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人们常常梦想建立科学伦理学。我们不满足于歌颂科学的教育功效，也不满足于人类精神为其自身的改进从看来似乎是真理的东西中得到的好处。我们依靠科学使道德真理达到不容置辩的境地，就像科学对于数学定理和物理学家所陈述的定律所作的那样。
宗教能对信仰者有巨大的威力；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它的信徒。信仰仅能够强加于少数人；而理性却会给一切人留下烙印。我们必须致力于理性；但我的意思并不是指形而上学家像肥皂泡一样美丽而短暂的构思，它们使我们欢娱一时，旋即就爆裂了。唯有科学牢固地建设着；它已构造了天文学和物理学；今天它正在构造生物学；明天它将以同样的方法建设伦理学。科学的法规将毫无争议地处于支配地位；没有人能够反对它们，我们将不想去反对道德准则，就像我们今天不想去反对三垂线定理和引力定律一样。
另一方面，有些人把一切可能的邪恶都与科学联系起来；他们把科学视为伤风败俗的学校。这不仅是因为科学过分地强调物质的重要性，而且也使我们丧失了尊敬的意识，因为我们只是尊敬我们不敢去看的那一些东西。但是，科学的结论不会否定道德码？正如一些著名的作家所说，科学将使天空的繁星黯然失色，或者至少使它们丧失了它们的全部神秘，把它们归结为普通的气体喷发状态。科学将揭露出造物主的舞台效果，从而使造物主失去他的某些威严。让孩子们窥视舞台两侧不是什么好事；这会引起他们怀疑用来吓唬孩子的怪物的存在。如果我们允许科学家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那么立即就会没有道德。
关于一部分人对科学充满希望而另一部分人对科学怀有畏惧，我们有什么看法呢？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它们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不可能有科学的道德；也不可能有不道德的科学。其理由很简单，这纯粹从语法上就可以得到说明。
如果三段论中的两个前提都是陈述句，那么结论也将是陈述句。要使结论用祈使句表述，至少一个前提本身必须是祈使句。可是，科学原理和几何学公设都是陈述句，并且只能是陈述句。实验真理也是同样的语气，在科学的基础上，没有并且也不能有其他语气。既然这样，最狡猾的逻辑学家能够像他希望的那样歪曲这些原理，把它们结合起来，使它们相互堆叠。他能由此推出的一切将是陈述语气。他永远也不会得到这样表述的命题：做这个或者不做那个；也就是说，他从未获得肯定道德或违背道德的命题。
这里就有道德家长期碰到的困难。他们力求证明道德准则，我们必须原谅他们，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希望把伦理学放在某些东西的基础上，就好像它能够以除它之外的某种东西为基础一样。科学向我们表明，由于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人只能贬低他自己的价值。如果我不在乎贬低我自己，如果你认为退化的东西我却认为是进步的，情况会怎样呢？形而上学家迫使我们遵循人的一般准则，据说这个准则已经被发现了。对此可以作出回答：我宁可服从我自己的特殊准则。我不知道形而上学家将作何答复，但是我能够向你保证，他们将不会有最后的答案。
宗教的伦理学难道比科学或形而上学更幸运吗？人们之所以`服从它，是因为上帝对它有支配权，是因为上帝是能够克服一切阻力的主宰者。这是一个证明吗？我们不能认为起来反对全智全能的上帝是好事吗？在朱庇特和普罗米修斯 [1] 二者之间，真正的胜利者是遭受磨难的普罗米修斯吗？而且，屈从压力并不是顺从；使人心悦诚服不能靠命令。
我们也不能把伦理学建立在社会利益、祖国概念、利他主义的基础上，因为还需要证明，人们为什么必须献身于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城邦，或者为什么要为他人的幸福而献身。逻辑学也好，科学也好，都不能向我们提供这种证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赤裸裸的自私自利道德、唯我主义道德，才是软弱无力的，因为我们毕竟不能保证唯我主义者是最好的，因为还存在着并非是唯我主义者的人。
因此，一切教条的伦理学，一切论证的伦理学，预先注定要遭受失败；这正像一个只有传动机件而没有发动机的机器一样。能够使所有连杆和齿轮机件运转的道德发动机只能是某种感受到的东西。人们无法证明，我们必须同情不幸的人；可是，让我们面对不该受的痛苦吧，哎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实在大频繁了，我们将发现我们被反抗的情感所激愤；在我们身上将产生某种理智无法控制的力量，这种力量仿佛违反我们的意志，不可遏止地驱使着我们。
即使已经证实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够压垮我们；即使能够证明上帝是乐于助人的，我们应该对上帝感恩戴德，也不能证明我们必须服从上帝。有些人把作为所有自由中最珍贵的权利视为令人生厌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热爱上帝，一切证明将变得毫无必要，顺从也许是完全自然的；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是强有力的，而形而上学体系却不是这样。
当我们要求用理性论据证明我们热爱我们祖国有正当的理由时，我们可能会不知所措。可是，让我们设想我们的军队是战败者，法国遭到入侵；我们怒火中烧，我们泪水盈眶，我们再也听不进任何东西了。倘若一些人今天如此强词夺理，那无疑是由于他们缺乏想象力。他们想象不到这一切灾难，如果不幸和上天的惩罚迫使他们亲眼看到这些，那么他们的心灵便会像我们的心灵一样地进行反抗。
因此，科学不能自行创造道德；也不能自行而直接地削弱或消灭传统道德。但是，它能不能施加间接的影响呢？我刚刚所说的已表明，它能够通过某些机制起作用。科学能够产生新的感情，这并不是说这种感情是可以证明的；但是，因为各种形式的人类活动都反作用于人自身，使他的灵魂获得更新。每一行都有职业性的心理。庄稼汉的感情不同于金融家的感情；因此，科学家也有他的特殊心理，我是指他的感情心理，这种感情心理中的某些东西会感动仅仅偶尔与科学接触的人。
另一方面，科学能够激发人身上天然存在的感情。继续谈前不久提到的比喻吧！我们能够用连杆和曲柄建造我们所要求的那么复杂组合；如果锅炉里没有蒸汽，机器将不运转。然而即使有蒸汽，所做的功并非总是与之相等；这要取决于所应用的机械。按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说，感情只是向我们提供了行动的一般动力。它将向我们提供三段论的大前提，在适当的场合下，这种大前提将是祈使语气的。科学就其作用而言，将向我们提供小前提，这种小前提是陈述语气的，而由它推出的结论则可能是祈使语气的。我们将依次考虑这两种观点。
首先，科学能够变成感情的创造者和激发者吗？科学不能做到的事，对科学的爱能够做到吗？
科学使我们与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某些事物保持恒定的联系；科学向我们展示出日新月异的和浩瀚深邃的景象。在科学向我们提供的伟大的视野背后，它引导我们猜测一些更伟大的东西；这种景象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乐趣，正是在这种乐趣中，我们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从而科学在道德上是高尚的。
尝到这种滋味的人，即便是远远地看到自然规律先定和谐的人，他会比其他人善于自处，不去理会他的渺小的、个人的利益。他将具有他认为比他自己更有价值的理想，这正是我们能够建立伦理学的唯一基础。为了这一理想，他将不遗余力地忘我工作，并不期望任何庸俗的报偿，而对某些人来说，报酬却是最重要的；当他养成了无私的习惯时，这种习惯将处处伴随着他；他的整个一生将始终散发出无私的芳香。
对这种人来说，鼓舞他的主要是对真理的热爱，其次才是激情。这样一种热爱不是地道的道德准则吗？因为欺骗在纯朴的人看来是卑鄙的罪恶和最严重的堕落，所以难道有比反对欺骗更重要的事情吗？好了！当我们养成了科学方法、它们的严格的精确性、对歪曲实验过程的所有企图极端厌恶的习惯时；当我们习惯于担心把稍微损害我们成果的非难——即使这样是无害的——视为最大的丑行时；当这一切在我们身上已经变成永不磨灭的职业习惯和第二天性时；于是，在不再了解促使其他人进行欺骗的原因限度内，我们将不能在我们所有的行为中揭示出对绝对真诚的这种关心吗？而且，这不是获取最珍贵的、最难得的真诚——这种真诚在于不欺骗自己——的最好方法吗？
在我们的缺点中，我们理想的高尚支撑着我们。我们可能更喜欢另外的东西，但是科学家的上帝毕竟不是越远离我们就越伟大吗？的确，上帝是不可动摇的，许多灵魂愿为之忏悔；但是，科学家的上帝至少不具有我们的狭窄的心胸和卑鄙的私怨，而神学家的上帝却往往如此。我们必须服从一个比我们本身更强有力的准则，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习惯于这一准则，这种概念也可能具有有益的影响。我们最低限度能够赞成这个准则。对于我们的农民来说，如果他们总是乞灵于充分强有力的立法官的仲裁，那么相信该律法从未产生，而不相信政府将使法律变温和而受他们欢迎，这样岂不更好？
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科学以普遍性作为目的。在特殊事实面前，它将要认识普遍的规律；它将追求愈来愈广泛的概括。乍看起来，这似乎只不过是一种智力习惯；但是，智力习惯也具有它们的道德影响。如果你变得习惯于不怎么去注意特殊的、偶然的东西，因为你对它不感兴趣，那么你将自然而然地认为它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不把它看作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甚至不屑一顾。作为始终高瞻远瞩的结果，可以这么说，我们变得有远见了；我们不再盯着微不足道的琐事了，由于我们再也不理会它，我们不会陷入使它成为我们生活目标的危险之中。于是，我们将自然而然地发现我们自己倾向于使我们的特殊利益服从普遍利益，这确实是伦理学的一条准则。
其次，科学对我们还有另外的用处。科学是一项集体事业；而不可能是其他。正像一座不朽的丰碑，建成它需要数世纪，为此每个人必须携带一块石料，在某些情况下，这块石料需要耗费人的毕生精力。因此，这使我们感到，科学需要必要的合作，需要我们和我们同代人同心协力，甚至需要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继者共同奋斗。我们理解到，每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战士，仅仅是整体的一小部分。正是我们共同感到的这种纪律，造就了军人的精神，把农民的粗俗灵魂和冒险家的无耻灵魂改造成使他们能够具有各种各样的英雄主义行为和献身精神。在十分不同的条件下，科学能够以类似的方式导致慈善行为。我们感到，我们正在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结果在我们看来，人性变得更可爱了。
这里有赞成者和反对者。对我们来说，如果科学似乎在人们的心灵内不再是软弱无力的，在道德问题上不再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它能没有有益的影响以及有害的影响吗？首先，每一种感情都是排他的。它将不引起我们丧失对情感以外的一切的洞察吗？毫无疑问，热爱真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为了追求真理，如果我们牺牲其他无限宝贵的东西，例如仁慈、虔诚、对邻人的爱，那将是什么样的事态啊！在听到任何灾变，例如听到地震时，我们会忘记受难者的痛苦，而只想到振动的方向和振幅；如果地震揭露出地震学某些未知的规律，那么我们几乎会认为这是交了好运。
这里有一个马上会想到的例子。生理学家毫无顾忌地讲行动物解剖，在许多老太太的眼中，这是一种罪过，没有科学的任何好处，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能够证明它是正当的。假若我们要相信老太太的话，她们认为对动物表现出没有怜悯心的生物学家必然对人也是残忍的。她们无疑犯了错误；我知道许多生物学家都是和蔼可亲的。
解剖动物的问题值得我们花时间详述，尽管它诱使我稍微离开主题。在这个问题中，存在着一种责任冲突，现实生活每时每刻都向我们揭示出这一冲突。人的伟大之处在于有知识，人要是不学无术，便会变得渺小卑微，这就是为什么对科学感兴趣是神圣的。这也是因为科学能够治愈或预防不计其数的疾病。另一方面，造成痛苦总不是善良之举（我没有说死亡，我说的是痛苦）。虽然比较低等的动物无疑没有人的感觉灵敏，可是它们也值得怜悯。只有通过大致的折中方案，我们才能够使我们自己从责任冲突中解脱出来。即使对低等动物，生物学家必须仅仅从事那些实际上有用的实验；同时在实验中必须用那些尽量减轻疼痛的方法。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凭我们的良心，任何法律上的干预都是不合适的，都多少有点可笑。在英国有句话，除了不能把男人变为女人外，议会无所不能。我要说，议会是无所不能的，唯独不能在科学事务中作出合格的判决。没有哪个权威能够制定一种法规来裁决实验是否有用。
但是，我必须返回到我的主题上来。有人说，科学使人变得心硬起来，它使我们热衷于物质的东西，它扼杀诗意，而诗是一切高尚情操的唯一源泉。科学接触的心灵枯萎起来，而且变得反抗一切高尚的冲动、一切激情、一切热情。我不相信这一切；前不久我陈述了相反的意见。可是，这是一种流传很广的见解，它必定有某种根据。事实证明，同一食物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口味。
我们要指出什么呢？科学能够在道德教育中起十分有益的和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了解和热爱科学的老师们谆谆教导的。但是，认为只有科学才有这种作用，那可就错了。科学能够唤起仁慈的情感，这种情感能够作为一种道德力量；但是其他学科同样也能如此。使我们自己得不到任何援助恐怕是愚蠢的；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全部结合力量对我们来说不是太大了。有人并不理解科学；通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在所有班级的学生中，他们在文学方面是“良”，而在科学方面却不是“良”。即使科学没有触及他们的精神，也能够触及他们的心灵，相信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诞无稽啊！
我谈谈第二点。科学像所有各类活动一样，不仅能够唤起新的感情，而且能在旧有的、自发地从我们心中产生的感情上建造新的大厦。在三段论中，设想两个前提是陈述语气而结论却是祈使语气，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能够设想根据下述类型构成的一些东西：现在做这个；可是如果我们不做那个的话，我们也不能做这个；因此就做那个。这样一种推理并未超出科学的范围。
能够作为伦理学基础的感情具有截然不同的本性；它们在各个人身上的表现也千差万别。在一些人身上，某些感情占优势，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另外的情弦总是易于振动。有些人特别富于同情心；他们将为邻人的痛苦而伤心。另一些人使一切服从社会和谐、公众幸福；或者他们还希望他们的国家强大。另一些人也许还有一种美的理想，或者他们认为，我们的首要责任是使我们自己变得更完善，力求变得更强大，变得不为物质所诱惑，视财富如浮云，并且不降低我们自身的尊严。
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它们是不同的。冲突也许可以由此产生。如果科学向我们证明这一冲突无须害怕，如果科学证明这些目标之一在不对准其他目标的情况下便不能达到（并且这是在科学的范围内），那么科学便完成了有益的工作；科学将给道德家以宝贵的帮助。在此之前，这些军队是在混战，每个士兵在混战中都朝着他自己的特定目标前进。现在，这些军队排成了整齐的队列，因为科学向他们表明，一个人的胜利就是每一个人的胜利。他们的努力将是协调一致的，乌合之众将变成一支纪律森严的军队。
这是科学前进的真实方向吗？抱这样的希望是可以容许的。科学越来越向我们表明宇宙不同部分的相依关系；向我们揭示出宇宙的和谐。这是因为这种和谐是真实的呢，还是因为它是我们精神的需要，因而是科学的公设呢？这是一个我不想试图去解决的问题。事实依然是，科学趋向于统一，并且把我们引向统一。正如科学使一些特殊规律协调起来，把它们联合成一个更普遍的规律一样，科学难道不是也把我们心灵的表面上看来彼此如此背道而驰、如此反复无常、如此迥然不同的个人抱负归于统一吗？
但是，如果科学在这项任务中失败了，那将多么危险、多么令人失望啊！难道科学造成的危害不可能像它带来的好处那样多吗？这些钟爱、这些情感是如此脆弱、如此娇嫩，它们经得起分析吗？一点点光明不就会暴露出它们的空虚吗？我们将不无止境地、毫无裨益地继续下去吗？如果我们为别人做得越多，他们变得越贪得无厌，越得寸进尺，从而他们得到了他们命中应得的东西，那么怜悯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怜悯不仅能产生忘恩负义之人——这还不那么重要——而且只能产主苦难深重的灵魂，那么怜悯究竟有何用处呢？如果祖国的伟大往往只不过是明显的苦难，那么热爱祖国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仅仅活一天，那么力求变得更完美又有什么用呢？当科学把它的威力用于这些诡辩时，这将是一场灾难！
此外，我们的灵魂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由我们的观念所形成的思路纵横交错，纠缠牵连。要截取这些思路之一，就要冒引起大量破裂的危险，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破裂的程度。我们不是造成这种组织的人；它是过去的遗产。由于我们还不了解它，我们最高尚的抱负常常与最陈旧、最可笑的偏见联系在一起。科学将消除这些偏见；这是科学的天职，也是科学的义务。旧习惯把高尚的倾向与偏见联系起来，结果这种高尚倾向不也会受到损害吗？不，毋庸置疑，在坚强的灵魂中并非如此；但是，不仅有坚强的灵魂，不仅有眼光锐利的精神，也有经受不住磨炼风险的简单的灵魂。
因此有人认为，科学将是破坏性的。他们为科学将要引起的毁灭而惊恐不安，他们担心，科学所及之处，社会将不再能够幸存下去。在这些担心中，没有几分自相矛盾吗？如果从科学上证明。这样一种曾被认为是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存在必不可少的习惯实际上并不具有赋予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只是为它的悠久历史而蒙蔽，倘若这一点被证明，并且承认这种证明是可能的，那么人类的道德生活将会削弱吗？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这种习惯是有用的，那么真正的科学就不能证明它是无用的；或者它是无用的，因而无须为它悲叹。当我们把这些促成道德的高尚情操用作我们演绎推理的基础时，如果它是在与逻辑规则一致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么正是这种情操以及道德，我们将在我们推理的整个链条的终点遇到。遭到破灭危险的并不是本质的东西，而只是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中的一种偶然的东西。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结论中找到，因为它已包含在前提中。
我们必须担心的仅仅是那种不完备的科学、错误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其空洞的外观诱惑我们，煽动我们破坏那些不应该破坏的东西，当我们懂得更多时，才知道这些被破坏的东西以后仍需重建，可是此时已为时过晚。有些人迷恋一种观念，并非因为这种观念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是新的，因为它是时髦的。这些人是可怕的破坏者，但是他们不是……我正想说，他们不是科学家，可是我注意到，他们许多人对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们是科学家，他们之所以是科学家；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与此无关。
真正的科学担心草率地进行推广概括，担心草率地进行理论演绎。例如，道德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发现的一些所谓理论，这样的理论就是把社会和机体草率地进行类比，这些理论再全面、再有条理，物理学家依然怀疑它们，道德学家和社会学家又有什么办法呢！相反地，科学无非是、并且不能不是实验的，社会学的实验就是以往的历史；无疑地，我们必须批判传统，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完全抛弃传统。
道德并不害怕被真正的实验精神所推动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是尊重过去的；它与那种容易被新奇的东西蒙骗的科学上的势利行为针锋相对。它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但总是在相同的方向上和正确的方向上，反对伪科学的最好办法是更加科学。
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设想科学与道德的关系。没有什么现象不能成为科学的对象，因为任何现象都能被观察。和其他现象一样，道德现象也不例外。博物学家研究蚂蚁和蜜蜂的群体，安详地研究它们。同样，科学家也力求评价人，他们俨然超脱人群之外，他们设想遥远的天狼星居民的观点，从那里看来，我们的城市不过是蚁冢而已。那是他们的权利；那是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本职工作。
伦理科学乍看起来将纯粹是描述性的；它将教导我们做人的道德，它将告诉我们道德是什么，而不说道德应当是什么。其次，它将是比较性的；它将携带我们跨越空间，去比较各种人的道德——野蛮人的道德和文明人的道德；它也将带领我们跨越时间，让我们把昨天的道德和今天的道德加以比较。它最终将力求变成解释性的；描述、比较、解释——这是每一门科学的自然进化过程。
达尔文主义者告诉我们，适者生存的原则在长时期内促使那些愚蠢得企图回避这一原则的人消亡了，他们以此力求解释所有已知的人为什么都服从一种道德准则。心理学家将解释，道德准则为什么未必总是与普遍的利益相一致。他们将告诉我们，卷入生活旋涡里的人没有时间考虑他的行为的所有后果；他只能够服从一般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越简单，越不会受到挑战；如果这些准则能起到有益的作用，从而如果选择能够创造它们，那么这些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会与普遍利益相一致，这一点是充分的。历史学家想解释，在两种道德体系中——一种是使个人服从社会，一种是怜悯个人，主张以邻人的幸福为自己的行动目标——正是第二种体系，在社会变得更庞大、更复杂时，它总是持续地进步着，并且在说了做了之后，较少遭到灾祸。
伦理科学不是道德体系；它将永远不是道德体系；它不能代替道德，正像论述消化生理学的专著不能代替美味佳肴一样。我迄今已经说的东西使我不必再多说了。
但是，这不是我所要涉及的东西。伦理科学不是道德体系，可是对道德而言，它会是有用的吗，它会是危险的吗？一些人会说，解释总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它是正确的；这可能易于得到支持。另一方面，另一些人会说，教导我们不同民族和地区的道德的多样性并非没有危险；这能够教导我们去探究，什么被盲目地接受了，并使我们习惯于注意偶然性，而在这里，只看到必然性也许更好一些。这两种说法恐怕并非都是错的。但是，坦率地讲，这不是在夸大那种十分肤浅的理论、那种人们总感到陌生的抽象对于人们的影响吗？当情感——有些是高尚的、有些是可鄙的——与我们具有的良知冲突时，在这种强有力的对立面前，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形而上学差别能起什么作用呢？
然而，我不能在一个重要的论点上保持缄默，尽管我几乎没有时间来讨论它。科学是决定论的；它是先验地决定论的；它以决定论为公设，因为没有决定论，科学便不会存在。科学也是后验地决定论的；如果它从假设决定论开始，作为科学存在的必要条件，科学以后正是通过现存的事实证实决定论，科学的每一个成果都是决定论的胜利。也许调和是可能的。我们能否承认，这种向决定论的挺进将继续下去而不停止、不倒退、不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呢？正如我们数学家所说的，我们无论如何无权通过这一极限去推导出绝对的决定论，因为到了该极限，决定论在同义反复或矛盾中消失了，我们能够承认这一点吗？这是一个研究了数世纪而没有希望解决的问题，在我能利用的余下的几分钟内，我甚至不能稍微触及它。
可是，我们面对着一个事实；不管是非曲直，科学是决定论的。科学无论渗透到哪里，它都要引入决定论。仅就物理学甚或生物学而论，还没有什么关系；良心领域依然未受扰动。在轮到伦理变成科学的对象的那一天，将会发生些什么情况呢？伦理学将必然变得充满决定论，这无疑将是伦理的崩溃。
是不是一切都毫无希望了？或者假使某一天道德变得与决定论一致起来，结果道德能够适应决定论而不消灭吗？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而上学革命，它对道德的影响无疑没有我们设想到的那么严重。刑法镇压不包括在内，这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以前称为罪恶或惩罚的东西到那时可以叫做疾病或预防；可是社会依然会保持它的完整的权利，这不是惩罚的权利，而仅仅是维护自己的权力。更为严重的是，优点或缺点的观念会消失或者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会继续喜欢好人，正像我们喜欢一切美的事物一样。我们也许不再有权利厌恶那些只会使我们充满厌恶的坏人。可是，憎恨坏人确实是必要的吗？我们继续厌恶坏事就够了。
除此以外，一切都会像在过去那样。天性比所有形而上学体系更强有力；即使这一点被证明，即使它的力量的秘密为人所知，其结果它的力量也不会减弱。自牛顿以来，引力不是不可抗拒的吗？引导我们的道德力量将继续引导我们。
正如富耶（fouillée）所说，如果自由的概念本身是一种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便难以减弱，即使科学家总是能够证明它只不过是以幻想为基础。这一幻想太顽固了，它绝不是几个论据所能驱散的。长期以来，最坚定的决定论者在日常谈话中还将说“我想要”，“我必须”，甚至用它的心灵的最强有力的部分思考它，心灵的这部分不是良心，它不进行推理。正如当我们行动时不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行动是不可能的一样，当我们进行科学工作时我们不像决定论者那样推理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个幽灵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令人生畏，也许还存在着不害怕它的其他理由。我们能够希望，每一种事物都可能在绝对中和谐一致，对于无限的理智而言，两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人要像他是自由的那样而行动，一种态度认为人要像自由在任何地方也不存在那样而思考——似乎同样是合理的。
我们已经依次设想了不同的观点，用这样的观点有可能考虑科学和伦理的关系。我们现在必须得出结论。在伦理一词的严格含义上，现在没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有科学的伦理；但是，科学能够以间接的方式帮助伦理。一般所理解的科学不能不帮助伦理，只有伪科学才是令人担心的。另一方面，单靠科学是不够的，因为它只能看到人的一部分，或者如果你宁可说，它虽可看到一切。但却是从同一角度看待这一切的；其次，因为必须认为人的心灵并非全是科学的。另外，对科学畏惧和希望过高，在我看来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伦理和科学只要它们二者在前进中，肯定将会相互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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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庇特（jupiter）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相传因盗取天火给人类而触怒主神，被锁在高加索山崖遭受神鹰啄食。——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