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写作实践以及他前前后后文章里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出鲁迅对待祖国文化遗产以及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的深心。在这里，正是立场与方法的表现，鲁迅是人民的立场，现实主义的方法。

凡属富有反抗性的，爱国的，人民的东西，鲁迅都爱之若生命。他也便从这些东西里面吸取养料。我们看他怎样爱屈原，《彷徨》的题辞里就表示鲁迅同情于屈原的爱国。“路漫漫其修（长）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为了担心楚国的危亡，在尽力找寻挽救楚国的路；鲁迅为了担心中国的危亡，也在尽力找寻中国革命的路。当时的时代，使鲁迅格外懂得古代的《离骚》，懂得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二十三岁时题自己的照片，有“寄意寒星荃不察”之句，意思是说，当时有权力的人不了解他的爱国心，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一番心意寄托给天上的星星。“荃不察”就是从屈原的诗《离骚》中“荃不察余之中情”来的。屈原用“荃”来指楚怀王，说明楚怀王不了解他。鲁迅到将死之年写复仇的《女吊》，还提到屈原的《国殇》。他读《山海经》注意了“刑天”的故事。因此他又爱好陶渊明。他真是把古书都弄活了，提醒了我们的斗争意志，增加了我们读书的兴趣。他从圣经贤传里几次提起“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这是人民诅咒压迫他们的统治者为什么不灭亡。凡这些都非常明白地表现着鲁迅对待文化遗产的精神。

他几次给我们介绍他的故乡的“目连戏”，都是民间的创造，鲁迅真是乐道不已。我们在讲鲁迅的少年的时候曾提起过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这一篇文章里自述他写小说的方法是学习中国民间艺术的，因为中国民间艺术都是只有几个主要的人，不要背景，所以鲁迅的小说只写典型人物，不描写风月。这个意义非常之大，如果不是鲁迅自己告诉我们，我们恐怕很难探索他的根源。这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我们把这个伟大的创作方法同胡适大卖气力替《老残游记》描写风景抬高地位相比较，便可知道什么是革命的什么是反动的，什么是人民的什么是剥削阶级的。我们真要学习鲁迅，鲁迅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对待文化遗产。

当然，对于封建性的东西，对于阻碍中国革命前进的反动势力，对于反动派麻醉青年拖住青年的伎俩，鲁迅是嗅觉最敏锐的，这是一九二五年鲁迅在北京大张旗鼓地反对开“青年必读书”的单子的原故。一九三三年他在上海又反对劝青年读《庄子》、《文选》。当时有许多人都向青年开了一张读古书的单子的，这些人除了像反革命分子胡适别有用心以外，别的跟着胡适走的人，现在想起来不是只有惭愧么？不是格外佩服鲁迅的革命的战斗精神么？不是更清楚地认识到鲁迅的立场和观点的正确吗？

我们再谈一谈民族形式问题。鲁迅最初写小说，他采用民间艺术写人不写景的方法，我们要待他后来告诉我们才知道底细，我们当时一读了他的小说就为他所吸引的是他从外国移植过来的小说的形式。外国的小说形式（包括外国的戏剧形式），其介绍人物的程序，情节发展的步骤，都和中国小说戏剧向来所采取的“列传”式的体裁不同，而中国列传式的体裁倒是有它的真实的好处，收到它的亲切的效果，而且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我们就鲁迅的《药》说，对青年知识分子有极大的影响，对人民大众恐怕就疏远了，这里头有一个形式问题。在五四初期，外国形式一新读者的耳目，是起了文学革命的作用的，到今日则应该从历史上来对艺术形式问题作一番考查，这个消息，鲁迅到他后来就已经流露出来了。我们读《且介亭杂文》里《连环图画琐谈》这一段：

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譬如罢，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那么，作“连环图画”而没有阴影，我以为是可以的；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于表示做梦从人头上放出一道毫光来，也无所不可。观者懂得了内容之后，他就会自己删去帮助理解的记号。这也不能谓之失真，因为观者既经会得了内容，便是有了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

这所说的虽然是指着图画，其所涉及的问题实在是外国形式和民族形式的区别。鲁迅的感情不很是偏向在民族形式一方面么？就小说说，外国小说所叙出的人物、时间、和地点，是假设无形中有一个照相机在那里替读者拍照出来的，便是鲁迅说的“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否则就怕失真，怕读者问你，“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呢？”现在则说：“这是一张照相，连人物脸上的阴影也照出来了！”那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了。外国剧本上人物登场向来没有自道名姓的，——哪有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呢？小说里也无须乎要作者介绍人物的姓名，因为照相机不能在照片上面说话，那样便有不真实的嫌疑。其实从中国的民族形式说来，大可不必如此，反正我们是在这里说故事，只要故事说得真，人物的个性写得好，作者告诉读者“此人姓鲁，名达，如今唤作鲁智深……”有何嫌疑可避呢？这便是中国的“列传”体。中国的图画也是如此，在《水浒》卷头的鲁智深图像上面便写着“花和尚鲁智深”，所以鲁迅说“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在戏台上，鲁达登台，便大叫：“洒家关西鲁达的便是！”观众真是喜欢极了。我们要的是“艺术上的真”，不是“实物之真”。当然，外国的艺术也是要“艺术上的真”，不是“实物之真”。不过就艺术形式说，外国形式与中国民族形式确实是有照相与说故事之分。我们的老百姓是很有道理喜欢自己的形式的。鲁迅真真懂得这个原故，为人民喜闻乐见起见，他早已给我们作了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