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种族不一，而其学术思想之源泉，则皆自黄帝子孙（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来也。黄族起于西北，战黄河流域之蛮族而胜之，浸昌浸炽，遂遍大陆。太古之事，

搢绅先生难言焉，第弗深考。今画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而此时代中复画为小时代者四。其图如下：

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常密切。上古之历史，至黄帝而一变，

至夏禹而一变，至周初而一变，至春秋而一变。故文明精神之发达，亦缘之以为界焉。黄帝之书，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者二十余种，班氏既一一明揭其依托，今所存《素问》《内经》等，亦其一也。黄帝时代，其文学之发达不能到此位，固无待言。要其进步之信而有征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历象，曰作乐律，曰兴医药是也。黄帝四征八讨，东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逐荤粥。盖由经验之广，交通之繁，屡战异种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识交换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烂然扬光华也。及洪水之兴，下民憔悴，全国现象，生一顿挫。禹抑洪水，乘四载，遍九州，经验益广，交通益繁，玄圭告成，帝国乃立。故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其时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皆渐发生。《禹贡》之制度，《洪范》之理想（《洪范》虽箕子所述，其称传自神禹，必非尽诬），皆为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自禹以后垂千年，黄族各部落并立，休养生息。逮于周初，中央集权之势益行，菁华渐集于京师。周公兼三王，作官礼（近儒多攻《周官》为伪书，《周官》虽或有后人窜附，然岂能一笔抹煞耶？攻之者盖有二蔽：一由过崇教主，视孔子以前之文明若无物焉；二由不通人群进化之公例，见其中有许多制度不脱蛮野思想习俗者，便以为古圣人岂当有此，皆有所毗而生迷因也），文王系《易》，而《诗》《书》亦烂然大完，古代学术思想之精神条理，于是乎粗备。洎及春秋，兼并渐行，列国盟会征伐，交通益频数。南、北两思潮渐相混合，磅礴郁积，斯达极点。于是孔子生而全盛时代来矣。

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盖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即天然界近于地文学范围者）之状态，能使初民（此名词从侯官严氏译，谓古代最初之民族也）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为群利也。请一一论次之。

中国无宗教，无迷信，此就其学术发达以后之大体言之也。中国非无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于切实，故迷信之力不甚强，而受益受敝皆少。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与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颇近，但其语圆通，不似彼之拘墟迹象，易滋人惑。综观经传所述，以为天者，生人生物，万有之本原也（《诗》“天生烝民”，《书》“惟阴骘下民”，《礼记》“万物本乎天”）；天者有全权，有活力，临察下土者也（《诗》“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瘼”。又，“天监在下，有命既集”）。天者有自然之法则，以为人事之规范，道德之基本也（《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书》“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故人之于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为基焉。

各国之尊天者，常崇之于万有之外，而中国则常纳之于人事之中，此吾中华所特长也。中国文明起于北方，其气候严寒，地味确瘠，得天较薄。故其人无余裕以驰心广远，游志幽微，专就寻常日用之问题，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独倚于实际。凡先哲所经营想象，皆在人群国家之要务。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国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来而在现在。是故人伦亦称天伦，人道亦称天道。《记》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此所以虽近于宗教，而与他国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群进化第一期，必经神权政治之一阶级，此万国之所同也。吾中国上古虽亦为神权时代，然与他国之神权，又自有异。他国之神权以君主为天帝之化身，中国之神权以君主为天帝之雇役。故寻常神权之国，君主一言一动，视之与天帝之自言自动等。中国不然，天也者，统君民而并治之也。所谓天秩天序天命天讨，达于上下，无贵贱一焉。质而言之，则天道者，犹今世之宪法也。欧洲今世，君民同受治于法之下；中国古代，君民同受治于天之下。不过法实而有功，天远而无效耳。但在邈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谓文明想象力之独优也。泰西皆言君主无责任（古代神权之无责任，以其为天帝之化身也；今世立宪之无责任，归其责于大臣，使人人不必有所顾忌，得以课其功罪也。过渡时代，不得不然也），惟中国则君主有责任。责任者何？对于天而课其功罪也。日食彗见，水旱蝗螟，一切灾异，君主实尸其咎。此等学说，以今日科学家之眼视之，可笑孰甚，而不知其有精义存焉也。其践位也，荐天而受；其殂死也，称天而谥。《春秋》所谓“以天统君”，盖虽专制而有不能尽专制者存。此亦神权政体之所无也。不宁惟是，天也者非能谆谆然命之者也，于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于是无形之天，忽变为有形之天。他国所谓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国所谓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则所谓天之秩序命讨者，实无异民之秩序命讨也，立法权在民也；所谓君主对于天而负责任者，实无异对于民而负责任也，司法权在民也。然则中国古代思想，其形质则神权也，其精神则民权也（虽其法不立，其效不睹，然安可以责诸古代）。当邃古之初而有此，非伟大之国民，其孰能与于斯！

古代各国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动物者，所在皆是。中国前古虽亦多神，然所拜者皆稍高尚，而兼切于人事者也。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地之祭，几于一神，尚矣；社稷者，切于农事者也；五祀者，门户、井灶、中溜，皆关于日用饮食者也。吾国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实际，即此亦可以见之。且其中尤有最重特异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国族制之发达最备，而保守之性质亦最强，故于祭天之外，祀祖为重。所谓天神、地祇、人鬼，凡称鬼者，皆谓先祖也。孔子谓“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言三代思想之变迁，于其事鬼神之间，最注意焉。初民之特质则然也，尊祖之极，常以之与天并重（《墨子》天、鬼并称最多）。《记》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书》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记》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盖常视其祖宗之权力，几与天并。此亦中国人与外国特异之点也。此等思想，范围数千年，至今不衰。

要而论之，胚胎时代之文明，以重实际为第一义。重实际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为人伦之模范也；重实际故重经验，其尊祖也，皆取以为先例之典型也。于是乎由思想发为学术。其握学术之关键者有二职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群初进之时，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权最重（埃及之法老，犹太之祭司长，见于《旧约全书》者，皆司祝官也。印度有四族：

婆罗门为首，刹利次之。刹利，帝王之族也，婆罗门，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床喇嘛，掌全国大政，仍是此制。欧洲自罗马教皇兴后，其权常驾各国君主而上之。而俄罗斯皇，今犹兼希腊教皇之徽号，其教务大臣柄权最重。此实半开民族之通例也）。中国宗教之臭味不深，虽无以教权侵越政权之事，而学术思想，亦常为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职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达之于天，而祈福祉者也。《周官·春官》一篇，皆此职之支与流裔也。鲁侯与曹刿论战，首称“牺牲玉帛之必信”；

随侯将战楚，首言“牲牷肥腯粢盛丰备”；盖以为祭礼之事，与国家之安危大有关系焉。其他百事，皆听命于神，不待言也。二曰司历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应用于人事者也。三皇之时，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尧典》“乃命義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又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司历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协时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终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尧典》“天之历数在尔躬”，及后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推其本于历学。后世言《洪范》五行，言谶纬，皆发源于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决吉凶也（《汉书·艺文志》，“九流略”有阴阳家，“数术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古代之学术，

半属此类）。降及春秋，此术犹盛，如裨灶、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官为一时君相之顾问；而《左传》一书，言卜筮休咎、占验灾祥者，十居七八。后人不知人群初进时之形状，诧其支离诞妄，因以疑左氏之伪托；而不知胚胎时代，实以此为学术思想之中心点也。谶纬亦然。纬书之为真伪，今无暇置辨；

要之必起于春秋战国时代，而为古学术之代表，无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华既天、祖并重，而天志则祝司之，祖法则史掌之。史与祝同权，实吾华独有之特色也。重实际故重经验，重经验故重先例，于是史职遂为学术思想之所荟萃。《周礼》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六经》之中，若《诗》（太史乘輶轩所采），若《书》，若《春秋》（《汉·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皆史官之所职也；若《礼》，若《乐》，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学者，不可不于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为柱下史也，孔子适周而观史记也，就鲁史而作《春秋》也，盖道术之源泉，皆在于史。史与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汉犹然，司马谈、司马迁其最著者也），若别为一族者然。盖当时竹帛不便，学术之传播甚难，非专其业者，不能尽其长也。而史之职，亦时有与祝之职相补助者。盖其言吉凶祸福之道，祝本于天以推于人，史鉴于祖以措于今。故《汉·志》谓道家出于史官，而阴阳谶纬家言，亦常有与史相通者。要而论之，则胚胎时代之学术思想，全在天人相与之际；而枢纽于两者之间者，则祝与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统如下：

此外尚有医官、乐官，亦于当时学术思想颇有关系。但所关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故略之不别论（古者之医必兼巫，故古“醫”字作“毉”。《黄帝内经》有祝由科，然则医实祝之附庸也。乐与诗同体，诗掌于太史，乐官亦称瞽史，然则乐实史之附庸也）。

吾于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当知此时代之学术思想为贵族所专有，而不能普及于民间是也。吾华阶级制度，至战国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谓喀私德（castes）（印度分人为四种，最上者称婆罗门，其次为刹利，

其次为毗舍，最下者为首头陀，不许互通婚），中世欧罗巴所谓埃士忒德（estates）（欧人大率分僧侣、贵族、公民、奴隶四种）者。盖上流人士握一群之实权，

不独政治界为然，而学术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备，典籍难传，

交通未开（指舟车来往等言），流布尤窒，故一切学术，非尽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权固不得不专归于最少数之人，势使然矣。而此少数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旧，使勿失坠，既无余裕以从事于新理想，复无人相与讨论，

以补其短而发其荣，此所以历世二千余年，而发达之效不睹也。虽然，此后全盛时代之学术思想，其胚胎皆蕴于此时。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班《志》全本刘歆《七略》，故今用其原名）所述，谓：

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于理官；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出于议官；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

虽其分类未能尽当，其推原所出，亦非尽有依据。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学术之业，专归于国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与闻（《管子》称：“士有士之乡，农有农之乡，工商有工商之乡，不可使杂处。”又曰：“士之子恒为士，

农之子恒为农。”盖古俗然也。古者以官为氏，如祝氏、史氏、乐正氏、仓氏、庾氏等，皆由世业之故），非在官者不获从事。此不惟中国为然，即各国古代，

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欧罗巴学术之权，皆在教会；迨十五世纪以后，教会失其专业，人人得自由讲习，而新文明乃生。论者或以窒抑多数之民智为教会诟病，而不知当中世黑暗时代，苟无教会以延一线之光明，恐其堕落更有甚者，而后起之人，益复无所凭藉也。然则知人论世，其功与过又岂可相掩耶？观胚胎时代之学术思想，亦如是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