此无可疑也。坐是之故，《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价值，此属别问题，若作史而宗之，则乖莫甚焉。例如二百四十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之徒犹云“鲁之君臣未尝相弑”（《礼记·明堂位》文）。又如狄灭卫，此何等大事，因掩齐桓公之耻，则削而不书（看闵二年《谷梁传》“狄灭卫”条下）。晋侯传见周天子，此何等大变，因不愿暴晋文公之恶，则书而变其文（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条下《左传》及《公羊传》）。诸如此类，徒以有“为亲贤讳”之一主观的目的，遂不惜颠倒事实以就之。又如《春秋》记杞伯姬事前后凡十余条，以全部不满万七千字之书，安能为一妇人去分尔许篇幅，则亦曰借以奖厉贞节而已。其他记载之不实、不尽、不均，类此者尚难悉数。故汉代今文经师谓《春秋》乃经而非史，吾侪不得不宗信之。盖《春秋》而果为史者，则岂惟如王安石所讥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顾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事实以惑后人，而其义亦随之而晦也。自尔以后，陈陈相因，其宗法孔子愈笃者，其毒亦愈甚，致令吾侪常有“信书不如无书”之叹。如欧阳修之《新五代史》、朱熹之《通鉴纲目》，其代表也。郑樵之言曰：“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章，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通志·总序》）此言可谓痛切。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当如格林威尔所云“画我须是我”。当如医者之解剖，奏刀砉砉，而无所谓恻隐之念扰我心曲也。乃至对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复次，吾前言人类活动相而注重其情态。夫摹体尚易，描态实难。态也者，从时间方面论，则过而不留。后刹那之态方呈，前刹那之态已失。从空间方面论，则凡人作一态，实其全身心理、生理的各部分协同动作之结果，且又与环境为缘。若仅为局部的观察，睹其一而遗其他，则真态终未由见。试任取一人而描其一日之态，犹觉甚难，而况史也者积千万年间千千万万生死相续之人，欲观其继续不断之全体协同动作，兹事抑谈何容易。史迹既非可由暝想虚构，则不能不取资于旧史。然旧史所能为吾资者，乃如儿童用残之旧课本，原文本已编辑不精，讹夺满纸，而复东缺一叶，西缺数行，油污墨渍，存字无几。又如电影破片，若干段已完全失却，前后不相衔接，其存者亦罅漏模糊，不甚可辨。昔顾炎武论春秋、战国两时代风尚之剧变，而深致叹息于中间百三十三年史文之阙佚（《日知录》卷十三）。夫史文阙佚，虽仅此百三十三年，而史迹之湮亡，则其数量云胡可算。盖一切史迹，大半藉旧史而获传。然旧史著作之目的，与吾侪今日所需求者多不相应。吾侪所认为极可宝贵之史料，其为旧史所摈弃而遂湮没以终古者实不知凡几。吾侪今日乃如欲研究一燹余之芜城废殿，从瓦砾堆中搜集断椽破甓，东拼西补，以推测其本来规制之为何若。此种事业备极艰辛，犹且仅一部分有成功希望，一部分或竟无成功希望。又不惟残缺之部分为然耳，即向来公认为完全美备之史料，例如正史，试以科学的眼光严密审查，则其中误者、伪者又不知凡几。吾侪今日对于此等史迹，殆有一大部分须为之重新估价。而不然者，则吾史乃立于虚幻的基础之上，而一切研索推论皆为枉费。此种事业，其艰辛亦与前等，而所得或且更微末。以上两种劳作，一曰搜补的劳作，二曰考证的劳作，皆可谓极不经济的、劳多而获少的。虽然，当知近百年来欧洲史学所以革新，纯由此等劳作导其先路。吾国史苟不经过此一番爬剔洗炼，则完善之作终不可期。今宜专有人焉，胼手胝足以耕以畬，以待后人之获。一部分人出莫大之劳费以为代价，然后他部分人之劳费，乃可以永节省，此吾侪今日应有之觉悟也。此两种劳作之下手方法，皆于第五章专论之，今不先赘。
复次，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此固由当时文字传写困难，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简单，未加组织之明证也。此例求诸古籍中，如《老子》，如《论语》，如《易传》，如《墨经》，莫不皆然。其在史部，则《春秋》、《世本》、《竹书纪年》皆其类也。厥后《左传》、《史记》等书，常有长篇记载，篇中首尾完具，视昔大进矣。然而以全书论，仍不过百数十篇之文章汇成一帙而已。《汉书》以下各史，踵效《史记》；《汉纪》、《通鉴》等踵效《左传》，或以一人为起讫，或以一事为起讫。要之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纪事本末体稍矫此弊，然亦仅以一事为起讫，事与事之间不生联络。且社会活动状态原不仅在区区数件大事，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吾不尝言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耶？夫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故真史当如电影片，其本质为无数单片，人物逼真，配景完整而复前张后张紧密衔接，成为一轴，然后射以电光，显其活态。夫舍单张外固无轴也。然轴之为物，却自成一有组织的个体，而单张不过为其成分。若任意抽取数片，全没却其相互之动相，木然只影，黏著布端，观者将却走矣。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是故不能仅以叙述毕乃事。必也有说明焉，有推论焉。所叙事项虽千差万别而各有其凑筍之处，书虽累百万言而筋摇脉注，如一结构精悍之短札也。夫如是，庶可以语于今日之史矣。而惜久求诸我国旧史界，竟不可得，即欧美近代著作之林，亦不数数觏也。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而凡治各专门学之人，亦须有两种觉悟。其一，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瞭。其二，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是故此种事业又当与各种专门学异其范围，而由史学专门家任之。昔自刘知几以迄万斯同皆极言众手修史之弊，郑樵、章学诚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为鹄，是皆然矣。虽然，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智识，虽才什左、马，识伯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然则当如之何？曰，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善乎黄宗羲之言，曰：“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明儒学案·发凡》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