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冥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天文学所研究之对象其与吾侪距离可谓最远，然而斯学之成为科学最早，且已决定之问题最多者。何也？其对象之为物较简单，且以吾侪渺小短促之生命与彼相衡，则彼殆可指为恒存而不坏。治此学者第一无资料罣漏之患，第二无资料散失之患，故成功最易焉。次如地质学、地文学等，其资料虽趋复杂，然比较的含固定性质，研究亦较易。次如生物学等，蕃变之态益甚，资料之选择与保存渐难矣。又如心理学等，其资料虽俯拾即是，无所谓散失与不散失，然而无具体的物象可指，且其态稍纵即逝，非有极强敏之观察力不能捉取，故学者以为难焉。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沈。而证据散失之涂径甚多，或由有意隐匿，例如清廷之自改实录（详第五章）；或由有意蹂躏，例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由一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遂为所淹没，例如唐修《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而大部分史籍悉沦没，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也；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斯则为例甚多，不可确举矣。要而言之，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又斯学所函范围太广，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视无睹也。合以上诸种原因，故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史学成就独晚，职此之由。
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觏也。一二事如此，他事则亦皆然。现代且然，而远古更无论矣。
孔子有言：“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与夫文献散佚之可为痛惜也。距今约七十年前，美国人有彭加罗夫（h．h．bancroft）者欲著一《加里佛尼省志》，竭毕生之力，倾其极富之家资，誓将一切有关系之史料搜辑完备，然后从事。凡一切文件，自官府公牍下至各公司各家庭之案卷帐簿，愿售者不惜重价购之，不愿售者展转借钞之，复分队派员诹询故老，搜其口碑传说。其书中人物有尚生存者，彼用种种方法巧取其谈话及其经历。如是者若干年，所丛集之资料盈十室。彼乃随时将其所得者为科学分类，先制成“长编式”之史稿，最后乃进而从事于真著述。若以严格的史学论，则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虽然，欲作一旧邦之史，安能以新造之加里佛尼省为比例？且此种“美国风”的搜集法，原亦非他方人所能学步。故吾侪今日之于史料，只能以抱残守缺自甘。惟既矢志忠实于史，则在此残缺范围内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也。吾故于此章探索史料之所在，且言其求得之之涂径，资省览焉。
得史料之涂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
（一）在文字记录以外者。
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
甲现存之实迹及口碑。此所谓实迹，指其全部现存者。质言之，则现代史迹，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吾侪居常慨叹于过去史料之散亡。当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吾侪今日不能将其耳闻目见之史实搜辑保存，得毋反欲以现代之信史责望诸吾子孙耶？所谓现在日日发生之事实，有构成史料之价值者何耶？例如本年之事，若粤、桂、川、湘、鄂之战争，若山东问题日本之提出交涉与我之拒绝，若各省议会选举之丑态，若京、津间中、交银行挤兑风潮，若上海商教联合会之活动，……等。凡此等事皆有其来因去果，将来在史上确能占有相当之篇幅，其资料皆琅琅在吾目前，吾辈不速为收拾以贻诸方来，而徒日日欷歔望古遥集，奚为也？其渐渐已成陈迹者，例如三年前学界之五四运动，如四年前之张勋复辟，如六年前之洪宪盗国，如十年前之辛亥革命，如二十年前之戊戌政变、拳匪构难，如二十五年前之甲午战役，……等等，躬亲其役或目睹其事之人，犹有存者。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如云：“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如云：“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无足采者。”（《游侠列传赞》）凡此皆用现存之实迹或口碑为史料之例也。
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前项所论，为实迹之全部，盖并其能活动之人与所活动之相皆具焉。本条所谓实迹者，其人与相皆不可得见矣，所留者仅活动制成品之一种委蜕而已。求诸西洋，例如埃及之金字塔及塔中所藏物，得此而五六千年前之情状略可见焉；如意大利之三四名都，文艺复兴时代遗物触目皆是，此普遍实迹之传留者也。例如入埃汾河之索士比亚遗宅，则此诗圣之环境及其性行宛然在望；登费城之议事堂，则美十三州制宪情状凑会心目，此局部实迹之传留者也。凡此者苟有一焉，皆为史家鸿宝。我国人保存古物之念甚薄，故此类实迹能全者日稀，然亦非绝无。试略举其例：如万里长城一部分为秦时遗物，众所共见也。如始皇所开驰道，参合诸书，尚能察其路线，而二千年来官驿之一部分多因其旧。如汉通西域之南北两道，虽中间一段沦于沙漠，而其沿袭至今者十尚六七。凡此之类，殆皆非人力所能湮废，而史家永世之宝也。又如今之北京城，其大部分为明永乐四年至十八年（西一四〇五至一四二〇）间所造，诸城堞宫殿乃至天坛、社稷坛等皆其遗构。十五世纪之都会，其规模如此其宏壮而又大段完整以传至今者，全世界实无此比。此外各地方之城市，年代更古者尚多焉。又如北京彰仪门外之天宁寺塔，实隋开皇时物，观此可以知六世纪末吾国之建筑术为何如。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佛像，为北魏太安迄太和间所造（西四五五至四九九），种类繁多，雕镌精绝。观此可以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之成绩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之关系。以之与龙门诸造象对照，当时佛教信仰之状况亦略可概见。如北京旧钦天监之元代观象仪器及地图等，观之可以见十六世纪中国科学之一斑也。昔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其实此等史料俯拾即是，吾不必侈语远者大者，请举吾乡一小事为例：吾乡一古屋，明中叶吾祖初迁时所建，累蚝壳为墙，墙厚二尺余，结构致密乃胜砖甓，至今族之宗嫡居焉。即此亦可见十五、六世纪时南部濒海乡村之建筑与其聚族袭产之规则。此宁非一绝好史料耶？夫国中实迹存留若此类者何限。惜旧史家除朝廷典章制度及圣贤豪杰言论行事外不认为史，则此等史料弃置不顾，宜也。今之治史者能一改其眼光，知此类遗迹之可贵而分类调查搜积之，然后用比较统计的方法编成抽象的史料，则史之面目一新矣。
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此为可遇而不可求之事，苟获其一，则裨益于史乃无量。其最显著之例，如六十年前意大利拿波里附近所发见之邦渒古城，盖罗马共和时代为火山流焰所盖者，距今垂二千年矣。自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此种意外史料，他国罕闻。惟我国当民国八年曾在直隶巨鹿县发见一古城，实宋大观二年（西一一零八）被黄河淹没者，距今垂九百年矣。惜乎国无政而民无学，一任遗迹散佚破坏以尽，所留以资益吾侪者甚希。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宁非快事？然吾因此而忽涉遐想，以为数千年来河患如彼其剧，沿旧河道两岸城邑如巨鹿之罹厄者或不止一次、不止一处，颇冀他日再有发现焉。若果尔者，望国人稍加注意，毋任其如今度之狼藉也。
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古器物为史料之一部分，尽人所能知也。器物之性质有能再现者，有不能再现者。其不能再现者，例如绘画、绣织及一般衣服、器具等，非继续珍重收藏不能保存。在古代未有公众博物院时，大抵宫廷享祚久长贵族阀阅不替之国，恒能护传此等故物之一部分。若如中国之惯经革命且绝无故家遗族者，虽有存焉寡矣。今存画最古者极于唐，然已无一帧焉能确辨其真赝。壁画如岱庙所涂，号称唐制，实难征信。惟最近发见之高昌一壁，称绝调矣。纸绢之画及刻丝画，上溯七八百年前之宋代而止。至衣服及其他寻常用具，则清乾嘉遗物已极希见，更无论远昔也。故此类史料，在我国可谓极贫乏焉。其能再现者，则如金石陶甋之属，可以经数千年瘗土中，复出而供吾侪之揅索。试举其类：（1）曰殷周间礼器。汉许慎《说文序》，言“郡国往往于山川间得鼎彝”，是当时学者中已有重视之者。而搜集研究，曾无闻焉。至宋代始启端绪，寻亦中绝。至清中叶以后而极盛。据诸家所记，有文字款识之器宋代著录者六百四十三，清代著录者二千六百三十五，而内府所藏尚不与焉。此类之器，除所镌文字足补史阙者甚多，当于次条别论外。吾侪观其数量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崇尚此物之程度；观其种类之异，可以想见当时他种器物之配置；观其质相之纯固，可以想见当时铸冶术之精良；观其花纹之复杂优美，图案之新奇渊雅，可以想见当时审美观念之发达。凡此皆大有造于史学者也。（2）曰兵器。最古者如殷、周时之琱戈、矢镞等，最近者如汉、晋间弩机等。（3）曰度量衡器。如秦权、秦量、汉建初尺、新莽始建国尺、晋前尺、汉量、汉钟、汉钫、汉斛等，制度之沿革可考焉。（4）曰符玺。上自秦虎符，下迄唐宋鱼符，又秦、汉间玺印、封泥之属，出土者千数。于研究当时兵制、官制多所补助。（5）曰镜属。自秦、汉至元、明，比其年代，观其款识，可以寻美术思想发展之迹。（6）曰货币。上溯周末列国，下迄晚清，条贯而絜校之，盖与各时代之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也。此六者皆铜器之属，此外铜制杂器存者尚多，不备举。铜在诸金属中比较的能耐久，而冶铸之起原亦较古，故此类史料之供给称丰富焉。然金属器一毁即亡，故失亦甚易。观宋器今存者百不一二，可推知也。清潘祖荫谓古代金属器，在秦、后汉、隋、后周、宋、金曾经六厄，而随时沈霾毁弃、盗铸改为者尚不与焉。晚近交通大开，国内既无专院以事搜藏，而胡贾恒以大力负之以走，凡百古物，皆次第大去其国。昔之丰富者，今转涸竭，又不独铜器为然矣。（7）曰玉石。古玉镌文字者少，故难考其年代，然汉以前物传至今者确不乏，以难毁故也。吾侪研究古玉，亦可以起种种联想。例如观其雕纹之美，可知其攻玉之必有利器；观其流行之盛，可推见古代与产玉区域交通之密，此皆足资史料者也。至石刻研究，则久已成专门之学。自岐阳石鼓、李斯刻石，以迄近代，聚其搨片，可汗百牛。其文字内容之足裨史料者几何，下条论之，兹不先赘。至如观所刻儒、佛两教所刻之石经，可以想见古人气力之雄伟，且可比较两教在社会上所凭藉焉。又如观汉代各种石刻画像，循溯而下，以至魏、齐造像，唐昭陵石马，宋灵岩罗汉，明碧云刻桷，清圆明雕柱等，比较研究，不啻一部美术变迁史矣。又如桥柱、井阑、石阙、地莂等类，或可以睹异制，或可以窥殊俗，无一非史家取材之资也。（8）曰陶瓷。吾国以制瓷擅天下，外人至以吾国名名斯物。今存器孔多，派别尤众，治者别有专家，不复具论。陶器比来出土愈富，间有碎片，范以极奇古之文字，流传当出三代上。综此两物，以观其递嬗趋良之迹，亦我民族艺术的活动之一表征也。（9）曰瓦砖。我族以宅居大平原之故，石材缺乏，则以人造之砖瓦为建筑主要品，故斯物发达最早，且呈种种之进步。今之瓦当砖甋，殆成考古一专科矣。（10）曰地层中之石器。兹事在中国旧骨董家曾未留意，晚近地质学渐昌，始稍有从事者。他日研究进步，则有史以前之生活状态可以推见也。器物本人类活动结果中之一小部分，且其性质已纯为固定的，而古代孑遗之物又不过此小部分之断片耳。故以上所举各项在史料中不过占次等位置，或对于其价值故为夸大，吾无取焉。虽然，善为史者，固可以举其所闻所见无一而非史料，岂其于此可宝之故物而遗之？惟史学家所以与骨董家异者，骨董家之研究贵分析的而深入乎该物之中；史学家之研究，贵概括的而横通乎该物之外。吾前所论列，已略示其端倪。若循此而更进焉，例如当其研究铜器也，则思古代之中国人何以特精范铜而不能如希腊人之琢石；当其研究瓷器也，则思中古之中国人何以能独擅窑窯而不能如南欧人之制玻璃。凡此之类，在在归纳诸国民活动状况中，悉心以察其因果，则一切死资料皆变为活资料矣。凡百皆然，而古物其一端耳。
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影。实物之以原形原质传留至今者，最上也。然而非可多觏。有取其形范以图之，而图范获传于今，抑其次也。例如汉、晋之屋舍、灶硙、杵臼，唐人之服装、髻形、乐器及戏剧面具，今日何由得见。然而有殉葬之陶制明器，殊形诡类至伙，若能得一标准以定其年代，则其时社会状况，仿佛可见也。又如唐画中之屋宇、服装、器物及画中人之仪态，必为唐时现状或更古于唐者，宋画必为宋时现状或更古于宋者，吾侪无论得见真本或摹本，苟能用特殊的观察，恒必有若干稀奇史料可以发见。则亦等于间接的目睹矣。夫著作家无论若何淹博，安能尽见其所欲见之物？从影印本中间接复间接以观其概，亦慰情胜无也已。
（二）文字记录的史料。
前项所论记录以外的史料，时间空间皆受限制。欲作数千年之史，而记述又亘于社会之全部，其必不能不乞灵于记录明矣。然记录之种类亦甚繁，今当分别论列之。
甲旧史。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吾侪应认为正当之史料，自无待言。虽然，等是旧史也，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学识、所著书之宗旨体例等种种差别，而其所含史料之价值亦随而不同。例如《晋书》所以不餍人望者，以其修史年代与本史相隔太远，而又官局分修，无人负责也。《魏书》所以不餍人望者，以魏收之人格太恶劣，常以曲笔乱事实也。《元史》所以不餍人望者，以纂修太草率，而董其事者又不通蒙古语言文字也。《新五代史》自负甚高而识者轻之，以其本属文人弄笔，而又附加以“因文见道”之目的，而史迹乃反非其所甚厝意也。此仅举正史数部以为例，其余编年别史杂史等皆然，持此义以评衡诸史，则价值标准其亦什得四五矣。
人物本位之史，既非吾侪所尚，然则诸史中列传之价值不锐减耶？是又不然。列传之价值，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苟史中而非有“各色人等”之列传者，则吾侪读史者将惟见各时代中常有若干半人半兽之武夫出没起伏，聚众相斫，中间点缀以若干篇涂民耳目之诏令、奏议，史之为史，如是而已。所谓社会，所谓文化，何丝豪之能睹？旧史之作列传，其本意固非欲以纪社会纪文化也。然人总不能不生活于社会环境之中，既叙人则不能不涉笔以叙及其环境，而吾侪所最渴需之史料，求诸其正笔而不得者，求诸其涉笔而往往得之。此列传之所为可贵也。
既如是也，则对于旧史之评价又当一变。即以前所评四书言之，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例如《魏书》，其秽固也，虽然，一个古人之贞邪贪廉等，虽纪载失实，于我辈何与，于史又何与？只求魏收能将当时社会上大小情态多附其书以传，则吾所责望于彼者已足，他可勿问也。例如《元史》，猥杂极矣，其中半录官牍，鄙俚一仍原文。然以较《北周书》之“行文必《尚书》，出语皆《左传》”，孰为真面目，孰为可据之史料？则吾毋宁取《元史》也。是故吾侪若以旧史作史读，则马、班犹不敢妄许，遑论余子？若作史料读，则二十四史各有短长，略等夷耳。若作史读，惟患其不简严。简严乃能壹吾趋向，节吾精力。若作史料读，惟患其不杂博。杂博乃能扩吾范围，恣吾别择。昔万斯同作《明史稿》，尝自言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清国史馆《斯同传》）吾辈于旧史皆作史稿读，故如斯同书之繁博，乃所最欢迎也。既如是也，则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试举其例：吾侪读《尚书》、《史记》，但觉周武王伐罪吊民之师，其文明程度殆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谁复能识“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且吾不尝言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亮南征事仅得二十字耶？然常璩《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吾侪所以得知兹役始末者，赖璩书也。至如元顺帝系出瀛国公，清多尔衮烝其太后，此等在旧史中不得不谓为极大之事，然正史曷尝一语道及？欲明真相，非求诸野史焉不可也。是故以旧史作史料读，不惟陈寿与魏收可以等夷，视司马迁、班固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
乙关系史迹之文件。此等文件，在爱惜文献之国民，搜辑宝存，惟力是视。例如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美之《十三州宪法》，其原稿今皆珍袭，且以供公众阅览。其余各时代公私大小之文件稍有价值者，靡不罗而庋之。试入各地之图书馆、博物馆，橱中琅琅盈望皆是也。炯眼之史家，得此则新发明日出焉。中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抑甚易，且所宝惟在美术品，其有裨史迹者至微末。今各家著录墨迹大率断自宋代，再上则唐人写经之类，然皆以供骨董摩挲而已。故吾国此类史料其真属有用者，恐不过上溯三四百年前物极矣。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则档案与函牍也。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永消灭。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乎其人之史识。其极贵重之史料，被史家轻轻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终古者，殆不知凡几也。二千年间，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计复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现存者之运命亦危若朝露。吾三十年前在京师，曾从先辈借观总理衙门旧档钞本千余册，其中关于鸦片战役者便四五十册，他案称是。虽中多极可笑之语，然一部分之事实含在焉，不可诬也。其中尤有清康熙间与俄、法往复文件甚多，其时法之元首则路易十四，俄之元首则大彼得也。试思此等文件，在史料上之价值当居何等？今外交部是否尚有全案，此钞本尚能否存在，而将来所谓“清史”者，能否传其要领于百一，举在不可知之数。此可见档案之当设法简择保存，所关如是其重也。至于函牍之属，例如明张居正《太岳集》及晚清胡、曾、左、李诸集所载，其与当时史迹关系之重大，又尽人所知矣。善为史者，于此等资料断不肯轻易放过，盖无论其为旧史家所已见所未见，而各人眼光不同，彼之所弃，未必不为我之所取也。
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类，旧史家认为极重要之史料，吾侪亦未尝不认之。虽然，其价值不宜夸张太过。盖一个人之所谓丰功伟烈、嘉言懿行在吾侪理想的新史中本已不足轻重，况此等虚荣溢美之文，又半非史实耶？故据吾所立标准以衡量史料，则任昉集中矞皇庄重之《竟陵文宣王行状》其价值不如彼叙述米盐琐屑之《奏弹刘整》。而在汉人文中，蔡邕极有名之十余篇碑诔其价值乃不敌王褒之一篇游戏滑稽的《僮约》。此非好为惊人之论，盖前者专以表彰一个人为目的，且其要点多已采入旧史中。后者乃描述当时社会一部分之实况，而求诸并时之著作，竟无一篇足与为偶也。持此以衡，其孰轻孰重，不已较然可见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试举其例：
群经之中如《尚书》，如《左传》，全部分殆皆史料。《诗经》中之含有史诗性质者亦皆属纯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余如《易经》之卦辞、爻辞，即殷、周之际绝好史料。如《诗经》之全部分，如《仪礼》，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绝好史料。因彼时史迹太缺乏，片纸只字皆为瑰宝，抽象的消极的史料，总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以此递推，则《论语》、《孟子》，可认为孔、孟时代之史料。《周礼》中一部分，可认为战国史料。二戴《礼记》，可认为周末汉初史料。至如小学类之《尔雅》、《说文》等书，因其名物训诂，以推察古社会之情状，其史料乃益无尽藏也。在此等书中搜觅史料之方法，当于次章杂举其例。至原书中关于前代事迹之记载，当然为史料的性质，不必更论列也。
子部之书，其属于哲学部分，如儒、道、墨诸家书，为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属于科学部分，如医术、天算等类书，为各该科学史之主要史料。此众所共知矣。书中有述及前代史迹者，当然以充史料，又众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盖甚多。大率其书愈古，其料愈可宝也。若夫唐、宋以后笔记类之书，汗牛充栋，其间一无价值之书固甚多。然绝可宝之史料，往往出其间，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识之而已。
集部之书，其专纪史迹之文，当然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纯文学的”之文，如诗辞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白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章学诚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韩柳年谱书后》）可谓知言。
非惟诗古文辞为然也，即小说亦然。《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
又岂惟书籍而已，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试举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帐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瑰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于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
辑本。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观牛弘“五厄”之论，可为浩叹。他项书勿论，即如《隋书·经籍志》中之史部书，倘其中有十之六七能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高僧传》等同其运命，原本流传以迄今日者，吾侪宁不大乐？然终已不可得。其稍弥此缺憾者，惟恃类书。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本身原无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佚，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古籍中近于类书体者为《吕氏春秋》，而三代遗文赖以传者已不少。现存类书，自唐之《艺文类聚》，宋之《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以迄清之《图书集成》等，皆卷帙浩瀚，收容丰富。大抵其书愈古，则其在学问上之价值愈高，其价值非以体例之良窳而定，实以所收录古书存佚之多寡而定也。类书既分类，于学者之检查滋便，故向此中求史料所得往往独多也。
自清乾隆间编四库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逸书多种，尔后辑佚之风大盛。如《世本》、《竹书纪年》及魏、晋间人所著史，吾辈犹得稍窥其面目者，食先辈搜辑之赐也。
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欧洲近代学者之研究埃及史、巴比伦史，皆恃发掘所得之古文籍。盖前此臆测之词，忽别获新证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中国自晋以后，此等再发现之古书见于史传者凡三事：其一在西晋时，其二在南齐时，其三在北宋时，皆记录于竹木简上之文字也。原物皆非久旋佚，齐、宋所得，并文字目录皆无传。其在学界发生反响者，惟西晋所得，即前所述汲冢竹书是也。汲冢书凡数十车，其整理写定者犹七十五卷，当时盖为学界一大问题，学者之从事研究者，有束晳、王接、卫恒、王庭坚、荀勖、和峤、续咸、挚虞、谢衡、潘滔、杜预等，其讨论概略尚见史籍中。其原书完整传至今者，惟一《穆天子传》耳。其最著名之《竹书纪年》，则已为赝本所夺。尤有《名》及《周食田法》等书，想为极佳之史料，今不可见矣。而《纪年》中载伯益、伊尹、季历等事，乃与儒家传说极相反，昔人所引为诟病者，吾侪今乃藉睹历史之真相也。《穆传》所述，多与《山海经》相应，为现代持华种西来说者所假借。此次发见之影响，不为不巨矣。
最近则有从甘肃、新疆发见之简书数百片，其年代则自西汉迄六朝，约七百年间物也。虽皆零缣断简，然一经科学的考证，其裨于史料者乃无量。例如简、缣、纸三物代兴之次第，隶、草、楷字体迁移之趋势，乃至汉、晋间烽堠地段、屯戍状况，皆可见焉。吾侪因此转对于晋、齐、宋之三度虚此发见，不能无遗憾也。
最近古籍之再现，其大宗者则为甘肃之敦煌石室。中以唐人写佛经为最多，最古者乃上逮苻秦（四世纪中叶）。其上乘之品，今什九在巴黎矣。而我教育部图书馆拾其余沥，犹得七千余轴。私人所分弆亦千数，此实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见也。其间古经史写本足供校勘者与夫佛经在今大藏外者皆甚多。不可枚举。其他久佚之著作，亦往往而有。以吾所知，如慧超《往五天竺传》，唐末已亡，忽于此间得其残卷，与法显、玄奘之名著鼎足而三，宁非快事？惜其他诸书性质以传钞旧籍为主，裨助新知稍希。然吾确信苟有人能为统括的整理研究，其陆续供给史界之新资料必不乏也。
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为最可宝之史料，无俟喋陈。例如有含摩拉比（hammurabi）之古柱而巴比伦之法典略明，有阿育王之丰碑而印度佛教传播之迹大显。西方古代史迹，半取资于此途矣。惜我国现存金石，其关于典章文物之大者颇少。以吾侪所闻诸史乘者，如春秋时郑有刑书，晋有刑鼎，其目的盖欲将法律条文镂金以传不朽。然三代彝器出土不乏，而此类之鸿宝阙如，实我学界一大不幸也。
金石之学，逮晚清而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骨甲文。今顺次以论其对于史料上之价值。
自来谈石刻者，每盛称其大有造于考史。虽然，吾不敢遽为此夸大之词也。中国石刻除规模宏大之石经外，造像经幢居十之五，铭墓文居十之四。造像经幢中文字无关考史，不待问也。铭墓文之价值，其有以愈于彼者又几何？金石家每刺取某碑志中述某人爵里年代及其他小事迹与史中本传相出入者，诧为瑰宝，殊不知此等薄物细故，在史传中已嫌其赘。今更补苴罅漏，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吾侪光阴恐不应如是其贱。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其中确有价值者，例如唐建中二年（西七八一）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基督教初入中国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叙里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如元至正八年刻于居庸关之佛经，书以蒙古、畏兀、女真、梵、汉五体。祥符大相国寺中有元至元三年圣旨碑，书以蒙古、畏兀、汉字三体。元至正八年之《莫高窟造象记》，其首行有书六体，异族文字，得借此以永其传。如唐长庆间（八二一至八二四）之《唐蕃会盟碑》，将盟约原文刻两国文字，可以见当时条约格式及其他史实。如开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佚碑，可证犹太人及犹太教入中国之久。诸如此类，良可珍贵。大抵碑版之在四裔者，其有助于考史最宏。如东部之《丸都纪功刻石》（魏正始间），《新罗真兴王定界碑》（陈光大二年），《平百济碑》（唐显庆三年），《刘仁愿纪功碑》（唐麟德龙翔间）等。西部之《裴岑纪功刻石》（汉永和二年），《沙南侯获刻石》（汉永和五年），《刘平国作关城颂》（无年月），《姜行本纪功颂》（唐贞观十四年），《索勋纪德碑》（唐景德元年）等。北部之《苾伽可汗碑》（唐开元二十三年），《阙特勤碑》（唐开元二十年），《九姓回鹘可汗碑》（无年月，亦唐刻）等。南部之《爨宝子碑》（晋大亨四年），《爨龙颜碑》（刘宋大明二年），《平蛮颂》（唐大历十二年），《大理石城碑》（宋开宝五年）等，皆迹存片石，价重连城。何则？边裔之事，关于我族与他族之交涉者甚巨，然旧史语焉不详，非借助石刻而此种史料遂湮也。至如内地一般铭窆之文，苟冢中人而无足重轻者，吾何必知其事迹？其人如为历史上重要人物，则史既已有传，而碑志辞多溢美，或反不足信，是故其裨于史料者乃甚希也。研究普通碑版，与其从长篇墓铭中考证事迹，毋宁注意于常人所认为无足重轻之文与夫文中无足重轻之字句。例如观西汉之《赵王上寿》、《鲁王泮池》两刻石之年号，而知当时诸侯王在所封国内各自纪年。观汉碑阴所纪捐钱数，而略推当时之工价物价。此所谓无足重轻之字句也。例如观各种买地莂，可察社会之迷信，滑稽的心理。观元代诸圣旨碑，可见当时奇异之文体及公文格式。此所谓无足重轻之文也。
吾从石刻中搜史料，乃与昔之金石学家异其方向。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试举其例：吾尝从事于石画的研究，见汉石有画无数，魏、晋以后则渐少，以至于绝。此何故者？石画惟山东最多，次则四川，他省殆无有。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见造像惟六朝时最多，前乎此者无有，后乎此者则渐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齐独多，南朝及北周则极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龙门造像千余龛，魏、齐物什而七八，隋刻仅三耳。而山东之千佛、云门、玉函诸山殆皆隋刻，直隶之宣雾山、南响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经幢代造像以兴，迄唐而极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后而此类关于佛教之小石刻，殆皆灭绝。此又何故者？历代佛教徒所刻佛经，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经、道经则甚希。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墓文的研究，见北魏以后，墓志如鲫，两汉则有碑而无志。此何故者？南朝之东晋、宋、齐、梁、陈墓文极稀，不逮并时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过随举数例，若采用吾法，则其可以综析研究之事项更甚多，固无待言。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后寻其原因，前文所谓“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无论何项，其原因皆甚复杂而与社会他部分之事实有种种联带关系，则可断言也。此种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琐碎无用，实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项，吾统观而概想之，则当时四五百年间社会迷信之状况能活现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与时代的蜕变，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从旧史中得如此明确之印象，盖甚难也。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属此种。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为主。吾前已曾言其美术方面之价值矣，今更从文字款识上有所论列。金文证史之功，过于石刻。盖以年代愈远，史料愈湮，片鳞残甲，罔不可宝也。例如周宣王伐狁之役，实我民族上古时代对外一大事，其迹仅见《诗经》而简略不可理及小盂鼎、虢季子白盘、不其敦、梁伯戈诸器出世，经学者悉心考释，然后兹役之年月、战线、战略、兵数皆历历可推。又如西周时民间债权交易准折之状况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书中一无可考。自曶鼎出，推释之即略见其概，余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典章制度之藉以传者盖多矣。又如秦《诅楚文》，于当时宗教信仰情状、两国交恶始末皆有关系，虽原器已佚，而摹本犹为瑰宝也。若衡以吾所谓抽象的史料者，则吾曾将金文中之古国名试一搜集，竟得九十余国，其国在春秋时已亡者，盖什而八九矣。若将此法应用于各方面，其所得必当不乏也。至如文字变迁之迹赖此大明，而众所共知，无劳喋述矣。
距今十五六年前，在河南安阳县治西五里之小屯得骨甲文无数，所称“殷虚书契”者是也。初出时，世莫识其文，且莫能名其为何物。十年来经多数学者苦心钻索，始定其为龟甲兽骨之属，其发见之地为殷故都，其所椠为殷时文字，字之可识者略已过千，文亦寖可读。于是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盖吾侪所知殷代史迹除《尚书》中七篇及《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外，一无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此项甲文中所含史料，当于叙述殷代史时引用之，今不先举。要之此次之发见，不独在文字源流学上开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体，吾不惮昌言也，金石证史之价值，此其最高矣。
庚外国人著述。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著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我国与西亚及欧、非诸文化国既窎隔，亘古不相闻问。其在西北徼与我接触之民族虽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无之，遑论著述。印度文化至高，与我国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悦冥想，厌贱世务，历史观念低至零度。故我国犹有法显、玄奘、义净所著书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宝笈。然而印度硕学，曾游中国者百计，梵书记中国事者无闻焉。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唐时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内有述黄巢陷广东情状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其欧人空前述作，则惟马哥波罗一游记，欧人治东学者至今宝之。次则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国部分未之及，仅足供西北徼沿革兴废之参考而已。五六十年以前欧人之陋于东学，一如吾华人之陋于西学，其著述之关于中国之记载及批评者，多可发噱。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为吾侪所万不可不读。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虽然，仅能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闻有从事于中国通史者。盖兹事艰巨，原不能以责望于异国人矣。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
以上所列举，虽未云备，然史料所自出之处，已略可见。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谓“取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无限感慨，则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其藏书画器物之地，又大率带半公开的性质，市民以相当的条件，得恣观览。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丛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某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粲然矣。中国则除器物方面绝未注意保存者不计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为最富。然此等书号为“中秘”，绝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见。而以中国之野蛮革命赓续频仍，每经丧乱，旧藏荡焉。例如董卓之乱，汉献西迁，兰台石室之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梁元帝败没于江陵，取天府藏书绕身焚之，叹曰：“文武之道，尽今日矣。”此类惨剧，每阅数十百年，例演一次。读《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等所记述，未尝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弆藏，或以子孙不能守其业，或以丧乱，恒阅时而灰烬荡佚。天一之阁，绛云之楼，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即如吾本章所举各种史料，试问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则亦等于贫子说金而已。即勉强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过供彼一人之揅索，而社会上同嗜者终不获有所沾润。如是而欲各种学术为平民式的发展，其道无由。吾侪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亡，宜设法置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一国人共之，则所以胥谋焉以应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