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曰：“《史籀》十五篇。”古之遗书，战国以前未见称述。爰逮秦世，李、赵、胡母本之以作《苍颉》诸篇，刘向校书，始著于录。建武之世，亡其六篇。章帝时，王育为作解说。许慎纂《说文》，复据所存九篇，存其异文，所谓籀文者是也。其书亦谓之《史篇》，即《史籀篇》之略称。《说文》于皕、缶、女三部三引《史篇》，盖存其字，谓之籀文；举其书，谓之《史篇》，其实一也。《史篇》为字书之祖，故《苍颉》以下亦蒙其名。《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小学《史篇》者；《王莽传》，征天下《史篇》文字；《扬雄传》，《史篇》莫善于《苍颉》，作《训纂》、《扬子》、《法言》，或欲学《苍颉》、《史篇》。皆以《史篇》为字书之通名，犹汉时闾里书师呼《爰历》、《博学》二篇为《苍颉》，魏晋以后并呼扬雄、班固、贾鲂之书为《三苍》，六朝以后呼《字林》为《说文》也。然其名固有自《史籀篇》出。唐元度谓此篇废于晋世，而自许君以后，马、郑诸儒即不复征引，盖自《三苍》盛行，此书之微久矣。今就诸文所存遗字疏通证明之，而论其最要于篇首，览者详之。

一，史籀为人名之疑问也。自班《志》、许《序》以史籀为周宣王太史，其说盖出刘向父子，而班、许从之，二千年来无异论。余顾窃有疑者，《说文》云：“籀，读也。”（《方言》：“抽，读也。”）又云：“读，籀书也。”（《毛诗·鄘风》传云：读，抽也）古籀、读二字同音同义。又古者读书皆史事，《周礼·春官·大史职》，大祭祀，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大丧，遣之日读诔。《小史职》，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内史职》，凡命诸候及公、卿、大夫，则册命之（谓读册书）。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聘礼》，夕币，史读书展币。《士丧礼》，主人之史读赗，公史读遣。是古之书皆史读之。《逸周书·世俘解》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尝麦解，作荚许诺，乃北向繇书于两楹之间。（作荚即《书·洛诰》之作册，乃内史之异名也。）繇即籀字，《春秋左氏传》之卜繇，《说文解字》引作卜籀，知《左氏》古文繇本籀，《逸周书》之繇书亦当即籀书矣。

籀书为史之专职，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大史籀书”，以目下文。后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名其篇，（《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可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苍颉篇》首句虽不可考，然《流沙坠简》卷二第十八简上有汉人学书字中有“苍颉作”三字，疑是苍颉篇首句中语，故学书者书之。其全句当云“苍颉作书”，句法正仿“大史籀书”。《爱历》、《博学》、《凡将》诸篇当以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证也）大史籀书犹言大史读书，《太史公自序》言“石室金匮之书”，犹用此语。刘、班诸氏不审，乃以史籀为著此书之人，其官为大史，其生当宣王之世，是亦不足怪。李斯作《苍颉》，其时去汉甚近，学士大夫类能言之，然俗儒犹以为古帝之所作，以《苍颉篇》为苍颉所作，毋惑于以《史籀篇》为史籀所作矣。不知大史籀书乃周世之成语，以首句名篇，又古书之通例，而猥云有大史名籀者作此书。此可疑者一也。

一，《史籀篇》时代之疑问也。史籀之为人名可疑，则其时代亦愈可疑。《史篇》文字，就其见于许书者观之，固有与殷周间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至其文字出于《说文》者，才二百二十余，然班固谓《苍颉》、《爱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许慎谓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或之者、疑之；颇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数千，而《说文》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与篆文同者也。考战国时秦之文字，如传世秦大良造鞅铜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大良造鞅戟亦然。新郪虎符作于秦并天下以前，其符凡四十字，而同于篆文者三十六字。《诅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奓、字则同籀文。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然则《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胜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而不行于东方诸国，故齐鲁间文字，作法体势与之殊异；诸儒著书口说，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篇》独行于秦之一证。若谓其字颇或同于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处宗周故地，其文字自当多仍周旧，未可因此遽定为宗周之书，此可疑者二也。

其可得而断定者又有三事：一，籀文非书体之名，世莫不以古、籀、篆为三体，谓籀文变古文，篆文又变籀文，不知自其变者观之，则文字殆无往而不变，故有一卷之书面前后异文，一人之作而器盖殊字；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文字之形与势皆以渐变。凡既有文字之国，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者。许君谓《史籀》大篆与古文或异，则固有不异者；且所谓异者，亦由后人观之，在作书时亦只用当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无所谓创作及增省也。罗叔言参事《殷商贞卜文字考》，谓《史籀》一篇亦犹《苍颉》、《爱历》、《凡将》、《急就》等篇，取当世用字，编纂章句，以便诵习。其识卓矣。此可断定者一也。

一，《史篇》字数，张怀瓘谓籀文凡九千字，《说文》字数与此适合，先民谓即取此而释之。近世孙氏星衍序所刊《说文解字》，犹用其说，此盖误读《说文》叙也。《说文叙》引汉尉律讽籀书九千字，讽籀即讽读，《汉书·艺文志》所引无籀字可证。且《苍颉》二篇仅二千五百字，加以扬雄训纂，亦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应《史籀篇》反有九千字，此可断定者二也。

至《史篇》文体，段氏玉裁据《说文》所引三事，（奭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丑。匋下云：《史篇》读与缶同。姚下云：《史篇》以为姚易也）以为亦有说解，又疑即王育解说中语。然据此三事，不能定其即有说解，凡此三者，亦得由其文义知之。苟篇中有周旦召丑语，便可知丑为召公之名；苟假匋为缶，便可知匋字之读苟；姚易二字连言，便可知其以姚为姚易字，不为女姓矣，若以此三事为王育说《史篇》语，则《说文》引《苍颉训纂》、《苍颉故》等书，但称扬雄说杜林说，不称《苍颉》，则其引史篇解说语，亦当如为秃无诸字下经称王育说，不得云《史篇》，故《史篇》文体，决非如《尔雅》、《说文》，而当如秦之《苍颉篇》。《苍颉篇》，据许氏《说文序》、郭氏《尔雅注》所引，皆四字为句；又据近日敦煌所出残简，不知四字为句，二句一韵。《苍颉》文字既取诸《史篇》，文体亦当仿之，又观于其墙二文，知篇中之有复字，雱姚诸字，知用字之多假借，皆与《苍颉篇》同，此可断定者三也。此二疑三断，关于全书之宏旨，故书以弁其首，也有达者，董而教之。若文字之变化正误，则散见于各条下，兹不赘云。

丙辰二月