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

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当战国之末，虽有标新领异、如锦如荼之学派，不数十年摧灭以尽，巍然独存者惟一儒术。而学术思想进步之迹，亦自兹凝滞矣。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皆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抑泰西学术，亦何尝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递衍递嬗；然其凝滞不若中国之甚者，彼其统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统一之也以他力。所谓自力者何？学者各出其所见，互相辩诘，互相折衷，竞争淘汰，优胜劣败。其最合于真理、最适于民用者，则相率而从之。衷于至当，异论自熄。泰西近日学界所谓定义公例者，

皆自此来也。所谓他力者何？有居上位握权力者，从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奖厉于此，则有所窒抑于彼，其出入者谓之邪说异端，谓之非圣无法。风行草偃，民遂移风。泰西中古时代之景教，及吾中国数千年之孔学，皆自此来也。由前之道，则学必日进；由后之道，则学必日退，征诸前事，有明验矣。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今请先语其原因，次叙其历史，次条其派别，次论其结果。

第一节 其原因

儒学统一云者，他学销沉之义也。一兴一亡之间，其原因至赜至杂。约而论之，则有六端。

天下大乱，兵甲满地，学者之日月，皆销蚀于忧皇扰攘之中，无复余裕以从事学业。而霸者复肆其残忍凶悍之手段，草薙而禽狝之。苟非有过人之精神毅力，则不能抱持其所学，以立于此棼乱暗黑之世界。故经周末兼并之祸，重以秦皇焚坑一役，而前此之道术，若风扫落叶，空卷残云，实诸学摧残之总原因，儒学与他学共之者也。此其一。

破坏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设。而其所最不幸者，则建设之主动力，

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则其所以保之者，莫亟于靖人心。事杂言庞，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动也。于是乎靖之之术，莫若取学术思想而一之。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秦汉之交，为中国专制政体发达完备时代；然则其建设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并立而喜其一尊，势使然也。此其二。

既贵一尊矣，然当时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为不一于他而独一于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不大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虽有大同之义，太平之制，

而密勿微言，闻者盖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泽之大义，扶阳抑阴之庸言，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汉高在马上，取儒冠以资溲溺；及既定大业，则适鲁而以太牢祀矣。盖前此则孔学可以为之阻力，后此则孔学可以为之奥援也。此其三。

然则法家之言，其利于霸者更甚，何为而不用之？曰：法家之为利也显而骤，其流弊多；儒家之为利也隐而长，其流憋少。夫半开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则众狙喜，且笞且饴则群儿服。故宋修《太平御览》以彀英雄，清开博学鸿词以戢反侧，盖逆取顺守，道莫良于此矣。孔学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非如法家之有术易以兴、无术易以亡也。然则孔学所以独行，殆教竞君择，适者生存，亦天演学公例所不可逃也。此其四。

以上诸端，皆由他动力者也。至其由自动力者，则亦有焉。盈虚消长，万物之公例也。以故极盛之余，每难为继。彼希腊学术，经亚里士多德后而渐衰；近世哲理，经康德后而稍微。此亦人事之无如何者矣。九流既茁，精华尽吐；再世以后，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于前此诸大师之学说，以为不复可加，不复可几及，故有因袭，无创作，有传受，无扩充，势使然矣。然诸家道术，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于前者既希，其传于后也亦自不广。孔学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先师虽有改制法后之精神，在后学可以抱残守缺为尽责。是故无赴汤蹈火之实力，则不能传墨学；无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传老学。至于儒术，则言训诂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气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宽，而所待于创作力也甚少，所以诸统中绝，而惟此为昌也。此其五。

抑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笔舌之力，开辟途径，未尝有借助于君之心。如墨学主于锄强扶弱，势力愈盛者，则其仇之愈至；老学则刍狗万物，轻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鸣得意。然则彼其学，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绝也。孔学不然，以用世为目的，以格君为手段。故孔子及身，周游列国，高足弟子，友交诸侯；为东周而必思用我，行仁术而必借王齐。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也。故陈涉起而孔鲋往，刘季兴而叔孙从，恭顺有加，强聒不舍，捷足先得，谁曰不宜？此其六。

第二节 其历史

具彼六因，儒学所以视他学占优胜者，其故可知矣。虽然，其发达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请略叙之。

一、萌芽时代。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于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学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无属矣。其次者为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后人以为敌孔教，实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过民间之书，百家之语；所坑者，不过咸阳诸生侯生、卢生等四百余人，未尝与儒教全体为仇也。岂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书之令云：有欲学者，以吏为师。非禁民之学也，禁其于国立学校之外，有所私业而已。所谓吏者何？则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史皆称其故秦博士。盖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于儒教矣。然则学术统一与政治统一，同在一时，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汉高早年最恶儒，有儒冠者辄溲溺之，其吐弃也至矣。而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深自贬抑，包羞忍诟以从之。及天下既定，诸将争夺喧哗，引为深患。叔孙通乃缘附古制，为草朝仪，导之使知皇帝之贵，然后信孔学之真有利于人主。陆贾献《新语》，益知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于是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喟然兴学，以贻后昆。汉高实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交战时代。虽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几者。当汉之初，儒教以外，诸学派其焰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当时与孔学争衡者也。其在墨家，游侠一派独盛，朱家、郭解之流，为一时士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谓孔也，侠谓墨也。盖孔、墨两派，在当时社会，势力殆相埒焉（秦汉时人常以仲尼、墨翟并称，或以儒墨、儒侠并称。南海先生所著《孔子改制考》尝汇抄之，得百余条）。其在道家，则汉初之时，殆夺孔席。盖公之教曹参（史称：曹参为齐悼惠王相，召诸儒百数，问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从。闻胶西有盖公者，善黄、老言，请见之。盖公为言治道清静，则民自定。曹参大悦，师之。后相汉，日饮醇酒，与民休息，皆得力于道家言也），黄生之事窦后（《汉书·外戚传》云：“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按：窦后为文帝后，文帝即位之年即册立，而崩于武帝建元六年。此四十五年间，势倾外庭，天子、宰相莫敢逆。登高而呼，故道家言披靡朝野。史称：老徒黄生与儒徒辕固生尝辨难于帝前。窦后怒，使辕固入圈刺豕，欲杀之。其束缚言论自由，可见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鸿烈解》（高诱注《淮南子》云“天下方术之士多归淮南，于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讲论道德，总统仁义，以著此书。其旨近于《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云），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指》（《史记·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谈所论六家要指，谓儒、墨、阴阳、名、法、道各有所长，而归本于道家。班固讥史公“先黄老而后《六经》”，实则此乃谈之言，非迁之言也），此演之自下者也。故当时儒学虽磅礴郁积于下，而有压之于上者，故未能得志焉。其在法家，则景帝时代，晁错用事（史称：错与洛阳宋孟、刘带同学申商刑名之学于轵县张恢。然则张恢殆当时法家大师也），权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虽重儒术，实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弘羊辈，欲行李悝、商鞅之术以治天下，故儒、法并立，而相水火于朝廷。《盐铁论》一书，实数千年争辨学术之第一大公案也（《盐铁论》，汉桓宽撰，乃叙述始元六年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论辨盐铁均输之利害者也。两党各持一见，互相诘难，洋洋十数万言。以视英国议院争爱尔兰自治案、改正选举法案者，其论辨之激烈、持理之坚确，殆有过之无不及，实为中国学界、政界放一大异彩也）。由此观之，当儒学将定未定之际，与之争统者凡三家。就中随分为三小时期：第一期，为儒、墨之争。盖承战国“武士道”之余习，四公子（孟尝、平原、信陵、春申）之遗风，犹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诺、锄强扶弱之美德，犹为一世所称羡，尚气之士，

每不惜触禁网以赴之，而诋儒为柔巽者有焉矣。虽然，其道最不利于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锄之，文、景以降，殆萎绝矣。第二期，为儒、道之争。道家有君（如窦太后、文帝、景帝等）相（如曹参、汲黯等）以为之后援，故其势滋盛；而经数百年战争丧乱之后，与民休息，其道术固有适宜于当时之天择者，故气焰骤扬，而诋儒为虚伪繁缛者有焉矣。虽然，帝者之好尚变，而其统之盛衰亦与俱变。第三期，为儒、法之争。儒、法两有利于世主，而法家之利显而近，儒家之利隐而长。景、武之时，急于功名，法语斯起，而诋儒为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当时儒、法胜负之数，颇不在世主而在两造之自力。盖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术，缘操切以致挫败；而儒家养百年来之潜势力，人才济济，颇能不畏强御以伸其主义，故朝野两途皆占全胜也。自兹以往，而儒学之基础始定。

三、确立时代。自魏文侯以后，最有功于儒学者，不得不推汉武帝。然武帝当窦后未殁以前，不能实行所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于上，窦婴以太后之亲为丞相，田蚡以帝舅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皆推崇儒术，将迎申公于鲁，设明堂，制礼作乐，文致太平。然太后一怒，绾、臧下吏，婴、蚡罢斥，遂以蹉跌。卒至后崩，蚡复为相，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遂乃兴学校，置博士，设明经射策之科。公孙弘徒以缘饰经术，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来国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变相时代。一尊既定，尊经逾笃，每行一事，必求合于六艺之文。哀、平之间，新都得政，因缘外戚，遂觊非常；然必附会经文，始足以钳盈廷之口。求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刘歆制作伪经，随文窜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书。古人削竹为篇，漆书其上，今之一卷，古可专本，其为工也多，故传书甚少；其转徙也艰，故受毁甚易；其为费也不资，故白屋之士不能得书者甚众。以此三者，故图书悉萃秘府。歆既亲典中书，任意抑扬，

纵怀改窜，谓此石渠秘籍，非民间有也，人孰不从而信之？即不见信，又孰从而难之？况有君权潜为驱督，于是鸿都太学承用其书，奉为太师，视为家法。莒人灭鄫，吕种易嬴，自兹以往，而儒之为儒，又非孔子之旧矣。

五、极盛时代。虽然，新、歆之学固未能遽以尽易天下也。而东汉百余年间，孔学之全盛实达于极点。今请列西汉与东汉之比较：（一）西汉有异派之争，而东汉无有也（西汉前半纪三小期之交战时代，不待言矣；即武帝别黑白定一尊以后，亦尚有如汲黯之治黄老，桑弘羊、张汤之治刑法者。东汉则真绝矣）；（二）东汉帝者皆受经讲学，而西汉无有也（明帝亲临辟雍，养三老五更。自章帝以下，史皆称其受经渊源）；（三）西汉传经之业专在学官，而东汉则散诸民间也（凡学权垄断于一处者，学必衰；散布诸民间者，学必盛。泰西古学复兴时代，学权由教会移于平民，遂开近代之治，其明证也。西汉非诣博士不得受业，虽有私授，而其传不广。东汉则讲学之风盛于一时：史所载如刘昆弟子常五百余人，洼丹徒众数百人，杨伦讲授大泽中，弟子千余人，薛汉教授常数百人，杜抚弟子千余人，曹曾、魏应、宋登、丁恭皆弟子数千人，楼望九千余人，牟长门下著录万余人，蔡玄万六千人。诸如此者，不可枚举）；（四）西汉传经仅凭口说，而东汉则著书极盛也（西汉说经之书，惟有《春秋繁露》《韩诗外传》一二种，其余皆口授而已。东汉则除贾、马、许、郑、服、何诸大家著述传世，人人共见者不计外，其《儒林传》所载，如周防著四十万言，伏恭著二十万言，景鸾著五十万言，其余数万言者，尚指不胜屈）。故谓东京儒术之盛，上轶往轨，下绝来尘，非过言也。

第三节 其派别

竞争之例，与天演相终始。外竞即绝，内竞斯起；于群治有然，于学术亦有然。《韩非子·显学篇》谓孔子卒后，儒分为八。顾汉代儒学虽极盛，

而所谓八儒者，则渺不可睹。其条叶跗萼，千差万别，又迥非初开宗时之情状矣。今欲言汉儒之差别，请先言汉以前之派别。

表例说明：

一 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

一

列子游于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说本于《礼运》，《礼运》为子游所传。《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条'下又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故知孟子之学出于子游也。

一 列仲弓于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并称。《论语》言：“雍也可使南面。”正荀子君权之学统所自出也。

孔子之学，本有微言、大义两派。微言亦谓之大同，大义亦谓之小康；

大同亦谓之太平，小康亦谓之拔乱，谓之升平。拔乱、升平、太平，《春秋》谓之“三世”。三世之中，复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拔乱，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大义之学，荀卿传之；微言之学，孟子传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谓太平之太平者，或颜氏之子，其庶几乎？而惜其遗绪之湮没而不见也。庄生本南派巨子，而复北学于中国，含英咀华，所得独深，殆绍颜氏不传之统者哉！然其嗣续固不可以专属于孔氏。然则孔学在战国，则固已仅余孟、荀两家，最为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时便已参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礼》（《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意者也；《礼》，孔子所雅言，为寻常人说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两义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当人人平等也；言小康者必言性恶，拔乱世当以贤治不肖也。故言性善者必言扩充，近于自由主义；言性恶者必言克治，近于专制主义）；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尧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礼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等是也；后王者，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礼运》所谓“三代之英”、所谓“六君子”也，所谓“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等是也）。此其大端也。若其小节，更仆难终。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见汪容甫《述学》），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学之大不幸也（汉代学术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春秋》耳）。

汉儒流派繁多，综其大别，可分两种：

一、说经之儒。二、著书之儒。

一、说经之儒。在昔书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学者皆凭口说，非师师相传，其学无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请将各经传授本师，列表如下：

表例说明：

一 凡传授不断者，以“——”为识；传授不明者，以“------”为识。

二 所表传授人，只据故书，其真伪非著者之责任。

三 每经于汉初第一本师，下施“·”为识；立于学官者，下施“▲”为识。

由此观之，《鲁诗》《毛诗》《榖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 传有明文；而伏生、辕固生、张苍，皆故秦博士；《礼经》传授，高堂生之前，

虽不可考，然荀卿一书，皆崇礼由礼之言，两戴《记》又多采荀卿文字，则其必传自荀门，可以推见。若是乎两汉经术，其为荀学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论两汉经学学派，最当注意者，今古文之争是也。今文传自西汉之初，

所谓“十四博士列于学官者”是也；古文兴于西汉之末，新莽篡国、刘歆校书时所晚出者也。今文虽不足以尽孔学，然犹不失为孔学一支流，古文则经乱贼伪师之改窜附托，其与孔子之意背而驰者，往往然矣。古文虽不盛于汉代，然汉末、魏、晋间，马融、郑玄、王肃之徒大扬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

泐定《五经正义》，皆为古文学独占时代。盖自是而儒者所传习，不惟非孔学之旧，抑又非荀学之旧矣。今将汉代所立于学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为一表：

综而论之，两汉经师可分四种：其一口说家。专务抱残守缺，传与其人，家法谨严，发明颇少。如田何、丁宽、伏生、欧阳生、申公、辕固生、胡母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经世家。衍经术以言政治，所谓“以《禹贡》行水，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如贾谊、董仲舒、龚胜、萧望之、匡衡、刘向等其人也。其三灾异家。灾异之说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义，势不得不以一国之权托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权无限，而暴君益乘以为虐也。于是乎思所以制之，乃于《春秋》特著“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而群经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即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称天而谥。是盖孔子所殚思焦虑，计无复之，而不得已出于此途者也。不然，以孔之子圣智，宁不知日蚀、彗见、地震、星孛、鹢退、石陨等地文之现象，动物之恒情，于人事上、政治上毫无关系也，而龂龂然视之若甚郑重焉者，毋亦以民权既未能兴，则政府之举动措置，既莫或监督之而匡纠之，使非于无形中有所以相慑，则民贼更何忌惮也。孔子盖深察夫据乱时代之人类，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强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征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惧，是不可不修省。夫人主者，无论何人，无论何时，夫安能无失德？则虽灾变日起，而无不可以附会。但使稍自爱者，能恐惧一二，修省一二，

则生民之祸，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灾异之微意也。虽其术虚渺迂远，断不足以收匡正之实效，然用心盖良苦矣。江都最知此义，故其《对天人策》，

三致意焉。汉初，大儒之言灾异，大率宗此旨也。及于末流，浸乖本谊，牵合附会，自惑惑人。如《书》则有《洪范五行》，《礼》则有《明堂阴阳》，《易》则京房之象数灾异，《诗》则翼奉之五际六情（齐诗派）。至于《春秋》，又益甚焉；驯至谶纬之学，支离诞妄，不可穷诘，骎骎竞起，以夺孔席，则两汉学者之罪也。其四训诂家。汉初大师之传经也，循其大体玩经文（见《汉书·艺文志》），不为章句训故，举大义而已（见《汉书·儒林传》），故读一经通一经之义，明一义得一义之用。自莽、歆以后，提倡校勘诂释之学，逮东都之末，则贾、马、许、郑，益覃心于笺注，以破碎繁难相夸尚，于是学风又一变。近启有唐陆（德明）、孔（颖达）之渊源，远导近今段（玉裁）、王（引之）之嚆矢，买椟还珠，去圣愈远。盖两汉经学，虽称极盛，而一乱于灾异，再乱于训诂。灾异乱其义，训诂乱其言，至是益非孔学之旧，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书之儒。今所传汉代著述，除经注词赋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陆贾之《新语》，贾谊之《新书》，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马迁之《史记》，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宽之《盐铁论》，刘向之《说苑》《新序》，扬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论衡》，王符之《潜夫论》，仲长统之《昌言》，许慎之《说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数子而已。而《说文》不过字书，于学术思想全无关系。《盐铁论》专纪一议案，亦非可以列于作者之林。《新语》真赝未定，《新书》割缀所成，未足以概作者之学识。要之，汉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有一论之价值者，惟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王充、王符、仲长统七人而已。江都《繁露》，虽以说经为主，然其究天人相与之故，衍微言大义之传，实可为西汉学统之代表。《史记》千古之绝作也，不徒为我国开历史之先声而已，其寄意深远，其托义皆有所独见，而不徇于流俗。本纪之托始尧舜（五帝）也，世家之托始泰伯也，列传之托始伯夷也，皆贵其让国让天下，以诛夫民贼之视国土为一姓产业者也；陈涉而列诸世家也，项羽而列诸本纪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败论人也；孔子而列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为列传也，尊教统也；《孟荀列传》而包含余子也，著两大师以明群学末流之离合也；老子、韩非同传，明道、法二家之关系也；游侠有传，刺客有传，厉尚武之精神也；龟策有传，日者有传，破宗教之迷信也；货殖有传，明生计学之切于人道也。故太史公诚汉代独一无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学渊源，既已深邃（《太史公自序》称其父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生于天下之中央，而足迹遍海内（《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盖今日版图，除两广、贵州、福建、甘肃五省外，史公足迹皆遍矣），其于孔子之学，独得力于《春秋》（《自序》称“吾闻诸董生曰”云云，盖史公于董子，必有渊源矣。《公羊传》屡引“子司马子曰”云云，吾友仁和夏曾佑，以为必史公也），而南派、北东派、北西派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时代种种旧思想，磅礴郁积，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刘中垒粹然醇儒，然为当时阴阳五行说所困，不能自拔。《说苑》陈义至浅，殆无足云。扬子云新莽大夫，曲学阿世，著《太玄》以拟《易》，著《法言》以拟《论语》，是足以代表当时学者乏创作力，而惟存模拟性也。王仲任颇思为穷理察变之学，然学识不足以副之，摭其小而遗其大。吾友余杭章炳麟，以比希腊之烦琐哲学，斯为近矣。节信（王符）、公理（仲长统）虽文辞斐然，然止于政论，指摘当时末流之弊而已，于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两汉之以著述鸣者，惟江都、龙门二子独有心得，为学界放一线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观于此而益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

其于说经著书之外，足以觇当时文明之迹者，则词赋为最优。而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闳之历数，张仲景之医方（著《伤寒论》），张衡之技巧（制地动仪），亦有足多者焉。

第四节 其结果

儒学统一之运，既至两汉而极盛，其结果则何如？试举荦荦大者论之。

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也。儒学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砺廉隅，崇尚名节，以是为一切公德私德之本。孝武表章六艺，师儒虽盛，而斯义未昌，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以“经明行修”四字为进退士类之标准。故东汉二百年间，而孔子之所谓“儒行”者，渐渍社会，浸成风俗。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让爵让产，史不绝书，或千里以急朋友之难，或连轸以犯时主之威。论者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

莫尚于东京，非过言也。夫当时所谓“名节”者，其果人人出于真心与否？吾不敢言。虽然，孟德斯鸠不云乎，“立君之国，以名誉心为元气。”孔子之政治思想（专就其小康之统言），则正孟德斯鸠所谓立君政体也，故其所以维持之者，莫急于尚名。沿至东京，而儒效极矣。《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顾亭林亦云：“名之所在，

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

废锢于学。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又曰：“虽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犹使之以名为利。”名节者，实东汉儒教一最良之结果也。虽其始或为“以名为利”之一念所驱，而非其本相乎；至其浸成风俗，

则其欲利之第一性，或且为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夺，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是孔学所以坊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也。孔子之论政，虽有所谓大同之世，太平之治，

其所雅言者，总不出上天下泽，君臣大防。故东汉承其学风，斯旨最畅。范蔚宗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辟，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后汉书·儒林传》论）“所以倾而未颠，抑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同《左雄传论》）诚哉其知言也，儒教之结果使然也。自兹以往，二千余年，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范围。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近世之曾、左，皆食其赐者也。夫共和之治，既未可骤几，则与其乱臣贼子，继踵方轨，以暴易暴，诚不如戢其戾气，进之恭顺，而国本可以不屡摇，生民可以不涂炭。两汉以后所以弑逆之祸稍杀于春秋，而权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标之功，不可诬也。

此其结果之良者也。若其不良者则亦有焉。

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则君、民权限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论，有反对极端之两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实执其中。法家主干涉，道家主放任。惟干涉也，故君与民为强制之关系；惟放任也，故君与民为合意之关系（即近于契约之关系）。惟强制关系也，故重等差；惟合意关系也，故贵平等。惟等差也，故压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此两者虽皆非政治之正轨，要之首尾相应，成一家言者也。儒家则不然。其施政手段，则干涉也（保民、牧民，皆干涉政策之极轨也）；其君臣名分，则强制也（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社会秩序，则等差也（《中庸》“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的，

则以压制暴威为大戒。夫以压制暴威为大戒，岂非仁人君子之极则耶？而无如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道固未有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为君说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隐也，

汝宜顺民之所好恶也，汝宜采民之舆论以施庶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于此，

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隐，不顺民之所好恶，不采民之舆论，则当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问题也。夫有权之人之好滥用其权也，

犹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谆谆说法，而劝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数也。谓余不信，则试观二千年来，孔教极盛于中国，而历代君主，能服从孔子之明训，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几何人也？然则其道当若何？曰：不可不钳制之以民权。当其暴威之未行也，则有权以监督之；当其暴威之方行也，则有权以屏除之；当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权以永绝之。如是然后当权者有所惮有所缚，而仁政之实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乱为大戒，犹可言也；浸假而要君亦为大不敬矣，犹可言也；浸假而庶人议政，亦为无道矣（儒教亦多非常异义，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象，视民草芥、视君寇仇之义，闻诛一夫、未闻斌君之言，皆所以限制暴威之不二法门也。虽然，争权而必出于革命，

惨矣，伤矣。且革命之后，复无所以限其君权者，前虎退而后狼进，是革之无已时，而国将何以立也！故徒杀一虎杀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绝虎狼之迹者；

即不能，亦必使虎狼不能食人。由前之说，则共和政体是也；由后之说，则立宪君主政体是也。欲成郅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顾忌而不敢昌言也。此所以虽有仁心，而二千年不能蒙其泽也）。是何异语人曰：吾已诫虎狼勿噬汝，

汝但恭顺俯伏于其侧，虽犯汝而不可校也。虽曰小康时代，民智民力未充实， 或有不能遽语于此者乎？虽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

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故儒家小康之言。其优于法家者仅一间耳。法家以为君也者，有权利无义务，民也者有义务无权利；儒家（专指小康），以为君也者，有权利有义务，民也者有义务无权利。其言君之有义务也，是其所以为优也。虽然，义务必期于实行。不然，则与无义务等耳。夫其所以能实行者何也？必赖对待者之权利以监督之。今民之权利，既怵于学说而不敢自有；

则君之义务，其何附焉：此中国数千年政体，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实也（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之乖谬而不完全更甚也）。故夫东京末叶，鸿都学生、郡国党锢诸君子，膏斧钺实牢槛而不悔，往车虽折，而来轸益遒。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气，苟其加以权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恶，而争政之实为本权，即中国议会之治，虽兴于彼时可也。徒以一间未达，仅以补衮阙为责任，

以清君侧为旗帜，曾不能乘此实力，为百世开治平，以视希腊、罗马之先民， 其又安能无愧也！呜呼！吾不敢议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进化沉滞也。进化与竞争相倚，此义近人多能言之矣。盖宇宙之事理，至繁赜也。必使各因其才，尽其优胜劣败之作用，然后能相引以俱上。若有一焉，独占势力，不循天则以强压其他者，则天演之神能息矣。故以政治论，使一政党独握国权，而他政党不许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

则国政未有能进者也。若是者谓之政治之专制。学说亦然。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若是者谓之学说之专制。苟专制矣，

无论其学说之不良也，即极良焉；而亦阻学问进步之路。此征诸古今万国之历史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国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亚洲诸国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但泰西则自四百年来，异论蜂起，举前此之缚轭而廓清之，于是乎有哲学与宗教之战，有科学与宗教之战。至于今日，而护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粪土。要之，欧洲今日学术之昌明，

为护耶教者之功耶？为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论之，两者皆与有力焉。而赫胥黎、斯宾塞之徒，尤倜乎远矣。而泰东诸国，则至今犹生息于一尊之下，

此一切群法，所以瞠乎后也。吾之为此言，读者勿以为吾欲攻孔子以为耶氏先驱也。耶氏专制之毒，视中国殆十倍焉。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专制天下也：

末流失真，大势趋于如是，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则诚以专制排外为独一法门矣。故罗马教会最全盛之时，正泰西历史最黑暗之日。吾岂其于今日，乃欲摭他人吐弃之唾余而引而亲之？但实有见夫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按之实迹而已然，证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说也！吾更为读者赘一言：吾之此论，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苟为专制，无论出于谁氏，吾必尽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认吾之义务当然耳。若夫孔子，则固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恶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为大所以为圣，而吾所顶礼赞叹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尚而不能逮下，亦其结果不良之一端焉。盖当人智未盛之时，祸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顾儒教全不及此，使騃愚妇孺无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于他途。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释家入之，驯至袁了凡派所谓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纷纷入之，未始非乘儒教之虚隙而进也。虽然，以祸福迷信之说牖民，虽非无利，而利或不胜其敝。吾中国国教之无此物，君子盖以此自喜焉。

第四章 老学时代

三国、六朝为道家言猖披时代，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也。申而论之，则三国、六朝者，怀疑主义之时代也，厌世主义之时代也，破坏主义之时代也，隐诡主义之时代也，而亦儒、佛两宗过渡之时代也。

东汉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数十年，至魏、晋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推原其故，盖有五端。

一由训诂学之反动力也。汉季学者守师说，争门户，所谓“碎义逃难，

便辞巧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不能通”。（见《汉书·艺文志》）学问之汩没性灵，至是已极。物极必反，矫枉过直。故降及魏、晋，人心厌倦，有提倡虚无者起，则群率而趋之，举一切思想投入怀疑破坏之涡中，殆物理恒情，无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恶俗也。晋泰始元年，傅玄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

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守节。”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语意皆同），于是风俗大坏，人心一变。顾亭林所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诚哉其知言也！

儒术之亡，半坐是故。此其二。

一由杀戮过甚人心皇惑也。汉世外戚、宦官之祸，连踵继轨。两汉后妃之家，著闻者四十余氏，大者夷灭，小者放窜，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权，杀人如草，一朝为董、袁所袭，亦无孑遗。人人渐觉骨肉之间皆有刀俎。若乃党锢之祸，俊、顾、厨、及，一网以尽；其学节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骈首阙下，若屠猪羊。天下之人，见权势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学问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适。故一遁而入于虚无荒诞之域，刍狗万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乱，民苦有生也。汉末自张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绍、孙坚、刘备以来，四海鼎沸，原野厌肉，溪谷盈血；继以晋代八王、五胡之乱，中原喋血，一岁数见，学者既无所用，亦困于乱离，无复有余裕以研究纯正切实之学，但觉我生靡乐，天地不仁。厌世之观，自然发生。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两汉帝王、儒者崇尚谶纬，迷信休咎，所谓阴阳五行之谬说，久入人心。而权势、道德，既两无可凭，民志皇皇，以为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炼养焉、服食焉，或庶可免，于是相率而归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当时学术堕落之最大原因也。故三国、六朝间，老子之教遍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别焉。

一曰玄理派。自魏文提倡旷达，举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尚，后遂为清谈之俗者二三百年。开其宗者，实为何晏、王弼。《晋书·王衍传》称“晏、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盖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应于时势，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后如阮籍、嵇康、刘伶、王衍、王戎、乐广、卫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谈玄有大名于时；乃至父兄之劝戒，师友之讲求，莫不以推究老、庄为第一事业（《潘京传》云：“京与乐广谈，广深叹之，谓曰：‘君天才过人，若加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遂勤学不倦。”又《王僧虔传》引其《戒子书》云“汝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而便执麈尾，自称谈士，此最险事”云云）。当时《六经》之中，除《易》理外，尽皆阁束；而诸传中称扬人学问者，皆以“揅精《老》《易》”等语。《老》《易》并称，实当时之普通名词也。范宁谓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卞壶斥王澄、谢鲲，谓悖礼伤教，中朝倾覆，实由于此，非过言也。平心论之，若著政治史，则王、何等伤风败俗之罪，固无可假借；若著学术思想史，则如王弼之于《老》《易》，郭象、向秀之于《庄》，张湛之于《列》，皆有其所心得之处，成一家言，以视东京末叶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过之焉。老学虽偏激，亦南派一巨子，世界哲学应有之一义，吾虽恶之而不愿为溢恶之言也。但其魔业之影响于群治者，既若彼焉矣。无他，老子既以破坏一切为宗旨，而复以阴险之心术、诡黠之权谋佐之，故老学之毒天下，不在其厌世主义，而在其私利主义。魏、晋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兽，势使然也。此为当时老学正派。

二曰丹鼎派。马贵与曰：“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俱欲冒以老氏为之宗主，以行其教。”（《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二）此实数千年道教流派之大略也。炼养、服食两派，其指归略同，吾概括之，名曰丹鼎派。此派盖导源于秦汉之交，始皇时，侯生、卢生等既倡神仙之说。汉初张良，功成身退，自言从赤松子游。其是否依托，姑弗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断言也。汉武迷信封禅，李少君、栾大之徒相与炫惑，于是炼养、服食之说益盛。至汉末魏伯阳著《参同契》，密勿传授，其焰益播（后蜀彭晓序《参同契》云，谓伯阳先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复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至晋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内、外编各四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其他杂著一百余卷。其言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更有所谓《丹经》者，发明服食之诀，其言诡诞，不可穷诘。而后世神仙家之思想，实宗此。此派之说，其在前者，文成、五利之徒，实依托以诳人主而取富贵，固不足道；至如魏、葛辈，所志或不在是。盖怀抱厌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脱真理，知有躯壳，不知有灵魂，徒欲长生久视，游戏尘寰，是野蛮时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现象，无足怪者（印度婆罗门外道，每欲速灭其躯壳，以享涅槃之乐；中国神仙家言，每欲长保其躯壳，以享飞升之乐。虽其见地之深浅不同，要之为躯壳所迷缚一也。古埃及人用木乃伊术保全尸体，是由重视躯壳所致也；耶教号称重魂，而其言末日审判，死者皆从冢中复生，其为躯壳所迷亦至矣。宗教进化之第一级，莫不如是。神仙家言，又何责焉）。此为当时老学第一别派。

三曰符箓派。箓符之视丹鼎，风益下矣。丹鼎派起于汉初，符箓派起于汉末。顺、桓间，宫崇、襄楷始以《于吉神书》上于朝，后张角用其术以乱天下（《后汉书·襄楷传》云：“楷上书言，臣前上琅琊，宫崇所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又云：“初，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池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令书》。其言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云云。是张角之术所自本也。按：《于吉神书》，即道家所谓《太平经》者，宋中兴，史志始著录，马端临《经籍考》亦存其目。于吉后为孙策所杀，顺帝时距孙策据江东，已七十余年矣）。同时张道陵亦托此术，密相传授，延至后世，仰为真人，奉为天师（按：《三国志》裴《注》云：“张陵，汉顺帝时人。入蜀居鹤鸣山中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朝廷不能讨，就拜鲁为汉宁太守。”此张陵始末见于传记者也。后寇谦之自言尝遇老子，命继道陵为天师，于是六朝以来，天师之号起。《通考》载唐天宝六载，以后汉天师子孙嗣真教，册赠天师为太师。宋太宗祥符九年，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元至元十三年，赐张宗演灵应冲和真人之号，给三品银印。其后屡有加号，晋秩至一品，明太祖时改为二品，沿袭以至于今，几与孔氏之衍圣公、耶氏之教皇等矣，岂不异哉）。自是南北朝士大夫，习五斗米道（即张陵教派之名）者，史不绝书，而寇谦之最显于北（《魏书·释老志》云“寇谦之自言遇仙人成公兴授以大法，又遇太上老君，命之继天师张陵之后，处师位，赐以《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云云。太上老君及天师等名称，实始于此。其后崔浩师事之，受其法术，言之于元魏世祖，乃遣使奉玉帛牲牢迎致焉。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云云），陶弘景最显于南（《梁书》言陶弘景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

受道经符箓。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献之，思谊益厚。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国吴兴，故亦奉焉）。盖六艺、九流一切扫地，而此派独滔滔披靡天下矣。窃尝论之，其时佛教已入震旦，妖妄者流，窃其象教密宗最粗浅之说，以欺惑愚众。故其所言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又言天尊之体，常年不灭，往往开劫度人（彼中言天尊开劫，已非一度，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等年号，其间相去四十一亿万载云云，皆窃佛氏过去七佛之说，成、住、坏、空四劫之论也），皆损益四《阿含》《俱舍论》等所说，剽窃之迹，显然可见，而复取两汉儒者阴阳五行之迷信以缘附之。故吾谓此时为儒、佛过渡时代，此派实其最著者也。此为当时老学第二别派。

四曰占验派。自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刘向、匡衡、龚胜之徒，既已盛说五行，夸言谶纬；及光武好之，其流愈鬯。东京儒者，张衡、郎最称名家，襄楷、蔡邕、扬厚等亦班班焉。于是所谓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云气诸术（诸术名义解，俱见《后汉书·方术列传》注，恕不具引），盛行于时。《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载者三十三人，

皆此类也。然其术至三国而大显，始俨然有势力于社会。若费长房、于吉、管辂、左慈辈，其尤著者也。其后郭璞著《葬书》（此书《四库》著录，或言依托璞名），注《青囊》（此书今佚），为后世堪舆家之祖。而嵇康亦有《难宅无吉凶论》，则其时风水说之盛行可知。《隋·志》著录《珞琭子》一书（六朝人撰），言禄命者，以为本经，而临孝恭有《禄命书》，陶弘景有《三命抄》，实后世算命家之祖。卫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灵台秘苑》（皆北周人），为后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弘景著《相经》，为后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来，诬罔怪诞之说，汩溺人心者，皆以彼时确然成一科学。虽谓为魏、晋、六朝间，为陷溺社会之罪恶府可也。此为当时老学第三别派。

要而论之，当时实道家言独占之时代也。其文学亦彪炳可观，而发挥厌世精神亦最盛。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语，其代表也。此皆老子“刍狗万物”、杨朱“奚遑死后”之意也。虽我国二千年文学，大率皆此等音响，而魏、晋、六朝，为尤甚焉。曾无雄奇进取之气，

惟余靡靡颓惰之音，老、杨之毒焰使然也。

其时治经学者，虽有若王肃、杜预、虞翻、刘焯、刘炫、徐遵明之流，

然曾不能于东京学风外有所建树，徒咬文嚼字，破碎逾甚。《北史·儒林传》谓“南学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两派之概象虽不同，要其于数千年儒学史，无甚关系一也。虽谓其时为儒学最销沉之时代可也。

佛学虽自汉明以后已入中国，苻秦崇法，广事翻译，宗风渐衍，然谓之为佛学萌芽时代则可，竟谓之为佛学时代则不可。盖当时之治佛学者，徒诵读经文，皈依仪式，而于诸乘理法曾无所心得也。

老学之毒，虽不止魏、晋、六朝，即自唐以后至今日，其风犹未息；虽然，远不如彼时之盛矣，其派别之多，亦远有所逊。故划分数千年学术思想史，而名彼时为老学时代，殆无以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