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论周末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

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

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绩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盖七事焉：

一由于蕴蓄之宏富也。人群初起，皆自草昧而进于光华。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几也。传记所载，黄帝、尧、舜以来，文化已起，然史公犹谓搢绅难言焉。观夏、殷时代质朴之风，犹且若此，则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群进化之公例，必由行国进而为居国，由渔猎进而为畜牧，由畜牧进而为耕桑。殷自成汤以至盘庚，凡五迁其都，盖尚未能脱行国之风焉。《孟子》颂周公之功，则曰：“兼夷狄，驱猛兽。”《诗》美宣王之德，则以牛羊蕃息。盖殷、周以前，尚未尽成居国、成农国也）。及文王化被南国，武周继起，而中央集权之制大定，威仪三千，周官三百（汉学家言：礼仪，《周礼》也；威仪，《仪礼》也）。孔子叹之曰：“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数百年休养生息，遂一脱蛮野固陋之态。观于《左传》，列国士大夫之多才艺、娴文学者，所在皆然矣。积数千年民族之脑精，递相遗传，递相扩充，其机固有磅礴郁积、一触即发之势。而其所承受大陆之气象，与两河流之精华，机会已熟，则沛然矣。此固非岛夷谷民、崎岖逼仄者之所以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于社会之变迁也。由尧、舜至于周初，由周初至于东迁，由东迁至于春秋之末，其间固划然分为数时代，其变迁之迹，亦有不可掩者。虽然，

其迹不甚著，而史传亦不详焉。独至获麟以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顾亭林《日知录》云：“自《左传》之终以至战国，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

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尽矣。”）。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欧洲十四五世纪时，学权由教会散诸民间，情形正与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开也）。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于思想言论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国土隶于一王，则教学亦定于一尊，势使然也。周室为中央一统之祖，当其盛也，威权无外。《礼记·王制》所载：作左道以惑众，杀；作奇器异服奇技淫巧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盖思想言论之束缚甚矣。周既不纲，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干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

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加以历古以来，

无宗教臭味，先进学说未深入人心，学者尽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无挂无碍，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庄子》曰：“天下大乱，

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学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篇》）《孟子》曰：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盖政权之聚散，影响于学术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于交通之频繁也。泰西文明发生，有三阶段。其在上古，则腓尼西亚以商业之故，常周航于地中海之东西南岸，运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欧洲也；其在中世，则十字军东征，亘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渐，威慑欧陆，

由直接、间接种种机会，以输入巴比伦、犹太之旧文明与隋、唐时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则列国并立，会盟征伐，常若比邻，彼此观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观之，安有不借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国际（各国交涉，日本名为“国际”，取《孟子》“交际何心”之义，最为精善。今从之），

或以力征，或以服贾，或以游历，要之其有益于文明一也。春秋战国之时，

兼并盛行，互相侵伐。其军队所及，自濡染其国政教风俗之一二，归而调和于其本邦。征伐愈多，则调和愈多，而一种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时，则聘享交际之道，常为国家休戚所关（当昔群雄割据，大国欲笼络小国以自雄，小国则承事大国以求保护，故其交际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觐贡献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国皆不得不妙选人才，以相往来。若相鼠茅鸱之不知，将辱国体而危亡随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国中文学最优之士。及其游于他社会，自能吸取其精英，赍之归以为用。如韩宣子聘鲁而见《易象》《春秋》，吴季札聘上国而知十五《国风》，皆其例也。而当时通商之业亦渐盛，豪商巨贾，往往与士大夫相酬酢。如郑商弦高，能以身救国；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而阳翟大贾吕不韦，至能召集门客，著《吕氏春秋》。盖商业之盛通，为学术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纵横捭阖之士，专以奔走游说为业者，又不待言矣。故数千年来，交通之道，莫盛于战国。此其四。

一由于人材之见重也。一统独立之国，务绥靖内忧，驯扰魁桀不羁之气，

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竞之国，务防御外侮，动需奇材异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际，兼并最烈，时君之求人才，载饥载渴。又不徒奖厉本国之才而已，且专吸他国者而利用之。盖得之则可以为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为吾患也。故秦迎孟尝，而齐王速复其位；商鞅去国，

而魏遂弱于秦。游士之声价，重于时矣。贵族阶级，摧荡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贵族阶级，最为文明之障碍。中国破此界最早，是亦历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于时者，莫不揅精学问，标新领异，以自取重，虽其中多有势利无耻者，固不待言。而学问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术之言，遂遍于天下。此其五。

一由于文字之趋简也。中国文字衍形不衍音，故进化之难，原因于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变异，而改易最剧者，惟周末为甚。仓颉以来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学者搜罗商、周钟鼎，其字体盖大略相类。至秦皇刻石，而大变焉矣。《说文》序云：“诸侯力政，分为七国，言语异声，

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闻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然则当时各国，各因所宜，随言造文，转变非一，故今传《墨子》《楚辞》所用字，往往与北方中原之书互有出入。《汉书·艺文志》谓“秦始造隶书，

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其实日趋简易者，人群进化之公例，积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骤创也。文字既简，则书籍渐盛。墨子载书五车以游诸侯，庄子亦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学者之研究日易，而发达亦因之以速，势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于讲学之风盛也。前此学术既在世官，则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学风兴于下，则不徒其发生也骤，而其传播也亦速。凡创一学说者，辄广求徒侣，传与其人。而千里负笈者，亦不绝于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钜子遍于宋、郑、齐之间；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许行之徒数十人，捆屦织席以为食。盖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实定、哀以前之所无也。故一主义于此，一人倡之，百人从而和之；一人启其端，而百人扬其华。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尽其原因与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于是矣。全盛时代之所以为全盛，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第二节 论诸家之派别

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

古籍中记载最详者，为《汉书·艺文志》，其所本者刘歆《七略》也。篇中“诸子略”，实为学派论之中心点；而“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亦学术界一部之现象也。今举“诸子略”之目如下，凡为十家，亦称九流（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内）。

一儒家，二道家，三阴阳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纵横家，八杂家，九农家，十小说家。

又《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凡六家：

一阴阳家，二儒家，三墨家，四名家，五法家，六道德家。

诸子书中论学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庄子》之《天下篇》为最详。《荀子》所论，凡六说十二家：

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䲡，三墨瞿、宋钘，四慎到、田骈， 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

《庄子》所论凡五家，并己而六：

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田骈、慎到，四关尹、老聃，五庄周，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专论学派者也。其他各书，论及者亦不鲜。《孟子》则以杨、墨并举，又以儒、墨、杨并举；《韩非子·显学篇》则以儒、墨并举，又以儒、墨、杨、秉并举；《史记》则以老子、韩非合传，而《孟子荀卿传》中，附论邹忌、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卢、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论，《荀子》最为杂乱。荀子，北派之巨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无一焉。以老子、杨朱之学如此其盛，乃缺而不举，遗憾多矣（四方学亦未一及）。且所论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师也。若乃子思、孟轲，本与荀同源，而其强辞排斥，与他子等，盖荀卿实儒家中最狭隘者也，非徒崇本师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虽谓李斯坑儒之祸发于荀卿，亦非过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异己者，实荀卿狭隘主义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采，《艺文志》亦非能知学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于九流，则不应别著“六艺略”；既崇儒于六艺，何复夷其子孙以侪十家，其疵一也；纵横家毫无哲理，小说家不过文辞，杂家既谓之杂矣，岂复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与儒、道、名、法、墨等比类齐观，不合论理，其疵二也；农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与兵、商、医诸家相等，农而可列于九流也，则如孙、吴之兵，计然、白圭之商，扁鹊之医，亦不可不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诸子略”之外，于义不完，其疵三也；“诸子略”之阴阳家，与“术数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于班、刘之言，亦所不取。《庄子》所论，推重儒、墨、老三家，颇能絜当时学派之大纲（《天下篇》前一段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指儒家也，宋钘、尹文，墨派也；彭蒙、田骈、慎到，老派也；庄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与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相近，近于墨派也。篇中一唱三叹者，惟孔、墨、老三家，实能知学界之大势也），然犹有漏略者。太史公（司马谈）之论，则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轻重适当，皆分雄于当时学界中，旗鼓相当者也。分类之精，以此为最。虽然，欲以观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则谈之言犹未足焉耳。今请据群籍，审趋势，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观察，而证以学说之性质，制一“先秦学派大_势表”如下：

欲知先秦学派之真相，则南、北两分潮，最当注意者也。凡人群第一期之进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达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学术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

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封建与宗法，皆族长政治之圆满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今请两两对照比较，以明其大体之差别，列表如下：

古书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势者，亦有一二焉。《中庸》云“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孟子》云：

“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异点，彰明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时代之第一期，实以南、北两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学之见排于南，犹老学之见排于北也。试观孔子在鲁、卫、齐之间，所至皆见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陈、蔡而厄矣，宋、陈、蔡皆邻于南也；及至楚，则接舆歌之，丈人揶揄之，长沮、桀溺目笑之，无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学派之性质不同故也。北方多忧世勤劳之士，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栖栖者终其身焉；南方则多弃世高蹈之徒，接舆、丈人、沮、溺，皆汲老、庄之流者也。盖民族之异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于其间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顾北而稍近于南。墨子生于宋，宋，南北要冲也，故其学于南、北各有所采，而自成一家言。其务实际、贵力行也，实原本于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过之；但其多言天鬼，颇及他界，肇创论法，渐阐哲理，力主兼爱，首倡平等，盖亦被南学之影响焉。故全盛时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时代之终，其余波及于汉初，犹有鼎足争雄之姿（后见）。今为三大宗表，示其学派势力之所及如下：

此其大略也。虽然，吾非谓三宗之足以尽学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牵合附会，欲以当时之学派尽归纳于此三宗也；不过示其势力之盛，及拓殖之广云尔。请更论余子。南、北两派之中，北之开化先于南，故支派亦独多。阴阳家言，胚胎时代祝官之遗也；法家言，远祖《周礼》而以管子为继别之大宗，申、商为继祢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后起，而常为诸学之媒介者也。孔、老、墨而外，惟此三家蔚为大国，巍然有独立之姿。而三家皆起于北方。此为全盛时代第三期。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国家观衍为法家，世界观衍为阴阳家。自管仲借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锐意整顿内治，使成一“法治国”（rechtsstat）之形。《管子》一书，实国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书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战国时其后辈所纂述。要之，此书则代表齐国风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邹衍之徒兴。《史记》称：“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此其思想何等伟大，其推论何等渊微！非受海国感化者，孰能与于斯（邹衍所谓“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达尔文诸贤，能开出弥天际地之大学说者，皆恃此术也）？虽其以阴阳为论根，未免失据，然萌芽时代，岂能以今日我辈数千年后之眼识訾议之耶？邹子既没，而稷下先生数百辈，犹演其风。及秦汉时，遂有渡海求蓬莱之事，徐福之开化日本，皆邹子之徒导之也。此为齐派（北东派）之两大家。齐派之能独立于邹鲁派以外也，大国则然也，海国则然也。

秦，黄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险，而民族强悍，故国家主义亦最易发达。及战国之末，诸侯游士，辐辏走集，秦一一揖而入之，故其时西方之学术思想，烂然光焰万丈，有睥睨北、南、东而凌驾之之势。申不害，韩产也；商鞅，魏产也。三晋地势与秦相近，法家言勃兴于此间。而商鞅首实行之，以致秦强。逮于韩非，以山东功利主义与荆楚道术主义，合为一流；李斯复以儒术缘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为治者也。于是所谓秦晋派（北西派）者兴。秦晋派实前三派之合体而变相者也。

宋、郑，东西南北之中枢也，其国不大，而常为列强所争，故交通最频繁焉。于是墨家、名家起于此间。墨家之性质，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学一宗师也。名家言起于郑之邓析，而宋之惠施及赵之公孙龙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杂似北学，其推理俶诡似南学，其必飞起于中枢之地，而不起于齐、鲁、秦、晋、荆楚者，地势然也。其气象颇小，无大主义可以真自立，其不起于大国而必起于小国者，亦地势然也。要之，此齐、秦晋、宋郑之三派者，观其大体，自划然活现北学之精神，而必非南学之所得而混也。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岂不奇哉！

南派之老、庄尚矣，而杨朱亦老学之嫡传也（杨子居为老子之徒，见《庄子》）。杨氏之为我主义，纵乐主义，实皆起于厌世观。《列子·杨朱篇》引其学说曰：“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则尧舜，死则腐骨；

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盖其厌世之既极，任自然之既极，及觉除为我主义、纵乐主义，更无所可事。此其与近世边沁、弥儿等之为我派、快乐派，由功利主义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学之有墨，南学之有杨，皆走于两极端之极点，而立于正反对之地位。杨之于老，得其体而并神其用。杨学之几夺老席，非偶然也。故杨氏不可不列于大家而论之。

许行，亦南学一代表也。但其流传甚微，非惟学说不见于他书，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称述之者。虽然，其所持理论，颇为希腊柏拉图之共产主义及近世欧洲之社会主义（socilaism）（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类，而亦不尽同。社会主义者溺平等、博爱之理论而用之，过其度者也）相类，盖反对北人阶级等杀之学说，矫枉而过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渊源于老学，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状态，为群治之极则，故其言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无者也。北方政论，主干涉主义（保民、牧民，皆干涉也）；南方政论，主放任主义。此两主义者，在欧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胜负，而其长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论者也（十八世纪以前，重干涉主义；十八世纪后半、十九世纪前半，重放任主义；近则复趋于干涉主义。英国，放任主义之代表也；德国，干涉主义之代表也。卢梭，放任主义之宗师也；伯伦知理，干涉主义之宗师也。格兰斯顿，放任主义之实行者也；俾斯麦，干涉主义之实行者也），而许行实放任主义之极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没而不彰也（《汉·志》农家者流，殆即指许行一派。若仅以李克“尽地力”者当之，似不足为一家言也。又按：许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义，殆南而稍染北风也。但墨主干涉，而许主放任，其精神自异）。

屈原，文豪也，然论感情之渊微，设辞之瑰伟，亦我国思想界中一异彩也。屈原以悲悯之极，不徒厌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厌俗而欲游于天。试读《离骚》自“跪敷衽以陈词兮”至“哀高丘之无女”一段，自“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一段，徒见其词藻之纷纶杂遝，其文句之连犿俶诡，而不知实厌世主义之极点也。《九歌》《天问》等篇，盖犹胚胎时代之遗响焉。南人开化，后于北人，进化之迹历历可征也。屈原生于贵族，故其国家观念之强盛，与立身行己之端严，颇近北派；至其学术思想，纯乎为南风也。此派后入汉而盛于淮南。淮南鸡犬，虽谓闻三闾之说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体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于南，亦缘当时载籍所传，北详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残缺散佚而不可观者，尚多多也。

诸派之初起，皆各树一帜，不相杂侧；及其末流，则互相辩论，互相薰染，往往与其初祖之学说相出入，而旁采他派之所长以修补之。故战国之末，实为全盛时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时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时学界大势有四现象：一曰内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罗。四者皆进步之证验也。所谓内分者，《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即荀卿），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即《韩非子》所谓相里氏也）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郭《注》云：二人姓氏也）、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观此可见当时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余诸流，虽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现象无疑也。后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为道术衰微；不知学派之为物，与国家不同。国家分争而遂亡，学术分争而益盛。其同出一师而各明一义者，正如医学之解剖，乃能尽其体而无遗也。

所谓外布者，各派皆起于本土，内力既充，乃务拓殖民地于四方。于斯之时，地理界限渐破，有南、北混流之观。《史记·儒林传》云：“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故子路居卫，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西河，北西派所领地也；齐，北东派所领地也；楚，则南派之老营也。《孟子》曰：“陈良，楚产也，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于南之证也。《庄子》云：“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是墨行于南之证也。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见《史记·孟荀传》）。韩非，韩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于北之证也。故其时学术渐进，不能以地为限。智识交换之途愈开，

而南北两文明与接为构，故蒸蒸而日向上也。

所谓出入者，当时诸派之后学，常从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盖出彼入此，恬然不以为怪也。故禽滑厘，子夏弟子也，而为墨家钜子；庄周，田子方弟子也，而为道家魁桀；韩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为法家大成；陈相，陈良弟子也，而为农家前驱。自余诸辈，不见于载记者，当复何限！可见其时思想自由，达于极点，

非如后世暖暖咮咮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

所谓旁罗者，当时诸派之大师，往往兼学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庄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韩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东、西四文明，

愈接愈厉，至是几将合一炉而冶之。杂家之起于是时，亦运会使然也。苏、张纵横之辨，髠、奭稷下之谈。其论无当于宏旨，其义不主于一家，盖承极盛之后，闻见杂博，取材赡宏。秦相吕不韦，至集诸侯游客，作八《览》、六《论》、十二《纪》，兼儒墨，合名法，综道德，齐兵农，实千古类书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渊海也。故全盛时代第四期，列国之国势，楚、齐、秦三分而终并于秦；思想界之大势，亦楚、齐、秦鼎立而汇合于秦。今请更列一时期变迁表如下：

当时所极盛者，不徒哲理、政法诸学而已，而专门实际之学，亦多起乎其间。其一曰医学。《黄帝内经·素问》，考古者定为战国时书，盖非诬也。最名家者为扁鹊，其术能见五脏症结，盖全体之学精也；能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则解剖之学明也。其二曰天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亦衍于战国。《管子》有《地员篇》，是知地圆之理也；纬书言地有四游，是知地动之理也。（汉张衡有地动仪）其名家之人，不能指之。其三曰兵法学。《孙武子》一书，兵学之精神备焉，虽拿破仑之用兵，不能出其范围也。而《吴子》《司马法》，亦有渊源。其四曰平准学（日本所谓经济学）。计然之策七，范蠡用其五于越国而霸诸侯；既施诸国，乃用诸家，三致千金焉。白圭乐观时变，尝自言：“吾之治生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俱见《史记·货殖传》）是皆深通平准学，技而进乎道者也。

此外则尚有史学，亦颇发达。史学盖原于胚胎时代，至此乃渐成一家言者。太史公屡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春秋左氏传》一书，烂然为古代思想之光彩焉。《汉·志》有《铎氏春秋》，楚人铎椒之著也；有《虞氏春秋》，赵人虞卿之著也（其书今佚。其或为记事之史，如《左氏传》；或为解经之书，如《公羊传》《榖梁传》；或为纂述之书，如《吕氏春秋》。皆不可考）。此亦史学思想萌芽之征也。而其时光焰万丈者，尤在文学。文学亦学术思想所凭藉以表见者也。屈、宋之专门名家者勿论，而老、墨、孟、荀、庄、列、商、韩，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当时文家之盛，非偶然也。

以上所列各派之流别，略具矣。但有附庸诸家，不能遍论者，今请列其总目如下（或虽非大家而有著书者亦列之，或虽无著书而为他书所称述者亦列之）：

《孔子》《老子》《墨子》《管子》（战国时人纂集）、《晏子》（战国时人纂集，《汉·志》列于儒家）、《孟子》《荀卿》《关尹子》《列子》（或云依托）、《庄子》《慎子》《文子》（采集本或云依托）、《鹖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其书今采集本或云依托）、《商君》《韩非子》《公孙龙子》《尉缭子》（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尸子》（名佼，晋人，商君师之。其书今采集本）、《申子》（采集本）、《鬼谷子》（或云依托）、《邓析子》（采集本）、《尹文子》、《惠子》（采集本）、《楚辞》、《孙武子》。

以上其书今存列于《四库总目》者（其《四库》不载而近世采集成本通行者数种，亦附焉）。

《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名不齐，孔子弟子）、《景子》三篇（《汉·志》原注云：“说宓子语，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弟子）、《公孙尼子》二十八篇、《芊子》十八篇（名婴）、《宁越》一篇、《公孙固》一篇、《董子》一篇（原注云：“名无心，难墨子。”）、《徐子》一篇（原注云：“宋外黄人。”）、《鲁仲连子》十四篇、《平原君》七篇、《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以上儒家者流。《蜎子》十三篇（原注云：“名渊，楚人，老子弟子。”）、《老成子》十八篇、《长卢子》九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原注：“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田子》廿五篇公（名骈）、《老莱子》十四篇（楚人）、《黔娄子》四篇（原注云：“齐隐士。”），以上道家者流。《邹子》四十九篇、又《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原注：“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公孙发》二十二篇（原注：“六国时。”）、《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国时。”）、《杜文公》五篇（原注：“六国时。”刘向《别录》云：“韩人也。”）、《黄帝泰素》二十篇（原注：

“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国时。”）、《邹奭子》十二篇（原注：“齐人。”）、《公孙梼终始》十四篇（原注：“传邹奭《始终》书。”）、《闾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冯促》十三篇（原注：“郑人。”）、《将钜子》五篇（原注：“六国时。在南公前，南公称之。”），以上阴阳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原注：“名悝，相魏文侯。”）、《处子》九篇，以上法家者流。《毛公》九篇（原注：“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家。”），以上名家者流。《田俅子》一篇（原注：“先韩子。”）、《我子》一篇、《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原注并云：

“墨翟弟子。”），以上墨家者流。《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庞煖》二篇（原注：“为燕将。”），以上纵横家者流。《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原注云：“齐人，好议兵。”），以上杂家者流。《神农》二十篇（原注云：“六国时，诸子疲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野老》十七篇（原注云：“六国时。”），以上农家者流。《齐孙子》八十九篇（原注：“图四卷。”颜《注》：“孙膑也。”）、《公孙鞅》二十七篇、《吴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大夫种》二篇、《李子》十篇、《庞煖》三篇、《兒良》一篇（六国时）、《王孙》十六篇（原注：“图五卷。”）、《魏公子》二十一篇（原注：“图十卷，名无忌。”），以上“兵书略”。《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以上“方伎略”。

以上其书今佚，见于《汉书·艺文志》者。

它嚣（见《荀子·非十二子篇》）、魏牟（同上。《汉·志》道家之公子牟，疑即是人）、陈仲（同上。又见《孟子》）、史鰌（同上。《论语》作史鱼）、宋钘（同上。又见《庄子·天下篇》。《孟子》作宋牼）、彭蒙（见《庄子·天下篇》）、许行（见《孟子》）、告子（见《孟子》，盖儒家也）、杨朱（屡见《孟子》《庄子》。《列子》有《杨朱篇》，载其学说）、子莫（见《孟子》。执杨、墨之中者）、淳于髠（见《孟子》。《史记》云：“博闻强记，学无所主。”）、接子（见《史记》。齐人）、环渊（见《史记》。楚人，著上、下篇。或云即《汉·志》之蜎子也）、剧子（见《史记》）、吁子（见《史记》。《索隐》云：即《汉·志》之芊子也）、秉（见《庄子》。庄子谓惠施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而五。”秉不知其何指，或言公孙龙字子秉也。待考）、白圭、计然（俱见《史记》）。

以上其名散见群书，无自著书；或有之而不载于《汉·志》者。

综是观之，伟大哉！此时代之学术思想乎。繁赜哉！此时代之学术思想乎。权奇哉！此时代之学术思想乎。谓黄帝子孙而非神明也，谓亚洲大陆而非灵秀也，嘻，乌克有此！嘻，乌克有此！

第三节 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阙）

此节原为本论最要之点，但著者学殖浅薄，综合而论断之，自愧未能，尚须假以时日，悉心研究，非可以率尔操觚也，故从阙如。若夫就正有道， 当俟全书杀青时矣。

著者附识。

第四节 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

呜呼！世运之说，岂不信哉！当春秋、战国之交，岂特中国民智为全盛时代而已，盖征诸全球，莫不尔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韩非、李斯，凡三百余年，九流百家，皆起于是。前空往劫，后绝来尘，尚矣。试征诸印度，万教之狮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稣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严氏所考据也，见《天演论》下第三章按语。今从之），凡住世者七十九岁。佛灭度后六百年而马鸣论师兴，七百年而龙树菩萨现。马鸣、龙树，殆与孟子、荀卿同时也。八百余年而无著、世亲、陈那、护法诸大德起，大乘宏旨，显扬殆罄，时则秦汉之交也。而波你尼之声论哲学，为婆罗门教中兴巨子，亦起于马鸣前百余年（波你尼之学，以言语为道本，颇似五明中之声明，又与柏拉图之观念说相类。其时代传说不同，大率先波腾阇梨二百年）。此印度之全盛时期。更征诸希腊：七贤之中，德黎（thales）称首，生鲁僖二十四年。亚诺芝曼德（anaximandros），倡无极说者也，生鲁文十七年。毕达哥拉（pythagoras），天算鼻祖，以律吕言天运者也，生鲁宣间。芝诺芬尼（xenophanes），创名学者也，生鲁文七年。巴弥匿智（parmenides），倡有宗者也，生鲁昭六年。额拉吉来图（herakleitos），首言物性，而天演学之远祖也，生鲁定十三年。安那萨哥拉（anaxagoras），讨论原质之学者也（额、安二哲皆安息人），生鲁定十年。德谟颉利图（demokritos），倡阿屯论（即莫破质点之说也）者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sokrates），言性理道德，西方之仲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图（plato），伦理、政术之渊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古代学派之集大成也，生周安王十八年。此外则安得臣（antisthune），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己绝欲之教者也，生周元间。芝诺（zenor），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伦理风俗所由出也，生周显三年。伊壁鸠鲁（epikuros），幸福主义之祖师也，生周显廿七年。至阿克西拉（arkesilaos），倡怀疑学派，实惟希腊思想一结束。阿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时正值中国焚坑之祸将起，而希学支流，亦自兹稍涸矣。由是观之，此前后一千年间，实为全地球有生以来空前绝后之盛运。兹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辽远，人种之差别如此其淆异，而其菁英之磅礴发泄，如铜山崩而洛钟应，伶伦吹而凤皇鸣。於戏！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论。要之，此诸哲者，同时以其精神相接构、相补助、相战驳于一世界遥遥万里之间，既壮既剧，既热既切。我辈生其后，受其教而食其赐者，乌可以不歌舞之！乌可以不媒介之！

以地理论，则中国、印度同为东洋学派，而希腊为西洋学派；以人种论，则印度、希腊同为阿利扬族学派，而中国为黄族学派；以性质论，则中国、希腊同为世间学派，而印度为出世间学派（希腊之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怀疑派，虽亦讲求解脱主义，然犹世间法之解脱也。中国之老、庄亦然）。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点、相异之点。今请校其长短而僭论之。

甲 与希腊学派比较

一、先秦学派之所长。

凡一国思想之发达，恒与其地理之位置、历史之遗传有关系。中国者，大国也，其人，伟大之国民也。故其学界全盛之时，特优于他邦者自不少。今请举其五事。

曰国家思想之发达也。希腊有市府而无国家。如雅典、斯巴达诸邦，垂大名于历史者，实不过一都会而已。虽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终不能组织一国，如罗马及近世欧洲列邦。卒至外敌一来，而文明之迹，随群市府以同成灰烬者，盖国家思想缺乏使然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皆有功于政治学，而皆不适于造完全之国家）。中国则自管子首以国家主义倡于北东，其继起者率以建国问题为第一目的，群书所争辩之点，大抵皆在此。虽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爱苛刻之异，然皆自以所信为立国之大原一也。中国民族所以能立国数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坠者，诸贤与有劳焉矣。此其一。

曰生计（economy）问题之昌明也。希腊人重兵事，贵文学，而于生计最不屑屑焉。故当时哲学、技术皆臻极盛，为万世师；独于兹科，讲论殊少，惟芝诺芬尼、亚里士多德尝著论之而已。而中国则当先秦时，此学之昌，殆与欧洲十六七世纪相颉颃。若管子《轻重》《乘马》之篇，《孟子》井田彻助之制，墨翟务本节用之训，荀卿养欲给求之论，李悝尽地力之业，白圭观时变之言，商鞅开垦之令，许行并耕之说，或阐原理，或述作用，或主农穑，或贵懋迁，或倡自由政策（free

trade）（《孟子》：“关市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藏诸其市矣。”），或言干涉主义，济济彬彬，各明一义。盖全地球生计学（即前论屡称之平准学）发达之早，未有吾中国若者也（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搜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若能成之，

亦一壮观也）。此其二。

曰世界主义之光大也。希腊人，岛民也。其虚想虽能穷宇宙之本原，其实想不能脱市府之根性，故于人类全体团结之业，统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中国则于修身、齐家、治国之外，又以平天下为一大问题。如孔学之大同太平，墨学之禁攻寝兵，老学之抱一为式，邹衍之终始五德，大抵向此问题而试研究也。虽其所谓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为鹄也。斯亦中国之所以为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国之所长者在实际问题，在人事问题。就一二特点论之，则先秦时代之中国，颇类欧西今日；希腊时代之欧西，反类中国宋、明间也（此不过言其有相类者耳，非指其全体也。读者勿泥视）。至就全体上论之，则亦有见优者。

曰家数之繁多也。希腊诸哲之名家者凡十余人，其所论问题，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说而乙则引伸之，或反驳之，故其学界为螺线形，虽千变万化，殆皆一线所引也。中国则地大物博，交通未盛，学者每闭门造车，出门应辙，常非有所承而后起者也，故其学界为无数平行线形。六家九流之门户，前既言之矣；而其支与流裔，何啻百数！故每一问题，胪其异说，辄累累若贯珠然；而问题之多，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响之广远也。自马基顿兼并以后，至西罗马灭亡以前，凡千余年间，

希腊学术之影响于欧洲社会者甚微，盖由学理深远，不甚切于人事也（斯多噶派虽与罗马风俗有影响，然不多也）。先秦学者，生当乱世，目击民艰，其立论大率以救时厉俗为主，与群治之关系甚切密，故能以学说左右世界，以亘于今。虽其为益为损，未易断言；要其势力之伟大，殆非他方学界所能及也。此其五。

二、先秦学派之所短。

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今请举中国之缺点。

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学界，有学必有问，有思必有辩。论理者，讲学家之剑胄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学者，印度五明之一也。其法为因、宗、喻三段，一如希腊之三句法），而希腊自芝诺芬尼、梭格拉底，

屡用辩证法，至亚里士多德，而论理学蔚为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论常圆满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国虽有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之言，然不过播弄诡辩，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后亦无继者（当时坚白马等名学之词句，诸子所通称道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矣，

即《孟》《荀》《庄》《韩》书中，亦往往援为论柄。但其学终不成一科耳）。以故当时学者，著想非不邃奥，论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则远不逮希、印二土[试举一二为例。《孟子》云：“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夫为我何故与无君同物，兼爱何故与无父同物，一以论理法反诘之，必立穷矣。孟子言“性善”，谓“辞让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言“性恶”，谓“人之性好利，顺是则争夺生而辞让亡”。其论法同一，而根据与结断皆相反，终相持而不能决，皆由无论理以范围之，不能于对待求真理也。《墨子·天志篇》云“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中略）然则何以知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中略）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中略）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云云。语中叠用数“然则”字，望之极似循环论法，然究其极际，则天何以欲其生恶其死之理据，《墨子》不能言也。是其前论之基础，胥不立矣。中国古书之说理，类此者什九，不能遍举也。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横说。中国则不然，如孔子之言仁言孝，其义亦寥廓而不定，他无论矣]。坐此之故，譬之虽有良将健卒，而无戈矛甲胄以为之借，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大光，实由于是。推其所以缺乏之由，殆缘当时学者，务以实际应用为鹄，而理论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国语言、文字分离，向无文典语典（language

grammar）之教，因此措辞设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国学者，常以教人为任，有传授而无驳诘，非如泰西之公其说以待人之赞成与否，故不必定求持论之圆到。三也。此事虽似细故，然实关于学术盛衰之大原。试观泰西古代思想，集成于亚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滥觞于倍根。彼二人皆以论理学鸣者也。后有作者，可以知所务矣。

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也。凡学术思想之发达，恒与格致科学相乘。远而希腊，近而当代，有明征矣。希腊学派之中坚，为梭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弟。梭派之学，殚精于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赜高远而置之，

其门庭颇与儒、法诸家相类。但自德黎以来，兹学固已大鬯，而额拉吉来图、德谟颉利图诸大师，固已潭思入微，为数千年格致先声。故希腊学界于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调和均平。其独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国《大学》，虽著格物一目，然有录无书；百家之言虽繁，而及此者盖寡。其间惟《墨子》剖析颇精，

但当时传者既微，秦汉以后，益复中绝。惟有阴阳五行之僻论，跋扈于学界，语及物性，则缘附以为辞，怪诞支离，不可穷诘，驯至堪舆、日者诸左道，迄今犹铭刻于全国人脑识之中。此亦数千年学术堕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也。希腊哲学之所以极盛，皆由彼此抗辩折衷，进而愈深，引而愈长。譬有甲说之起，必有非甲说随起而与之抗；甲与非甲，

辩争不已，时则有调和二者之乙说出焉；乙说既起，旋有非乙；乙、非乙争， 又有调和，丙说斯立。此论理学中所谓三断式也。今示其图如下：

希腊学界之进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开宗以后，有芝诺芬尼派之甲说，

即有额拉吉来图之非甲说与之抗。对抗不已，而有调和派三家之丙说出焉。既有丙说，旋有怀疑派之非丙说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说出，以集其成。梭圣门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说，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说，而柏拉图之己说出，

以执其中。己说既行，又有德谟吉来图之非己说，而亚里士多德之庚说，更承其后。如是展转相袭，亘数百年，青出于蓝，冰寒于水，发挥光大，皆此之由。岂惟古代，即近世亦有然矣。《记》称舜之大智，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有两端焉，有中焉，则真理必于是乎在矣。乃先秦学派，非不盛也，百家异论，非不淆也，顾未有堂堂结垒，针锋相对，以激战者，其异同皆无意识之异同也。于群言淆乱之中，起而折衷者更无闻焉（后世儒者动言“群言淆乱衷诸圣”，此谰言也。此乃主奴之见，非所谓折衷也。何以故？

彼其所谓“圣”者，孔子也。如老、墨等群言，则孔子之论敌也。孔子立于甲位，

群言立于非甲位，然则其能折衷之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诸甲，有是理耶）。若墨子之于孔子，可谓下宣战书者矣，然其论锋殊未正对也。墨之与杨，盖立于两极端矣，维时调和之者，则有执中之子莫。子莫诚能知学界之情状者哉，

惜其论不传。然以优胜劣败之理推之，其不传也，必其说之无足观也（苟有精义，他书必当引及。何以于《孟子》之外，并名氏亦无睹也）。凡为折衷之丙说者，必其见地有以过于甲、非甲两家，然后可以立于丙之地位。而中国殊不然，此学之所以不进也。今勿征诸远而征诸近：欧洲当近世之初，倍根、笛卡儿两派对抗者数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学益盛，康德固有以优于倍、笛二贤者也。中国自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两派对抗者亦数百年，本朝汤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转熄，汤斌固劣于晦庵、阳明远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论理思想之缺乏，实尸其咎。吾故曰：

后有作者，不可不此之为务也。

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也。凡依论理、持公心以相辨难者，则辨难愈多， 真理愈明，而意见亦必不生。何也？所争者在理之是非，所敌者在说之异同，

非与其人为争为敌也。不依论理、不持公心以相辨难，则非惟真理不出，而笔舌将为冤仇之府矣。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哲之剧烈，而嫉妒褊狭之情，有大为吾历史污点者。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问其罪名，则“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也。夫伪与真，至难定形也，是与非，至难定位也。藉令果伪矣，果非矣，亦不过出其所见，行其所信，纠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于杀！其毋乃以三盈三虚之故，变公敌而为私仇；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梭格拉底被僇于雅典，僇之者群盲也；今少正卯之学术，不知视梭氏何如，而以此见僇于圣人，吾实为我学界耻之。此后如墨子之非儒，则摭其陈、蔡享豚等阴私小节；孟子之距杨、墨则毫无论据，而漫加以无父无君之恶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动斥人为贱儒，指其无廉耻而嗜饮食。凡此之类，皆绝似村妪谩骂口吻，毫无士君子从容论道之风，岂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无他，不能以理相胜，以论相折，而惟务以气相竞，以权相凌。然则焚坑之祸，岂待秦皇？彀中之入，岂待唐太？吾属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惭于西方诸贤也。未识后之君子，能铲此孽苗否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腊诸哲之创一论也，皆自思索之，自组织之，自发布之，自承认之，初未尝依傍古人以为重也；皆务发前人所未发，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尝教人反古以为美也。中国则孔子大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学派之立脚点，近于保守，无论矣。若夫老、庄，以破坏为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过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国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诸子，其思想本强半自创者也。既自创之，则自认之，是非功过，悉任其责，斯岂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托诸古。孔子托诸尧、舜，墨翟托诸大禹，老子托诸黄帝，许行托诸神农，自余百家，莫不如是。试一读《汉书·艺文志》，其号称黄帝、容成、岐伯、风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书者不下百数十种，皆战国时人所依托也。嘻！何苦乃尔。是必其重视古人太过而甘为之奴隶也；否则其持论不敢自信，而欲诿功过于他人也；否则欲狐假虎威以欺饰庸耳俗目也。吾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妄谤前辈，然吾祝我国今后之学界，永绝此等腹蟹目虾之遗习也。

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也。柏柏图，梭氏弟子也，而其学常与梭异同；亚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说常与柏反对。故夫师也者，师其合于理也；

时或深恶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师之矣。敌也者，敌其戾于理也；时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亦不得不敌之矣。敬爱莫深于父母，而干父之蛊，《大易》称之，斯岂非人道之极则耶？梭、柏、亚三哲之为师弟，其爱情之笃，闻于古今，而其于学也若此。其所以衣钵相传，为希学之正统者，

盖有由也。苟不尔，则非梭之所以望于柏，柏之所以望于亚矣。中国不然， 守一先生之说，则兢兢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损。稍有异议，近焉者则曰背师，

远焉者则曰非圣，行将不容于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

而未闻有一焉能青于蓝而寒于水者。譬诸家人积聚之业，父有千金产以遗诸子。子如克家，资母取赢，而万焉，而巨万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曰吾保守之而已，则群儿分领千金，其数已微，不再传而为窭人矣。吾中国号称守师说者，既不过得其师之一体，而又不敢有所异同增损；更传于其弟子，所遗者又不过一体之一体，夫其学安得不澌灭也！试观二千年来孔教传授之历史，

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犹小焉耳；举国学者如是，则一国之学术思想界，奄奄无复生气，可不惧耶？可不惧耶！

乙 与印度学派比较（阙）

欲比较印度学派，不可不先别著论，略述印度学术思想之变迁。今兹未能，愿以异日，故此段暂付阙如。

著者附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