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力泊·苏波
菲力泊·苏波（philppe sonpault）于一八九七年生于巴黎近郊。
他以诗人的资格踏进文坛。和勃勒束（anohe breton）一起，他著了那部“达达”派的杰作而又产生出“超自然主义”（surrealisme）的《磁场》（champs magnetiques）。他著名的诗集，除了《磁场》以外，有westwego（一九二二）、wang wang（一九二四）、gaorgia（一九二六）等等。
他写了许多小说，都可以算是法国现代小说的名作，如《好使徒》（bon ahpoe，一九二三）、漂流（a la derive， 一九二三）、《杜朗多兄弟》（les freres gurandeau，一九二四）《奥拉斯·比鲁艾的旅行》（le voyoge d’horace pirouelle，一九二四）、《瞄准》（en joue，一九二五）、《黑人》（le negre，一九二七）、《伟人》（le grand homme，一九二九）等等。
他的作风是新鲜而质朴的。短小精悍的句子，没有任何的矫饰，像流泉一样淙淙不断的新鲜景象，急骤而突兀的进展，这就是苏波迷人的地方。在内容上，他表现着战后法国青年的不安的心境，对于一切传统的反抗不是用心理分析，却是用外表的行动来说明。
在他的著作中，黑人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如《奥拉斯·比鲁艾的旅行》《黑人》《伟人》等）。他们代表着冲动力、不合理，对于一切的反叛，善恶的混合。这些，也就是苏波的人格的一部分。
这里的这篇《尼卡德之死》，系自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rose francaise译出，很可以代表他的作风。
一
上午四点钟。
尼卡德睡着，可是即使在他的睡眠中，他还竖起了耳朵在听。
电话的铃声只使他醒了一半。他等待着他的助手泊齐的声音。
“哈啰，尼克吗？”
“三百六十七号。是我。”
“我看见了。没有什么大结果……”
“讲吧！”
“那所屋子像一个蚌壳似的开着。那是要使尽吃奶的力气推才能进去，用肩撞一撞是不够的。在前厅中，有十四张桌子，按照高低并排地排着。在第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橙子和一把刀；在第二张上，一把绿毛的鸡毛帚；第三张上，两个贝壳；第四张上，一个西班牙的新硬币；第五张上，一块两色的手帕（青色和黄色）；第六张上，一把剪刀；第八张上，什么也没有；第九张上，一盏煤油灯；第十张上，一朵白色的石竹花；第十一张上，一朵蔷薇和一块烧糖；第十二张上，一只盛满了葡萄酒的酒杯；第十三张上，一只象牙雕的象；最后的一张上，一张波斯王陛下的折角的名片。在这张大桌子的脚边（十米多长，九米多宽）是一个铃。
“虚掩着的门通到客厅去，壁炉里有火。在一张圈椅上，有一双手套；在一件荷兰式的大家具前面，有一根碧玉的手杖。客厅好像是空空洞洞的。在这间大房间里，只有一张圈椅，一个已经斑驳了的木柜，和一张三只腿的小圆桌。在墙上，挂着一张十八世纪的画，上面题着这几个德文字：‘wilhelmine，prinzessin von preu sen，spatere markgrafin von baryreuth。’一只眼睛已经戳穿了。在那幅画对面的墙上，有一张鼓吹一种美颜品效力的粉红色的广告。一个插着七枝点得高低不同的蜡烛的烛台，安放在壁炉架上。在上面，是一面大镜子，镜子上用粉笔划着这几个字：‘巴特先生七点半来看。’门的左边的那间屋子是一间浴室。右边的一间也是浴室，可是大得多。在这宽敞的房间中，我们可以在中央看到一架大钢琴。为要走到楼梯间去，我不得不移开了一张皮面的大圈椅。楼梯表面上看去是不考究的，可是它却有个特点，那就是坡级是照着彩虹的颜色髹漆的。第一级是深红色的，第二级是朱红色的，如此类推。在楼梯顶上有一个洒水的壶。我看出了三扇白漆的门，门上有着不同的号码：十八号，三百二十二号，四号。在第十八号房间中，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躺在一张富丽的大床上。她睡着，右手拿着一朵花，左手拿着一根胭脂膏。我唤她不醒。这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竟可以说是一间旅馆中的三等客房。那间和客厅一般大小的三百二十二号房间，是完全照梵尔赛宫中的路易十四世的卧室布置的。只是那国王的蜡像是用一个闹钟来替代罢了。在第四号房间中，两个穿着黑色晚礼服，在纽口上插着梓花的男子在下棋。这两个男子都已经死了。我关上了门，爬到阁楼上去。那是一个大房间，有许多花，一张大床和一张小桌子。在地上有一个电话机。那使我惊异不安的（尼克，我老实对你说，我有点害怕）是一个俗气的烟灰盂，一支香烟刚在那里烧完。床是零乱的，我去摸了一摸：还有点温暖。我不期而然地拔出我的手枪，在阁楼中走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一顶帽子丢在一个角落里。那是一顶圆顶呢帽，是从房陀麦广场的先王爱德华七世的制帽人吉罗帽庄买来的。
“夜色差不多已完全降下来了，我打亮了我的电筒，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现在只差去看地窖了。我找不到地窖的门。门一定是被墙砌住了。可是在那个墙的后面，我模糊地辨出人声来：他在打电话。我把耳朵贴在墙上听，这是白费劲儿。我走出屋子去，可是通气窗也都砌住了。我在花园中，背着墙蹲在一棵树下面，像一个人大便似的。我窥测着那个屋子里的人，心想他一定要点灯或是关窗扉。我等到两点钟。那花园是很俗气的，我已对你说过了。树藤攀在屋子上和墙上，睡莲在一个小塘上飘浮着。我不得不离开了我守着的地方，因为月光快要把我照出来了。我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屋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一点显出有人在那儿的灯光也没有。只是那从烟囱里飞出来的烟，被一片月光所照亮了，不断地涨缩着。散步的人们在栅门前走过。其中的一个点了一支纸烟，吹着口哨又走了。有时候有几辆汽车在河岸上滑过。接着沉静又降下来了。
“在远方，我看见一片阵头雨像一只野兽似的奔上前来。闪电划开了黑夜，我守望着雨，守望着刚才打电话的那个人到来。一个邮差从脚踏车上跳下来，往前门的信箱中丢了一封信进去。
“园子是沉静的，可是从临近的地方，却有声音传到我耳边来。一个留声机模仿着加卢梭。最后，黑夜扑了下来，一切都沉睡过去。一点钟光景我已不能看我的表上的时刻了，一点钟在沉静中过去了。
“突然，我听到了一个歌声。嗓子非常好，差不多是温柔，差不多是嘶哑。
“那个沉滞而怨恨的声音，那个从墙里透出来的舒徐的声音直向天空升上去，一个更辽远的调子使一朵挂在石头上的花颤动了。那在巨大的褐色的树木上闪动着的，是一阵风或是一片月光。一个脸儿在墙顶上显露了出来。那是一个很黑的脸儿，上面两只眼睛像鱼一样地发着光，嘴简直像一颗心。几秒钟过去了。沉静掠着地滑过去，接着，一只拿着一盏点亮了的灯的手，像蛇一样地竖了起来。
“在这毛蓬蓬的小园子里，草或许是因为害怕而战栗着。那只手摇动着那盏灯，虽然有月亮，灯光依然还在池塘中反映出来。我们可以说这灯光的踌躇是一个暗号。
“一滴雨水使一只被灯光吓怕了的鸟儿闭了嘴。阵头雨过去了。在西方的山上，我听到了雷声。
“那个人大起来了。他跳进园子来，到信箱里去拿信，然后走了出去。那是一个黑人，身体很高大，穿着一身礼服，戴着白色的手套。我听见他走过又停下来。我等着他再走，可是这是徒然的。我便握着手枪，也走出园子去。我希望看见他，可是在河岸上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在我碰到的第一家咖啡店中，我打电话给你。我忘记对你说我在河岸上拾到了一个信封。我觉得这信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这是一个青色的小信封。上面写着这样的地址：‘菩提树街二号屋主人收。’这封信是前天从p地寄发的。我想那是一个法国西部的城。”
“哈啰！——赶快来！”
二
在法国西部的一个城的附近，当人们坐火车到那儿去的时候，人们便在铁路的左边看见一所神气很严肃的屋子。一看见这所巨大的建筑物，人们准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修道院。
当人们走到这所灰色和绿色的屋子边的时候，人们便看见窗户都是用铁栅栏铸的，然而神色总还比监狱的铁窗愉快一点。有几扇窗确实是围着巨大的攀藤的：铁线莲或是茑萝。这座高大的建筑物是怪清洁的，卫生性地清洁。围绕着它的那条路是用碎石铺成的。人们与其说是在那里走，还不如说是在那里滑，在那里沉静。铺着青色板的屋顶上有一个避电器竖起着。屋子前面的栅子是锻铁做的。
四周是平坦的，种着一些瘦弱的小树，我们竟可以说是顶上有几片叶子的打在地上的桩子。一座座的高房子距离不相等地在那些阔敞的地上耸立着。在那些空地上，狼藉着被风翻吹着的纸片，空的洋铁罐，肮脏的旧抹桌布。一片枯干、灰色而稀少的短短的草，到处乱生着。
这一长条屋子在当地是很著名的。人们矜夸地称它为“疗养院”，因为有许多有名的人物住在里面。
实际上，这是一所最俗气的疯人院，可是它却有一种奇异的伟大，时钟或高架桥的伟大。
在内部，那些管理人努力把沉静引进去。地板上铺着极厚的地毯，墙壁上铺着一层层的软木。每一扇门都是双重的，而那些很小的窗户，也都用两三重窗帷和屏风板保护着。
当人们走进了这所屋子的时候，听到在几米远近开过的火车汽笛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一排排的树木把风和声音都拦住了。
当人们一走出这所屋子，而又听到了吵囔和呼喊声的时候，那已习惯于沉静的耳朵中，便会发着轰轰的声音。
在这几天穿白衣那几天穿黑衣的神秘人，在那个时候便插身进来。当一个倦于自己每日的无味的操作的过路人，在这地方附近徘徊着的时候，他听到了一种和盲鸟的叫声差不多的喊声。他立刻想象到犯罪行为或残酷的试验，想象到流血的举动，可是，当他留心一听而听到这喊声变作了一片长笑，一片传染的大笑的时候，他的恐怖便格外增加了。他害怕得发抖，可是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想逃开去，可是不久当他听到了一阵阵的哨子声、呜咽声和在他四周奔跳着使他也不禁捧腹大笑的开心的大笑声的时候，他便不得不站住了。
这好像是那些住在里面的人踢足球的场景。
那延伫着的过路人终于振作起勇气，张开了他的雨伞走开去，因为黑色的天上，已落下雨来了。
另一天，一个邻近的孩子在附近的空地上独自玩着红种人打仗的游戏。他追着一个影子，瞄准了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口里喊着：“砰！砰！”他像人们有时称为羚羊的那些美丽的野兽一样地奔跑着。他沉醉在这个他自己所预料到的胜利中。他老是向前跑着。他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跤，可是因为一个人也没有，他也就没有哭。他只不过爬起身来了。在这个时候，他从一扇窗子的铁栅间瞥见了一个流着眼泪的长满了胡子的脸。他逃开去了，而当辰光到了的时候，他便睡觉。
可是，他在夜间又看见了那张哭泣着的脸儿，他便把他所遇见的事讲了出来。
那神秘像一只扑食的鸟儿似的把自己的影子伸展在这个小城上。那疗养院好像突然染上了一重血色。恐怖在神秘的踪迹中飞翔着。居民都避开了那一带屋子，而在礼拜日或节日，人们也不会到那地方的附近去散步了。他们也忌讳谈那所辽远的屋子。
有一天，为了职分上的关系，县长不得不去从头到尾地参观那所屋子。下一个星期的星期六，在县署的舞会中，他讲着他参观时的情形：
“院长是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很高大，很壮健。在他的眼镜后面，他的目光是灵活而锐利的。他引经据典地把他的方法解释给我听，可是老实说我却一点也不懂。他领我什么地方都走到。他询问病人的那间房是很别致的。墙上挂着各种的画，而在每一幅画之间，写着一个红色的号码。在窗子前面，有一个和普通人一般高低的古石像，脸儿向着外面的风景。在我看来那好像是一个雌雄人。我不懂得院长为什么把一大堆的表、摆钟、挂钟都聚集在那里。我没有工夫去数它们，可是并不过甚其词，我可以说那里至少也有三四十只钟表。”
那些听着这位县长说话的又年轻又漂亮的美妇人们都微笑了。对这间特别的房间的描摹，使她们觉得那么有趣，竟连跳舞也忘记了。那位对于自己的成功很得意的县长，接下去说道：“那位院长接着带我去看几间‘关房’，那都是很美丽的房间，陈设很富丽，地板上铺着好几层厚的羊毛地毯。那些房间中是那么沉静，使我有了一种时间已中止了的印象。诸位想一想那对照的情形吧。
“靠了一种复杂的方法，我不知道是潜望镜呢，还是镜子的把戏，我看见了一些疯人。他们想不到有人在看他们，样子显得很平静。其中有一个疯人特别使我注意。那是一个大力士一类的人，在缝着布边。我问院长这人是谁。‘我不能把他的姓名告诉你，这是职业的秘密。’他这样回答我，‘可是你要晓得他曾经做过几个月爱好运动的人们的偶像。他是一个有名的打拳的人。’我们看见一些病人，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趣的。那里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
那些妇女们都颇觉有趣。那位不愿意使她们老听着他讲废话的县长，邀请了她们之中的一个去跳舞。
在吃宵夜点心的时候。坐在县长右边的一个年轻的女子，打破了寂静亲切地问：“他们是怎样调理病人的？”
“那位院长，”他回答她，“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别致的想头，那便是叫他的病人们运动。他强迫他们打网球，推大球，踢足球。护士们也参与这种游艺。那些疯人似乎对于运动很有兴趣。他们像孩子一样地快乐，这是院长对我说的。他们大笑着，大笑着。大部分的人还试想作弄别人。”
仆役们斟上了香槟酒，县长闭口了。那些听到他讲过这次参观的妇女们，又把它重讲给别人听，还加上一些有趣的琐节。
接着，当一切的好奇心都满足了的时候人们便谈着别的事，可是那疗养院却保持着它的传说。
在春天，有一日有人看见火车上走下一个漂亮的少年来，肩头斜背着一个照相机，这是一个英国的旅行家。他住在邮政旅馆中，几天之中他都在附近野游，询问着做生意的人和咖啡店里的侍者。他似乎对那个疗养院特别感兴趣。那位饶舌的理发师，立刻告诉了他所询问的一切事。于是，有一天他便用着要得到一些很明确的详情的借口，要求院长接见他。他写给院长的信上说，他有一个亲戚害着精神病，很想试用这种方法来医。当他到了院长室的时候，他要求院长把门都关上了，请他吩咐职员不要在他们谈话的时间来打搅他们。院长是知道病人所常有的这一类顾虑的。他叫那少年尽管放心，对他说决不会有人来打搅他们。
“您想必知道那位美国的大侦探尼卡德的吧？”
“当然啰。”那医生回答。
“我叫泊齐·麦斐，是他的助手之一，我想不惹人注意地来做一番调查。求求您保守秘密。您从前用过一个有色人种的护士，一个姓名叫作阿贝尔·马尔德的黑人，是吗？”
“不错。”
“你可以告诉我些关于这个人的事吗？”
“这是一个好护士，他很使我满意。他又力大又勇敢，对于镇压那些病人——特别是我们所谓那些‘武疯’——那些事上，他于我们很有用的。那些‘武疯’是一些怪诞而横暴的生物，他们不愿意做别人吩咐他们做的事。阿贝尔·马尔德在这里没有做多少时候，我想大概是一两个月吧。我应该对您说，管理人和职员们都以为他走了是一件憾事。护士们，管门人，花匠们，现在也还常常谈起他。他是很慷慨的，常常喜欢送点小礼物给他的同伴们、孩子们，甚至院里的病人们。”
“从这个时期起您看见过他吗？”
“看见过一次。一天晚上他坐了汽车来到这里。那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这是要附带声明的。他对他的朋友们说他现在做了汽车夫，但是他穿的衣服却像一位绅士。”
“这次的访问是在什么时期？”
“大约在三个星期之前。”
泊齐·麦斐向医生道了谢，告辞而去。他当天晚上就打电话报告他的老板。老板热烈地赞赏他。尼卡德似乎对于泊齐其实没有费多大气力打听出来的这个消息十分满意。
“继续去探听那疗养院里的职员们吧，设法找出马尔德的一个朋友来，然后和他去结交。你或许会弄得到他的住址。杰克和我，我们就可以追寻他出来。”
在以后的几天中，泊齐努力去和那些护士们联络，可是别人对于他都远而避之。于是他便决意离开那个地方，和这小城中他一切的朋友们欢然作别。他甚至还去向医生辞行。
就在他动身的那天的下午，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男子跳下火车来，立刻叫了一辆街车到疗养院去。这是那边人几天以来等待着的新护士。
三
那个监视三层楼的新护士到来以后两星期，一辆美国制造的长型汽车，在疗养院的院子中停了下来。那时正是八月中旬，天很热。那个开车的黑人把他的汽车停在门前，忘记停止住发动机。他和管门人握了握手，便和管门人的儿子一起走进屋子去。
在这辆汽车到来之后几分钟，三层楼上的一扇窗打了开来，可是又关上了，接着又打了开来，接着又关上了。不久，两个流浪人靠着墙在阶坡上望了下来，开始吃喝。他们似乎很留心地在观察那所大屋子。
那开汽车的人去问候疗养院的院长，去探访那些护士们。那些病人已开始穿起运动衣来，预备做他们的每日的足球戏了。
“这家伙是谁？”职员们称为阿尔贝的那个人，看见三层楼的那个护士出来的时候，便这样问。
“一个新来的。”
阿尔贝瞪了那个新来的人一眼，接着便微笑起来。
那些疯人似乎是特别高兴。其中的一个不断地说：“天晴，晴，晴……”好像是唱歌似的，接着他便大笑起来了。
足球戏不久就开始了。阿尔贝得到了加入足球队的允许。就在这个游戏开始不久的时候，忽然起了一个大混乱，而惨剧也就出来了。
阿尔贝在奔跑的时候跌倒了，在他跌下去的时候，他把那个新来的护士也带倒了。他禁不住发出一声呼喊来，一声好像是受伤的人的尖锐的呼喊。他举起了他的流着血的手来。
几个疯子呐喊起来，扑到那两个叠压着的踢球人身上去。那个缝布边的大力士拔出拳头使劲地打。那护士发了狂，开了一枪。两个流浪人，手上握着手枪爬上墙去。
病人们大笑着，呼号着。有几个人向那两个开枪的新来到的人扑过去。当人们终于拉开了那些殴打的人们的时候，有五个人已受了重伤，躺在地上。
那护士已经被扼死了。
那个从前的雇员阿尔贝·马德尔已经不见了。人们记起他必然发了性子，跑到他的汽车边去，立刻开了汽车走了。
那两个流浪人在头上中了好几枪。几小时之后，他们没有清醒过来，就这样死了。当人们给那些死者更衣的时候，人们发现那护士和那两个流浪人都戴着假发。
那时人们才认出了尼卡德和他的两个亲信——他的表弟杰克和泊齐·麦斐。
四
在晚上七点钟光景，有人在各大街上喊：“尼卡德去世。”
一个手上缚着绷带的黑人，买了一份报，付出了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
“不用找钱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