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可怜的小个子神父，黑皮肤，叫黑黝黝吧，或叫swartz[1]，非常瘦小，他的手颤抖着，像是得了疟疾，说不定是因为帕斯卡尔式的对绝对等式的渴望，或许帕斯卡尔以他绝妙的《致外省人信札》[2]把他和其他的耶稣会士吓坏了，但不管怎样，我看到了他深棕色的眼睛里面，看到了他对万事万物死记硬背下的一丁点怪怪的理解，这也包括对我，我拿手指敲敲锁骨，说：

“我也是个天主教徒。”

他点点头。

“我戴着圣母像，还戴着圣本笃像呢。”

他点点头。

他个子那么小，你大喊一声，比如“o seigneur（哦，天主）”，就可以把他给吹走了。

不过现在我的注意力转向角落里的那个普通人，他正看着我，那双眼睛和我认识的一个叫杰克·菲茨杰拉德的爱尔兰人一模一样，同样疯癫而焦渴的斜睨，像是他马上要说“得，藏在雨衣里的酒在哪儿”，但是他用法语说的是：

“脱下你的雨衣，把它放在架子上。”

我没法子撞上了金发士兵的膝盖，我道着歉，士兵哀哀地咧嘴一笑（因为我一九四三年曾和澳洲人一起坐火车穿越战时的英格兰），我把揉成一团的雨衣推了上去，对着女人笑了笑，她们只想回家，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见鬼去。我跟角落里的家伙说了我的名字（我说过我会的）。

“啊，那是个布列塔尼名字。你住在雷恩？”

“不是，我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但我出生在等等等等。”整个儿的长故事，他们挺感兴趣，然后我问了那家伙的名字。

是让马里·诺布莱这个美丽的名字。

“是布列塔尼人吗？”

“mais oui（没错）。”

我正想着，诺布莱、古莱、哈维、尚塞克雷，这个地方真是有许多有趣的拼写呢。这时火车启动了，牧师吁出口气安心坐了下来，女人们点了点头，诺布莱看看我，像是他想要对我眨眨眼建议我们接下来去喝酒，前面的旅途长得很。

于是我说：“我们，你和我，上乘务员那儿买点吧。”

“如果你想试试，行啊。”

“有什么不妥的？”

“来吧，你会知道的。”

当然啦，我们得在七节挤满站票乘客的车厢里匆匆穿梭，又不能撞了谁，穿过轰鸣着摇晃着的连廊，跃过垫了书坐在地上的漂亮姑娘，避免和成群的水手、乡村老绅士所有这帮子人发生冲撞，一辆归家过节的火车，就像是七月四日[3]或是圣诞节时大西洋海岸线铁路公司的从纽约出发一路去里奇蒙、落基山、佛罗伦萨、查尔斯顿、萨凡纳和佛罗里达的火车一样，每个人都带着礼物，像是我们无需提防的希腊人，不怀坏心……

不过我和老让马里找到了卖酒的人，买了两瓶桃红葡萄酒，在地上坐了一会儿，和某个家伙聊了会，然后抓住了正从另一边回来的卖酒的人，酒瓶几乎都空了，又买了两瓶，成了莫逆之交，又赶回了我们的隔间，感觉妙极了，晕乎乎，醉醺醺，疯癫癫——你可别以为我们没有用法语你一言我一句地交换信息，而且不是用巴黎法语，而他一个英语单词都没说。

我们经过沙特尔大教堂时，我连往窗外看看的机会都没有。教堂有两座不同的塔楼，一座比另一座早了五百年。

* * *

[1] 意第绪语，黑黝黝的。

[2] les provinciales，帕斯卡尔用笔名路易·德·蒙达尔脱以巴黎人的身份写给一位外省朋友的十八封信，在信中揭露和抨击了耶稣会士的道德松弛倾向。

[3] 美国国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