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我开始害怕了。我游荡着的小路前方，有些人在街上来来往往，我怀疑其中几个正蓄谋抢劫我余下的两三百美金——雾气很重，除了载满男人的汽车的轮胎猛然发出的嘎吱声，现在没有姑娘了——我生起气来，向一位明显年长的印刷工走去，他正赶着回家，刚下了班或是下了牌局，可能是我父亲的鬼魂，因为那天晚上我终于到了布列塔尼，我父亲肯定会从天上看着我，他和他的兄弟叔伯、还有他们的父亲都渴望着来，只有可怜的小让最后成行，可怜的小让，他的瑞士军刀放在行李箱里，行李箱被锁在隔了二十英里沼泽地的机场——他，可怜的小让，眼下不是受到布列塔尼人的威胁，不是像那些马上比武大赛的早上，我猜那些彩旗和抛头露面的女人让打斗成了件光彩的事；而是在阿帕切的小路上，受到华莱士·比里[1]的咕哝声威胁，当然要比这更糟，薄薄的胡子，薄薄的刀锋，或是一把小小的镀镍的枪——请不要上绞刑，我穿着盔甲，我的德意志帝国图案的盔甲——就这件事开开玩笑是多么容易呢，当我隔了四千五百英里写着这些话，安安全全地待在佛罗里达的家中，门上了锁，治安官为镇子尽着力，这个镇子虽然同样糟糕，甚至更糟，但雾没那么浓，夜没那么黑……

我不断地往后看，一边问印刷工：“警察在哪儿？”

他急匆匆地走过我身边，想着这不过是要抢劫他的开场白。

在暹罗路，我问一个年轻人：“ou sont les gendarmes，leurs offices（警察在哪儿，他们的办公室）？”

“你不要出租车吗？”（用法语说的。）

“到哪儿去？没有旅馆吗？”

“警察局沿着暹罗路走，然后左拐，你就看得到了。”

“谢谢，先生。”

我沿街走去，确信他给我指的路是又一条行不通的路，因为他和小流氓们是一伙的，我往左拐，朝后看，一切突然变得极其安静，然后我看到了一座楼房在浓雾中透出朦胧的灯光，楼房的背后，我猜是警察局。

我静听。四下没有一点声响。没有嘎吱作响的轮胎，没有咕咕哝哝的声音，没有突然发作的大笑。

难道我神经错乱了？和大瑟尔树林子里的那只浣熊一样地发疯，或是那儿的矶鹞，或是任何一种鹰鹫，天上的流浪者，或是六十六号公路遛遛的大象熘熘的茄子溜溜须拍拍马的，还有其他更多。

我直接走进了警察局，从胸口袋里取出我的绿色美国护照，递给前台的警官，告诉他我不能没有一间房间整个晚上在街上逛等等，有付一间房间的钱等等，行李箱被锁住了等等，错过了我的飞机等等，我是个游客等等，还有我害怕了。

他听懂了。

他的上司走出来，我想是副队长，他们打了几个电话，从前面开了辆车出来，我塞给前台警官五十法郎，说：“非常感谢。”

他摇摇头。

这是我口袋里剩下的三张票子中的一张（五十法郎值十美金），我把手伸到口袋里去的时候，我以为可能是那张五法郎的纸币，或是十法郎，不管怎样，那张五十法郎出来了，就像你随便抽了一张牌，想到我企图贿赂他们，我觉得挺羞愧的，那只不过是小费——但是你不应给法国的警察“小费”。

事实上，这是共和军在护卫一个旺代布列塔尼人的后裔，他没有隐退的暗门被抓住了。

就像我应当把法兰西圣路易大教堂里得的二十生丁放入捐款箱、体现真正的博爱的精华一样，我其实可以在出去的时候让钱落在警察局的地板上，但是这样的念头怎么可能自动进入像我这样一个狡诈卑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脑袋？

或者，要是念头进了我的脑袋，他们会不会大声嚷嚷行贿了？

不会，——法国的警察自有他们的一套。

* * *

[1] wallace beery（1885—1949），美国演员，凭借电影《舐犊情深》（the champ）获第五届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