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满洲内部特殊势力的消灭

清朝以区区一个小部落，居然能入主中原二百余年，远非元朝所及。这是什么缘故？其中固然也有许多原因，而君主的能够总揽大权，也是其一端。

原来未开化的部族，“天泽之分”，本不如久经进化之国之严。而一朝开创之初，宗族之中，又总是个个都想觊觎非分的。倘使拥兵相争，始终不能得一个解决，那就祸乱相寻，没有安稳的日子了。元朝就是个适例，清朝却不是如此。

清太祖共有十六个儿子。其中唯长子褚英，在明万历中，犯罪被杀，此外都到太宗时还在。又有太祖的兄弟舒尔哈齐的儿子，都是身经百战，手握兵权的。其中最有权势的，是太祖的次子代善（大贝勒）、第五子莽尔古泰（三贝勒）、第八子太宗（四贝勒）和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二贝勒），并称为四贝勒。太祖死后，是四大贝勒，同受朝拜的。可想见满洲此时，并没一个共主。天聪四年（崇祯三年。参看第三章第五节），太宗入关，取永平等四城，留阿敏守着。这四城在当时是无可守的。孙承宗来攻，阿敏弃城而归。太宗就乘机宣布他的罪状，把他幽禁。天聪六年，莽尔古泰死了，亦追举其罪状。于是四贝勒之中，除太宗外，只剩一个代善。代善是个武夫，太宗不甚忌他。莽尔古泰死的前一年，已经取消和太宗并坐之礼。可见这时候，太宗的权力，已渐渐地稳固了。太宗于诸王中，最亲信的，是太祖第九子多尔衮。太宗死后，多尔衮辅立世祖，年方六岁，多尔衮代摄国政。征伐之事，则归阿敏的兄弟济尔哈朗（郑亲王）。到入关后，多尔衮才夺去济尔哈朗的事权，而代以自己的兄弟豫亲王多铎。世祖入关之后。多尔衮的声势，是很为赫奕的。当时他的称号，是皇父摄政王。群臣章奏，都迳用摄政王旨意批答。一切符信，也都收入府中。顺治七年十二月，摄政王死了，诏臣民都易服举哀，追尊为义皇帝，庙号成宗。第二年二月，近侍苏克萨哈，发其生前罪状，济尔哈朗从而证成之。乃追夺尊号，并籍其家，诛其党谭泰等。

多尔衮死后，世祖就亲政。亦颇聪明，于治法多所厘定。公元1661年，世祖卒。子圣祖嗣，还只八岁，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为辅弼大臣。鳌拜专权横恣，遏必隆亦附之，索尼不能禁，只有苏克萨哈，和他争持，为鳌拜所害。公元1678年，圣祖阴选力士，为布库之戏（角力之戏）。乘鳌拜入见，把他捉住，幽禁起来，而诛黜其党。从此圣祖就大权独揽了。

然而宗室诸王的特殊势力，还没有划除掉。圣祖共有二十三子，直郡王胤禔最长，而非嫡，嫡长子理密亲王胤礽，以公元1675年（康熙十四年）立为太子，诸王之中就大起阴谋。而胤禔和第八子胤禩，运动尤力。诸王各有党羽。圣祖亲征噶尔丹时，太子留守京师，尝有贤名。其后忽“窥伺乘舆，状类狂疾”，公元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把他废掉，旋得胤禔令蒙古喇嘛用术厌魅状，乃复立胤礽为太子，把胤禔拘禁起来。而太子复位之后，狂易如故，旋又废掉幽禁。圣祖自此异常愤懑，不再说及立太子的问题。群臣有以为言的，都获罪。公元1722年，圣祖死，世宗立。世宗之立，据他自己说，是他的母舅隆科多，面受圣祖遗命的。但据另一种传说则是圣祖弥留时，召隆科多入内，亲写“皇十四子”四字于其掌内。世宗撞见了，硬把“皇十四子”的“十”字拭掉。这话虽无确据，然观圣祖第十四子胤，当康熙末年，曾任抚远大将军，柄用隆重，则其说似非无因（参看第六章第四节）。世宗初立，以胤禩为廉亲王，和恰亲王胤祥，同理国政，而安置胤禟于西宁。胤禟和胤禩，仍有密谋。胤禟并用西洋人穆经远，另造新体字通信。公元1726年，乃把这两个人都拘禁起来。并改胤禩的名字为阿其那，胤禟的名字为塞思黑（满洲话，译言猪狗），屏之宗籍之外。不多时，两个人就都死了。而胤䄉（圣祖第十子）、胤禔，亦遭监禁。胤在西宁，是和年羹尧共事的（参看第六章第四节），所以世宗也忌着羹尧。羹尧时兼督川陕。公元1725年，世宗把他调做杭州将军，旋即把他杀掉。还有一个岳钟琪，是年羹尧出征青海时，调他做参赞大臣的。也借口他征讨卫拉特，顿兵不进，逮到京城论死。高宗即位，才释放回里。隆科多是世宗即位之际，与闻密谋的。初时把他推崇得极为隆重，命群臣章奏，都要书写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得罪时，世宗硬指他为徇庇，从此种种寻他的短处。公元1727年六月，也把他拘禁起来。从此以后，和诸王有关系的人，大略都尽了。原来清初诸王的所以有权：一则因他们和内外诸臣交通，极为自由。二则清初的所谓八旗兵，有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下五旗的区别。上三旗为禁卫军，亦称内府三旗。下五旗则为诸王的护卫。所以他们都是有兵权的。到世宗，才禁止宗藩和外官交通。又借口胤禩擅杀军士，把诸王府的卫兵都撤掉。从此以后，他们就都无拳无勇，无甚可怕了。

大凡北族的灭亡，总是由于内溃。而其内溃，则总是由于宗室之中，相争不决的。这是自从匈奴以后，都是如此。本书篇幅有限，未能一一列举。读者请把匈奴、突厥、薛延陀等的事情，一加考校，自然见得。其互相争而能够终定于一的，就可以暂时支持。辽金两朝的初叶，就是其适例。清朝从太宗到世宗，累代相承，总算把骄横的宗室压服。其部族，就可以保得不至于内溃了。

清世系图

第二节　清朝对待汉人的政策

至其对于汉人，却又是怎样呢？清太祖时候，排汉的思想，是很厉害的，当时得了汉人都拿来分给满人做奴隶。到太宗时才加以限制，把其余的汉民，另行编为民户。因为他们和满人同居，时时受满人的欺侮，就把他们分开，另选汉人治理。太祖最恶儒生，得到了都要杀掉。太宗则举行考试（天聪三年），考取的，还赏给布帛，减免差徭。这都是明知国力不足，不得不抚用汉人，所以政策随着改变的。

但是到入关之后，还不免有野蛮的举动，其中扰害最甚的，就是籍没明朝公、侯、伯、驸马、皇亲的田，以给旗民和禁隐匿满洲逃人两件事。因此破家致死的很多。其尤激起汉人反抗的，就是剃发之令。

按辫发之俗，由来很久。古书上或写作“编发”，或写作“被发”，其实都是一音之转（《论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皇疏》：“被发，不结也。礼：男女及时，则结发于首，加冠笄为饰。戎狄无此礼。但编发被之体后也。”则被发，就是俗话所说的拖辫子。《汉书·终军传》“解编发，削左袵”。颜师古注“编读曰辫”）。《汉书·匈奴传》文帝送匈奴单于“比余”一具。颜师古注，说是“辫发之饰”。又《隋书·突厥传》载启民可汗上书，说辫发之俗，由来已久，一时未能解去。可见北族自古皆然。至其形状，则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说：

综合宋代之纪事，则蒙古人之辫发：前头与左右两侧皆留发，他尽开剃。其前头所留之发，如今南方支那妇人之前发，仍然垂下。两侧所留则辫之，余端垂下。此见之竹崎季长《蒙古袭来之绘词》。图中蒙古人皆两辫，但不见留有前头之发耳。

稻叶氏又说：据《金国记录》，太宗天会七年，有“削发令”，不如式者死。但其施行之范围，唯限于官吏。蒙古则不然，无论为公人，为私人，皆一般强行辫发（按：朝鲜人当元代，也都有辫发的。可参看《韩国小史》）。他引洪武元年的《皇明实录》。

诏使复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自朔漠起而有天下，尽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帽，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至易其姓名。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令复旧衣冠，一如唐制。士民皆以发束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

则汉族人除掉辫发，实际还不过二百七十七年（洪武元年至顺治元年，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如何又碰上满洲人，来强行起辫发令来呢？清兵的入北京，是五月初三。第二日，即下剃发之令。到二十四日，又听民自由。江南既下之后，又下令强行起来。京畿之内，限十日，外省限文到之后十日，尽行开剃。倘有不遵，即行处死。于是江南民兵，蜂起反抗。其结果，就酿成嘉定屠城等惨剧。按稻叶氏书又载世祖迁都之后，对于南方的檄文，有“尔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云云。则清朝初入北京之后，还承认明朝自立的。到既下江南之后，才断然有并吞中国的意思。所以辫发令即强行于此时。

清朝这种行为，断无可以持久之理。汉人所以都为其所压服，全是吴三桂等一班军阀，为虎作伥。然而福、唐、桂三王灭亡之后，实权也还不全在满人手里。只要看当时吴三桂的用钱用兵，兵部户部，都不能节制。用人也不由吏部，另称西选。西选之官半天下，就可知道西南半壁，差不多完全不在北廷手中了（顺治八九年间，岁入在14000000两左右，兵饷在13000000左右。而三藩之饷，即已占9000000）。直到三藩平定之后，汉人才真为满人所压服。

然而一味用高压政策，也是不行的。所以从圣祖以后，对于汉族，也颇取怀柔的手段。一面尊崇明太祖，封建其后，以减少汉族的反感（圣祖南巡，每过南京，必向明太祖陵致祭。世宗雍正二年，又封明后朱之琏为一等侯）。一面开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七年），纂修巨籍（可参看下节），以网罗人才。一面表章程朱，尊崇理学，想唤起汉人尊君之心。一面又大兴文字之狱，焚毁许多书籍，以摧挫他们的气焰（清朝文字之狱，大的有好几次。其一是庄廷之狱。廷是湖州富人。明朝的朱国祯，曾著了一部《明史稿》，明亡之后，稿藏于家。后来朱氏的子孙窃了，把稿子抵押给庄廷。廷替他补全了崇祯一朝的事实，要想刊刻，未成而死。他的父亲允诚，遂替他刻完了。为归安知县吴之荣所告。延戮尸，并杀其弟廷钺。列名书中的人，和失察的官吏，死掉七十多人。其二是戴名世之狱，戴名世，桐城人。所著《南山集》，多采同县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多涉及吴三桂处。事发，孝标戮尸，名世弃市。替他刊刻的尤云锷，收藏板本的方苞都坐罪。以上是康熙时的事情。其三是汪景祺之狱。景祺，浙江人。著《西征随笔》，颇议论康熙时的朝政。世宗就坐他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杀掉。妻子和“期亲”都遣戍，五服以内族人，皆斥革拘管。其四是查嗣廷之狱。雍正四年，查嗣廷典试江西，以“惟民所止”命题。世宗说他是把雍正两字，截去了头。嗣廷死于狱中，仍戮尸枭示，儿子亦坐死，家属都遣戍。其五是陆生楠之狱。生楠广西人，著《通鉴论》十七篇。中有论君权太重，及封建制度，万世无弊等语。被杀。其六是曾静、吕留良之狱。吕留良，字晚村，浙江人，尝讲学于家。湖南人曾静，见其所评时文中，有论井田封建的话，颇以为然。叫自己的门徒张熙，去找他的儿子吕毅中，把他的遗稿取来。后来诸王布散谣言，曾静以为有隙可乘，叫张熙到四川去见岳钟琪，劝他造反，为钟琪所举发。世宗把吕留良剖棺戳尸，曾静、张熙，却免死拘禁。到乾隆初，亦被杀。以上是雍正时的事情。其七是胡中藻之狱。胡中藻，鄂尔泰的门生，著有《坚磨生诗钞》。高宗摘其中字句，指为有意谤毁。下狱，凌迟处死。鄂尔泰的侄儿子鄂昌，高宗说他诗中称蒙古为胡儿，沾染汉人习气，也勒令自裁。其八是徐述夔之狱。徐述夔，浙江举人，高宗时已死。高宗亦摘其诗句，指为怀挟异志，剖棺戮尸，杀其二子。其九是王锡侯之狱，王锡候，江西举人。因刻了一部《字贯》，怨家讦发他，说是删改《康熙字典》，亦被拿问。巡抚以下，都得失察的处分。以上是乾隆时的事情。“禁书”起于乾隆三十九年，本说以五年为限，后来屡次展限。到五十三年，仍有很严厉的谕旨，勒令各处销毁。据当时刑部所奏，共烧毁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这种政策，是康、雍、乾三朝一贯的。他们想把这种刚柔并用的政策，压服汉族——然则到底曾收多少效果呢？我敢说是丝毫的效果也不曾收到。请看第十三章第五节，自然明白。至于清朝所以能享国长久。还靠康雍两朝，政治总算清明的力量。请看下节。

第三节　顺康雍乾四朝的政治

当明朝末年，中国的社会，是凋敝得不堪的。世祖入关之后，即罢免“三饷”。又定《赋役全书》，取民之数，都照万历中叶的旧额。其时虽各处用兵，军费浩繁，总算始终没有加赋。圣祖亲政，又裁撤十三衙门，罢诸种织造。宫中用度，更为省俭。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见第十章第二节），而尤其相信理学，佩服程朱。他尝说：“昔人每曰：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亲细务。予心殊不谓然。一事不谨，则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则贻千百世之患……故予之莅政，不论巨细，即奏章之内，有一伪字，必加改正，而后发出。”这几句话，固然不免有几分矫饰；然而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他又说：“明季宫中一日之用，万金有余。今朕交付于内务府总管，应付之银，一月仅五六百两。并一切赏赐，不过千金。”又说：“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两。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两，实不及百分之一。”这种话，固然也不免有过情之处，然而他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圣祖于康熙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年，尝六次南巡，所过确未闻有多大的扰累）。

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原来中国的人民，勤苦治生的力量，是很大的。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去扰累他，他的富力，自然一天一天会增加起来。就财政上头，也看得出他的反映。当三藩乱时，清朝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的。乱平之后，收入便逐年增加。到公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国库里就有了五千万两的储蓄了。圣祖是主张藏富于民的，于是下诏：令三年之内，将全国钱粮，通行减免一次。公元1712年，又命以后征收钱粮，即以康熙五十年所收为定额。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参看第十四章第五节）。这种办法固然是疏节阔目；朝廷不甚诛求，行政官吏，也就无所凭借以作弊，百姓可以得到许多好处。然而圣祖晚年的政治，也不免流于宽纵些。即如各省欠解的钱粮很多，也都没有认真查追。吏治长此因循，不但财政，一切政治，都要受其影响。世宗即位，就一变方针，而以严肃为治。首先盘查各省的库款，迫缴欠解的钱粮。又把征收时的“火耗”，化私为公（火耗是因赋税征银，官吏把百姓所缴的碎银，熔铸大铤，然后起解，所生的一种消耗。官吏借此名目，多取于民，其数目也颇为可惊）。对于盐课，关税，也竭力整顿，都得到很大一笔收入。国家财政基础，就更形巩固。雍正年间，国库余款，曾积至银六千万两。末年虽因用兵消耗，高宗初即位时，仍有二千四百万两。公元1782年，国库又积到七千八百万两。这就是清朝财政极盛的时期了。

世宗的治法，是极端主于严刻的。当圣祖时候，群臣颇有结党相争之风。而居南书房的高士奇，以文学家世，为人所依附的徐乾学，和居言路的许三礼、郭琇等，声势尤其赫奕。世宗深恶朋党，尝御制《朋党论》，以儆戒诸臣。又设立军机处，以分内阁之权。把六科改隶都察院。以摧折言路的气焰。另设奏事处，令奏事的不必尽由通政司。机要事情，并许直达御前，以防臣下的壅蔽。这种大权独揽，真有“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气概。然而鄂尔泰、张廷玉分党相争，仍旧没有免掉。世宗为对付诸王起见，多设密探，以为耳目。此后遂至刺探朝臣的隐私，格外弄得朝臣都惴惴不自保，只知道小心谨慎，以求免祸。高宗的明察，不及世宗。而一副“予智自雄”的神气，却是如出一辙。动辄严词驳诘，有类骂詈。又时时要用不测的恩威，使得臣下恐惧，“待大臣以礼”之风，是丝毫没有的。所以到后来，全剩了一班“阿谀取容之士”，没有一个“正色立朝之臣”。这是清朝政治的短处。

还有一件，康雍乾三朝，对于文化事业的尽力，也颇可一述的。御制或敕撰的书籍，是历代都有。国家搜罗书籍，把他校勘珍藏，更是历代都有的（考校经籍的历史，颇可以见得历代学术的派别，文化的升降〈质而言之。就是有学术史的一部分的价值〉，也是颇有趣味的事情。简单一点，可以把汉、隋、唐、明各史的《经籍》、《艺文志》，《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以及清朝的《四库总目》浏览一遍）。其中官纂的巨籍，要推明朝的《永乐大典》为最。清朝康熙时的《图书集成》，也是照这部书编纂的。都是“类书”的体例。高宗时的《四库全书》，却是“丛书”的体例。这种书籍，编纂固未必尽善（譬如《永乐大典》，本是类书的体例。然而后来有许多编得极草率的，并不将全书按内容分析，编入各类，却把一部书硬抄入某一类之内，不管它内容合不合。这竟是笑话了。四库馆开时，对于各处送来的书，有予以“著录”的，有仅予存目的，其中去取，也未必尽当。当时曾从事于“辑佚”，把已亡之书，尚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搜集出来。固然辑出许多紧要的书，也有许多紧要的，并没有辑出来）。然而清朝人毕竟靠了《永乐大典》辑出许多佚书来，《四库全书》，则现在大略完全的，还有四部（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谓之内廷四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谓之江浙三阁。文澜颇有散亡，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书，则还大都完好）。于保存文化上，究竟有很大的价值。

以上所述，都是内治一方面的事情。还有康雍乾三朝的武功，也是极有关系的，请于以下三章，述个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