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老卢代阿克深深地迷住了，暹罗路上一辆出租车都没有，我不得不拎着那个七十磅重的行李箱赶路，不断地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数着点儿，以三分钟之差，错过了去巴黎的火车。
我得在车站旁边的咖啡馆里等八个小时，等到十一点。我对车场扳道工说：“你真想告诉我我以三分钟之差错过了那趟去巴黎的火车？你们这些布列塔尼人想干什么，留我在这儿？”我走到铁路线终端的桩子旁，按了按涂了油的大圆柱，看看它会不会动，它动了。这下我至少可以给南太平洋铁路的轫手——现在是行车主管和老把式——写封信（不知要到哪一天），说在法国，他们交合方式不一样，我想这听起来像张挺黄的明信片，不过是实话，不提了。带着那个行李箱从尤利塞·勒布里饭店跑到车站（一英里）我掉了十磅肉。得，去一边。我先将包存在行李寄放处，然后去喝上八个小时……
不过，当我取下我那小小的“买客来”（其实是“猴儿屋”）行李箱的钥匙时，我意识到自己又醉又气，开不了锁（我在找箱子里的镇定剂，你得承认我这下要用这个了），钥匙根据我妈的指点别在衣服上——整整二十分钟，在布列塔尼布雷斯特的行李寄存处，我跪在那儿，想用小小的钥匙打开弹簧锁，不过是个廉价的行李箱，终于在一阵布列塔尼式的狂怒中，我大吼：“ouvre donc maudit（你这该死的，打开）！”锁断了——我听到笑声，我听到有人说：“le roi kerouac（凯鲁亚克国王）。”我在美国从吐不出象牙的嘴里听到过这话。我解下蓝色人造丝针织领带，取出一两颗药片，还有一便携酒瓶的干邑。我压下锁坏了（其中一把断了）的行李箱，然后用领带捆了一圈，紧紧地十字交叉了一下，拉紧了，然后，用牙齿咬住领带的一头往外拉，同时用中指抵住结，我试图用领带的另一头围着用牙齿拉紧的一头绕个圈，穿过去，稳住了，然后龇牙咧嘴地俯向全布列塔尼独一无二的行李箱，直到要与之亲嘴，“”的一声，嘴拉向一边，手另一边，那玩意儿这下绑得比扎紧了大腿的他娘的宠儿还紧，或是婊子养的，二选其一。
我把它扔在行李寄存处，取了行李票。
大部分时间花在和块头大、肥肉多的布列塔尼的士司机聊天，我在布列塔尼学到的是：“不要怕块头大、肥肉多，如果你又大又肥，保持真我。”那些又大又胖、自鸣得意的布列塔尼人摇摇摆摆走来走去，像是夏日的最后一个妓女在找人上第一场。敲小钉子的平头钉锤不能敲长钉，波兰人这么说，好吧，至少斯坦利·特渥朵维茨[1]这么说，那是我另一个从未见过的国家。你可以敲一枚小钉子，但长钉不行。
于是我四处逛逛，有那么一会儿，我注视着悬崖顶上的三叶草叹气，我其实可以上那儿，五个小时睡上一觉，只是不少基佬贱货或是诗人正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大下午的，我怎能上草堆里躺下，要是哪个后宫知道我的亲亲屁股蛋上有剩下的一百美金呢？
我跟你说，我对男人非常怀疑，现在对女人没那么疑心，这简直会让黛安娜哭泣，或是笑得咳嗽，二选其一。
我真的担心在那些杂草堆里睡着了，除非没人看到我溜进那儿，终于进了暗门，不过啊，阿尔及利亚人已经找到了新家，更不必说达摩和他的门徒从迦勒底从水上走来（在水上行走不是一天练成的）。
为什么要持续考验读者的力量？火车十一点来了，我上了一等车厢，进了第一个隔间，只有我一人，我将脚搁在对面的座位上，火车驶离了站台，我听到有人对另外一个家伙说：
“le roi n’est pas amusez（国王不觉得好玩）。”“你这王八蛋！”我应当朝窗外吼过去的。
有块标牌写道：“不要把任何东西扔出窗外。”我嚷嚷：“j’n’ai rien à jeter en dehors du chaussi，ainque ma tête（我可没啥好扔出窗外的，除了我的脑瓜）。”我的行李箱和我在一起……我从另一节车厢听到：“ça c’est un kérouac（那是个姓凯鲁亚克的）。”我甚至觉得我听错了，不过，别太有把握，不仅仅是关于布列塔尼，还关于一方巫师、魔法、术士和妖术的土地（不是勒布里的）。
请让我简单地说说我记得的在布雷斯特发生的最后一件事：不敢在那些草堆里睡觉，不单单是在悬崖的边缘，从人家三层楼的窗子看去一览无遗，而且我说过那些游逛的流氓也看得清清楚楚，我绝望地只是和出租车司机一起坐在出租车车站，我坐在石阶上……突然，一场激烈的舌战爆发了，一个肥大的蓝眼布列塔尼出租车司机和一个瘦瘦的大胡子出租车司机，西班牙人，我猜或者是阿尔及利亚人，或许也可能是普罗旺斯人，为了听到他们说话，他们说的“来吧，你要想和我来点什么来啊？”（布列塔尼人）和年轻一点的大胡子的“拉——得拉得拉得拉！”（有关出租车停车点位子的争斗，几个小时前我在主街上找不到一辆出租车）——我那时坐在路牙上，看着一条小毛毛虫往前爬，对它的命运我当然十分关注地盯着，我对停在出租车车站的头一辆出租车说：
“首先，他娘的，去转转，在城里转转找乘客，别在这个死样的火车站逗留了，可能有个主教刚拜访完一位教堂的捐助人，想搭车呢……”
“唔，这是个工会。”等等。
我说：“看那边两个狗娘养的在打打闹闹，我不喜欢他。”
没有回应。
“我不喜欢那个不是布列塔尼人的家伙——不是老的那个，是年轻的那个。”
出租车司机转过脸去看火车站前刚发生的一桩事，一个是怀里抱着婴儿的年轻清雅的妈妈，另一个是非布列塔尼人的痞子，骑着摩托车来送电报，差不多把她给撞倒了，至少把她吓得魂飞魄散。
“那个，”我对我的布列塔尼兄弟说，“是voyou（无赖）……他为什么要对那位女士和她的孩子这么做呢？”
“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他斜瞥了一眼，补充道，“我有妻儿在山上，那个你看到的海湾的对面，有船的……”
“无赖帮助希特勒兴起。”
“我是这个停车点的第一辆车，让他们争斗吧，想做无赖就做吧……时候到了就到了。”
“bueno，”[2]我说得像圣马洛的西班牙海盗，“garde a campagne（护卫好你的地盘）。”
他甚至都不用回答，那个肥肥大大的二百二十磅重的布列塔尼人，出租车车站里的头一辆车子，他的眼睛会噼噼啪啪挡回骨碌骨碌或是其他任何想扔向他的东西，哦，说了半天屁话的杰克，人民可没睡觉呢。
我说“人民”的时候，并不是指出自教科书的大众，在哥伦比亚学院作为“无产阶级”首次引起我注意，也不是新近引起我注意的“无业无望住贫民窟的零余者”，也不是英国的“摩登派和棍棒派”[3]，我说的“人民”是出租车车站队伍中的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第七位、第八位、第九位、第十位、第十一位、第十二位，你要想烦扰他们，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膀胱里有片草刃，专拣嫩处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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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nley twardowicz（1917—2008），美国抽象派画家和摄影师，凯鲁亚克的朋友。
[2] 西班牙语，好。
[3] mods and rods，为“mods and rockers（摩登派和摇滚派）”之误，指英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中期两种冲突的青年亚文化，“摩登派”骑踏板小摩托车或开车，服饰讲究精致；“摇滚派”骑重型机车，穿黑色皮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